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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麦 克 阿 瑟 宪 法”批 判  

2017-11-14 19:10: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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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克 阿 瑟 宪 法”批 判 (四)

——战后东亚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续十九)

梁中堂

 

现在我们再拉近距离审视麦克阿瑟宪法。

19462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主任惠特尼召集部下,传达麦克阿瑟指示替代日本起草宪法时,传达了麦克阿瑟的宪法三原则:天皇处于国家元首的地位,日本成为非战国家,民主化。进一步分析麦克阿瑟有关宪法的3原则,其中第二项剥夺日本制造战争的条件,使其成为再也没有能力发动战争的国家,是《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家的一致要求,第二项民主化是战后的世界潮流,所以,它们都不是麦克阿瑟的,而只有用宪法确定天皇在国家的元首地位,才属于麦克阿瑟。所以,我将侧重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确认麦克阿瑟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只有从具体背景里了解。

19451227日发布的美、英、苏三国外长签订的《关于建立远东委员会及盟国对日委员会的协定》,远东委员会才对制定日本宪政具有决定之权。该协定说;

美国政府遇有紧急事件发生,而不在(远东)委员会既定范围之内者,得向最高统帅发布指令,以待委员会之决定;惟此项指令,倘涉及日本宪政机构或管理体制之基本变革,或涉及整个日本政府之变动,则需事先征询并获得远东委员会同意方可发布。(《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8册,第698页)

所以,远东委员会建立以后,一定会掌握修改日本宪法的领导权。而此时的美军进驻日本才5个月,“整肃令”发出不久,统帅部所属的国际检察局公布日本战犯嫌疑人的工作也才在进行,惩治战犯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在决定日本命运的远东委员会里,大多数成员国都极力要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更为难办的是,只要在远东委员会里讨论战犯问题,一旦有代表提出惩治天皇的议案,其他任何国家的代表都不可能站出来反对。正如吉田茂后来所说,面对如此“险恶空气”,麦帅“才先发制人,为拥护我国皇室制度采取了制定新宪法等等深谋远虑的措施。”(吉田茂《十年回忆》第四卷,第107页)所以,就麦克阿瑟的目的和意图来说,制定宪法不是为了日本的民主、复兴,以及长远的发展,而仅仅是把其当作保护天皇的一个计谋与策略。

其次,麦克阿瑟宪法有一个假设,那就是日本离不开“至高无上”的天皇。但是,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帝制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而现代民主制度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日本与中国相比,前者早已是一个现代工业国家,中国则一直到40年代末期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还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汪洋大海的国家。所以,日本与中国比较,后者更有理由保持帝制或者维持帝制的尾巴。但是,历史事实是,中国早在1911年就结束了帝制。由此推论,没有理由说日本就离不开天皇制度。

讨论到这里,有必要插进一段与麦克阿瑟无关的话。可能有读者认为,日本明治宪法以后,实行的是君主立宪,也属现代民主制度。君主立宪是现代民主制度,这不假。问题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和《明治宪法》并不是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也有许多个条件和要素,这个后面还要论及。现在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帝制加宪法,就都可以称之为君主立宪。我们说,君主立宪也算是一种民主制度,就在于该宪法是对传统君主专制权利的剥夺,在于国家主权在民不在君,在于君主承认人民主权。君主承认人民主权,人民保留帝王作为国家的象征,这才叫君主立宪。而明治宪法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为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说,天皇至高无上,天皇享有主权。这其实比传统时代比较软弱的帝王还专制。别的且先不说,19458月停战投降,内阁会议争执不下,最后还是由天皇“圣断”。天皇一言九鼎,说明国家最高领导权是在天皇手里。所以,日本尽管具有君主立宪的形式,有一部《明治宪法》,但实际不属于君主立宪,而是天皇专制。194510月,麦克阿瑟给日本政府下令修宪,而日本政府最初强烈抵制,其理由就是说日本属于君主立宪,已经是民主国家了。如果说日本属于君主立宪国家,那么,麦克阿瑟宪法就是不必要的。相反,麦克阿瑟也打起了修宪的旗号,说明他也认为日本不属于君主立宪的现代民主国家。

维护天皇制度的保皇党将君主立宪,其实是为了给封建制的天皇定制一件时尚的外套。而既然是要现代化,为什么不实行共和却要搞君主立宪?则往往要拿日本文化为其辩护。传统文化似乎成了天皇制度天然合理的理由,所以不得不多做一些分析。

日本传统文化要求实行天皇制度,这是一个托词,一种虚假意识。为美国政府制定对日政策的那些所谓的“知日派”譬如格鲁,就是在担任驻日大使期间,日本的保皇党整天围绕在他的周围,受他们的影响,与他们站在一起,相信日本文化绝对离不开天皇制度,从所谓传统文化出发论证天皇存在的合理性的。吉田茂就说: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光辉的历史和传统。因此各国必须尊重其历史和传统的精神,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适合时代的政治组织和经济制度,以求发展。有的国家尽管在理论上和形式上建立多么堂皇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制度,但实际上作为子女的却向警察机关密控父母的过错、政府竟强迫人民进行“自我批评”或者“洗脑袋”。如果把这种国家说成是理想的国家,那么唱这种论调的人,其头脑如何却是不能不令人怀疑的。我坚信我国在父子、君臣伦常方面的古来传统,今后也将永远成为我国道德的中心和秩序的基础。由此看来,我向天皇称“臣”又有什么不当的呢?与此相反,不当的却正是那种特别非难称臣的思想。(吉田茂《十年回忆》第四卷,第50页)

从吉田茂的这段话里不难看出,第一,他也认为那些“共和国”之类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制度”,是比天皇制度“堂皇”一些。第二,他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哪个国家,但他所指的国家应该是中国。而中国在那个时代里发生他所批评的子女向“警察机关密控父母”的现象,恰好是传统文化的遗留。我们且先不讨论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文化遗留问题,仅就他所说的“道德”层面,即家庭伦常何以出问题?一方面,在传统文化里,君臣、父子的“伦常”之中,君臣之道重于父子关系,忠君即“爱国”思想优先于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另一方面,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连坐”,父罪及子。一人犯科,株连九族。这才是问题所在。

另外,吉田所言,“我坚信我国在父子、君臣伦常方面的古来传统,今后也将永远成为我国道德的中心和秩序的基础”。是很荒唐的。首先,君臣、父子伦常,并不是日本“古来传统”,它是中国的儒家文化。而它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是“古来传统”,是战国时代才出现的。在严格意义的“三代”以及三代以前的中国,也是没有的。其次,思想意识与道德规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会产生并出现新的思想观念与道德规范,那一定也会有旧思想、旧道德逐渐衰败,以至消失消亡,所以说“父子、君臣伦常”将永远存在,一定是错误的。再其次,这种道德文化本质上属于封建文化,正是在这个道德基础上,再加上日本的天皇政治体制,才发生了冲绳战役和塞班岛战役中驻军夹裹住民为天皇“殉国”而死的悲惨事件。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几千年封建时代里,几乎每次改朝换代时都有发生。太平洋战争中,每当战败,日军上至统帅将领,下至一般士兵,往往以切腹或其他方式自杀“谢罪”。当天皇做出“终战”的决定以后,许多军人自杀。这种“君臣伦常”的古来传统,除了是落后的经济条件而产生以外,其愚昧、野蛮、残忍,都已显得与现时代格格不入了,现代国家还有谁会去炫耀?

如果要用历史事实来批驳吉田茂的观点,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中国了。日本的历史文化,很大程度是受了中国的影响。中国封建制度,习惯称其“三千年之大变局”。如果从秦始皇算起,中国帝制也2000多年了。而日本看到与听到皇朝帝制,最早也只是追溯到唐代。至于日本经济条件达到引进与实行大唐帝制的时代,应当更晚一些。即使出现天皇以后,日本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国家仍处在分裂割据的状态,各个地方的权力分别掌握在幕府强藩的手里,天皇只是扮演神道教的祭祀角色,并没有世俗的权力。日本天皇集国家一切权力于一身,能造成二战期间日本帝国的辉煌与全盛的时代,也就只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与明治宪法以后。所以,作为国家政权的日本天皇制度,一点也谈不上有多么长久与深厚历史与传统。相反,有着悠久帝制文化传统的中国,在1898年的变法中连君主立宪的目标都不曾提出来,可是,仅过了10年,当晚清皇室主动提出君主立宪的改革时,人民已经不答应了。1911年革命爆发,数千年的帝制文化被冲刷得干干净净。袁世凯也曾以帝制是中国深厚文化与国情为由,希图恢复帝制,回答他的竟是全国通电反对,举国一致的讨伐。所以,用历史与传统文化论证日本天皇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不能成立的。

作为封建专制性质的天皇制度,如果说在历史上也曾经合理与合法地存在再过,那么,当它决定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时候就开始逐渐地丧失了。资本主义是与封建主义对立的,资本要求民主,封建要求专制。资本主义愈是发展,封建帝制愈是失去合理与合法性,社会愈是呼唤民主制。本来,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合法性需要通过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来解决,但是,日本以天皇为代表的封建贵族愿意接受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始终担当了学习与发展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形成了一个以天皇与皇族、皇亲国戚,藩阀与华族,士林知识分子与武士道精神化了的职业军人,以及财阀为主体的新的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贵族阶级。所谓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贵族阶级,是经济与生产方式方面实行了资本主义,而社会关系与政治制度仍然停留与沿袭封建主义。这个阶级是从日本明治维新所产生的新现象,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不曾发生过的。由于这一新型资产阶级牢固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利用国家权力发财致富,其财富增长与膨胀得相当迅速。所以,它是一个比实行资本主义以前强大得多的新阶级。因为这个强大的新阶级始终掌握着国家政权,垄断着国家的各种命脉,主导着社会的发展,革除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日本就一直未能提到日程上来。

但是,日本的资本主义愈是发展,以天皇制度为特征的封建关系就愈是失去其合理与合法的条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战争,挑起世界大战,与美、英、中为代表的诸多同盟国家处于断交与战争的状态,这就标志着它在世界上已经失去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所以,当日本无论国内国外都已经失去其合理与合法性的时候,终于又被打败了,那么,等待它的本来就只剩下一个结果了。天皇制度已经到了终结、而且应该终结的时候了。

如果同盟国家那时打碎了日本天皇及其军国主义的国家机器,人民则会有一个新的生活。这样的认识,其实是连山村农妇也看得到的。815日,天皇的“玉音播放”以后,年仅10岁的大江健三郎看见村长面色苍白,一边走一边说道:我们战败了,我们都完了!但是,母亲却坚定地对三郎说:“那只是他完了,你们却能够重新活一遍!” 所以,如果超越体制,历史从来都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垮台了,人民却还存在着。如果人民能够自己做主,他们会重新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生存与发展。美国政府与麦克阿瑟只是和日本政府一样,从日本天皇制度的构造内判断天皇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得出天皇不可或缺、天皇“万岁”的结论。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美国政府与麦克阿瑟需要借助天皇统治日本。他们需要天皇,所以要保护与维护天皇制度,确定天皇在国家中的崇高地位。

其三,日本曾经有过几次建立共和制的机会和机遇,但都被美国政府和麦克阿瑟扼杀掉了。如果研究近代历史,就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产生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的一面。必然性是指其基本条件,譬如封建集权是建立在小农或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现代民主制度建立在工业与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这需要长期历史发展所奠定的经济条件,不是偶然性可以决定的。但是,当基本条件具备以后,譬如现代民主制度中究竟发生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可能还是有一定偶然性的。人们把君主立宪产生的源头追溯到英国,《大宪章》是英王和反叛男爵之间的妥协。美国与法国是最早建立的现代共和国,都是革命派分别与英王、法王决裂的结果。特别是法国,其大革命时期小农还占据有相当高的比例。资产阶级第三等级本想制订一个均值利息按性质的宪法,却遭到国王的拒绝,这才有了攻占巴士底监狱的起义,才有后面越来越激烈的革命,以及最终把法王推到断头台。“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为此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位罗伯斯庇尔、张扬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人权宣言和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不能假设。可是,如果能够假设的话,当年的英王和他的议会在税收问题上不那么和殖民地较劲,能够采取绥靖和安抚的政策,那也许就没有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如果路易十六能够审时度势,把1789年召开三级议会之初人们一致拥戴国王的形势延续下来,实行与第三等级友好相处的政策,历史上也许就没有了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共和国。

按照这个道理,日本在二战前没有爆发革命,战后也没有发生过革命,所以,它似乎一直都没有产生共和制民主政治的条件。但是,历史却也不是没有发生共和的可能性。天皇发动一系列侵略周边国家的战争,挑起太平洋战争,与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对抗,历史注定它是自取灭亡。请读者注意,日本战败和灭亡,那是什么意思?当然是国家的毁灭,国家机器被打碎。如果日本也发生了像德国那样被许多个同盟国家毁灭了,我们能否设想同盟国还会再扶植一个天皇来统治?所以,历史曾经有过一个建立共和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美国选择了避免与日本决战的策略,这个可能性丢掉了。后来,美军虽然是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占领了日本,但它毕竟是打着“执行投降条款”的旗号占领的。而“投降条款”首要的一条就是惩治战争罪犯。日本天皇该是唯一或首要的罪犯。如果天皇被惩治以后,难道同盟国家与日本人民还会再推选出一位天皇来?所以,这该是日本第二次建立共和的机会。遗憾的是,美国政府与麦克阿瑟选择利用天皇实行统治,这次机遇也被失去了。

除了以上两次必须由外部力量来决定以外,其实,还有一次本该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的历史机遇。随着占领政策的推进,按照《波茨坦公告》精神,日本要“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然后是占领军的撤出。这该是同盟国家惩治战犯以后,赋予战败的日本人民的权利。我们可以设想《波茨坦公告》所展示的,战后本该属于日本的发展前景,那就是占领军在惩治挑起战争的天皇及其政府的时候,一定会支持与扶植日本人民中反对天皇及其政府的力量,一定结成或形成占领军与反天皇、反政府的联合阵线,依靠反天皇、反政府的日本人民推行占领政策,日本人民也该在占领军的支持下“自由表示之意志”而成立自己的政府。那么,日本人民将会建立怎样的政府形式,不都是十分清楚的了吗?

事实上,由于美军占领初期的事态还不明朗,从194510月占领军公开提出修改宪法到麦克阿瑟宪法草案以日本政府的名义公布,部分民众已经被动员起来了。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即使不计算政府的“松本宪法”,还有其他12种宪法草案公开发表。日本民众以极高的热情讨论宪法问题,一些政党,如共产党、自由党、进步党和社会党,都发表了本党的宪法草案。许多民间团体或个人,譬如宪法研究会、大日本辩护士会联合会、宪法恳谈会,等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案。围绕我们的话题,其中社会党长老、受社会严重歧视的贱民团体的领导人松本治一郎的宪法修正案,就曾提出建立“日本共和国联邦”的要求。最先公布自己宪法草案的共产党,也要求废除天皇制度。即使其他一些提案对天皇制度有所保留,那也都主张要大大削弱天皇的权限。21日,日本政府的“松本宪法草案”披露以后,其保守与反动性即刻受到社会广泛的批评和批判,《读卖新闻》就直呼“反动的松本草案”。“松本草案”仅把“维新宪法”中的“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变为“天皇至尊不可侵犯”,其要害是维护天皇的统治。可是,根据当时的调查,社会上只有16%的受访者希望不改变天皇制度。(《拥抱战败》,第332页)要知道,在此之前,涉及天皇的问题是不允许怀疑、不允许讨论、不允许议论的。天皇是日本社会的一道红线,任何人都不可以逾越。所以,可以肯定,如果修宪的讨论能够再继续一段时间,拥护天皇的比例还要低。

但是,麦克阿瑟用暴力野蛮地剥夺了《波茨坦公告》赋予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的权利。213日,盟军统帅部给日本政府送达了他们的“标准”宪法草案以后,要求日方尽快用日文拿出“自己”的草案。自此,“盟军总部频频督促”,“日甚一日”。35日,盟军统帅部来不及将日本政府送交的草案翻译成英文,就命令其向社会公布。36日,天皇颁发敕语,公布新的宪法草案。同时,麦克阿瑟以极为肯定的语句,向人们传达了该宪法原则不容更改的意向。麦克阿瑟说:

今天,日本天皇和政府决定向日本国民公布经本人完全同意的新的、启蒙的宪法,本人对此得以发表声明,深感欣快。本宪法,是从本人在五个月以前向内阁发出最初指示以来,经日本政府和盟军总部有关人员进行辛苦的调查与数次开会研究之后起草的。(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二卷,第11页)

这是麦克阿瑟所有关于日本宪法问题的言论中,最不避嫌的一句话了。因为他在这里就是要明确告诉日本人民,该宪法草案是本最高统帅认可的,其基本原则不可更改!要知道,这是美军占领时期。军事占领即是军事戒严。既然是军事当局参与制订的,岂容再做改动?一场应该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意志”的修宪运动,刚开了个头,就胎死腹中了。

其四,因为美国政府与麦克阿瑟必须依靠天皇实行统治,那么,在保护天皇不受审判的同时,必然自觉不自觉地,主动被动地去保护与维护天皇及其军国主义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与社会的基础。

由于天皇与皇室的倡导与带领,整个封建阶级比较自觉地接受资本主义。所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特点是没有发生或者很少发生一般民族国家在学习与引进资本主义时,统治阶级往往采用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抵制和抵抗西方资本的现象,资本主义在日本发展得比较顺利。但是,必须知道,日本的这一过程是在保留封建制度的前提下,仅接受与实行了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历史学家往往只看到日本经济增长的奇迹,却没有进一步分析后面的推动力是以天皇、皇室与皇亲国戚,华族与藩阀,以及士林知识分子和武士道精神化了的职业军人为主体的封建阶级所转化的现代资产阶级。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由这个以天皇为首的逐步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统治的。传统的封建政治与现代经济的结合,是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贵族阶级所统治的国家的基本特征。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何以野蛮、残忍、穷凶极恶的原因。由于这个特殊的阶级始终掌握着国家政权,国家的经济与生产力,金融与其他重要的经济及社会资源,全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政策,都是为这个阶级的财富扩张的方向所指引,围绕着它们财富的增长与膨胀而制订的。事实上,人们所看到的日本的经济往往就是通过这个阶级所占有的资产表现的,日本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也都是与他们的财富增加与膨胀相对应的。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的私人企业或者家族企业,大都横跨了工、商、金融等许多个领域,垄断了国家的各条经济命脉。这些被称之为财阀的家族企业往往都有着明治维新以来的政府背景,有些还可以追溯至维新以前幕府强藩的时代。因为它是日本军国主义与天皇制度的经济基础,所以,从逻辑上说,随着战败打碎日本国家机器的同时,支持与支撑战争的经济支柱也应被砸碎。(美国政府派出的波利赔偿工作团的的报告就毫不含糊地将日本财团与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认为财团要为战争负责,因为财团是“日本战争最大的潜在势力;正是这些财阀使得日本的一切征服和侵略行为成为可能”。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8册,第528页)我们已经指出,那次随着决战粉碎日本国家机器的机遇错失了。

军事占领以后,同盟国家本来制订有分拆大财团的政策和计划。1946年7月和12月,占领军督促国会通过了禁止垄断法和排除经济过度集中法,要求分拆和解散大工业和大银行联合企业。(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出版社,1980年,第734页)但是,因为美国财政界的非议和日本政府的抵制,特别是因为麦克阿瑟的保护,分拆日本财阀的政策实施不久就夭折了。(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第8 册,第531页)因为吉田茂是美军占领时期日本政府的关键人物,我们透过吉田茂的言行来说明。19451019日时任外交大臣的吉田茂在新闻记者会上说:

确定日本财阀的所作所为都是坏事,那是最大的错误。日本从前的经济机构,是由三井、三菱以及其他旧财阀建立起来的。日本国民的繁荣,可以说很多地方是依靠这些财阀的努力。因此,解散这些旧财阀究竟对国民是否有利还是个疑问。因为财阀们并非始终只是为了自私自利而从事经营的,例如在战争时期,财阀们就曾在自己蒙受损失的情况下而继续经营他们所掌握的各种产业,政府并不考虑这些财阀的损失而一味命令他们承造船只和飞机。与军阀合作获得巨额利润的,却是新兴财阀。军阀曾禁止旧财阀在满洲等占领地区活动,而将特权授予新兴财阀。旧财阀是在和平时期积累了财富,因此最欢迎停战的就是他们。(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二卷,第38页)

可见,吉田茂也承认日本经济是在财阀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不过他的这番话本来就是要把水搅浑,胡搅蛮缠,所以不只是基本观点不正确,而且所讲的一些事情也大都不实。第一,日本大财阀往往都横跨工业、商业、服务业、金融、文化教育和对外贸易等许多个领域,由于经济运行有其周期性,有的时候这个行业赚钱多点,那个少点,甚至个别时候有的行业中的企业有点亏损,都是正常的。但他说旧财阀战争期间长期亏损运营、亏本为军方制造舰船飞机等武器,该不是事实。因为稍有经济知识的人都该知道,资本主义运营的特点就是企业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都有适当的比例结构,不用说长期亏损,即使短期或偶尔亏损,其资金来源就是问题。长期亏损,它如何经营得下去?第二,吉田茂的话恰好说明,财阀是日本战争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这些财阀支撑着日本军国主义把战争打下来了。不用说这些财阀为军方制造飞机、舰船及其他军火赚饱了钱袋,如果真的有亏着本还在那里为日本前线提供武器的事情,那就更说明财阀才是日本军国主义中最为顽固与中坚的力量。第三,吉田所说的日本政府某个时期不允许某旧财阀经营满洲,而给新财阀颁发许可证的情况也许是真实的。不过,那或许是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变化而发生的对某些产业的限制和对某新兴产业的扶植,或许是政府在相关垄断产业之间平衡利益关系而调整利润的分配,或许是军国主义内部派系倾轧,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把这解释成旧财阀是受军国主义打压、排斥的,是被压迫者、受害者,是反军国主义的重要力量,把支持、支撑与挑起战争的战争罪犯打扮成反战的英雄,那显然是颠倒黑白。事实上,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这些财阀根本就不能存在下去;如果没有日本财阀,那也没有日本军国主义。吉田的上述言论,并不能成为旧财阀不应分拆与解散的理由,但它无意中证明了新财阀也该归并到被分拆与解散的政策范围之内。

19465月,吉田茂就任总理大臣以后,对分拆财阀和整肃财阀管理层的政策软磨硬抗,以至到12月,统帅部不得不用命令的方式提出具体的方案。根据该方案,整肃对象为:资金超过一亿日元的公司;公司的产品能控制市场10%以上者;军需工业以及曾经支援过战争的企业,等等。虽然政策如此明确,吉田内阁却依旧拒绝执行。194713日,内阁会议决定继续为此向盟军统帅部提出交涉,果然“成功地取得了麦克阿瑟元帅对我方修改要求的同意”。(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二卷,第4243页)30年以后,尼克松还就此夸赞说,由于吉田茂的抵制,“许多解散大企业的计划终于被取消了。1953年(日本恢复主权后)吉田政府还修改了过于苛刻的反垄断法”。(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第142页)

可见,麦克阿瑟是在不触动或者很少触动天皇及其军国主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修订宪法的,这样的宪政改革注定是形式化的、走过场的和没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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