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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日事务中的国际法诸问题  

2017-09-29 21:51: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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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日事务中的国际法诸问题

——战后东亚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续十五)

梁中堂

19.诟病战后美国主导的对日事务(续四,美国对日事务中的国际法诸问题)

美国人给人的印象循规蹈矩,无论内政还是外交,要么沿袭惯例,要么援引法律,一副遵规守法的样子。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美国战后主导的对日事务,其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有违于现代国际法和国家法的。从本节开始,我们分3个部分从国际法或者国内法方面对战后美国对日事务予以分析,其中本节的起始时间是从1945726日《波茨坦公告》到195198日签署《旧金山和约》。因为这一时期的对日事务,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或结束阶段中的法律问题。所以,严格来说,它应属于战争法。但是,一方面,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发生的问题常常超出了战争的范围,并不是终结战争的内容可以涵盖。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所说的战争法即有关对日战争的法律,而对日战争是以美、英、中、苏等许多同盟国家与其之间的世界战争,它本属于国际法。所以,我们本小节的题目就用了国际法来概括。这样做可能较为宽泛,但要妥帖一些。总之读者需要知道是,它们都属于美国政府在终结太平洋战争有关事务时所牵涉的法律问题。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当然也是为了叙述相关历史问题时的清晰与简洁,我又将这一时期分解为终战、占领与议和3个阶段或3个问题。

国际法是有关现代主权国家及一切具有国际人格实体之间的关系规范或法律体系。它是现代文明世界的法律,是由国际公约或协定、国际习惯和文明国家共同成人的法律原则构成的。国际法派生于国内法,源于罗马法,且在欧洲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人类四大文明古国都曾有古老的法律,但似乎惟有与这些古老文明没有直接渊源的古罗马的法律才发展出现代国家法与国际法。恩格斯指出,罗马法之所以能够成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就在于“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做的无比明确的规定”。(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48页)恩格斯的评论一语中的,现代国际法的本质还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关系。我们说国际法是一个体系,可并不承认它已经完善与完美。不是这样。国际法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法那样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事实上,在过去的600年的世界历史里,国际法仅只是经过了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张与扩展的历史阶段。所以,自前的国际法基本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行总结的国际法规,即使不说后一种历史中还包括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包括了发达国家对落后民族的侵犯与伤害,那也仅只是大约占到全人类10%的人民的实践活动。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亚非旧大陆落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一大批民族国家有如雨后春笋,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构建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正在为国际法贡献新的篇章。就这个意义来说,已存在的国际法仅只是国际法的序言或序幕,远不能说它已经完备与完善。

对于现存的国际法,有人主张5原则,有人主张7原则。其实,我看就是充分体现商品生产与资本精神的3原则,即主权、承认、同意的原则,而其他的各项都是由这3个基本原则规定的、派生的。国家主权是指各个民族国家自行决定其事务,对国家共同体所属的一切有关人和事的独立的管辖权,共处的一切主权国家一律平等。承认是指法律上或事实上(这点很重要)承认一个实体作为国际法主体而存在,承认主权国家的管辖权。我之所以说“事实上”的承认很重要,是由于国际关系中有不少的情况都可能是虽然未经法律程序,但事实上却是承认与默认的,是以事实上的承认为前提、为基础的。同意是承诺与承担相关的合同、协议,也即承担自己同意缔结的国际协定的权利和义务。国际法的其他各项原则譬如信实、自卫、国际责任等等,不外乎都是在这3项基本原则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系列法律规则或规范。

检视美国政府从发表《波茨坦公告》到“密苏里号”战舰上的投降仪式,期间一系列对日事务,包括隔空喊话要求日本无条件放下武器向盟国投降、加大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力度甚至相继投放两颗原子弹以加大对日本的威慑力度、改变罗斯福总统无条件投降原则而与日本政府达成默认天皇权威条件下的投降与停战,以及制订投降仪式和产生《日本投降书》等等与日本政府之间的诸多的互动,其中不乏错误与不当之处,譬如投放原子弹,70多年来就颇受人们的非议。世界大战是相关国家之间的一种政治行为。战争法虽然承认交战国各自都有权使用一切军事力量来打败对方,但又出于文明与人道主义的准则而不主张过分的暴力,禁止使用十分残酷和残忍的武器,特别要求战争中要区分敌对的武装力量与非武装的平民,款待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士兵,等等。事实上,在最后阶段的对日作战中,马歇尔就曾考虑过使用日内瓦公约明确予以禁止的毒气。这种毒气会致使人的多方面的身体机能丧失功能。只是由于英国人的反对,美国才放弃了。英国人反对的理由,是害怕德国人效仿美国而在欧洲战场上把同样的毒气用在英国的士兵身上。(《马歇尔传》,第615页)原子弹已经不适合采用一般意义的杀伤力评价体系了,其大面积的严重的毁灭性与巨大的破坏力,以及辐射所形成的核污染长期的遗留,美国政府当然知道战场上使用原子弹是有违于国际法和战争法的。但是,由于史无前例,美国政府为求得不经过决战而赢得日本,不惜使用如此残忍的办法。需要向读者指出的是,也就是在向日本实施原子弹轰炸以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就相继在国会和记者招待会呼吁原子能的管制问题。11月10日,杜鲁门还邀请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一起会谈,联合倡议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直至把原子能用于破坏性目的”,提出国际原子能管制计划。(《杜鲁门回忆录》,上册,第521、538、533页)说明即使从自然道德出发,美国政府早在制造原子弹以前,就十分清楚地知道它有违于国际法。但是,它既然敢于在日本投放原子弹,就在于当国际社会还没有明确制订出一个有关禁止核武器的公约以前,有意识地打出一个“擦边球”。美国政府的这一行为虽然避免了国际法的制裁,却被钉在耻辱柱上,永远地接受历史道德的审判。除此以外,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进一步推动美苏雅尔塔协定,出卖中国利益,侵犯盟国主权,其实是比原子弹更显著地违背了国际法,我将另辟章节予以特别介绍。

虽然同盟国家在战争中都与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包括726日隔空喊话的《波茨坦公告》,811日、14日美国政府两次通过瑞士与日本政府互发的照会,其实都隐含着一个前提,即事实上承认日本是一个主权国家,天皇及其政府对其国家具有合法有效的管辖权。而日本政府在814日给美、英、苏、中四国的照会中“天皇陛下已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发出诏书”,并按照盟国要求“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他的政府和帝国大本营签署为执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所必须的条款”,是日本政府承诺和同意《波茨坦公告》的文书。815日,杜鲁门总统向全世界宣告:“我在今天下午接到了日本政府对国务卿811日所发出的照会的答复,我认为这个答复完全接受了规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杜鲁门回忆录》上册,第404页)则是美国代表同盟国家同意接受日本政府的投降和停战的照会声明。这在国际法上当属于交战双方达成结束战争的承诺、承认与同意。从此时开始,《波茨坦公告》在国际法上就具有了协定或协议的性质,接着就是执行的问题了。

行笔至此,有必要对与这一历史相关的几个概念譬如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以及标志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具体时间和标志,再做一些考究。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一般人的认识混乱,就连一些所谓做这方面研究的大学教授们也有意无意混淆视听。当然,如果追根究底,从日本声明投降的那一时刻器,就有人混淆其正式投降与自后所举行的投降仪式的确切含义。虽说杜鲁门属于律师出身,但因缺少创造性,历史紧要关头常常“犯晕”。1945年8月14日,就是在杜鲁门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已经接受盟国投降条件的招待会上也说:“战胜日本的胜利日要等到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时宣布……”(《杜鲁门回忆录》上册,第404页)似乎日本政府送达的照会不算数,日本还没有投降,只有等待投降仪式上签字了才算正式向盟国投降。这是忠厚老实人跟不上急速转变的历史。

但是,有许多人是故意混淆视听。19938月,细川护熙联合几个政党击败自民党组阁。10日,细川首相在其第一次新闻招待会上,一反历届自民党政府的立场,就日本对东亚各国人民的战争性质发表讲话说:“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第二天,自民党议员就向细川首相提出抗议。自民党与靖国神社相关的3个协会还成立了“历史研究会”,特别组织了几十场主要面向自民党议员的有关那场战争的讲演会。其中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江藤淳在其所作的有关日本投降的报告会上说,1945814日日本通过瑞士向同盟国家发出的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仅仅是表明了日本方面接受这一联合宣言的国家意识,这时,战争并没有结束”。92日“密苏里号”战舰上的投降仪式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以后,“波茨坦宣言的内容才开始成为国际协定。即在以和中国为首的盟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具有相互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正式成立了”。(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38141页)按照这位教授的话,日本和同盟国家的战争,以及《波茨坦公告》具有国际协定的性质,不是1945年8月14日政府之间的照会和杜鲁门总统的声明,而是9月2日“密苏里号”战舰上麦克阿瑟和日本政府代表在《日本投降书》上的签名。在此以前,“战争并没有结束”,战火还在蔓延。

那么,让我们来看历史事实。

1945814日,御前会议上,天皇裕仁“圣断”,同意外相提出的接受《波茨坦公告》方案。天皇还说:“赶快发出诏书,把这个意思传达下去。”“我亲自广播也行。”(《日皇裕仁在皇宫防空室中御前会议上的讲话》,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49页)

同一天,日本天皇对日本国民发布了《停战诏书》,并于当晚在皇宫录制。815日对外播放,世称“玉音放送”。由于东京与纽约时差约14个小时,815日的《纽约日报》已经刊载了天皇的诏书。(《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549页;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8卷,第649页脚注①)

同一天,日本政府通过瑞士政府向同盟国家转交的照会说:“㈠天皇已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发出诏书。㈡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他的政府和帝国大本营签署为执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所必须的条款。天皇陛下还准备命令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和所有在他们管辖之下的各地部队停止作战行动。交出武器,并发出盟军最高统帅为执行上述条件所必需的其他命令。”(《杜鲁门回忆录》上册,第403页)

同一天,在接到日本政府同意波茨坦公告的照会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全世界发布声明说:“我认为这个答复完全接受了规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国最高统帅。英、俄、中三国将派高级将领参加。同时,盟国已下令盟国武装部队停止进攻。”(《杜鲁门回忆录》上册,第404页)这就是说,美国和其他盟国政府已经根据日本政府的照会精神,命令本国武装部队停止敌对行动,停火、停战了。根据杜鲁门的回忆,也许召开记者发布会以前,他就批准并要求美国联合参谋部把日本投降的消息传达给各个战区,命令各战场停止向日本进攻。通知说:“我们把总统的下述命令传达给你们,以便你们采取必要的行动。日本政府已于814日接受了盟国的投降条件,兹特命令在不危及你区盟军安全的条件下,停止对日本陆海军部队进攻。”

与此同时,马歇尔在单独发给麦克阿瑟的一封电报里说:“现在正式通知你,日本已经投降。你被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在收到这份电报时即生效。”原来,早在一天之前,即813日,美国总统即已经批准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在那份电报里,总统还说:“㈡你须要求发布一项经天皇签字的授权其代表签署投降书的公告。这个须经签字的公告,基本上应按照附寄给你的格式拟定。你须采取必要的步骤,命令并且接受经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正式授权的代表所签署的投降书。投降书的原文附下。你须代表有关四国政府和其他与日本作战的联合国家接受日本投降。”总统还说:“㈣在接受日本武装部队总投降以后,你须要求日本帝国大本营发出命令,通知各地日本司令官投降的手续和执行投降的其他细节。关于日本海外部队向盟国有关各司令官的投降,你须和日本帝国大本营采取一切必要的相应措施。”(《杜鲁门回忆录》上册,第404407-408页)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过瑞士临时代办转日本政府的照会说:“你(日本政府——引者注)必须按照下列步骤行动:㈠命令日本部队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将停止敌对行动的生效日期和重点报告盟军最高统帅部。㈡立即派使者到盟军最高统帅部,报告有关日本部队和司令官的部署情况,并授予他们全权……接受正式投降。”(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8册,第648页)这是命令日本政府执行投降条款了。

815日,麦克阿瑟致信美国总统:“我对你如此慷慨地给予我的信任深为感谢……”表明麦克阿瑟已经就任盟军最高统帅。(布莱尔:《麦克阿瑟》,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第271页)应改如何评价“密苏里号”的投降仪式,应从麦克阿瑟在日本投降过程中的作用来说明。麦克阿瑟在后来说:“开始谈判投降时,我并未参与其事,但在日本政府同意条件后,这一任务便由我去完成了。”关于“密苏里号”战舰的受降仪式,麦克阿瑟继续说:“我没有接到关于要说什么或要做什么的指示。我就自行其是……”(《麦克阿瑟回忆录》,第160163页)可见,麦克阿瑟并没有参与国家层面的接受日本投降的活动,也就不可能由他在“密苏里号”投降仪式上签署代表国家主权的最高级别的国际协定。

815日,美国政府向各同盟国家发出关于扣押日本全部驻外机构的财产及文件的最后通牒。(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同一天,铃木首相自己就将自己定位为“停战内阁”,所以,该日在将815日定为今后日本“追悼阵亡者、祈祷和平日”之后,旋即解散内阁。

同一天,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向南京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下达第一号电令,命令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派遣代表到玉山与中国代表何应钦接洽投降事宜。

816日,杜鲁门总统宣告819日为“祈祷日”。总统在宣告书说:“日本军阀和日本的武装部队投降了。他们无条件地投降了。……我也号召我们的同胞们决定这一天为祈祷日,借以纪念那些为了实现我们的胜利献身的人们。”(《杜鲁门回忆录》上册,第422-423页)

同一天,麦克阿瑟在马尼拉向日本政府发出命令,给其指定特别的电台呼号与频率,要求与其建立起特别的联系渠道。日本政府按其要求即刻建立起沟通管道后,麦克阿瑟在发给日本政府的第二次电报中,命令日本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团并经指定的航线直飞马尼拉,接受具体的受降事宜。

817日,东久迩稔彦接替停战内阁铃木首相,重新组阁。

同一天,日本政府用新建立的电台向麦克阿瑟报告,天皇已经向他的全体武装部队发出了停止敌对行动的敕令。天皇的《对陆海军人的敕语》说:“朕现欲与美英苏及重庆媾和”。由于按照约定停止战争,日本一切飞机和舰船都处于静止状态,不敢发动。所以请求麦克阿瑟允许部分飞机起飞,以便把皇室成员派赴各驻外军队司令部传达天皇的敕令,并切实遵守。(《杜鲁门回忆录》上册,第424-425页;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551页)

同一天,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遵照命令已经派遣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等3人于18日飞至杭州待命,在接到进一步行动的命令后,再赴玉山。

同一天,日本总部抱怨说俄国人仍在进行攻击,请求麦克阿瑟加以制止。(《杜鲁门回忆录》上册,第425页)麦克阿瑟的参谋长拖延的答复令日本感到很无奈:苏联红军不属“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挥。

819日,日本政府接受投降事宜的代表团按照要求抵达马尼拉,并向麦克阿瑟交出标明有关盟军战俘营、日本军事设施和海军设施方位的文件和地图。

821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接受日本关东军的投降。(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5册,第810页)

同一天,日本政府向麦克阿瑟报告,日本政府已经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斡旋与合作,以尽快妥善释放盟军战俘。(《杜鲁门回忆录》上册,第425页)

同一天,日本代表按照蒋介石电令飞抵芷江接受受降事宜。

823日,美军在日本横滨以西20英里的厚木登陆,日本按照美军要求撤走了这个地区的武装部队,卸掉所有飞机的螺旋桨。

同一天,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芷江向日本代表交代受降事宜。

827日,中国陆军部副参谋长冷欣等总计159人抵达南京,建立前进指挥所,并向冈村宁次传达指挥所接受何应钦总司令的命令,安排中国政府接管南京的各项事宜。(以上有关中国接受日本投降事宜的资料均来自于杜春和《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始末》,文史精华《国民党政府放弃对日索赔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1-146页)

828日,美国海军第三舰队258艘舰只开进东京湾。(布莱尔《麦克阿瑟》,第272273页)

830日,英国从印度派出小分队接收香港。(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5册,第806页)

同一天,麦克阿瑟率领他的司令部踏上日本本土。(布莱尔《麦克阿瑟》,第273-275页)

仅通过1945814日至30日之间所发生的部分事例说明,第一,1945814日日本政府照会同意在波茨坦公告条件基础上停战,以及同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代表同盟国接受日本的照会,即表明交战的国家已经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波茨坦公告》具有了国际协定的性质。第二,日本政府814日照会表明,日本天皇和他的政府是从御前会议结束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在执行波茨坦公告的条款了。到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已经传遍全世界。除了苏联红军以外,14日到15日,其他盟国与日本在东南亚、太平洋,以及中国长城以南的各个战场上,都已经实现了停战停火。9月2日“密苏里号”战舰上的投降仪式以前,以美、英、中、苏4个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和日本都已经实现了停战,有的战场甚至已经举办过了日本军队向盟军投降的仪式。第三,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在8月17日对苏联红军仍在进行战争的“抱怨”,也从反面证明了按照国际法和战争法,8月14日日本的照会和美国总统的声明应该具有国际协定的性质。否则,日本没有理由抱怨。苏联政府是在8月8日向日本宣战,红军红军按照宣战声明是在9日凌晨分3路突击包围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8月14日日本政府向盟国发出照会停止敌对行动以后,苏联红军突破其东亚最南端的国境线持续南下,乘势收复朝鲜半岛的北部和库页岛、千岛群岛,将前方阵地扩展到日本的北海道附近,大约到8月20日左右才停止进军。斯大林的这一做法从当时至今一直受到包括美国和日本政府,以及许多历史学家的批评。我没有看到斯大林以及苏联政府的解释。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只做不说。其实,不能说斯大林没有执行协定。按照战争法,苏联宣战以后就可以不分边界地进行战争。日本政府8月14日照会各盟国停止战争,美国总统做了回应。但是,苏联政府并没有直接回应。斯大林将战争又蔓延了几天,是在执行美、英、苏的《雅尔塔协定》,将其明确承诺的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先由红军收复、占领了,以取得主动。实现了美英同意给它的条件以后,斯大林就止步了。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讨论。第四,根据麦克阿瑟的说法,他并没有参与国家层面上两国或者盟国与日本之间的停战谈判,所以,它仅只是作为太平洋战区的盟军总司令接受日本投降的,有如艾森豪威尔所说,“接受这样的投降是一种战术上的事,也是前线司令官的职责”。所以,贬低814日日本政府照会和美国总统的声明的意义,而拔高一位战区最高司令官和《日本投降书》的历史作用,是不正确的。

现在我们再来澄清与日本投降有关的几个概念。在历史上,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对世界历史所发生的同一段历史有着不同的称谓,其中中国政府把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称之为中日战争。从表面上看,这次战争是从1941129日,即美国对日宣战第二天,蒋介石向日本宣战开始。但是,在此之前,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中国与日本之间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只不过由于特殊的原因,特别是因为美国的调停,两国之间还保持着外交关系。10多年来,两国的战争是不时地发生的,那是“不宣而战”。(《顾维钧回忆录》第九分册,第87980页)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的太平洋上,所以称之为太平洋战争。日本政府则是怀揣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为此而战。特别是突袭珍珠港的同时,发动夺取英美等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的战争,所以,1210 日,日本政府与大本营的联席会议上,则将正在推动与扩大的战争称之为大东亚战争。(佐藤和男《东京审判与国际法》,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第271页)1945128日,日本天皇发布《日本帝国对美英宣战诏书》。同一日,罗斯福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向日本宣战。9日,德国依据德意日3国同盟的协议,向美国宣战。对日战争遂与欧洲战场连接为一体,从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扩大到亚洲与太平洋,中国的抗日战争、美国的太平洋战争,以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就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也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政府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同盟国,是在1945814日达成接受波茨坦公告条件而实现停战的,所以,日本应该是在814日声明停止战争的。读者需要知道,日本的照会和“玉音放送”的天皇《停战诏书》,都没有“战败”、“投降”这两个词语。所以,以自民党为核心的日本主流社会至今都不承认日本战败、投降。它的确切的提法,“标准化的”表述,就是同意《波茨坦公告》提出的条件,实现停战。我在前面特意引用恩格斯关于罗马法与商品生产关联的话,是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法律不过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法律用语。所以,国际协定本质上是一种合同关系。签订契约的双方各自都可以对所同意的条款文本采取不同的解释。因为《波茨坦公告》的主题就是督促日本政府投降的,所列的各条即是要求日本投降的条件。除了《波茨坦公告》以外,美国与其他同盟国家再也没有明确提出过其他的停战协议。所以,同盟国家完全可以把日本政府同意波茨坦公告的前提下的“停战”解释为日本投降。如果进一步定义,自从1943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提出那个“简单公式”即“要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舍伍德《罗斯福与霍布斯金》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22页)以后,盟国在其一系列正式的文件上都是采用无条件投降这一个口径的。事实上,日本政府也是在杜鲁门总统所说的日本政府“完全接受了规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的语境下对话的。日本并没有对杜鲁门声明中所说的“无条件投降”提出过异议,所以,说日本是在1945814日向同盟国家投降的,甚至说是无条件投降的,也都是正确的。这是其一。其二,因为杜鲁门总统代表盟国在814日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投降请求,所以,美国所说的太平洋战争,中国所说的抗日战争,都是在1945814日结束的。其三,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美、英、苏和中国为代表的同盟国家与德、意、日3个轴心国之间的战争,其战场主要由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所组成。因为欧洲战场上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战争早几个月已经结束,所以,814日,日本政府与美国总统同意停止战争,也就标志着中国的抗日战争、美国的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大东亚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一天结束的。

那么,该不该发生“密苏里号”上,以及中国、越南、香港、台湾和其他各个战区的投降仪式呢?这需要多说几句话。正如艾森豪威尔评述德国站在场上的东西线两次投降仪式,说那都“是一种战术上的事”,“前线司令官的职责”。它对于德国战场来说,作为结束战争的一个环节,是需要的。而对于日本战场来说,因为日本政府已经答应停战并且天皇确实已经向它的武装部队下达了停止敌对行动的敕令,所以,有如实际的绝大多数战争与战斗中战胜者和战败者并不一定都要通过“投降仪式”这样一个环节、一个程序一样,对日战争也不一定需要投降仪式。因为读者已经看到,当进行“密苏里号”战舰以及各个战区上的投降仪式的时候,同盟国家与日本之间的战火已经熄灭,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经开始着手释放盟国战俘和执行其他的投降条款。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举行一次国家层面的投降仪式,也是有其意义。我们说过,战争是国家的政治行为。依据战争法,利用社会舆论给战败者造成一定压力,也和要求赔款、割地、惩办战争罪犯等等终结战争的其他诸多手段一样都是允许的、合法的。战争正义是实行战争的一个基本原则。战胜者通过投降仪式与战败者签订城下之盟,即使不论盟约的具体内容,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胜利者对自己所主张的战争正义原则的一次肯定和张扬,胜利的炫耀。其神圣与隆重的程序,盛大与豪华的场面,既是对胜利者付出的牺牲所给予的精神安抚,对战败者实施的报复和羞辱,更是对社会、对人类所做的一次有关道德正义的肯定与教育。但是,“密苏里号”战舰上的投降仪式不伦不类,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同盟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本来是一场货真价实的世界大战与国际战争,是主权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最高与终极表现。如果举行终结战争的投降仪式,那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一次盛会,发动战争的日本天皇和他的政府首脑在战败的投降书上签字,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是,美国总统安排的是一次日本战区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与此相等职务的还有美国海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所担任的盟军最高统帅,日本也仅派遣一个外务大臣作为代表。日本的国家权力就操纵在天皇的手上,日本天皇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明治维新以来的所有领土扩张和一切侵略战争,都是由天皇一手挑起的。美国政府自己先给自己设置一道红线,即战争责任触及天皇会激怒日本人民,以至容忍天皇视日本投降仪式似与己无涉,9月2日“密苏里号”战舰上的投降仪式中,连一个靠近皇室的人都没有。所以,那仅只是美国政府的一次政治秀,实在是糟蹋了日本投降仪式这一宝贵的历史题材。

我们再来分析占领。

请读者一定记住,虽然因为交战而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家从用《波茨坦公告》向日本喊话,到日本照会同意停战以结束战争,实际都是以主权国家发生关系的。日本是一个主权国家。日本政府向美、英、中国和苏联同盟国递交照会以后,立即通知海外的武装部队停止一切敌对的行动,都是按照《波茨坦公告》和美国政府的要求在做其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日本在海外的北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一直延伸到东南亚的各个战场上,400万的各种武装部队,令行禁止,充分表明日本天皇是一个负责任的、愿意落实国际公约的,以及有效施政的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日本政府已经承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盟国就不需要在实施军事占领了。

另外,《波茨坦公告》有关占领的语句也是含糊其辞的,不确定的。其中只有第七款“……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指定地点,必须占领……”,既没有确定“确实可信之证据”是什么,也没有具体确定应该占领的地点是哪些?所以,从这一款的行文来分析,即使要占领,也不是全面的占领,而是在那些被“盟国指定的地点”上才实施占领计划。但是,检视美国的实际占领,既不是指明了“确实可信之证据”才要占领,也不是经盟国会商“指定地点”后去占领,而是美国政府单方面的对日本本土实行的全面军事占领。

我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常常对杜鲁门心生慈悲。杜鲁门最初并不是民选总统。罗斯福让他担任自己的副总统,并非像通常那样用一个适当的副职搭配以提高竞选力。罗斯福第四次入主白宫几无悬念。他选择杜鲁门担任自己的副总统,既没有想到要他在非常状态下接班,也不认为他能领会自己的思想。在罗斯福过去3届总统任期内,杜鲁门并没有担任过政府方面的职务。罗斯福舍弃了自己第三届的副总统华莱士和呼声甚高的贝尔纳斯而选择杜鲁门,仅是出于其长期在国会里任职参议员时所积累的人脉关系,为改善与缓冲国会里面的反对派的气焰。罗斯福与杜鲁门任职后约80天,杜鲁门总共也没有见上总统几次面。罗斯福突然去世,总统的职务骤然降落在杜鲁门的头上,正如他自己所叹息的那样,一点也不适应。我在本小节开头说的美国人循规蹈矩,主要指杜鲁门不知道如何应对突然出现的历史变故,使得这位南方乡巴佬律师出身的副总统总是想着一切都该依据惯例,处处寻找历史经验。前面的投降仪式是照搬欧洲战场,现在的军事占领依然如此。

可是,岂不知日本的战场与欧洲德国战场上的情况并不一样。纳粹德国一直到美英联军覆盖德国西部,苏联红军的坦克几乎碾平了东部,首都失陷,柏林一片瓦砾的情况下,希特勒至死也没投降。所以,当德军在194557日和9日分两次签署投降书的时候,东线与西线的盟军基本上已经会合,全面占领德奥帝国。第三帝国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日本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当天皇命令他的政府和帝国大本营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的时候,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开始,至南蔓延到南洋各个岛屿,除了菲律宾部分已经被美军解放以外,几乎整个东亚都还处在日本的统治之下。特别是在日本本土上,虽说各大城市都被美军的轰炸机连番光顾轰炸,特别广岛和长崎分别还遭遇了原子弹的袭击,但毕竟盟军还未能登陆日本本土,日本虽然满目疮痍,却仍是一个统治有序的主权国家。一方面,日本天皇采取了与顽固抵抗、宁可亡国也不投降的德国截然不同的政策,选择盟军进入本土以前提出停战投降,避免了可能导致双方极大牺牲的本土上的决战。为此,盟国也应该采取与德国不同的政策才算正确。另一方面,盟国对一个愿意放弃武力的主权国家实行的军事占领,也不符合《大西洋宪章》以来逐步形成的“不割地、不赔款”的美国外交政策。相反,如果盟国在继续保持当时已经形成的日本本土以外的军事包围和大军压境的态势下,组织一个外交使团监督日本政府执行《波茨坦公告》,那将是一个最符合国际法、最为节约成本,从而也是最符合资本本质与文明的做法。可惜的是,仓促担任总统职务的杜鲁门总想沿袭历史,生搬硬套欧洲战场,“照虎画猫”,武装占领日本,也改变了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

当然,我们说没有必要占领,并不是说不可以占领。当时的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奉行丛林法则的理念,成王败寇,胜利者有权选择他所愿意的方式终结战争,这是由传统向现代发展过程中连战败者也同意遵守的规则。铃木贯太郎是与盟国斡旋实现停战投降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他后来就说:“作出投降决定时,我的心情是平静而安详的。……我认为,我们是战败者,只要我们承认我们打败,唯一要做的果断的事就是凡事听命于战胜者。自古以来军事上的传统就是如此。”(《麦克阿瑟回忆录》,第173页)这就是说,即使日本愿意放下武器,盟军也可以选择占领。但是,问题在于,美国政府从实施占领开始,一系列做法都是有违于国际法的。

首先,占领军是以盟国联合军队的名义武装占领日本的,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名称是“盟军最高统帅部”,麦克阿瑟是“盟军最高统帅”,但是,实际的占领是由美国军队一家完成的。虽然经过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的抗争,美国同意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属印度部队组成一个军团,驻扎在一个县的境内。(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5册,第813页)但是,它一方面隶属于麦克阿瑟的最高统帅部,一方面该县的军政府仍由美国人掌握,它改变不了美国独占日本的性质。其次,既然占领是以盟国盟军的名义实施的,那就应该由同盟国家共同制订占领政策并领导占领军。但是,美国早在起草《波茨坦公告》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排斥其他国家,实现单独占领。那时,它仅只是准备成立一个远东咨询委员会,把一起团结奋战的同盟国的作用定位在咨询的层面上。经过同盟国家的斗争以后,虽然莫斯科外长会议形成协定建立远东委员会以决定对日政策,成立盟国对日委员会参与对日事务,但是,美军独占日本所形成的社会现实决定了这两个机构不可能起到应起的作用。

特别荒唐也足以显示所谓最为崇尚法制的美国在法律逻辑与法治的无知与无序的是,美国联邦法院竟然接受并审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战犯的申诉。194811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束,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文告,说如果被告有申诉者,应于1119日前提出。期间先后有7人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请上诉,该法院竟然接受了申诉者的请求。(布拉克曼:《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09-411页;《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第383-384页)我们且不论联邦法院受理的结果,其荒谬之处首先在于设立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依据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设立的,它的法理基础是《波茨坦公告》中第十款“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其法官是由“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的《日本投降书》上具名的9个国家和菲律宾、印度等11个国家提名委派,并经麦克阿瑟任命的。美国联邦法院并不具有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司法管辖权,提出上诉的犯罪嫌疑人既非美国国民,其所犯罪行也并非发生在美国本土,组成法庭的法官完全具有国际性而不具有个别国家的性质,法院所判与量刑的法律依据也并非美国法律,联邦最高法院有什么依据和资质受理这些案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盟军最高统帅部为什么要服从美国联邦法院的管辖?(1948年11月24日,麦克阿瑟发表了命令第8军执行判决的特别命令。30日,有记者询问麦克阿瑟“辩护方面向美国大法院提出了请求,在大法院做出某些决定之前能执行判决吗?”麦帅回答说:“当然不会这样了。”)

美国独占同盟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共同赢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成果,用军事武装侵占日本,从而将一个在二战前已经赢得世界一流国际地位的现代国家,沦落为丧失主权的美国殖民地,是公然背弃和违犯了与其他同盟国家共同签署的从《大西洋严重》到《波茨坦公告》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协议。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从1950年到1952年,期间所谓媾和与日本恢复主权等事务中的法律问题。

法律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法律资格与资质。杜鲁门总统援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程序——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但那时的求和与战败的德国是一个具有主权地位民族国家。所谓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就是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的国家,一切关乎到民族的命运都可以由本民族的人民自己来决定的国家。所以,尽管战胜国与战败国事实上并不平等,但参加巴黎和会的战败方德国和胜利的诸多欧美国家,在法律地位是自由、平的,对等的,从而可以签订国际条约。但是,1950年至1951年所谓对日和谈,以及在旧金山会议上战败国日本与48个国家签约的国家关系不是这样。自从194594日,美军第8军在日本东京湾登陆时开始,日本就已经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包括《日本投降书》在内的一系列文件都公然宣示,“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应置于为实现投降条款而采取其所认为适当步骤之盟国最高司令官之下”。(《日本投降书》,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说》第8册,第651-652页)“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力应从属于最高统帅,最高统帅应具有为实现头像条款与贯彻有关占领和控制日本的政策所必需的一切权力”。(美国国务院《194596日批准的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说》第8册,第656页)日本天皇及其政府权力之上还有一个异族所掌握的最高权力,它有如二战时期法国的维希政府,希特勒统治下的比利时军政府、荷兰德国专员公署下的行政机构、波兰各区的行政长官,二战前与二战期间日本统治下的东南亚各殖民地的行政机构,以及中国抗战期间的“满洲国”、南京汪精卫的伪政权,是没有主权的。1945年10月25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日本停止一切外交事务,甚至连日本政府于驻日各国外交代表的联系也必须通过盟军统帅部进行。(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一卷,第75页;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 》,第25页)美军的占领剥夺了日本的主权。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经过美军长达5年的占领以后,日本恢复主权才“成为可能”,旧金山和约才“重新给了日本以主权国和独立国的地位”。这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说法。而日本总理大臣吉田茂也将美军占领的结束,当做“日本独立”。“日本由于旧金山和约而恢复了独立”,是“恢复主权”的政治独立。(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三卷,第51、85、90页)可见,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认为,美军占领期间的日本是没有主权的。让没有主权国地位与资质的日本政府与许多个主权国家谈判、签约,其本身就是一次荒唐的历史闹剧。如果从纯法律的角度来分析,是存在巨大瑕疵的法律事件。——这该是战后东亚各个民族国家与日本国家关系始终未能健康、正常发展的历史的与法律的根源。

其次,美国所筹划的旧金山和会与该和会所签订的《旧金山和约》,违背了194212日由其主导产生的《联合国家宣言》。由美国政府所起草的这份著名国际文献其实就强调了3个中心内容,一个是签约国家的政府保证使用全部资源抵抗轴心国的征服军(由于当时的苏联与日本还维持友好条约关系,罗斯福起草的文件有意用较为含糊的字眼以代替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以使苏联可以在该宣言上签字),一个是参加签约的国家政府保证在军事和资源利用方面实行全面合作,一个是“各政府保证继续同共同敌人或任何一个敌人作战,绝不单独媾和”。不单独媾和,这是二战期间同盟国即联合国家的一条原则。但是,旧金山和会排斥了中国,《旧金山和约》缺失了首先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的四大国中的苏联和中国两个大国。特别重要而有意义的是,中国与苏联是二战期间惟有与日本打过仗的、领土接壤的两个主权国家。更为荒唐的是,中国当时具有5亿多人口,占据全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在历史上,中国曾坚持长达14年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在二战前亚洲居大多数国家都还未能独立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唯一与日本浴血奋战的亚洲国家,竟被排斥在与战败国日本的和谈之外,表明美国政府不仅违背国际协议,而且是无视历史事实的。

如果说《联合国宣言》是战争期间的国际公约,那么,根据战后1945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签订的协定,远东委员会作为盟国决定日本事务政策的管理机构,本该是对日和谈,以及签订和平协议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在三国外长签署的有关协定里,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对于远东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案,对停止远东委员会的活动与解散远东委员会的议案,都具有直接的否定权。美国政府在日常工作中运用否决权维护其对日事务的垄断权,使得其他盟国无法参与日本事务。但在对日媾和事务中,美国政府却惧怕英国、苏联和中国行使否决权,彻底抛开远东委员会单独对日媾和,从而远离了盟国共同的目标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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