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梁中堂的博客

 
 
 

日志

 
 

为什么要废除“计划生育法”?   

2017-08-28 10:28: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为什么要废除“计划生育法”?

梁中堂

敬启读者

这篇文章晚粘贴了许多天,有违读者的等待。一方面是因为上海酷暑,工作效率不高。这当然是客观的原因,另外还有主观上的问题,那就是写这篇文章时遇到了自己难以逾越的障碍。许多年来,自己也将生育自由归结到基本人权上,并同意从自然法里寻找答案。自然法权是一个内容博大丰厚的思想宝库,不时徜徉其中,每每寻找理论渊源,因总有斩获,所以也颇感享受。直至写这篇文章,发现自由平等权与人权作为法律关系与具体的价值观理念,毕竟都分别属于第二轮或第三轮的社会层次与结构,无论怎么说也都是派生性的社会范畴,即使将其归结到自然法权,指认它们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那也是将现实中的问题转移到了古代,并没有解决问题。自由平等权与人权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足以支撑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它们就不过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幽灵,一个虚幻的世界,所以多年来人们总将其当做意识形态问题,在那里打口水仗。

自然权利究竟有没有现实与客观的物质基础?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多年来,自己研究这个问题,也没有提这个问题。过去没有意识到存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文章也就那么写下去了。但是,现在提出来了,即使属于自己心中的问题,不解决它,就再也写不下去了。所以,尽管这篇文章与读者见面晚了一些时候,但它终于解决了一个数百年来自然法学极力回避的一个问题。我用劳动关系将漂浮于空气中的自由平等与人权,拉回到地面上,发现它们其实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现实中的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这样一来,本文就不再像法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们用自古以来的自然权利解释现实,而是以一贯之地用人类劳动解释自古以来的自然权利。

这篇文章是在7月30日参加北京大学法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举办的一个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会前为此准备的发言稿的基础上完成的。因为修改时间长,无法按时粘贴,曾有先给读者出个公告的想法,后又觉得那样难免有炒作之嫌,所以放弃了。无论怎么说,让读者长久等待,总归心有所愧,特致歉意。

                                                                                                   ——2017828日星期一

 

感谢湛中乐教授鼓励与会者发扬北大自由的学术传统,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早上我还对李建新教授说,北京大学越来越小家子气了。开放、进取,领社会自由风气之先,这都是北大的优良作风。自晚清开办以来,北京大学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尽在于此。民国时期,北大之开放,可容社会青年自由进出,旁听课程。新时代以来,北大却一直在嬗变。若干年前,我们要进它的校区已不容易了。昨天入住博雅酒店,看见校墙外马路边众多人群,以为北京市的设施落后,还有那么多的市民在等公交车。听人解释后才明白,是暑期外地慕名来北大参观的家长陪伴孩子等待批准后,才可进校。介绍情况的人一边批评北大丢失博大情怀,一边高度赞扬清华的开放精神。晚饭后,我在附近散步,发现通往校内的各条道路都居中隔离,往来单行,多处设置关卡,防校外人如防贼寇。刚才从博雅酒店到凯原楼来开会,幸亏有李建新教授接我同行,保安验过他的北大证件我们才得以通过。如果会议再不得言其所言,那只可说昔日与国人同心之北大已荡然无存了。

就我所知,今天的会议是由吴有水律师代理浙江省的两件超生罚款的案子引起的。在中国,1990年前后出台行政诉讼法,允许“民告官”乃是一次巨大的进步。现在个别法院愿意、也能够受理计划生育的一些案件,也算是进步。新世纪以来,笔者通过对计划生育历史的研究,终于明白了我国计划生育得以发生的历史根源。由于婚姻与生育都属于现代人权范畴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构筑现代国家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前提和主要元素,所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府与公法都不敢触碰国民这一最为私密的生活空间。我们国家堂而皇之地干预人民的生育行为,反映出我国在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过程中还处在比较落后的阶段上,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生产力和经济能力方面越来越现代了,但社会上层建筑的诸多领域里譬如法与法律体系、政治与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与国民基本理念等等,距离现代都还很远很远。吴律师的这两件案子已经打到浙江省高等法院,引起澎湃等重要媒体的关注。按照我的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人们是否看得到,其背后都一定会有国家卫计委与最高法院的积极参与。所以,这两件案子无论结局如何,胜诉、败诉,或者庭外和解而撤诉,对于解读计划生育的命运与走向,甚至国家整体发展与进步的程度,都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今天的会议标题是“社会抚养费制度改革研讨会”,这个题目是前天晚上的会议通知里才出现的。早在几个月以前,我与澎湃新闻的记者讨论,说我很欣赏吴律师提出的一个法律界自古以来所追循的原则,那就是执法从新的原则,新法实施以后不咎旧法。普遍二孩后,过去“一胎化”的政策自动失效,超生二孩也不再追究了。其实,执法从宽不仅是任何一个以民生民主为重的现代国家,而且也是古代中国主张仁政的朝代所惯常的做法。所以,我建议他们围绕“执法从新”开个有一定学术含量的研讨会。而我是主张尽快废除计划生育法的,当然兴趣不在新法旧法方面,201512月北大的一次计划生育法的讨论会曾经诱发我写了一篇《计划生育法:修法还是废法?》的文章(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m=0&t=2&c=2015-12),如果参加会想继续就此论述为什么要尽快废止计划生育法?主要从现代国家的法理出发讨论计划生育法的荒谬性。所以,我准备的发言与这一问题是不尽一致的。因为计划生育和计划生育法都应该尽快废除,对于社会抚养费制度就不是要不要改革,以及怎样改革,而是应该立即废除废止的问题。为此,我不准备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了。好在湛教授刚才介绍说,主持召集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这样,我几天来为会议所准备的发言可能还是深切题意的。

关于计划生育法有违于现代国家法理的问题,我过去已写过几篇文章,这次会议以前又将旧作《一部恶法:论计划生育法》打印了若干本,现在分送有兴趣的与会者。这本小册子的文章都是从法学理念出发,论证计划生育制度与计划生育法不合理,甚至荒唐与荒谬的道理。其中最为重要的观点,概括起来大约是两条,一个是违背人民主权的原则,一个是恩格斯所发现的现代国家法律体系内部和谐一致的原则。他们都是从根子上回答了我们心存几十年的问题,即计划生育工作何以会跌跌撞撞,与人民生活、与各项国家法律及制度直接冲突,以至必须依靠各级党委“一把手”实行“一票否决”,完全用行政手段才可以维持的工作?我知道中国的法学家们是不屑于阐述这些基本道理的。但是,我们恰恰就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出了问题。特别是现实中这方面的矛盾与问题如此之多、之广泛,之突出、之昭著,而法学却不愿作为,以至于我不得不说出“计划生育法是中国法学的耻辱”这样的话(有意思的是,这句话也是在2012年6月在北大法学院参加湛中乐教授的讨论会上说的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2530101651998/)。

二战后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将全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其实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现时代的。我们且先不论青年马克思是怎么说的,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批判完成以后,在写出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标志的一系列文献以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曾清晰地把人类历史依次划分为自然经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三个阶段的。当然,马克思的提法要比我们的表述更为严谨。为不至于引起误解,他都不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最常用的词语,而是以“最初的社会形态”、“第二大形态”或“第二个阶段”、“第三阶段”这样的词语表述依次衔接的3个历史阶段。因为在描述第二大形态时,马克思使用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商业”、“货币”、“交换价值”等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科学论著中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才使用的特定概念,让我们了解了他所说的第二大形态就是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所以,在科学理论已经成熟的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国家制度,更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人类的一个阶段。而且,根据马克思的逻辑,人类社会目前正处在以资本主义命名的第二大形态的历史阶段里。以这一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时代的理论,才是当代人类最应该从马克思那里吸收的丰富营养。

还不止于此。马克思进一步用极为简练的逻辑范畴概括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依次按照“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页)经过漫长时间的过滤和历史沉淀以后,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反省与检视大约600年的世界近代史,就能够清晰地描述马克思的上述逻辑:从1516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在西欧萌芽与出现,接着一个一个民族国家的产生;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的发生与发展,从而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逐步完善。尤其是经过二战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经济,连那些思想并不特别敏锐的庸人都得以看清了世界市场的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与世界对接”、“遵守世界贸易规则”、“法制建设”,等等,正是马克思一个半世纪以前所提出的“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历史逻辑的浮现。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大形态,已是各个不同民族国家的不可抵挡的归宿。

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扩张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那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成。特别是经过20世纪前半期连续的两次世界性的战争,资本主义世界中势不两立的敌对国家所组成的两大集团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卷入到最现代化的战争中。战争普及了资本主义。世世代代以隔绝与孤立的状态生活于广阔的落后与发展中地区的各个民族,相继独立为不同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现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特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社会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而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都是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3年,第20页)

资本主义时代中最早一批民族国家是在西欧出现的。但是,18世纪后期美国的独立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则赋予其十分显著的政治特性,那就是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有一部成文的或者不成文的宪法,至少从形式上来说,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依据宪法治理和依法行政的。那么,什么叫宪法,怎样才算依法行政?今天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北大宪法和行政研究中心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幼稚。但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出现地方性的计划生育法规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后产生国家计划生育法以来,从未有法学家指出过计划生育法如何不符合法理,说明即使在法学家面前再次谈论宪法宪政的基本道理,也并非班门弄斧,而是很有必要。

法学家们往往把现代国家划分为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两类国家,但是,事实上不成文宪法仅只有可以追溯宪法宪政起源的英国等极为少数的几个国家。法国大革命以后所建立的现代国家,几乎都有一部成文宪法。上个世纪70年代,有人编辑了一本《世界各国宪法汇编》,统计正在实施的国家宪法计有157部。如果考虑到许多国家历史上都是派别林立、政权更替频仍,实际出现过的宪法更多。

但是,如果分析历史上已经产生过的200部左右的宪法,它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民主权。这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根本性原则。人民主权,意即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属于人民。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组成政府,委托政府管理一些公共事务。政府的有限权利来自于人民的托付。这一原则还认为,人民仅只让渡了部分权利,但它始终保留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现代国家都是人民自己统治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人民权力至上。人民之上再无权利。——这就是人民主权。人民所以颁布宪法,就是要确定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声明人民仅将有限的权利托付给政府,政府不得越权统治,不得无授权而实行管理。这就是说,因为现阶段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水平所决定,政府始终掌握着国家的最高与最大的权力,但是,除了明确的授权,它却没有更多的权利。作为已经发展到现代的民族国家,凡是自己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通过宪法这一特别的形式把这一原则向政府说清楚、讲明白。所以,宪法就其本质来说乃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即限法;宪政即政府按宪法行政,实行权利有限的统治,即限政。因为人民主权是宪法的灵魂,它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发生的,属于现代的,所以,一部张扬人民主权的宪法,其实就是一张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生证明书,一本穿行于世界各国与走向国际社会的护照。——惟其人民主权,国家才现代。

正是基于这一原则,现代国家就不可能出现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生育自由,这是人类自古以来的自然权利,所以是现代法的基础。在计划生育的宣传下,把以往历史时代的生育状况概括为盲目生育,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在大千世界中,自由与盲目、偶然与必然,都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必然是通过一系列盲目的、偶发性的事件所表现的。人类世代以来的盲目而自由的生育行为,已经隐含了不可抗拒、不能改变的合理性。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成长,现代国家制度与法律体系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包括所谓盲目其实该说是生育自由在内的人的自由权利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联合国200多个成员国中,除了中国大陆以外,都没有制订限制与规范公民生育行为的计划生育法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制定计划生育法呢?

当然从根本原因来说,还是由于我国太落后。最近一些年,社会兴起国学热,发掘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这当然好。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历史文明。但是,那都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是工业文明,它是建立在商品经济与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如果套用这句话,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实行开放以后,中国4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远比5000年文明古国的全部还要多,还要大。所以,研究并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对的,如果希望用传统文化对抗现代文明则是错误的。

中国在历史时期的确先进过,但在资本主义文明面前则是落后的。资本主义从西欧少数国家起源以后,在资本增值与扩张的本能推动下,越过民族边界,发展对外贸易。如果从文明的传播与扩散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几乎同时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沿欧亚大陆向东,一个是经大西洋越美洲大陆,再过太平洋向西。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无论东部还是西部的扩散与传播,都是在其路线的末端才接触资本主义得。这是历史事实。中国在19世纪末期洋务运动才开始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比从维新时代算起的日本晚了3、40年甚至将近半个世纪,比在工业革命前已经在冶炼等重工业方面引进西欧生产和生活方式上一直效仿西方的沙皇俄国晚了一个多世纪。而且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日本天皇还是俄国沙皇,作为政府都是自觉引领国家和民族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而晚清政府是抵制的。如果考察中国大规模地接触与学习资本主义的社会学思想和现代意识形态,则更要迟一些,大约到了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这些根本改变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学思想,几乎都是通过俄国和日本传译过来的。所以,中国属于接受现代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最迟的国家。

以上的论述可能过于笼统。如果要具体回答计划生育法何以产生,就必须讲到直到现在不少的人,甚至可以说我国的主流社会仍然不愿意承认的人权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包括笔者在内,以为人权是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为了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而杜撰的一个词汇。90年代中后期,由于接触到了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的一系列文献,这才发现国际社会早在我国制定计划生育法和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制度以前很久,就已经提出了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的命题。在接着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作以后,我才进一步认识到人权并不是虚构,而是现代国家与国际社会都绕不过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究其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对外开放。因为中国走向世界,吸收先进的生产力,才有了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巨大发展。中国要进步,离不开国际社会与世界市场,而人权则是能把全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和民族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客观范畴共同的理想和理念。我以为,要说明这个道理,仅只需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了,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的发展,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社会组织与国际公约,都是在现代人权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1945年第一次联合国大会,即旧金山会议所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其一开始就申明:

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尽管说联合国是基于现代人权理念成立的,但因为当时许多程序性的内容而冲淡了人权问题的主体。所以,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又特别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仍在文章开始就说: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为此,该宣言第一条就说: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由于我们心里、眼里都没有人权概念,并不懂得它其实是推动二战以来世界经济与国际社会的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特别是以联合国为主要形式的许多国际社会组织和机构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即使联合国经常发生被大国操纵的事实,人们对它所处理的诸多事务并不满意,但是,它仍然是维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如果没有联合国所提倡的现代人权理念,没有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就不具有合作的基础。人类是在不同的起点上,在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日益形成的世界市场与国际贸易及文化交流与交往,难免会产生矛盾、摩擦与纠纷。如果没有在人权理念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这一类的国际机构,各民族国家之间连试图沟通的基础和场所、渠道都没有,那才是一个没有秩序的混乱世界呢。

70多年来,联合国在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在世界大潮面前,我们则落后了许多。譬如60年代以后,联合国曾先后产生了两份具有强制性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各成员国都必须遵守与落实,中国在1997年及1998年才签署同意,是加入两份“公约”150个左右的成员国大家庭中较晚的一个国家,至少反映了我们在人权问题上认识的迟钝与落后。

我国社会普遍轻视人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仅仅把它当作是一种价值观。即使那些认为人权具有“普世”性质的人,也都把它当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不说这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完全、不全面的。因为人权是人的权利,一个作为人就具有的基本权利,究其内容来说,它之所以成为一种法权理念,能够构成一种法律关系,首先还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作为现代人权,它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关系,其次才是在这一社会现实基础上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与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

马克思把德国哲学当作是法国大革命的形式。(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0-101页)事实上,德国哲学早在法国革命之前的美国革命时期,当北美人刚开始提出人权概念的时候,康德和费希特就在努力解读这一重大社会课题了。特别是费希特以其独特的悟性,从自古以来的自然哲学入手来解读人权理论,将西方哲学、法学和政治学引导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200多年来,西方法学和政治学紧跟时代的步伐,挖掘赋有历史渊源的自然法学丰厚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人权理论。但是,人们至今之所以普遍把人权当作漂浮于空中的虚假意识,还是因为它没有从实际生活中寻找到支撑其生长与发展的根基。而实际上,人权是有强大而坚实的社会基础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权?如果愿意,我们完全可以在自由平等的意义上来理解它,那是人人都有权享有的自由平等。按照恩格斯的话来说,它来自于人所具有的共同性,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42-143页)但是,恩格斯虽然提出从人的共同性得出平等要求的命题,但还是不够充分。因为人的共同性太多了,究竟是什么共同性决定人们的平等权利或人权呢?难道从人人都要吃饭这个共同性就可以要求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吗?当然不是。

人权作为人就具有的自然、基本的权利,应该有一个最为初始的、正当的、自始至终都足以起到基础作用的因素,它应该从人之初、人何以为人开始就伴随着产生了,出现了。那是什么?是劳动,只有人才具有的功能,凡是人就都足以具备的技能。即使一位未成年的儿童,一位残疾、智障者都可以做的极为简单的劳动,而其他动物却永远无法企及的活动。所以,劳动创造财富。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08页)

人的劳动支撑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这一贯穿于人类所有历史阶段的社会活动构成了自然权利的客观基础,也是自然法长久以来得以保持其强大魅力的奥秘。一方面,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另一方面,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6,第7475页)总而言之,是每个人的具体劳动的特殊价值,以及它作为人的劳动的同质性,构成了人的自然权利的物质基础,并决定了人权问题的一些基本性质。

首先,人权是一种社会关系。不少人把它当作虚假意识,其实,因为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因素,所以,建立在人类劳动同质基础上的人权首先就是一个客观存在。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他们因共同的劳动而组成社会,劳动把人们自然连接成一体。人权之所以真实与客观,是因为每个人都只能通过劳动而存在,并且在劳动关系中,通过与别人的关系来表现自己。人与人在社会中所结成的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其实都是一个含义,最为本源的还是劳动关系。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权概念时就说:“这种人权一部分是……只有同别人一起才能行使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内容就是参加这个共同体,而且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它“只有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政治解放的本质来解释”,“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36437页)都说明人权是一种社会关系。

其次,人权是不断成长与发展的。我在学习马克思的人权理论的时候,一开始也不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会同意鲍威尔的观点,承认人权是“被发现的”,是被18世纪的“北美人和法国人”发现的。(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6页)其实,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承认人权是被发现的,那就隐含着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它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它是发展的、成长的。人权作为人的自然权利,当然自人类社会的初期就已经产生了、存在了。只不过在原始共同体内,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家庭,其所具有的自然血缘关系遮盖了共同体内无论形式上还是事实上的同质的劳动所决定的平等性质,以至感觉不到自然权利也是一个客观存在。

奴隶制是对原始氏族公社的直接否定。奴隶主把奴隶当作财产和工具,不是人,所以就不承认他具有人的权利。这似乎是对自然权利的一种否定。其实不然。这是一段黑暗时期。其所以黑暗,不是人的自然权利不存在,而是处在黑暗里。奴隶制不承认奴隶与奴隶主的平等权利,仅只是制度这一非本源性质的社会因素即黑暗的制度否定奴隶作为人而应该具有的人的权利,却不等于人类同质的劳动以及共同体内统一的和整体的劳动关系的客观性与存在。事实上,奴隶劳动构成奴隶制时代的基础,是奴隶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还不止于此,它是推动历史得以发展的动力。一方面,奴隶作为人的劳动与社会其他劳动所结成的不以否定它的存在的奴隶主的意志为转移的一致性,反对否定奴隶劳动的黑暗制度,人类才得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中世纪的以封建等级为特征的社会。封建等级制度取代奴隶制,其实就是自然权利作为客观因素而默默地反对与否定奴隶制。但是,中世纪的存在着高低贵贱之分的封建等级制度,却是要把不平等提升为社会的共识,公然宣判自然权利是一种荒诞。所以,一种维护自然平等权利的思想和学说,倒是从荒诞的教会与神学中,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法律中逐渐生长出来。

另一方面,作为决定历史发展最为本源的社会因素,自然权利正是在包括奴隶劳动在内的自然经济里生长出来的平等交换活动中,逐渐改变这一切。人类在漫长的物物交换过程中产生了等价物,它既是对人类劳动同质性的肯定,又是对不同人的具体劳动所隐含的的一种同质劳动量的规定。当货币成为交换的中介以后,资本随之就出现了。资本的产生与出场,把人类的历史划分出一个新时代。资本产生以前的历史是人统治世界,人统治人,人却否定自然权利,否定自由平等。资本出现以后,资本统治世界,人受资本的统治,资本化的人却与自然权利直接沟通,反对封建特权,打破民族封锁,要求自由平等的交易条件与发展环境。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而不分等级、不承认特权的人民主权成为国家的灵魂。

以上包括马克思所论述的情况,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逻辑,都是以西欧国家为对象的。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发生和发展,都具有自然发生的性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资本主义在这些地区自然发生,是内生性制度。资本主义在欧美以外的地区的扩张与发展,是将其从外部嫁接到古老国家,属于从外部嵌入,两者在许多方面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列宁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上,对此就有所醒悟。他说,谈到工人,常常以为指的就是工厂的无产阶级。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难道我们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吗?这似乎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所以,对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人权意识与社会发展状况并不总是与所谓的成文宪法同步的。关于资本主义平等问题,马克思有段十分深刻的话。他说:

……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的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第一卷,第75页)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形成现代平等观念的两个客观标准,一个是生产力水平或经济条件,一个是社会对其认识和理解的成。总之,一个国家对人权范畴的认识与理解,其实是一个发展程度、发展水平问题。叙述到这里,有必要纠正一个在知识界很有影响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的说法,民国时代人权状况和民主化发展程度要高于新中国,后者在这方面是一种倒退。这显然是错误的。人权和民主作为现代国家社会发展的基本范畴,是需要生产力的支撑和以经济关系的发展为基础的,从晚清到新中国100多年,现代生产力或资本主义经济仅仅只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幼小到逐步发展的初级过程。如果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要解决的突破封建制度对劳动力和土地约束条件的历史使命来分析,这两个资本要素至今在我国还没有形成自由市场,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表明我国经济还处在资本主义前的阶段上,“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还没有达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民国时期的民主和人权的客观条件就更为薄弱。所以,知识界常常用民国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的所谓自由言论或独立个性来证明民主和人权处在一个较高的阶段,是有问题的。一方面是转来转去的典故或故事情节本来就有演绎的成分,另一方面晚清以降的中国社会格局一直处在军阀割据或战争分割的状态,历代民国政府都是软政府、弱政府,没有较强的能力实行统治。再加上过去的社会结构简单,底层的没有诉求权的人民比重相当大,而知识分子数量少,社会地位高,处在社会结构中较为有利的位置上,有发言权。事实上,那是一个还根本谈不上人权的时代。所以,只要有可能,政府敢搜捕苏联使馆中的亲俄派的大学教授,枪杀对其不敬的报人,派特务暗杀民主人士,等等。所以,我们可以列举无数事实说明,中国并没有拥有过一个社会民主化程度较高的民国时代。邓小平曾经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3页)苏联已经发生的而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邓小平没有直接回答,但他是在论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问题,当然也就把问题归结到这一方面。几乎在同一时期,彭真也在反省这个问题。他说:“没有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民主。这是林彪、四人帮给我们的教训所证明了的。在座的同志很多人是尝过这个滋味的。国家的主席,要抓就抓;党的副主席、总书记等,要整就整。什么副委员长、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家元帅,什么党员、团员,什么干部、群众、劳模,什么统战对象,要整就整。随便可以抄家,随便可以抓,随便刻意捕,随便可以关起来,随便可以诬陷,随便可以诽谤,随便可以非刑拷打,随便可以杀人……”(《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2页)彭真将其归结到法制建设方面。都有道理,也很重要。但毕竟都属于次生性的问题,我觉得毛泽东还是说到点子上了,即斯大林严重违反人权的问题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根子就在生产方式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甚至超过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程度,“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当然,毛泽东也是属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对于这么深的道理是不明白的,但这个从未去过西方国家的天才却能悟出类似斯大林严重违反人权的事情是不会在西方国家发生的。而我国经济结构和生产力至今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当然,即使说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缺失产生与认识现代人权理念的客观条件,但那也不是产生计划生育法的直接原因。经济落后,还不够现代,那都可以说是产生计划生育法这一类荒唐事情的必要条件,如果缺失充分条件,照样不会出现这个法律。事实上,目前实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最早是由毛泽东在19561957年的一段时间里提出来的。但是,毛泽东时代的20多年里,党和政府基本上都是在节制生育的意义上提倡计划生育的,并没有实行大规模的强制。我的理解,因为生育自由属于人的自然权利,它自人类的早期发展以来向来如此,所以,毛泽东在提出由政府生产计划决定国民的生育观点以后,在深思熟虑地推敲之后,感觉到那样做是有问题的。所以,有趣的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时期有过许多次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的讲话与谈话,但他却从不允许公开出版或者发表它们。如果仔细研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那一代的开国领袖们,50年代以后,他们虽然都主张节制生育,却又都反对强迫命令。50年代到60年代,相比之下,周恩来公开讲节育和晚婚的次数最多,可他发现有强迫命令现象后对其批评的也最为严厉。60年代前半期,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的工作。从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几份有关计划生育的中央文件,应该说都是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制订的,它们在如何引导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方面,都有相当强的政策性。

即使70年代末至上世纪最后20多年里,我国人口问题被说得越来越严重,计划生育工作被抓得越来越紧,计划生育要立法的观点也似乎被所有的人都接受了,但计划生育部门提出的“计划生育法草案”一稿又一稿,却始终未能进入到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里。笔者作为从70年代末就从事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的学者,当时也听到过彭真不同意计划生育立法的说法。几年前,刘甘栗同志和我讨论一份文件时说,它就是被彭真“枪毙”的那个计划生育法草稿。刘甘栗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调入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后来又在改制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做了一辈子计划生育工作。2010年,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与刘甘栗同期都在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的萧振禹写文章说:“在197912月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计划生育法草案》)提交人大常委委员带回去征求意见。当时人大法治委员会彭真对制定计划生育法提出不同意见。”(萧振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科学决策》,《科学决策》2010年第9期)可见,彭真当时不同意立法是一个事实。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10多年,19796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刚刚恢复工作,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并分管人大法工委和后来的法律委员会的工作。我的判断,80年代到90年代大约20年的时间里,包括彭真在内的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法制委员会一批老的法律工作者,对计划生育部门提出的法律草案一直持消极态度,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生育这一自然权利的认识。而且不止彭真。前面说过,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不允许公开发表他的计划生育和节育方面的谈话,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大秘书”,可能也发现了这其中有大道理。所以,尽管从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时期计划生育被提到“基本国策”高度,甚至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我国计划生育受到美国国会等国际社会的攻击,作为外交战线上的斗争,邓小平接见外宾时就这一问题发表过许多次的谈话。但是,在经过作者亲自审定的几卷本《邓小平文选》里面,一概没有计划生育的内容。这其中的深刻含义,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深思。

那么,计划生育何以立法?这与我国立法制度的特点相关。

我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但是,国家权力的实际运作和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立法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却与此并不一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存在与发展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主要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我们且不评论它的是非优劣,只是需要指出这一国家体制并非是来自自己的发明,而是学习苏联的。十月革命后,列宁所建立的国家体制就是如此。19181月初,由列宁起草的要在立宪会议上代表俄共(布)所提出的起宪法作用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里就提出:“俄国宣布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均归苏维埃掌握。”苏维埃,是俄语的译音,相当于我们的代表大会制度。列宁提出国家权力归苏维埃,是他革命前就形成的思想。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倒台,形成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工人苏维埃同时掌权的特殊局面。列宁总结出苏维埃是俄国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所以提出夺取政权的政治纲领,这也就是《四月提纲》的要领。1917610日,在苏维埃中占有多数席位的孟什维克组织彼得堡大游行,布尔什维克打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巨幅标语。从此,这一口号成为俄国从两个首都到边疆省份的最时髦的口号。布尔什维克依靠这个口号,很快改变了原来在苏维埃中少数派的局面,成为彼得格勒以及各地苏维埃党团里的多数派,以致能在彼得堡发动武装起义,夺得政权。

革命后。列宁继续坚持这个口号,而且,根据我的研究,一直到1924年1月去世,他都相信一切权力都在苏维埃。但是,事实上是他在哪里权力就在那里。这也怪不得列宁,是由历史形成的。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全俄苏维埃大会上首先宣布了以他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工农政府。几乎与此同时,列宁还设置了一个本称之为共产国际的机构。这样,在莫斯科同时还有两个很有权力的机构,而且从名义上说,列宁所领导的俄共(布)中央和工农政府都分别要接受共产国际和全俄苏维埃这两个机构的领导。因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列宁任主席的工农政府由全俄苏维埃产生和任命,当然接受其领导。另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人没有祖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都是国际的,包括俄国共产党在内的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不具有独立性,仅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服从其领导。所以,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也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是,布尔什维克本来就是由列宁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而产生的一个派别,列宁从来就是这一个派别的领袖与灵魂。那时的布尔什维克还没有设置政治局,实际起领导核心作用的5位中央委员是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其实,这几位的名字都是按照主动追寻列宁的时间先后顺序,以及长期跟随列宁,担任列宁的助手,事实上与列宁的相对亲疏关系排序的。对于后面4位俄共领导人来说,从来都是把列宁当作领袖与导师,而自己是列宁的忠实的学生。加米涅夫担任全俄苏维埃的执行主席职务,季诺维也夫任共产国际执行局的书记职务,其实都是列宁的委派。所以,这样的具体的人的构成而不是机构的构成决定了列宁在哪个职务上,国家最高权力也就在那里。后来的斯大林时代里,虽然国家机关的权力结构有所变化,但党中央、政府(部长会议)和全俄苏维埃这样的次序与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变。

1949年建国前夕,在“一边倒”的方针指引下,我们的国家机关基本上也是按照这样的格局设置的。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列宁。所以,毛泽东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又是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取代了原来具有临时约法职能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党和国家的中央机关和机构也有所调整,但总的格局没有多大的变化。这一制度设计的好处是国家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一切围绕政府工作,所以有效率。回到我们的立法工作问题上,这个体制决定了立法是由政府工作推动的,而且是受政府的相关部门影响,甚至被支配的。因为国家依靠政府在一线工作,包括立法等各项工作都围绕替他服务,似乎也有道理。但也明显有缺陷。如果做个比较可能就好理解点。西方国家也是国会负责立法。那里的立法从立法论证和调研,确立起草法案的班子到最终被投票通过,整个程序都是由国会独立完成的。另外,作为行政分支的政府事实上没有立法权,凡是政府执行的法律包括预算和财政预算以外的追加拨款都必须经过国会通过。苏联与我们国家的体制不是如此。全国人大是立法机构,但除了人大自己的有关法律以外,绝大多数法律都是由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立法要求、成立起草班子、提交出法律草案,然后经人大通过颁布执行的。所以,全国人大通过的许多以全国人大及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通过并颁布的法律,其实大都是由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并负责起草的。除此以外,根据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㈠,政府还有“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实际就是具有人大以外的立法权。

当然,从原则上来说,党的利益、政府工作,都是与人民和国家长远发展方向一致的。但是,就具体和个别来说,也难免有不一致的方面。政府各个部门,地方和具体的工作人员,都存在局部和实际利益,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立法工作。党中央国务院最近通报批评了甘肃省祁连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其中特别指出甘肃省在有关立法层面存在的问题。自1997年以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历经三次修正,部分规定始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不一致。20135月修订的《甘肃省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审批管理办法》,违法允许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进行矿产开采。《甘肃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实施方案》,违规将保护区内11处煤矿予以保留。等等。这是立法工作中所暴露的典型的在地方利益、局部利益的驱使下有意危害国家和民族的整体与长远利益。这一类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大机关虽然负责立法工作,但实际的立法主要还是由政府部门所推动的基本制度。在这样的制度面前,有一些不符合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法律,禁不住政府部门在其实际利益的推动下,长期坚持和要求,致使一些不该立的法却被人大通过了。重庆市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俞荣根曾经深刻反省过我们的立法体制,他说在这样的制度下,是“立法容易,不立法难”。(俞荣根:《“立法容易,不立法难”:一位人大官员谈立法幕后》,《南方周末》2010年2月25日)该文章发表以后,一些地方人大纷纷转载,想必是有同感。

计划生育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党和政府推行计划生育,并且在政府部门设置一个机关负责管理,这个机关就要像政府其他部门一样去工作。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破坏法制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但是,与现在许多人们的认识恰好相反,文化大革命其实也是计划生育最为广泛的一次普及运动。我曾写了一个小册子,叫《“四人帮”与计划生育》,有人不喜欢听,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看一下我国的妇女生育率变化,1966年至1976年,妇女总和生育率由6.3下降到3.2 ,10年减少3个孩子,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奇迹。所以,就是在文革期间,计划生育得到普及,管理机构得到了加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已经开始制定政策和规定限制国民的生育行为。根据华国锋19731225日《在全国防治慢性气管炎工作会议和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摘录》,已经就青年的晚婚年龄,生育的胎次与间隔,以及对生育子女的口粮配给,等等,做了具体的规定。这应当是主管部门最初的立法冲动。19791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要求“全国要制订一个政策,首先要各省、市自己搞试行”。会议以后,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迅速提出一个全国的“计划生育法讨论稿”,各省在这个模板基础上很快制订了省政府(那时叫省革命委员会)通过的“管理规定”。随着文革结束,人大工作逐渐恢复,一些省把省政府的规定改变成为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计划生育管理条例”。而在中央层面上,尽管从1979年开始,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在内都在积极推动计划生育国家法的出台,但是,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认为计划生育立法的条件不成熟,导致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最应该出台计划生育法的年代里,我国却没有产生国家层面的计划生育法。所以,2000年以前,中国计划生育法实际上仅被限制在地方法这一层次上。

为了研究这一段历史,我又重新阅读了《彭真年谱》。我以为上个世纪最后20年,中国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的年代里,国家却没有出台国家计划生育法的原因还是在彭真身上。彭真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从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开始,先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担任),50年代后期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1979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836月至19884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从19796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开始,到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职结束,彭真实际主持通过的法律有几十个,但在他的“年谱”里几乎没有论及计划生育问题(仅一处,后论及),更没有收入有关计划生育法的内容。我认为,彭真是主张计划生育的,但正如他在1981年论及宪法问题时所说,计划生育主要靠教育,靠工作。所以,宪法修改草案只作原则规定。(《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3-124页)所以,笔者认为,由于彭真和彭真直接组建并领导的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的班底,对计划生育立法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没有一部生育法,为什么那些法制健全的国家没有一部有关生育的法律?就足以令人大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犹豫),所以,从1979年开始,计划生育部门孜孜以求(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前后提出的“计划生育法草案”,不少于8个),但在1998年以前,却始终没有越过全国人大法工委或法律委员会这一级别而到达委员长办公会议,更遑论立法了。

但是,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会议给计划生育立法带来了契机。该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产生的副委员长中,有彭珮云和蒋正华两位都来自于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彭珮云自1988年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1993年至199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蒋正华,自1991年至1998年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以彭真为代表的老的法律工作者当年提出计划生育立法不成熟,但并不是从计划生育法和国家宪法等法理上所提出的反对计划生育立法,相反,实际上是在彭真的主持下所形成的1982年宪法,还特意在“总纲”部分增加“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加上“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所以,一方面,计划生育工作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特别是从80年代初期以来甚至被提高到“基本国策”的程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原来党委政府的领导或负责同志,本来就有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即使原来法律委员会中还有个别抵制计划生育立法的干部,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有两位来自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办公会议上讨论计划生育立法计划的时候,就已经远远地将那一个较低层面的消极因素克服掉了。(1998年彭珮云同志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后,重新启动计划生育法的立法工作。我曾亲自听她说过,她与分管法律工作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姜春云讨论计划生育的立法问题,姜春云同志说,人大立法工作要经过三道程序,第一道是立法论证,论证通过后才进入一年后的立法计划,第三道程序才是审议。姜春云同意计划生育立法先做论证。这样,计划生育立法事实上已经越过法制委员会,而直接在相关的副委员长这一高层面启动运作了)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这一中外奇观得以发生的历史。如果不是1998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的变化,计划生育立法问题或者不会得到解决,或者还会推迟。假使这一问题放到现在,它还能被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吗?所以,包括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其实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较低阶段的产物。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过去没有几年,人们甚至还不敢直接否定它,邓小平和彭真所批评的违反人权和法制现象还没有被充分认识。——这是我国计划生育制度和计划生育法得以产生的背景。

但是现在,30多年以后,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世界,有了巨大的发展。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没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和计划生育法的漫长历史时代,所以,没有计划生育与计划生育法,并不说明我们已经进步与现代。但是,如果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和执行计划生育法,那显然证明我们还处在相当落后的时代里。就为了这一点,也该尽快废除计划生育法了。

                                          ——2017726日至30日于北京国奥村初稿,828日上海寓所改定

 

  评论这张
 
阅读(2085)| 评论(4)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