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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郭秀泉同志(5)  

2017-07-31 09:24: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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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郭秀泉同志(5)

 梁中堂

不过从这时起,我倒是给郭秀泉灌输另外一种思想。我说,新中国这种体制,造就了一个以驾驶员为职业的司机行当。在原来的制度下,车比较少,特别是领导职数少,能配车的领导级别都比较高,给领导开个车,是个既荣耀又实惠的事。再说,在过去的单位里,司机是技术工人,待遇也很高。我前面说的他的父亲住的那个筒子楼,没有暖气,更没有煤气。但在50年代、60年代里,那不仅是“省汽运”而且放到社会上也都是我国最好的住宅了。他的父亲如果不是从南方来的业务尖子,是分配不到那套房的。过去无论领导干部还是工人,都笼统地称之为国家职工。在单位里面,工人的工资福利和政治地位一点都不比一般干部低。改革后则不一样了。现在的国家机关和单位,把所有职工分成三个部分,行政干部、技术干部和工人。行政干部的工资和其他的一切福利待遇都按照行政级别配给,像我们社科院这一类的研究单位主要是技术干部,是按照职称职务比照国家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待遇的。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的待遇相对提高了,但工人的待遇低多了。如果在国家机关和有实际权力的部门当个司机,给大领导开个专车,还有个出头之日。在社科院这类单位里,一个司机伺候一个领导又一个领导,很难有哪位院长、副院长有能力给自己的司机安排个好出路。这样,即使再混几年,到退休也没有多大的奔头。所以,趁年龄还不算大,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出去闯一闯,到现在社会随意一个单位,哪里不比这好?

别说,机会还真的来了。1996年,太旧高速公路即将通车的一天,秀泉对我说,有人投资从太原到北京的大巴,找到他去管理,与我商量该不该去。当我刚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连说这是个好机会。不过,他却说不愿意离开我。自己没有能力帮助身边的人,明明看见一个好机遇,能做的就是不要让他的机遇丢掉了。就这样,秀泉“下海”了。过了一个时期才知道,这是太原到北京高速路上的第一个客运公司,最初是两辆沃尔沃对开,后来是4辆。过了一两年  ,秀泉给我说,老板对他不错,专门给他配了一辆车,还送了他一套房。记得我到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以后,他的女儿去天津上了大学,接着又去法国留学。如果不是后来走的这一步,靠他和小邢两个人的工资,那是不可想象的。

秀泉令我感动的是,在我困难的时候,能主动伸出援手帮助我。2005年正式到上海上班以后,因为不解决住房,生活十分不便。晚年走这一步,实属无奈。上海不解决住房是早就说好的,自己也没有怨言。不给住房,是因为上海的市场化改革走的快,那时除了市里的领导和个别机关还保证住房以外,一般干部就都不管了。当初给省委要求离开山西说是去成都,后来改到上海,主要是冲着上海社科院对我的承诺。上海社科院的常务副院长左学金曾经对我说,梁老师,您过来以后,完全自由。当时的话其实比这还宽松。因为有这句话,我也不像其他科研人员那样至少每周都要有一两天去单位,所以很多时间都还在太原家里。不过,两边跑毕竟不是个办法。

现在回过头看上海的房价,2005年简直是现在的白菜价了。但是,那个时候横向比较,还是高得怕人。2006年春节,在几位年轻朋友的帮助下,筹措了一部分资金,很快买了房。房是有了,但穷得几乎回到70年代了。当然,我也不是说生活水平降低了,而是花钱时的窘迫景象倒像在70年代过日子。就在这时,秀泉给我打电话,说你在上海买了房,一定很紧张。我可以给你拿一些。我知道他这些年翻身了,但毕竟是一个打工仔,也不会宽裕到那里。所以回绝了。可他真的了解我,知道我这时候会相当困难,一再向我解释,可以为我做这点事情。秀泉的心意感动了我。这样,我从他那里借了10万元充作装修款。

如果给人类划分类别,我属于那种面目可憎的、顽固透顶的无神论者。但自己却常常会萌生上帝垂顾的念头。就在上海的房子刚买下,自己经济拮据的时候,老伴在财大集资的一套房分了钥匙。接着,有人看上我在社科院的住房。很快,我把那套140多平米的房卖了50万,先把借秀泉的款还了。因为筹措年轻朋友的钱说好了归还的方式和时间,手上的这笔钱就成了我从未有过的存款数。其实,有了较为平静的生活,要那么多钱也没有用,卡上有10万元就可以有很平和的心态过日子了。这样,觉着在上海生活,有了房,也该有个车。坐了公家几十年的车,却从未坐过好车。按照剩下的钱,还可以买辆奥迪,就约了秀泉一起去看车。

秀泉开着老板给他配的别克商务车接上我,在路上还给我介绍说广州本田如何好。到了那家4S店,正好有一辆我想要的手动挡奥迪A4。秀泉开出去,不知在哪里兜了一圈,回来停在我面前,一边从车上下来一边说:“就它吧。感觉是不一样。”于是,我把银行卡递给了秀泉,由他办手续,帮我把那辆车买下。

自从接受马克思的唯物论以后,我对人生就有了自己的认识。一个人健康地活上80岁,80年的生命其实是按照相同的一天、一月、一年地等量合成的。所以,从年轻时起,我就不受逢年过节的约束,尽可能安排自己所有的时间。在山西省委党校和社科院工作的20多年里,办公室就是自己的书房。即使正月初一,也是吃过早饭后就去办公室了。上海的房子可以住了以后,分几次把想看的书从太原运了过去,回山西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岳母健在的那些年,春节还是要在太原过的。秀泉依旧是社科院时的做法,每年初二下午从榆次岳父家里回来,携小邢一起来家里拜年。岳母去世以后,即使我不回太原过春节了,但是,老伴和儿子他们在太原,秀泉照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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