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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包庇日本天皇战争罪责   

2017-09-05 19:35: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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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包庇日本天皇战争罪责
——战后东亚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续十三)
梁中堂

17.诟病战后美国主导的对日事务(续二,麦克阿瑟把包庇天皇当作执政第一要务)

如果把上一节当作分析战后美国日本事务如何排斥苏联和英国等同盟国家而独占日本,从而形成垄断日本事务的战后局面的话,那么,本节则要回答美国对日事务所体现的占领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因为美国占领是以“执行投降条款”的名义进行的,由于占领期间美国政府首先在惩治战争罪犯这一首要的和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转换了立场,那就完全翻转了战争期间以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同盟国家与日本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也就决定了所谓的盟军最高统帅部与美国政府在占领后如何执行投降条款了。

读者一定会记住笔者曾经反复提及的,日军从珍珠港事件开始的与美军的历次重大战役中,经常采用自杀式的作战方式。当美国人多次领教了日本皇军的不怕死精神和顽强战斗力以后,不是以更为积极的态度直面太平洋战争的残酷性,而是对继续打下去产生了恐惧,寻求如何可以不与日军面对面地发生战斗,如何可以不经过决战而结束战争。特别是冲绳战役,美国对日军的恐惧简直已经成为政府和军事领袖的软肋。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政府要把原子弹用于日本的实战,而且尽可能不刺激日本天皇及其政府而避免日军作绝望的抵抗。所以,“在必须用武力征服日本以前,使日本投降”,就成了美国政府中上自总统下至国务院和军事当局在内的一大批官员、军事领袖和前线指挥官,以及日本事务专家们的共识。

因为我们并不是在追究责任,而是总结历史经验,寻找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真实线索,所以,我觉着有必要指出美国当局的这一认识,也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的考量,也许是每个民族国家的政府都会认真思考的问题。1945717日,美、英、苏3国首脑的波茨坦会议上,美国传来原子弹爆炸实验成功的消息。第二天,美国总统与丘吉尔会谈。丘吉尔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到: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打算用可怕的空中轰炸和大量军队的进攻来攻击日本本土。我们所想到的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拼命抵抗,到死方休。不仅在对阵作战是如此,而且在每一个洞穴,每一条壕沟里也都是如此。我心中有着冲绳岛的景象,那边有好几千日本人不愿投降,等他们的领袖庄严地实行切腹礼以后,就排成一队,用手榴弹毁灭自己。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消灭日本人的抵抗,一寸土一寸土地征服那个国家,很可能需要丧失一百万美国人和五十万英国人的生命——如果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人运到那边,损失还要大……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六卷,南方出版社,2003年,第553页)

所以,丘吉尔这时也流露出“除了为了世界和平和未来的安全,以及惩罚罪恶阴谋的行为所必须的事情以外,不一定要严格地坚持‘无条件投降’”。(同上,第556页)我引用这段资料,一方面是要说处在当时的具体战争背景条件下,除非有如日本这一类极为反动与落后的国家政府不顾及人民的伤亡,而作为现代国家的领导人都会顾虑与日本作战的死亡成本。另一个目的是要纠正一个说法,譬如参加汤因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写作的美国历史学家则把美国政府改变“无条件投降”原则的根源归结到丘吉尔以上态度的变化。(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8卷,第407页)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

如果从杜鲁门回忆录来看,美国政府对“无条件投降”这一政策与立场的转变,早在冲绳战役的后期就开始了,从时间上来说,大约5月下旬以后。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两件事,一个是以马歇尔为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出攻占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一作战计划,美军将从1945年秋季开始发动攻占日本本土的战役,1946年秋季结束。为了减轻日本的抵抗,马歇尔希望苏联军队在美军发起攻击的时候,能够从远东向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动进攻,以牵制海外的兵力使其无法增援日本本土。美国军事当局虽然制定了这个计划,但根据当时的战场形势,一方面,由于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太平洋与靠近亚洲大陆的东海岸,使得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封闭的海岛。另一方面,连续几个月的空中轰炸,日本东京和其他工业城市基本上都成为废墟,大批的城市人口都疏散到乡下。日本本土已经没有生产能力了。所以,美国政府又认为日本投降,仅只是时间问题。争取实施攻占日本本土计划以前促使日本投降,是美国总统和军事当局十分热烈而向往的目标。

还有一件事。5月下旬,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向杜鲁门建议发出一个宣言之类的公告以督促日本投降。格鲁曾经于战前1932年至1942年担任美国驻日大使,属于日本专家。格鲁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要美国向日本承诺保留日本天皇为国家元首。杜鲁门竟然回答格鲁说:“我自己也曾考虑过这件事,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真知灼见。”杜鲁门指令格鲁起草这份宣言,并按照通常程序经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和审议。618日,格鲁向总统汇报,军事领袖已经通过了该文件。(《杜鲁门回忆录》上册,第380页)这份文件就是《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杜鲁门认为,借助波茨坦会议的强大影响力适时发表要更具有威力。所以,与其说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听了丘吉尔的意见后才“寻求英国和中国的赞同”,“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而不如说杜鲁门早有预谋,早有准备。

不过,根据战后所发现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不触动天皇,是美国政府和高级将领更早所制订的战时方针政策与战略安排。之所以如此,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在战场上获得的经验。日本士兵都对天皇具有宗教般的信仰与敬畏,忠诚与忠实。他们认为,如果天皇受到了亵渎或伤害,日本人会为之付出生命代价予以捍卫。所以,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前线的宣传专家就十分注意避免攻击天皇而激怒敌人。冲绳战役以后,当海军可以对东京实施轰炸时,飞行员都谨慎操作,切记轰炸目标要远离皇宫,保证与天皇有联系的地域和建筑不受到炸弹的袭击。更有甚者,美国政府这样做还不止是出于战争的考虑,而是还有更为长远的策略。1944728日,美国战略作战局(O.S.S.)在一份内部报告中的说:“除掉现任天皇的意愿值得怀疑。天皇更倾向于稳健派,将来可能会产生有用的影响。”19458月,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盟国最高统帅后即对他的副官说:“我绝不想在日本人民心目中贬低天皇,因为通过他,有可能维持完全的统治秩序。”麦克阿瑟进驻东京以后,9月17日,麦克阿瑟的最高统帅部迁往东京。27日,天皇屈驾拜见麦克阿瑟。麦帅不无殷勤奉迎地对天皇说:“占领的平稳进行,实有赖于天皇的领导能力”。(《拥抱战败》,第256261269页)

如果我们按照这一历史线索所获得的启示,再返回头来阅读当年的历史,《波茨坦公告》就不是但年战争中同盟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义正言辞的警告,而是为劝说其投降给日本天皇传递的信息。择其要点:

(十一)日本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须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可准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撤退。

我们知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禁运,相当于现在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的“制裁”,日本战前不仅得不到正常贸易途径的石油、铁矿等战略物资与重要工业原料,就连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废旧钢铁也不允许。《波茨坦公告》则提出,当日本履行战败国责任以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可准许”即承诺和平的日本将被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视同仁,参加正在讨论酝酿的关贸协定即世界自由贸易。第十二条则是直接向天皇喊话,意即同盟国家既不会强行决定日本体制,也不准备长期占领日本。虽然说《波茨坦公告》的基本精神都是与《大西洋宪章》基本意志,甚至可说是一脉相承。例如大西洋宣言第三项即有“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但在这里再次提出却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那个文献是向世界宣示,是不是包括交战并被打败的国家,是不明确的。现在明确告诉日本天皇,同盟国并不强行改变日本天皇制度,也不决定战败的日本国家政府体制,它同样应该由日本的人民意志来决定。约瑟夫·格鲁战前任美国驻日大使期间,结交了一大批朋友。1944年,格鲁浓缩日记与工作记录,公开出版《使日十年》,其中就说日本有一批亲西方的愿意与西方国家友好交往的人士,譬如铃木内阁中担任外相的东乡茂德和日本宣布投降后新内阁的外相重光葵,以及战后曾经5次组阁深得麦克阿瑟器重与赏识的吉田茂,等等。据吉田茂后来说,1941年11月底至12月初,日本政府对美宣战的前夕,驻日大使格鲁仍在东京斡旋,使尽招数防止战争的发生。格鲁曾委托吉田茂联系外相东乡大臣,因为日本开战的决心已定,企图会谈的动议终未实现。日美交战后,格鲁被日本政府软禁在美国大使馆里,受日本军方排斥而在家处闲的吉田茂“遇机便送些食品给他”。(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一卷,第22-23、30页)说明格鲁在日本还是有一批知己和知音。果然,日本天皇及其日本政府中的主和派官僚,读懂了由格鲁起草的《波茨坦公告》。

所以,当美国在广岛和长崎释放两颗原子弹,以及苏联向日本宣战并出兵围剿关东军以后,194589日上午,日本政府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就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进行讨论。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次郎和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等3人,坚决主张在维持国体即保留天皇体制、战犯由日本自己处理、不占领日本本土的条件下接受“公告”。外相东乡茂德则认为目前情况下只可以提出保证国体一个条件。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和海军大臣,则符合东乡大臣的提案。枢密院议长持骑墙态度。所以,两种方案争持不下。下午,铃木首相要求会议就东乡大臣的原案即“日本政府根据这样的理解——在上月二十六日三国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件中不包括改变日本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的要求而接受这个公告”议题讨论。虽经7小时的争议,仍然无法统一。无奈,铃木首相请天皇出面召开御前会议。这才有日本天皇至810日凌晨一番话,即相当著名的“圣断”:日本需要“忍所难忍”,批准了“外相的方案”。(《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御前会议记录》,《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8、539、544页)日本的御前会议的实质,是由政府中的“亲美派”联手天皇而击败了以陆军大臣为代表的抗战派所提出的坚守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亲美派之所以能够与天皇产生一致的认识,并得到天皇的支持,根本原因在于共同读懂了《波茨坦公告》所预设的保留天皇制度的条件。

但是,《波茨坦公告》毕竟没有明确答应保留天皇。所以,为保证日本政府对美国发出的信息领会无误,1945810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家向同盟国转达照会,提出一项谅解,即在“并不包含任何有损于(天皇)陛下作为至高统治者之特权的要求”“能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杜鲁门总统尚未拿到瑞士公使馆转递的照会,而仅只是通过美国政府的无线电监听员收到的东京无线电台的消息,就迫不及待地召集内阁成员国务卿贝尔纳斯、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福莱斯特,以及总统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逐一听取他们的意见。除了国务卿贝尔纳斯提出“在目前的环境下,提出条件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日本”以外,史汀生表示“保持天皇对我们有利”,李海上将认为“即使单单为了利用天皇来实现投降这一个理由,我们也应该接受日本的建议”,海军部长则提议“在我们的答复中表示愿意接受日本投降,但同时用能彻底实现波茨坦公告的意图和目的的方式来确定投降条件”,其实就是先委婉地表示接受保留天皇的条件。(《杜鲁门回忆录》上册,第394页)11日,美国政府以国务卿的名义婉转地答复了日本政府。可以说,从这时开始,美国政府与日本天皇及其政府实现了对接。这是对双方有利的一个买卖。如果用现在的话说,美国同意保留天皇体制的前提下的日本停战,是美国与日本政府实现的双赢。不过,6年后,杜鲁门总统才说出了这句话。旧金山和会的开幕式上,杜鲁门当着与会的各同盟国家和日本政府的代表说:“在我们之间,既无胜者,也无败者”。(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17页)美日两国政府达成交易,是双赢,所以,彼此彼此,可说“既无胜者,也无败者”,而其他同盟国家付出了牺牲,在处理战败国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权利,无所收获,其实就是失败者。

这样的结局当然有利于美国。美国要实现独自占领日本的目的,当时却又不具备独家占领的条件。因为如果像盟国在欧洲占领德国和意大利那样,不仅要长期驻扎有强大的武装部队以对被打败民族保持长久的威慑,而且要组织起一整套从中央到基层,由东京延伸到全国各地所有人群的地方的有效统治,包括负责被管制民族的生产与生活,那么,美国不仅要派出大量的行政管理和各个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还需要有丰厚的财政及其它各种经济能力的支持,——由于战争已经结束,再将国民送到日本实现占领已经不是战时动员令那么简单可行了,这需要较为优厚的劳动报酬和待遇。占领者的费用无论由日本还是美国负担(麦克阿瑟的占领均是由日本政府供养的),问题都一样的困难。因为日本已经破败,经济凋敝,再过于沉重的负担势必担负不起。——美国人特别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它既要实现单独占领,又不愿意增加负担,所以特别设计了通过天皇及其政府实现管制与统治。关于这一点,美国政府在麦克阿瑟还未进驻日本前给其下达的指令中就说:

鉴于日本社会当前的性质以及美国希望使用最低限度的军队和资源来达到其目标,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构及其代理机构行使其权力,但以能圆满地推进美国的目标为度。允许日本政府在最高统帅的指示下,对国内行政事务行使政府的正常权力。但是这一政策应服从最高统帅的权利和职责,最高统帅可以要求改组政府机构或撤换其人员,而如果天皇或日本其他当政者未能完满地适应最高统帅在贯彻投降条款方面的要求时,最高统帅得直接采取行动。而且,这一政策并不使最高统帅承担义务去支持天皇或日本政府任何其他当政者反对那些旨在实现美国目标的改革。我们的政策是要利用日本现存的政府形式,而不是支持它。(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8卷,第656页)

“使用最低限度的军队和资源”达到目的,说白了,即是没有单独占领的条件却要实行单独占领,这是理解战后美国对日事务奥秘的钥匙。美国政府的这一“既定政策”,赋予了日本天皇的特有价值。特别是美军登陆日本本土和占领异常的顺利而平静,极大超出了美国政府和军事领袖的预料,则更彰显了天皇的作用,以至向来以骄横著称的麦克阿瑟都不由自主地当面奉迎天皇的“领导能力”。所以,从占领那一天开始,历史就翻转了美国政府与日本天皇及其政府之间的战时敌对关系,现在,天皇裕仁及其日本政府已经不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犯,而是麦克阿瑟占领军的下属和美国政府的工具。

但是,美国占领日本毕竟是在“执行投降条款”的名义下进行的,所以,同盟国家和美国民众无疑都要求美国在占领后的第一个和首要的举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天皇手里。日本天皇发动战争,负有战争责任,这是那些主张保留天皇制度,甚至是忠实于天皇的子民们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建议杜鲁门总统保留天皇制度并起草《波茨坦公告》的美国前驻日大使格鲁就表示过,天皇至少在签署宣战诏书上是有责任的。麦克阿瑟的日本战略顾问兼战时心理行动委员会专家,战后担任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军事秘书的邦纳·费勒斯,是美国政府和军方中最早提出利用天皇的人,但他在一次谈话中也不得不说:“作为天皇和公认的领袖,裕仁不可能逃避战争罪行。他是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而且必须被看作是太平洋战争的挑起者。”由于日本还不具有主权,两国因为战争状态也未结束而尚未恢复外交关系,美国国务院派驻东京的代表乔治·艾切森在一次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说:“天皇是个战争罪犯,”而且,“如果日本想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废除天皇”。但是,艾切森又认为,必须利用天皇,因为在美军占领下,只有维持天皇制度、免除裕仁的战争责任,才能避免混乱。

就连皇宫与皇室中那些忠实的近臣,也有不少人认为天皇富有战争责任。近卫文麿是天皇裕仁最为重要的膀臂。该家族从明治维新时代起,就是日本政治体制的支柱之一,享有世袭的贵族特权。近卫文麿1933年即任贵族院议长,1937年、1941年曾两度组阁担任总理大臣。在1945年投降前的铃木内阁中,近卫公爵担任副总理大臣,属于公认的实权派。194510月下旬,近卫公爵对外界说,天皇在未能回避与美国的战争以及未能尽早结束战争方面,都负有重大责任。东久迩宫是裕仁太后的叔叔,天皇裕仁是他的侄女婿。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东久奉天皇之命重新组阁任总理大臣。9月中旬,东久首相在天皇知情的情况下召开内阁会议,秘密讨论天皇退位的事宜。许多大臣都认为,天皇对国家、战死者和战争遗属都负有战败的道义上的责任。东久首相甚至还亲自劝说天皇退位。他曾提出过天皇退位的三个适当时机,一个是在战败投降之际,一个是实行新宪的时候,另一个是在日本恢复主权的时候。就连裕仁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也曾间接督促天皇退位。(《拥抱战败》,第25525729298页)

其实,天皇裕仁本人也产生过要承担战争责任,准备退位的想法。829日,当异族军队和平占领日本本土的时候,他就对内大臣木户幸一谈到了退位问题,认为可以将此作为免除他的忠诚大臣和陆海军将领的战争责任的方法。19461月,他甚至还研究了历代天皇的先例。皇宫顾问寻找出日本的历史上,887-897年,曾经有位宇多天皇,在位10年,31岁时退位,以及英国国王退位有关礼节和程序。天皇年轻时一度喜好海洋生物学,所以他还有过退位后重拾海洋生物学研究的打算。

至于民间,主张天皇承担责任的人更多。但是,美军占领以后,日本天皇及其政府已经隶属于占领当局,所以,出于占领统治的需要,即使天皇自己希望退位(天皇可不希望退位),占领当局也不允许他退位了。

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和其他同盟国家呼吁惩治日本天皇战争罪行的呼声甚高。且不说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和与日本具有世代仇恨的苏联,即使在美国,舆论也十分强烈。根据停战前夕的一次民意调查,70%的美国人要求绞死天皇。9月上旬,美军大规模登陆日本本土,18日,美国参议院也强烈谴责和要求惩办天皇。1016日,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下达指令,要求调查天皇的战争罪行。

但是,麦克阿瑟从一开始就制订有严密的计划,对天皇予以保护。早在1945101日,麦克阿瑟就通过费勒斯布置有关人员研究如何可以使天皇不被追究战争责任。由于天皇于1941128日签署的向英美等国宣战的诏书揭开了太平洋战争,所以,围绕天皇的这一行为的辩护,就成了天皇可以免于起诉或者无罪的关键性问题。该研究认为,应该收集战争爆发前围绕天皇的诏书而针对天皇展开的欺骗、威胁甚至强迫的事实。也就是说,应该把天皇打扮成是在受到欺骗、威胁或强迫的情况下签署宣战诏书的。该研究还向麦克阿瑟建议说,如果这些事实足以成立,但仍然无法打消人们要求惩办天皇的社会舆论的话,就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避免将天皇作为战争罪犯提起起诉。所以,最高统帅部即刻起就从这两个方面积极开展工作。

194510月下旬,费勒斯不顾身份的顾忌,直接通过他的一位私交甚密的日本海军中将向皇宫传话,天皇对于偷袭珍珠港的责任,对于美国来说仍然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问题,应该拿出对天皇“全面辩护”的好办法,帮助麦克阿瑟对付美国和其他同盟国家的舆论压力。19463月,费勒斯通过原海军大将、内阁总理、天皇的心腹大臣米内光政向皇室通报,需要对日益迫近的战犯审判的证词进行敲定,以确保天皇无虞。费勒斯说:“如果日本方面可以向我们证明天皇完全无辜,则最合适不过。我想即将到来的审判,为此提供了最佳时机。尤其是要使东条英机在审判时承担一切责任。换句话说,我要让你们使东条英机说下面的话:‘在开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我已下决心力争开仗,即使陛下反对向美国宣战。’”按照费勒斯的要求,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被告,都被要求独立宣誓在法庭上的证词不牵连而是誓死捍卫天皇。

另一方面,盟军最高统帅部下设国际检察局负责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但是,该机构却充分发挥作用以保护天皇不受起诉。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公开告诉各国委任的检察官,不得提出起诉天皇的请求,否则,就“立马走人”。此外,国际监察局还积极主动地充当了天皇的“监护人”角色,替天皇剔除意外出现的不利因素。19471231日,东条英机在法庭上答辩时,发生意外,陈述说天皇具有“最终决定权”。这有天皇负有责任的含义。所以,美国主导的监察局立即做出安排,秘密指导东条撤回证言。近卫公爵曾批判天皇战争责任,美国方面反映恐惧,一位美国将军多次会晤了他,向其施加压力。

如果说前面所述都是最高统帅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故意作弊的话,还有麦克阿瑟亲自作弊的事情。1945101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麦克阿瑟安排调查天皇的战争罪行,麦克阿瑟根本就没有启动调查程序,但在1946125日给参谋部的回电却说,“调查已经实施”,未发现过去10年期间,天皇裕仁与日本政治决策有关联的证据。麦克阿瑟还把天皇说成是日本国民的象征,一旦天皇被起诉,日本将陷入极大动乱和分裂,且将数百年都难以稳定。麦克阿瑟还说,如果起诉天皇,他将要求美国再增派100万军队和几十万的文职管理人员。事实上,天皇为应付国际军事法庭的开庭审判,还有所准备地录制了一份备忘录。但是,麦克阿瑟的出色的维护与保护,追究战争责任的工作根本都没有打扰过天皇。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公开宣布免除了天皇的战争责任。(《拥抱战败》第270271302300301页)

因为占领的需要,美国政府甚至逆日本民主化进程,反对并压制天皇退位的主张。美军占领初期、国际检察局宣布战争嫌疑犯名单、远东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以及修宪和宪法实施前后,社会都不时盛传日本天皇即将退位。有的时候,甚至传说裕仁本人内心甚为矛盾和痛苦。19487月,已经退休的费勒斯给负责天皇与最高统帅部之间联络的宫内大臣寺琦(寺琦的夫人为费勒斯的堂妹)写信说,美国新闻频繁言及天皇退位,如果属实,那将是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对于麦克阿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占领当局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天皇个人的威信和领导能力。更为可怕的是,天皇的退位,有可能暴露精心呵护的天皇无罪的整个秘密。10月末,前首相芦田均告诉美国驻东京代表威廉·西博尔德,天皇确实在考虑退位。西博尔德立即要求麦克阿瑟关注这一事件。同时,他向华盛顿报告说,麦克阿瑟担心,在日益迫近的军事法庭判决的压力之下,裕仁不仅考虑退位,甚至会自杀。他和麦克阿瑟一致认为,无论如何,退位“将直接有利于日本的共产主义并导致暴乱”。麦克阿瑟还声明,他一旦见到天皇,“将告诉天皇任何退位的想法不仅荒唐可笑,还会导致对日本国民的严重伤害”。西博尔德还向寺琦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并声明说这既是“华盛顿的立场”,也是最高司令官的见解。1112日,天皇在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中,要麦克阿瑟安心。他告诉最高司令官,他已经重新决定,打算与国民一道,为日本的国家重建与推进世界和平而努力。

好了,以上情况足以说明,当美国确立了单独占领的方针政策以后,也就开始改变了战争以来所形成的与同盟国家一致的立场,不惜认敌为友,甚至堕落到弄虚作假为天皇开脱罪责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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