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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美国“稀里糊涂”占领日本的原因探析   

2017-06-16 17:13: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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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稀里糊涂”占领日本的原因探析

——战后东亚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续十)

梁中堂

14.何以形成“稀里糊涂的占领”?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以上3节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分析美军占领日本的结果。“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受降仪式后第5天,美国政府下令麦克阿瑟把军队开进日本本土,“执行投降条款”。以盟国盟军的名义独自占领日本的美军,说好是要按照盟国的意图而代表盟国落实日本政府接受的《波茨坦公告》要求的各个条件,但结果不是没有实现就是有意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以至连阵线分明的敌国、盟友关系都完全翻转与颠倒了。所以,我用“一场稀里糊涂的占领”的题目来概括。它们本来都是在这一个总题目下的内容,由于文字太长,才将其分为3节。

不过,我用“稀里糊涂”这个词语,还有针对二战以后历史学的含义。我相信阅读过以上3节的读者都将认可,这些材料都是真实的。所以,它们才是真实的历史。但是,二战以来的传统史学却很少,甚至根本不愿意从这个方向上梳理世界史。国际社会与传统历史学习惯于亦步亦趋地跟随美国政府,按照美国政府的观点解释曾经发生的事情。在此期间,即使是与美国对立的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表面上看总是与其争吵,但实际上也还是不知不觉地被美国政府牵着鼻子走了。这如同有人牵过一只白色的绵羊说:“此白马非马”,习惯于跟随的人附和说“这匹白马不是马”,而类似于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说的相反话不过是“白马当然也是马”,却少有人道破问题的实质在于“以羊充马”,——那明明是一只羊而非一匹马。

如果说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书本里玄虚的哲学还能够容忍的话,那么,用它应付一日三餐的实际生活则迟早是要出问题的。二战毕竟是一段将全人类拖入的、以伤亡数千万人性命为代价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是,它非常重要,以至人们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它。人类社会犹如一张大网络,通过无数条线和网结连为一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其规模宏大,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卷入其中,这犹如历史之网受到某种魔力的作用把全部线索拉扯、纠缠却集中在一起打了一个巨大的结。人类终究没有在这次战争中毁灭,而是以此为转折开始新生。所以,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放置在奔腾不已的历史长河里,它既是以往历史的一次总结,又是历史之网的各条线索今后发展与扩展的起点。得道者多,失道者寡。战争正义把全人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做了一次归类、站队或划分,其中压倒多数的国家和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被动员结盟站在以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为核心的同盟国家一方,与主动挑起邪恶战争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少数国家为另一方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同盟国一方终于获得了胜利。

所以,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战后世界历史只能从二战的结局出发,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家开始主导未来,吸收与覆盖战败的民族国家,共同发展。具体到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应该是包括朝鲜半岛、琉球王国与东南亚在西方殖民基础上独立的各民族国家在内,与战前美国、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等较早的国家一起,珍惜二战期间共同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所结成的友好关系,共同前进。在人类历史的大河中,日本民族理应有一席之地,也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但是,由于它发动战争和侵略过其他民族,给一些民族造成过极大的伤害,所以,它回到民族大家庭就需要一些条件,至少完成同盟国家的《波茨坦公告》所列的投降条款,包括承认战败的事实、接受因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应得的惩罚,承担了作为战败方应该承担的责任,诚恳地向被受到伤害的周边国家表达歉意并得到相关国家的充分谅解,然后,才谈得上同盟国家的接纳,以及日本民族自然融入东亚与太平洋地区,融入全世界。我曾经指出过,由于日本在东亚地区率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它已经取得的进步,特别是它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水平,都决定了将可能成为战后东亚地区发展的火车头。

遗憾的是,本该在亚洲与太平洋战争结局的引导下健康与顺利发展的东亚地区,却因为美军的这一场稀里糊涂的占领,导致日本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侵略和伤害过周边的国家和民族。为此,东亚和东南亚各民族战后不断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休,有的时候还因为中国的钓鱼岛、韩国的独岛,以及俄罗斯(苏联)的北方四岛问题,关系还显得特别的紧张。虽然战争已经过去70多年了,东亚却仍是一个纷扰不安的世界。

在这方面,德国是一个坐标。二战中,德国对欧洲国家的侵略与伤害,德国法西斯惨无人道地对待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其野蛮行径令人发指。所以,至少在绝大多数西方人的心目中,德国给予周边国家的伤害要比日本严重多了。但是,战后的欧洲却从未出现过德国与周边的紧张关系,没有发生过周边国家时刻提着心防止德国,也没有出现过要德国道歉的事情。事实上,德国已经非常和谐地融入到欧洲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不仅是欧洲联盟共同体最早的成员国之一,而且是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请读者莫要一般化地对待我对欧盟与德国所说的最后这3句话,欧盟现在可是一个拥有欧洲28个成员国的具有经济与政治共同体性质的概念,在金融、贸易、农业等方面都已经趋近于一个联邦国家,标准化的法律体系和统一市场,以及外交、行政、国防等国家职能方面,也都类似于一个国家。读者已经知道欧元是欧盟国家的共同货币,它是目前世界上与美元、日元、中国人民币等可以放在一起的主要货币之一。欧洲各国使用同一种货币,说明欧洲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和谐已经达到怎样的一种状态。历史以来就是四分五裂、宗教派系林立、世代为仇的欧洲,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竟然一直行走在统一的大道上。原因是什么?是发动战争的德国和意大利接受战败的事实,顺利地迈过了胜利的各同盟国家为它设置的那道坎。而东亚的几千年文明都是依附在中华帝国这一大文化背景下的,东亚各个民族或者同饮一江水,或者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应该有相当多的共同性。但是,不要说像建立欧盟那样的亚洲共同体,谁如果现在有构建松散的东亚联盟的想法,人们也都会以为他的脑子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哪里?还不在于日本对于二战以前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因为日本还没有对自己曾经侵略和伤害其他民族的历史问题有所反省,也未能得到东亚各国人民的充分谅解,导致东亚各国还都未顺利迈过二战历史的那道坎。为什么会导致战后德国与日本的不同情况?因为美国单独占领并垄断了战后对日事务的处理,那就必须从美国政府身上寻找根源。

第一点。日本投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家共同努力、团结奋战的结果,对日斗争胜利的成果本属于全世界尤其是同盟国家的人民的,并由此决定了,一方面,分享战争成果是同盟国家的权利。另一方面,战后对日事务的处理则要代表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特别是要体现同盟国家的意志。但是,美国政府极端地排斥其他的同盟国家而单独占领日本,垄断了对日本战败事务的处理。这是与欧洲战场上同盟国家对德国问题的处理完全不同的。欧洲战场上,对德国的最后战争是由苏联红军从东部占领,德国西部则由美英联军为主的同盟国家组成的军队占领。包括德国首都柏林在内,德国和奥地利分别被分割成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4个国家各自管辖的4个占领区。在如何管理与管制战败的德国,以及怎样剥夺原来的军国主义而实现非军事化的许多问题上,各个国家总是在争论和争吵(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10册《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上海译文出版社)。这些分歧有原则性的,也有属于方式方法或者技术层面的。但是,正是这些不同的意见、建议和观点,矛盾与纠纷,才体现了各个国家的意志和诉求,是胜利了的同盟国家对战败的德国事务具有管理、管制与参与权的体现,特别是苏联对美国的制衡,保障了同盟国家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的较为彻底的制裁,使得欧洲国家基本上不再担心德国的战争隐患了。

但是,在日本问题上就不是这样。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垄断了对日事务处理的所有决定权,这才出现了以上我们所列举的各方面的后果。不错。对日战争主要发生在亚洲与太平洋地区,而且对日作战以及最终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而取得日本投降的结果,主要都是由美国来完成的。美国在二战中的辉煌成就与贡献,特别是太平洋战争中的伟大作用,是任何别的国家无法与其齐肩相比的。但是,对日战争毕竟是二战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各个同盟国家在战争中各自所起的作用都是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这是其一。

其二,即使从亚洲与太平洋战争方面来分析,那毕竟也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战场,缺少同盟国家中任何一部分,都很难说能够赢得胜利。那时的日本有将近700万军队,在海外的430万中,驻扎在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东部地区有300多万,其余的100多万则分布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日本海军各个舰队或者岛屿上。如果没有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和中国人民对几百万日本军队的牵制,美国则很难在太平洋与东南亚战场上打败日本人。除此以外,传统史学一直夸大美国投掷到日本的两颗原子弹的作用而贬低苏联红军出兵的意义,有些历史学家在分析日本投降时要么不提苏联红军,要么把苏联红军的出击解释成抢占胜利果子,“下山摘桃子”。为此,我要替斯大林说几句公道话。二战期间,苏联曾经与日本结盟,签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假使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以后,不是站在美国和中国一方参加对日战争,那就意味着站在日本这一边。我再次提醒读者注意,二战以前的日本国是包括台湾、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土4岛在内的一个大帝国。另外,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中国东部地区,东南亚都曾在日本的控制下。如果苏联不对日宣战,那么,以美国和中国为主的同盟国家在亚洲与太平洋战场上所遇到的,就是一个北部依靠甚至结盟的苏联(俄罗斯)连接在一起的,西部从蒙古国开始东到太平洋中部,南到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群岛的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战略态势。如果那样的话,亚洲与太平洋战争将是多么艰难啊?所以,苏联出兵不仅是从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和自后雅尔塔、波茨坦会议分别确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计划,而且是在原子弹出现以后也不能抹杀其意义的军事行动。

可是,当美国政府刚刚看到胜利的曙光的时候,就决计要排斥其他国家而独占胜利的果实。在波茨坦会议前夕,美国政府的作战方案决定,要以相当明确的态度与姿态确定单独占领日本。这个方案认为,英国参与太平洋战争的规模应该很小;他们和俄国都不能参与在战败的日本领土上驻军。(《五星上将乔治·C.马歇尔》,第624页)由于美国的强大与强势,战后对日的格局的确是按照美国的意志与意愿发展的。194592日,美国总统设计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日本受降仪式,标志着日本向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家投降。4日,美国第8军在东京湾登陆,标志着美军全面进驻日本本土。自后,以英国和英联邦的名义有一个师的兵力曾经进驻到原子弹袭击后的广岛附近,但它一直被限制在日本的一个县的地方范围。苏联红军曾经做出试探性的动作要占领北海道的北半部,却被杜鲁门总统严厉制止。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显得更为天真,以为美国政府口口声声“盟军占领”也包括中国,所以也曾经跃跃欲试,准备了几个师的兵力以供“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调遣,结果从未等待到出发的命令。

不过,那时的同盟国家还都相信美国会像战争期间的表现那样基本上能够代表同盟国家的意愿。所以,如果美国政府在占领期间确实能忠实地执行《波茨坦公告》中的各项条件,那也不至现在的结果。问题是出现了与同盟国家期望相反的结局,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关于这一点,读者从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回忆里就可以看到,美国占领后却从它极为狭隘的国家利益出发,各项占领政策和措施仅只体现美国政府的意志,保障美国的利益,以至于发展到完全站在战败国日本的立场上,一切都为日本着想,排斥苏联的国家意志,无视中国的权利,也不接受英国及其所代表的英联邦国家的意见,并且出卖东亚与东南亚各弱小民族国家的利益。

其实,以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开始摈弃统治与奴役战败国家的老殖民主义传统思想,准备将来接受战败的德国和日本等敌对国家将来一起加入国际大家庭,已经是一种共识。日本投降并履行战败协定以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甚至都写进《波茨坦公告》里。19458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发表的第一个讲话大谈对日本的宽容,曾是许多中国人深刻的印象。这种要以宽容的心态接受曾经发动战争的民族的思想观点,不仅是现代人应有的理念,而且还是一个十分客观的现实。日本是一个将近1亿人口的工业大国,决定战后同盟国家所要构建的世界新秩序,需要所有国家与它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当然,日本必须主动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争取用实际行动得到曾经受到它的侵略与伤害的亚洲各个国家的谅解。

但是,美国排斥其他国家所实现的单独占领与垄断对日事务的结果,仅只是满足了他自己的要求,实现了美国与日本的友好,而这种友好还是建立在共同敌对苏联与新获得政权的共产党中国的基础上的。要知道,在各受到日本伤害的同盟国家里,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愿望是最容易得到满足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根本性冲突也就是由日本突袭珍珠港和强行攻占菲律宾开始的,日本毕竟没有侵略美国本土,美国也没有历经日本较长时期的野蛮统治,两个民族之间也就只存在了3年多的战争,没有如中国或者朝鲜那样的长时期的深仇大狠。第二个原因,美国单独占领后,占领下的日本政府又非常顺从美国的统治,倾其民族的所有为美国占领军服务,100多万的占领军及其美国人,在日本过着天堂一般的生活。在东京被称之为“小美国”,是只有美国人才可以徜徉光顾的地方,那一带也曾有“日本人不得入内”的昭示。据当时的美国人自己所说,最高统帅部的普通官员,在美国最多只可过上中产阶级额生活,而在东京却能住上高级住宅,可以雇上3个、4个、5个甚至6个仆人,都由日本政府掏腰包。战后的日本人生活极为艰难,不少的人长期处于失业状态,能在美国人那里当厨师、男仆、女仆、花匠、保姆或者洗衣女工,都被认为是一份收入不错的理想工作。(《拥抱战败》,第181页)美国占领者首先对日本人的驯服就感到满意。第三个原因是美国政府赦免了天皇以后,整治他们所认为的战争罪犯,让日本政府提供并交出“应该”对战争负责的战犯,就都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情。特别是惩办战争罪犯的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在麦克阿瑟的盟军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下,如果对东京审判稍作一些研究就不难发现,在珍珠港事件、攻占菲律宾和东南亚英属殖民地,以及对英美战俘营犯有罪行的战犯,都予以了重判。所以当时就有不少的人说,凡是在攻取菲律宾战役中负有责任而让麦克阿瑟丢了脸面的日本将领,都得到了严厉的惩办。所以,美国政府的诉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但是,美日关系再重要也毕竟只是国际事务,甚至东亚事务的一部分。对于也处在东亚的日本来说,它必须处理好与东亚和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关系。而所有这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都受到过日本的侵略与欺凌,特别是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国家和中国,曾经长期遭受到日本的祸害。由于战争期间所形成的美国强势的地位和作用,许多国家在某一些具体的对日事务上也许会顺从美国,但它替代不了历史上与现实中日本和各个国家的具体关系。我们所叙述的“一场稀里糊涂的占领”,还仅限于看得见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层面,如果就思想认识领域来说,连日本是不是侵略过周边国家的问题在日本政府与相关国家之间都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琉球群岛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日本。日本政府至今都还不承认侵略过中国和朝鲜,当然更别说太平洋战争期间占领东南亚算侵略了。所以,美国排斥其他国家而独自占领日本,仅只是保证它的国家利益、实现了它一个国家的目标,而别的国家流血牺牲与美国一起奋战,到头来却连日本政府之间的是非都搞不清楚!

第二点。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与日本海陆军之间一场场真枪实弹的战斗,直接领教了日本皇军为天皇而战的那种不怕死的精神。面对日军的自杀式的战斗方式,虽说差不多每场都取得了胜利,但沉重的伤亡代价对于美国人来说却还是难以承受。1945年6月冲绳战役之后,美国军事当局推测攻占日本本土时,估计将会遇到日军更为顽强的抵抗。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对总统说:“在日本本土使日本投降,估计要牺牲五十万美国人的生命。”(《杜鲁门回忆录》上册,第381页)要知道,包括欧战在内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死亡的人数还不到30万。争取在进攻本土以前能使日本投降,以避免与日本在日本本土上决战,是波茨坦会议前后美国政府确定的方针或共识。如果这仅仅是美国制定的一个战略方案,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出此战略方案是因为美国政府怯于战斗,试图不经过决战而赢得战争。

必需承认美国人的高明。我们且不论是原子弹的功劳还是苏联出兵的原因,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总之它还真的成功地规避了战争。日本是在没有与同盟国家进行决战,并且是在美军没有攻打本土以前宣布投降的。所以,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是名副其实的太平洋战争,除了几个月的轰炸和投放的两颗原子弹以外,战争基本上没有在日本本土上进行过。美日之间的战争都是发生在日本本土以外的太平洋区域。当美国已经扫清外围,心存进入日本本土决战之前让日本同意投降的时候,日本果然同意了。请读者莫要误会,以为笔者好战,并且喜好惨烈。不是的。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场确实已经发生了的战争。不错,即使战争爆发以后,只要厮杀的双方愿意,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阶段协商停止战争都值得赞赏和肯定。但是,战争有其自身的规律,既然战争已经爆发了,就必须遵照战争的规律进行。勇敢地面对敌人,一切胜利的成果都只能从战场上获得。美国政府担心伤亡太大,没有什么不好。但它是被日本人打怕了,害怕战争,试图用回避战斗的方式得到只有通过战斗才可以得到的东西。这是战争后期美国政府的一个软肋。随着后面的研究读者可以发现,为寻求决战以外赢得战争的目标,不激化矛盾以刺激日本政府,避开敏感问题,已经成了美国政府对日事务的一种主要心态,这就是个大问题。这是一场世界战争。美国是这场战争的主角,它却害怕战斗,极力要回避敌人的锋芒并想尽办法不要让敌人继续战斗,更不要发生与敌人的决战,这是从处理日本投降事务就开始的房展与策略。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走偏了。

第三点。战后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的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影响与改变了同盟国家对日事务的处理。不过,我虽然沿袭传统的说法把冷战当作美苏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斗争,但却把问题的根源归结到美国政府一边,主要是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需要而且也的确虚拟出了一个以苏联扩张威胁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从而制定出以苏联为敌的国家战略。

如果分析美苏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对立,应该从1917年十月革命产生列宁政权的时代算起。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它来源于欧洲中西部经济社会较为发展与进步的民族,自中世纪历史以来对东部落后的斯拉夫民族的歧视,以及近代以来文明世界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扩张的恐惧与野蛮落后的农奴制经济的轻蔑。另一方面,则直接来自于西方民主政治对列宁与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与红色恐怖的批评与批判。从苏联这方面来说,布尔什维克以列宁所总结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其意识形态本来就是建立在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否定与反对现实的资本主义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的思想基础与前提,其本源是青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再远一些的历史渊源还可以追溯到伴随资本主义之初就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总之,社会主义思想本来就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美苏之间对立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二战以后偶然间产生的,它不过是历史上民族隔阂与社会对立的延续与发展,有着长远的历史与深厚的现实基础。

如果从笔者所接受的马克思关于现时代的基本理论出发,我则要把人类发展的大势都放置在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大时代里。那么,英美国家要早走一步,相对来说,可以把它归结到已经完成传统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而苏俄仍在延续从沙皇改革农奴制才开始的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阶段。由于英美国家处在资本主义发展较高的阶段里,特别是美国在二战中所形成的在同盟国家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也实际主导了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所以,是美国战后主动制造并挑起与苏联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从认识论方面分析的话,美国政府战后对现实中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所做的一连串误判;如果从决定历史演变的社会基础来分析,是美国在二战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军事工业资本与军事力量联合推波助澜,借助意识形态来维持和扩大其在战争中所形成的经济政治地位。

我们说认识上的误判,是指美苏双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因为苏联的解体已经证明了这一斗争的虚假性质了,美国的政治精英仍然不愿意走出来。所以,它首先是美国延续至今的大问题。我们从起源说起。

欧洲战争一个明显的结局,就是苏联红军解放了德国以东的半个欧洲国家。由于当时美国、英国和苏联还都存在德国必将再次复兴并发动战争报复世界的思维定势,斯大林鉴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遭受过德国经过波兰这一长廊而入侵苏联的历史事实,不仅想把波兰建成防御德国入侵的缓冲地带,而且要把整个东欧国家都构建成为亲苏的“卫星国”。与战前相比较,显然是战争刺激苏联使之由一个独立闭塞的单个国家,开始发挥东欧地缘政治作用而成为地区领袖。如果从当时已经形成的美、英、苏之间的亲密同盟关系来说,首先必须指责美国与英国对此的一系列反应不够厚道。美国早期在美罗主义指导下所形成的美洲新大陆,是它的势力范围,苏联没有插手。英联邦几十个国家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现在轮到战争中得到迅速发展的苏联要从它的地缘政治出发经营东欧和东亚了,却遇到美国和英国的干涉。战后最初的意识形态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杜鲁门把斯大林在俄罗斯周围国家培植与构建亲苏政权,解构为要在全世界扩张共产主义,并由此制订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国家战略,以及由此出发联络大西洋的伙伴英、法、比利时、荷兰,以及加拿大等国,于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用实际行动“遏制”苏联。

另外一次是杜鲁门总统对朝鲜战争的过度反应,它进一步推高了美苏之间的冷战。19501月,杜鲁门和国务卿刚分别声明台湾与朝鲜不属于美国军事防御的范围,实际是表明美国政府对台湾及朝鲜没有领土企图。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北朝鲜领袖金日成即将这一信息当作统一朝鲜半岛的大好机会。分析当时的南北朝鲜,虽然都是1948年建立的政权,但金日成是从抗战期间就做军事武装工作的,他是带部队的。金日成在被苏联选为朝鲜领袖以前,仅只是个营长。但是,这对于朝鲜来说,特别对于南朝鲜一点武装力量的基础都没有,那就是一个相当宝贵的个人历练,以及朝鲜环境下政治领袖应该具备的极重要的资本和能力。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也是北朝鲜的强项。所以,北朝鲜的金日成有了依靠武力统一南北朝鲜的想法。625日,北朝鲜发动入侵半岛南部的战争。这本来是朝鲜半岛同一个民族的内部事务。但是,杜鲁门总统用冷战思维解构朝鲜半岛所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这是斯大林在全世界实施共产主义扩张的一次具体步骤,如果不予以回击,美国所建立的所谓自由世界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倒塌。所以,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将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开赴到朝鲜半岛。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和毛泽东也用冷战思维解构这一事件,把美军干涉朝鲜问题当作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事件的重演,——美国要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这是苏联出武器,新中国出兵帮助金日成的原因。

限于所讨论的主题,本文不准备在这里详细分析冷战与美苏意识形态争斗的过程。二战期间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为主的同盟国家,是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民在战斗中结成了强大同盟。这本来是人类迈向和平发展的康庄大道的基础,结果却让以杜鲁门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将这一重要的同盟队伍硬生生地撕裂开来,重新组合成为两个相互攻讦的阵营。两个分别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名的阵营,各自都在攻击对方的目的是要侵略别的国家,奴役全世界,所以是战争的根源。但是,一直到苏联解体,包括已经解密的两个国家的档案,除了现实世界里确实存在一个遍布全世界的美国军事体系以外(不过必须公正地指出,美国遍布于全世界各地的庞大军事体系最初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刻意追求,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但是,战后赖着不走,其背后有没有意识形态争论以外的意图,却是我们的讨论要解决的),并没有发现过谁真的有发动侵略全世界的战争计划或意图。历史已经证明,冷战只是两个大国为首的两个阵营之间利用虚假的意识形态斗争掩盖实际的利益追求。

文章写到这里,有必要联系笔者本人经历的一段历史。我是40年代末出生的,自记事的年代全社会就笼罩在新的世界大战的气氛里,人们在不断地再说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60年代到70年代,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部队,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是贯穿各条战线各项工作的一个总纲。70年代初期,我从部队回到地方,开始了“理论教员”的生涯。那时,毛泽东给全党开列要学习的5本马列著作,其中列宁的2本书是《国家与革命》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是我从列宁的著作里所获得的基本认识。列宁的论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完成的,可说他的结论是一战现实的总结。当我学习的时候,二战已经结束将近30年,说列宁的结论又得到二战历史的证明和检验,是谁都不会反对的。但是,当时光又过去了40多年,战后已经70多年了,特别是如果理性分析当前世界发展的现实,就应该认识到历史其实已经证明了相反的东西,即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别的形式或者发展阶段,就其本质来说,它不喜欢战争,不愿意战争,所以不是战争。因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特别的经济制度,不同于以往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依靠打劫或者巧取豪夺,那是一次性的暴富,而资本的持续增殖来自于市场上的等价交换,它则要求和平的环境与条件。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就个体和市场整体关系来说。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甚至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严重依赖于市场,它是在市场的整体条件中才足以独立存在。资本主义是一种开放性的、竞争的、富有生命力与活性的经济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在不断淘汰个体的过程中保持活力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市场经济的这一特点或特征,决定了它可以忽视个体,而任何个别经济体却一点也离不开它。所以,市场强制性地要求并训练每一个经济个体必须遵循共同的规则,必须在不断与连续的交换活动中才能够生存、发展和壮大。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也是这个道理,它是在国际市场整体中生存与发展的。帝国主义企图通过霸权获得某种和平秩序,实质上是一种霸权资本主义,其本身是与平等自由的资本本质矛盾的,注定要碰壁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笼统地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虚假的。

  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对于苏联来说,一方面,列宁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种乌托邦。另一方面,苏联已经解体,更重要的是其社会主义制度被原来联合结盟的各共和国毫无悬念和没有争论地抛弃了。所以,它的虚假性质比较好理解。但美国政府代表资本的利益,它本该最具有现实感,却不仅照样产生了,而且到苏联解体25年以后的今天仍从美苏(俄)敌对的虚幻里走不出来。为什么?我觉得,在这方面,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有所觉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军旅出身,获美国五星上将军衔。1943年12月起任欧洲战场上盟军西线最高统帅。从给德军以致命打击的“霸王行动”即诺曼底登陆计划到最后战胜德国,除了东线苏联红军以外的西线战场都属艾森豪威尔指挥与节制。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1950年,艾森豪威尔任第一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1953年至1961年蝉联两届美国总统。在即将结束任期的告别演说中,他曾不无担忧地说了一段话。自后很久,他还评价说这段话是他两届总统任期后留给美国人民的“一个最具有挑战性的咨文”。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维护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的军事编制。我们的武装力量必须是强有力的,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这样,任何潜在的侵略者都不敢贸然从事,自取灭亡了。

今天我们的军事组织,跟和平时期我的任何一位前任或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战斗人员所了解的那种军事组织是截然不同的。

截至最近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是没有军火工业的。美国的犁头制造商在需要时可以立刻改制刀剑。但现在我们不能再临阵磨枪,拿国防当儿戏了;我们已被迫建立大规模的永久性军火工业。此外,三百五十万男人和女人直接列入了防务编制。我们每年花费在军事防御上的钱超过了美国所有公司的净收入。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的。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一个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可能共存共荣。(《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四册,第379-480页)

这是一支优美而凄凉的希腊神话故事。英雄必须邀请魔鬼加入自己的行列才可以战胜恶魔。可是,当制服了企图加害于他的恶魔以后,英雄却发现已经无法将魔鬼送走了。二战之前,德国和日本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为了战胜这两个现代工业大国,美国将先进的工业生产转化为军事工业,并组建了当时最具有战斗力的武装部队。

在前几个章节介绍罗斯福的租借法案时,我曾说过二战的欧洲战场上实际是由美国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由苏联、英国和美国等所有同盟国家出人与德国军国主义之间进行的战争。美国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不需要为自己的安全保持强大的军事工业,但在二战中必须与强大的德国和日本作战,促使其民用工业大规模转产生产军火。正是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战争期间迅速转产形成的“巨大的军火工业”,保障美国和同盟国家赢得了胜利。

美国对二战的不朽的贡献当然不止存在于武装设备与军火生产方面,它确实还提供了战斗力最强、数量最多的兵力。仅以二战后期的数据推算,美国在欧洲战场的武装力量有61个师,300多万将士。与此同时,在亚洲与太平洋上,强大的航母和各种舰船、岛屿和陆地上,各兵种加在一起少说也有200万。这就是说,美国同时在欧洲、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有500万军队。但是,如果按照马歇尔传记作家埃德·克雷的说法,可能要更多,因为他说当欧洲战争基本结束后,仅准备对付日本的美国兵力是600万。此外,还有按照一定制度从战场上轮换而行走在路上的180万。(埃德·克雷:《马歇尔传》第613页)所以,加上国内的军人,美国最高时应该有不少于1000万的将士。要知道,那个时代的美国仅只是一个刚刚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其中有1000万是以军人的身份出现的。这是艾森豪威尔说的“庞大的军事编制”。

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有能力一下子呼唤出“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战争结束了,让他们再回到二战以前却不是那么容易。美国政府不直接投资任何企业,战时巨大的军火工业基本上都是由相关的民营企业转产实现的。战时生产军火的企业发现,从政府那里获取订单生产军用物资不仅盈利高,而且比原来为民用市场生产的竞争程度也低多了。另外,战争期间军人的生命没有保障,但和平时期当兵却一点也不比老百姓更危险。虽然士兵是短期的,但带领这些短期来部队的小伙子的军人却是把军队里的工作当作职业来做的。职业军人不仅待遇好,还有许多比一般国民优越的特权。所以,尽管不再打仗了,但相当多的军工企业和军人却都还“意犹未尽”。

这该是美国政府制造虚假的意识形态与苏联对抗的社会背景。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结合,是战时供应同盟军队打击敌人的坚强后盾,是支撑强大美国的两个支柱,也是美国这一巨人能够稳固站立的两条腿、两支长足,当然也是足以支配美国联邦政府、国会和法院的强大政治基础。从战时开始,美国政府已经与这个军工联合体自然融为一体了。战争虽然结束了,军人不愿意脱下军装,军火工业却还要政府埋单继续生产。保持强大军工联合体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战争期间分布于全世界的武装力量尽可能地维持下去。富兰克林曾经感叹地说过:做一个人真好,可以用任何理由去做他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多次说过,按照美国的自然地理条件,是最不需要强大武装力量和军火工业的国家了。所以,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还有战争的威胁”、“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以及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和遏制共产主义的国家战略及杜鲁门主义,都一一应运而生。人们本来是为了现实的生活需要而制造虚假,但虚假的东西离开最初制造它的人转变为客观存在以后,在传播的过程中在经过无数次的精细加工,特别是经过哈佛等著名高校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专业大师的的理论包装,反对与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战略就成为一门政治科学了。(有关美国政治学与美国政府、美国政治精英,以及美国政治在全世界的扩张与蔓延,请见我的《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批判”》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6111810522225/

就这样来,战后70多年,美国强大的军工联合体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了。2016年,美国的军事开支达到6220亿美元,占到全世界总份额的40%左右。尽管说意识形态是虚假的,但制造与坚持这一虚假意识的社会基础却是一个真实的客观存在。这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主流媒体与国会一直纠缠特朗普“通俄门”的实质所在。苏联虽然解体了,但美国的军工联合体还是需要一个敌人。特朗普作为美国政治精英圈子以外的美国上流人士,在一些问题上与传统政治学不同的表达,反映了许多普通国民的观点和立场。这是偏离,甚至有可能抛弃战后以来的美国政治传统的迹象与苗头。所以,特朗普上台以后,军工联合体的利益集团、接受传统政治学教育和训练的政治精英,以及主流媒体抱起团来围剿新总统,以阻止它离开传统的执政道路。美国政坛几个月来的表现充分证明了政治是最不讲规矩的、肮脏透顶了的。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战后以来的世界历史里,凡是与美国政治制度不合或者对美国政府不友好的国家,哪个没有指责过美国在干涉他们?现在世界上政局不稳的地方,有哪个没有说是美国在插手?至于“通俄门”,那纯属扯淡。美国本来就是这样一种制度,总统作为美国政府行政分支的首脑,实际掌握着引领美国发展方向的大权。人民投票选择总统,意味着把国家的发展权交给了他。总统的内政外交活动的内容、方式与范围,本就有极大的自由与自我裁量权,都是由总统本人根据形势的发展做出判断并按照自己的方式予以处理,把国家引领到新的方向和新的境界。只是在涉及基本关系或根本制度性的层面上,总统的运作结果要经过国会的批准,但那已经是公之于众了。二战期间,当美国还未卷入战争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就已经委派特使秘密抵达莫斯科会晤斯大林。假设让现在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回答,斯大林和普京哪个是美国的头号敌人?我们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回答。另外,美国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安排访问中国,以及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中美都还未建交。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交是什么概念?是美国不承认共产党政权,意味着相互之间处于敌对状态。1989年夏天,中国经历了那场风波以后,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又一个制裁中国的决议案,甚至给总统施加压力要他撤回大使。中美关系一下子降温到冰点以下。布什总统运用特别管道联系北京,并绕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派遣涂抹掩盖了国籍的飞机专门运送特使秘密抵达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会晤邓小平,向其转达总统与国会不同的观点和立场。所以,国会与联邦调查局至今还未发现特朗普与普京有秘密接触,即使有了,那本来就是美国总统的权利。美国国会针对新总统所做的所谓普京干预美国大选、“通俄门”之类的调查,纯粹就是美国主流社会欺负从政治体制外新撞进来的鲁莽汉,它有点像牢狱里的囚犯们拳打脚踢刚押进来的新同伴。这些玩意放在社会底层叫江湖,放到美国国会与总统那个层次上叫政治。但是,毕竟意识可以是虚假的,社会进步却必须是实实在在的。搞政治的人可以玩虚的,作为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或者普通的老百姓每日的生活却必须是实的。搞政治的人玩虚的可以赚大钱,老百姓每日实在的生活却是靠花钱维持的。所以,国家上层政治和普通的国民不总是那么一致。美国的政治制度也许有相当多的坏,但至少还有一个好,那就是每隔几年给予每个人有一张投票的机会。越来越多的美国老百姓已经认识到美国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及其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政治军事设施的荒谬性,这是独立候选人特朗普何以借共和党“外壳”竞选成功的原因(笔者有一篇专门文章《否定霸权与向民族国家的复归:人民对政治精英说不——唐纳德·特朗普“逆袭上位”之我见》,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611121150576/)当然,由于美国特殊的政治制度,美国民众的诉求必须转换为共和党或者民主党的执政理念才可以实现。2016年的美国大选,相当多的国民把票投给了具有独立党身份性质的特朗普和桑德斯,表达了国民已经对传统政治精英所持的冷战之类的意识形态的否定。现在轮着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们接受与消化国民传递给他们的信号,纠正党的执政理念、路线与方针政策了。事实上,随着美国这一次大选的变化,世界各地也都在朝着与美国虚假意识相反的方向发展。当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理由,是以防止苏联“西扩”。它早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原来组成苏联的所有加盟共和国独立后都抛弃了共产主义而选择了与美国相同的政治制度,甚至有些国家还加入了北约。那么,北约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存在下去?还有,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独立和主权是民族国家的主要特征。美国分布于全世界的庞大军事体系是以保护“盟国”的名义存在的。但是,需要别人保护的民族国家意味着还无力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说明它还未能独立或者不完全独立。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替欧盟各个成员国喊出“靠我们自己”的话了,韩国新总统文在寅的一些表现也是要与美国拉开距离朝着自己保卫自己的路子上走……

如果说战后初期全世界还弥漫在战争的恐惧之中,人们难以对是否会发生新的战争作出清晰的判断,那么,经过70多年的和平发展,现在已经可以对历史做出一些较为清楚地认识了。经过占据世界绝大多数的同盟国家的艰苦奋战所赢得得到战争胜利,本来为人类未来的和平发展提供了相当好的条件,但是,美国却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的考量,排斥其他同盟国家分享战胜日本的成果,而独自占领日本并垄断了处理日本事务的所有权利。这样的占领结局当然无法保障其他同盟国家的意志诉求,从而出现我们所说的“稀里糊涂”的结果。不过,如果进一步分析所谓的美国国家利益,其实主要还是战争期间迅速形成的军工联合体集团的利益。正是这一特殊经济政治利益集团在战后长期绑架美国政府,制造了以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和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为核心内容的虚假意识形态,从而建立和维持了包括日本与东亚地区军事基地在内的所谓世界军事防御体系。因为它是建立在虚拟的敌对关系上的,所以迟早将要被世界各国抛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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