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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钓鱼岛问题产生的背景  

2017-02-24 11:23: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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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问题产生的背景

——《有关钓鱼岛的几个问题》续一

梁中堂

敬启读者:

    有关单位和家属昨天(2月23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王伟同志遗体送别仪式”,我也托了朋友在老人面前带上我的一份哀思,并祝愿逝者天国安好。出于敬意,特意将那篇纪念文章保留到安葬后的一天。从今天起,接着以前的研究张贴于右。

                      ——2017年2月24日于上海芋薯宅

5.发生钓鱼岛问题的国际与国内背景

战后新的国际局势,使得日本政府有可乘之机,借美军托管琉球而给美国设套,把本属中国台湾、并且事实上已经回到祖国怀抱的钓鱼岛夹裹在琉球岛之内,送给了美国驻军,从而引发了至今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纷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并且已经是战败国的日本政府,不仅敢于,而且能够在战后不久做出这样荒诞的事情,都是与战后急剧变化的国际背景分不开的。

首先,战后不久,战争期间美、英、苏3国首脑结成的信任和友谊就不复存在了。英、美两国本来就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其经济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背景相同,浩瀚广阔的北美殖民地的工农业产品的销路主要是英国,特别是当美国尚未独立而受英王统治的时候,英国王室还曾通过法律,要求北美殖民地的产品必须通过英国然后转口经销欧洲。北美殖民地虽然独立脱离英国王室,但同一民族的文化背景,相同相近的法律与政治制度,以及几百年来的经济交流和商品贸易所形成的、连接两个国家的市场体系,都是割裂不断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称霸世界约200年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特别是二战中英国面临被德国侵占的危险,完全是因为得到美国的帮助才取得胜利,无论经济与军事都仰仗于美国的强大,自觉自愿地屈居其后,并愿意拥护美国作为世界发展的领头羊。

但是,美英两国对于苏联的态度又不一样。英美国家与苏联的对立和芥蒂,既有历史的渊源,更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资本主义多少较为发展的欧洲国家看来,俄国属于野蛮和落后,不先进、不文明,素有“各民族的监狱”之称。但是,沙皇却利用其专制制度所具有的极强的动员和集中能力,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常常在欧洲国家间关系与纠纷方面充当警察。所以,欧美国家一直对它持有高度的警惕。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取代沙皇获得政权,却公然宣传共产主义,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列宁斯大林不仅公开号召,而且还真的创办共产国际,出资组织和培养一些国家的所谓工人政党,鼓动他们用武力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与西方本来就存在的矛盾与隔阂。英国的丘吉尔和美国的罗斯福,本来都是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二战之前,苏联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就已经很对立。

不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具有虚假的性质,属于虚假的意识。所以,二战中因为共同的利益让斯大林和英美国家走到了一起。实际上,列宁、斯大林也都是俄国的民族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是俄国民粹派中的极端分子。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俄国最激进的民粹主义政党,集中代表了大俄罗斯民族利益。在二战中,丘吉尔和罗斯福这两位同样效忠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优秀的民族主义和民粹分子,在共同反抗德国与日本法西斯这一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的艰苦奋战中,在实际的交往中,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斯大林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和顽强精神,以及极强的领导能力、高明的斗争艺术、超乎常人的伟大战略。3大国的3位首脑因共同的利益而在共同的战斗中分别以各自的魅力征服了对方,他们个人之间实际已经建立起某种超越意识形态的深厚友谊和信任。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援引1945年年初的雅尔塔会议期间,在一次有丘吉尔和斯大林参加的晚餐聚会上,两个人的发言和谈话。丘吉尔先说:

无庸夸张,也无须用格外华丽的词藻来恭维,我说我们认为斯大林元帅的生命对于我们大家的希望和内心是极为宝贵的。历史上有过不少的胜利者,但是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是政治家,而且大多数人在随着战争而来的困难中把胜利果实抛弃掉了。我诚挚地祝斯大林元帅健康长寿,和苏联人民在一起,帮助我们大家前进,到达一个比我们最近所经历过的这种痛苦少些的时期。当我发现自己处在和这位伟大人物的友好和亲密的关系之中时,我就有更大的勇气和希望来奔走于这个世界,他的盛名不仅传扬于苏联全国,而且传遍了全世界。

……保卫自己的国家固然光荣,然而更大的征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穷苦人们的梦想——就是让他们过着和平生活,用我们战无不胜的力量来保卫他们不受侵略、不罹祸害。我把这样的希望寄托于德高望重的美国总统和斯大林元帅,从他们两人那里我将找到和平的卫护者……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南方出版社,第324325页)

斯大林则说:

我提议为大英帝国的领袖干杯,世界上所有首相中最勇敢的应该首推于他。他体现了政治经验与军事领导相结合的典范。当全欧洲准备对希特勒俯首帖耳的时候,他说不列颠即使没有盟国也将巍然屹立,单独对德作战。他说,即使现在的盟国和将来可能有的盟国全都背弃英国而去,她还是要继续战斗下去。为了这位百年来才出现一个的人物的健康,为了这位勇敢地高举起大不列颠的旗帜的战士的健康,大家干杯!我说出了我所感觉到的话、我的心里话,和我所意识到的话。

 

……我像一个老头子那样讲话,所以话讲得很多。不过我要为我们的同盟关系干杯,希望这一同盟保持着亲密无间和坦率发表意见的特点。在外交史上,我从未见过像这样密切的三大国同盟,而且盟国之间有机会这样坦率地交换意见。我知道某些方面的人士会认为这种讲法有点天真。

在一个同盟之中,盟国不应该彼此欺骗。或许这也算是天真吗?老练的外交家可能会说,“我欺骗我的盟友有什么不应该?”但是就算我是一个天真的人吧,我认为最好不要欺骗我的盟友,即使他是一个笨蛋。我们的同盟之所以这样牢固,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不相欺骗;或是因为彼此要欺骗也不是那么容易?我提议为我们三大国同盟干杯!祝它坚强而稳固。希望我们尽量开诚相见。

在这些日子里,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根本的变化。在战争中一些主要国家结成同盟,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没有这个同盟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然而,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同盟是显然易于为人所理解的,然而更为复杂得多的是在战争过后为着保持永久和平与胜利果实的同盟。……过去我们并肩作战是一件好事,而且也不甚困难;另一方面,在这些日子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工作已告完成,保障安全与加强和平的法律基础的确立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这是一个转折。

我提议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圆满结束而干杯,祝我们在战争压力之下结成的同盟将在战后巩固与发展,希望我们这些国家不仅致力于自己的事务,而且将铭记除了自己的问题以外,还有共同的事业,因此,他们在和平时期也应该像在战争时期一样,以同样的热情来保卫团结一致的事业。(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南方出版社,第325326页)

我之所以大段引述丘吉尔和斯大林,是因为我们从他们的讲话中感受到了战争中结成的友谊,以及他们对这一团结友谊的重视,特别是斯大林后面所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就是关于成立联合国以及所拟定的联合国宣言,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世界走向秩序与法制的开端,由战争而凝结的三大国家的领袖所结成的友谊,应该是战争的一个重要成果,它是人类转向持久和平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是,二战期间人类通过无数生命与鲜血凝聚的这一从不被历史学家以及研究国际关系的政治学者所重视的、但极有可能影响人类历史走向的大国领袖之间的友谊和信任,随着战争的结束却也都顷刻间灰飞烟灭。19454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苏军发动攻克柏林的战役也即盟国对德军所给予的最后一击的前4天去世。7月,丘吉尔参加3国首脑在盟军占领的柏林郊区波茨坦会议途中,临时回国参加大选,却因保守党失败而再未回到等待签字的波茨坦会议上。特别是美国特殊的政府体制,决定了接替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却做了重大的改变。

杜鲁门是以罗斯福总统的副总统资格,顶替去世的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的。美国总统与副总统的特殊关系,早在华盛顿第一任上即已经形成。亚当斯由华盛顿提名担任自己的副总统。但是,在华盛顿任上,副总统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国家事务要做。与中国共产党书记与副书记的同志加助手关系大不相同,美国的副总统就相当于传统时代的王储或太子,平时就闲置在那里等待接班。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因病因事出缺,特别是突然亡故,即由副总统即刻宣誓就任总统职务。除此以外,副总统基本上不参加总统的行政事务。事实上,1944年罗斯福争取第四次连任总统的竞选,选择了参议员杜鲁门担任他的竞选搭档,可是当19451月新一届政府就任之后,副总统杜鲁门就很少有机会见到总统罗斯福。从杜鲁门的回忆录来判断,他在194531日罗斯福为国会演讲结束仓促间见过一面,至此以后,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再未见到过总统。杜鲁门获悉罗斯福去世的消息,还是被白宫工作人员安排领到第一夫人的房间以后,才从罗斯福夫人的口中知道的。

杜鲁门在其回忆录里记述了他担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准确点讲,那是罗斯福总统的内阁)。在这次会议上,他所接受的最为重要的国家事务提及到两点,一个是会议期间所讨论的如期召开成立联合国的会议,另一个是会后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他有关原子弹实验的事情。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原子弹。战时,参议员杜鲁门曾领导一个国防计划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为他赢得极高的荣誉。期间,他曾以该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指令调查人员到田纳西州和华盛顿州查出某些巨大的建筑物到底是什么、它们目的何在?史汀生闻讯以后,跑去对杜鲁门说:

参议员,我不能告诉你那是什么东西,可是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计划。这是最机密的事。连很多实际上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不了解那是怎么一回事,要是你们不到那些厂里去,我们明白底细的人会感谢你的。

杜鲁门下令撤销了这次调查。杜鲁门在回忆录里说:“关于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直到史汀生部长在第一次内阁会议后告诉我为止,我始终毫无所知。”杜鲁门对此事并无怨言。这是美国制度。不用说参议员,即使副总统参与总统事务的事情都很有限。所以,杜鲁门虽然接任去世的罗斯福担任了美国总统,可并没有继承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战争期间获得的情感遗产,这是人类何以在还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噩梦中完全清醒过来的情况下,却又突然间兄弟阋墙、同盟国视友为仇,剑拔弩张地被卷入到长期冷战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在写下这一节的许多天之后,重读杜鲁门的回忆录,发现杜鲁门在两个方面也都有论述。一方面是对自己作为副总统突然间担任总统有多么不适应,深刻地检讨了美国总统与副总统的关系。他说:“我觉得在我做总统的头五天中就好像过了五辈子一样。我开始体会到我国的缔造者预先为一个突然变成总统的人所做的准备是多么不够。”“副总统要完全得到总统的信赖是很困难的。总统有必要组织他自己的幕僚,而副总统只能留在门外,不管他们两人的关系多么友好。”“很少有几个副总统完全同意与他们共事的总统的政策。”“总统与副总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副总统不可能完全熟悉总统的政策,……他只是一个备而不用的角色。”

另一方面,杜鲁门也完全知道战争期间3巨头所结成的友谊。他说:“罗斯福的逝世势必引起英国、俄国和美国政府首脑共事关系的问题,这将是不可避免的。在经过一连串会议和频繁的会晤以后,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以及在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彼此都已经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可见,新总统也意识到大国领袖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也试图谋求与斯大林的友好关系。驻英大使戴维斯就曾经代表杜鲁门总统向丘吉尔解释,“要是同首相和斯大林元帅相比,总统是处于劣势的”。所以,杜鲁门希望有单独与斯大林会见以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的愿望。波茨坦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杜鲁门倡导召开的。但是,虽然波茨坦会议取得了成功,而会议期间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以及其他所有被苏联红军占领和控制的东欧国家的问题上,以及强烈的愿望要求战败国德国赔偿的强硬态度,让杜鲁门产生斯大林过于贪婪和难以交往的印象,并以此为开端,决心统揽对日投降和占领的全部事务。他说:

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或划分战区。我不想给俄国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

反复阅读杜鲁门的这几段话语,设想罗斯福与杜鲁门在对待与处理有关斯大林问题方面可能有不一样的态度和做法,这也许会产生出完全不同的历史后果。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许罗斯福与杜鲁门的美国民族主义情愫并无较大的差别。而且,从战胜日本为起点,正在形成的杜鲁门主义也即美国的霸权主义,本就是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的。至于意识形态的论证,即防止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只不过是个招牌、幌子和借口而已。

其次,美国以联合国委托托管琉球岛的事件发生在19519月的旧金山和会上,这是钓鱼岛问题得以产生的根源,而这时的杜鲁门已经完成以承接二战所形成的美军在全世界布防为基础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国家战略,以及苏联建立起以8个东欧国家和亚洲包括新中国、蒙古和北朝鲜3个国家在内的外围保护圈,从而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格局已经发生以后。关于冷战的产生,历史学家往往引述丘吉尔1946年在美国有关“铁幕”的演说,以及乔治·凯南自莫斯科发来的那份长达8000余字的电报。其实是不正确、不全面的。杜鲁门实际上是一位极有主见的政客。在罗斯福去世由他仓促继任总统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向罗斯福的内阁全体成员说:如果你们全体都留任,我将感到很高兴。“但是,我说得很清楚,我是自己当总统,对于需要做的决定,我将全盘负责。”杜鲁门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的美国人,对苏联的仇视远超过希特勒。根据1941624日的《纽约时报》,1941623日,即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二天,参议员杜鲁门发表了一段震惊美国朝野的话:“假如德国比苏联强,我们应该帮助苏联一方;但如果占优势的是苏联,那我们便应该帮助德国,而且要尽量让他们大开杀戒,尽管我一直不愿看到希特勒在任何情况下取得胜利。”

所以,如果历史地、客观地进行分析,一方面,当杜鲁门接替罗斯福的遗产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战争已经临近结束,他所面临的使命是几个主要的战胜国家如何分配胜利果实。共同战斗容易凝结友谊,而分配财富则往往导致兄弟反目,这也许是一条规律。再加上如果比较二战期间苏联在欧洲战场上所付出的牺牲,英伦三岛仅只遭到过德军的空袭,而战火根本就没有到达过美国的国土。所以,战争给苏、英、美3国的创伤毕竟也不相同。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杜鲁门和丘吉尔是经过资本主义熏陶的政治精英,他们的人文理念和资本主义精神也与斯大林有很大的差别。所有这些反映在3巨头讨论战后安排时,前两人明显具有向前看的眼光,也相对超脱一些,而斯大林则特别看重于物质利益,斤斤计较于补偿和赔偿。

另一方面,在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也许罗斯福与杜鲁门是有差别的。杜鲁门在波茨坦的几天接触中,就产生出对斯大林的反感,决定在对日战争和对日的处理方面绝不给斯大林留有讨价还价的机会。还在另外的领域,自觉不自觉地开辟出一个以苏联为敌对目标的战场。在这一个问题的认识上,虽然正统的历史学家也正确地总结出“杜鲁门主义”,但是,对冷战历史产生的原因的分析方面,还是极大地脱离历史而低估了杜鲁门的个人作用,特别是可能忽视了他在战争期间主持国防计划调查委员会积累的军事工业方面的人脉对他的影响作用。

第三,欧洲战争结束以后3个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虽然仅只有3个月,同盟国对待德国与日本的态度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无论是194311月的德黑兰会议,还是1945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3国首脑对待德国态度都还是坚决摧毁。3巨头甚至还提出肢解德国,防止德意志民族再度兴起而报复世界。所以,盟军反攻后几乎将德国夷为平地。但到19457月波茨坦会议上,盟国已经准备战后帮助德国和日本尽快复兴,并将接纳其成为联合国成员。所以,除了督促与迫使日本天皇投降而释放的两颗原子弹以外,盟军有意没有将铁骑开进日本本土,与那些甘愿用生命将“圣战”进行到底的日军决战。

在过去的思想观念里,我把盟国对日本的最后打击所采取的不同于以前德国的政策,主要用西方更为人文的理念来解释。随着阅读资料的更为广泛,发现历史还真不是这样。西方国家和日本对斯大林素来都没有好的评价,但是,我觉着日本人民还是缺少一份宽容。在二战期间,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总统始终坚持对德对日的“无条件投降”这一原则立场,倒是斯大林对此不以为然。19455月底,也即2月份结束雅尔塔会议后约3个多月,霍普金斯以特使的身份代表罗斯福总统访问斯大林,后者对他说:、

如果同盟国仍然坚持其“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则日本人就会死战到底;反之,若能对于这一点加以修改,则也许足以鼓励他们投降——于是同盟国仍可照样贯彻其意志,并获得同样的实质结果。(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0

713日,日本通过大使照会苏联,希望斯大林向盟国转达“天皇希望和平”。斯大林拒绝了日本的照会。但是,他在波茨坦会议上还是把这个信息转告了丘吉尔,后者又转告了杜鲁门,并附带建议“无条件投降”的硬性要求似应略加修改。(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1

总之,盟国没有相对德国那样打击日本,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正当盟军对战败国日本实施已经相当宽容的惩罚和制裁的时候,美国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国家战略已经提出,冷战的局面逐步形成,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本土以及日本政府对于美国在东亚的防御体系就都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481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就说:“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由原来的敌对关系转向依靠和依赖关系。在美国的庇护下,日本不仅躲过了战争赔偿,而且更具有危害性的是根本没有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思想认识的基础。首先,当盟军对日作战最高司令长官命令日本天皇、日本帝国政府和日军总部投降的时候,盟军的最高统帅部还远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为了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盟军有意保护了对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日本天皇,仅只追究了政府内阁和日军高级将领中的一些继续主战的骨干分子。所以,日本自上而下的效忠于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的政府体系得以完整保留。

其次,战争结束后,就连盟国所提出的有限的日本战犯绝大多数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治、法办和服刑。194512月,苏、美、英3国决定由相关11个国家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判凡有“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等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另在南京、上海、马尼拉等地设立军事法庭审判乙级、丙级战犯。但是,194812月,美国驻日当局即宣布释放包括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到195011月,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先后分4次下令释放在押战争罪犯,宣布对乙级、丙级战犯免于审判,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等。50年代中后期,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日本战犯都得到了赦免,不少的战犯甚至都重返日本政坛,譬如甲级战犯中原外务大臣重光葵被释放后重返政坛,再次任职外务大臣。甲级战犯、原工商大臣岸信介获释后,还曾担任首相组阁执政。对战争直接负有责任的军国主义骨干队伍基本上没有遭受重创,其社会基础仍然存在。

另外,《波茨坦宣言》中曾经声明,要取缔“为战争及重整军备服务的产业”,提出战争索赔的计划。但是,在美国主持下,一再缩小战争索赔。1947年秋季,美国分三次对军需工业机械设备和军需生产骨干兵工厂的机器设备做了部分拆除。至此以后,就再未进一步执行索赔计划。所以,支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工业财阀都得以保存和维系,成为战后日本右翼的财政支柱。

有关日本战后美国占领期间的情况,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约翰·道尔在他近期出版的研究战后日本的专著《拥抱战败》中是这样说的:

在此转变的过程中,美国人日益公然与日本社会中的保守势力甚至是右翼势力结盟,其中包括那些与这场失败的战争切身相关者。曾因战犯嫌疑人被捕的人士被撤销起诉。经济大权重新回到大资本家和中央官僚的掌握之中。禁止担任公职的政治家和其他战时的领导人逐步得到“赦免”。

最后,美国牵头由49个国家签字的《旧金山和约》和同时签订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成为日本拒不对战争罪行反省的法律依据。尤其是为日本战争罪行开脱而奠定其战后国际地位的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仅屈从于美国而对包括中国和朝鲜半岛在内的曾经长期侵略占领的周边国家,从不认罪的重要原因,也是战败国日本几十年来弃而不舍地敢于公然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国、韩国、俄国等国家争夺领土主权的国际根源。

第四,朝鲜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使得日本和琉球在美国东亚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按照美国战后最初的布防,东亚并不是其战略重点。尽管中国在40年代后期已经发生了特别有利于苏联的政治巨变,美国与苏联两个阵线分明的冷战也已经开始,但是,美国似乎仍然未将东亚当作战略重点。19501月,杜鲁门和艾奇逊公开声明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内。时间仅只是过了5个月,金日成不宣而战地向南部发动了进攻。7月,美国以联合国名义派兵干预。1025日,建立政权仅只有一年的中国大陆出兵帮助北朝鲜,中国和北朝鲜在战场上与美国和南朝鲜作战。谁都知道,苏联在背后支持新中国和北朝鲜。这其实是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历史中,美苏两个阵营所打唯一的一次具有经典意义的局部战争。也就是这次战争,日华丽转身,完成了由二战期间与美国为敌的关系,而成为美国的盟友。为了共同对付中国、北朝鲜和苏联,美国重新布防东亚战略,琉球和日本本土成了美军的前沿阵地。

第五,中国分裂为大陆和台湾两个政权,不仅为日本逃避战争制裁和赔偿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而且为其施展阴谋和小动作留下不少的可乘之机。19491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易主是革命的产物,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却很少注意中国这次政权交替与绝大多数现代国家中的革命所采取的不同形式,以及这一不同形式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影响。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政权产生的时候,它不是有如许多现代国家通常的革命、暴动或者宫廷政变,用新的政权取代旧政权,而是采取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改朝换代的方式,使用了新的国号、年号,以及新的国旗、国歌,似乎在地球上新冒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这次江山易主却又不同于封建王朝的地方,那就是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政府虽然被压缩在一个海岛上,却没有随着大陆上的政权的建立而消失或解体。它仍旧以中国政府的身份照常在那里签订国际公约,从事外交活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人口或者国土面积都达不到全中国5%的台湾政权还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而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占据土地面积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政权却被排斥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舞台和世界组织以外。当然,两个政权形式与实体上的分离,势必会随着时间的进展而改变。但是,这一改变不是无条件的、别无选择的,而是有条件的。几十年来,海峡两岸的两个政权分别都在努力改变各自的名不副实的状况,相互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为在国际上争夺唯一可以代表中国的身份或资格,竞相压低自己的条件,不惜妥协,以获得国际舞台和空间。

钓鱼岛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与中国的乱局状态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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