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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的博客

 
 
 

日志

 
 

为报复中国,日本乘签约琉球将钓鱼岛打包送给美国   

2017-01-27 18:08: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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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报复中国,日本乘签约琉球将钓鱼岛打包送给美国

梁中堂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波茨坦公告》
        我等兹遵照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的命令,并代为接受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和大不列颠国政府首脑于1945726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参加的公告条款。
        我等自宣布日本帝国……一切军队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文书》

按语

春节已至,又渡过了一个暖冬。上海的隆冬天气,特别宜人。

一个多月来,持续研究久已关注的钓鱼岛问题,收获颇多。一个是改变了以前的认识,它不是二战遗留的问题。二战盟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对待战败的日本,一点都不拖泥带水。钓鱼岛随着日本受降,与台湾一起已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另一个被改变的观点是,过去说钓鱼岛问题是美国政府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有意设置的一个“土疙瘩”。这次仔细研究发现,其实是不甘心战败的日本政府为报复中国,乘战后乱局,特别是由于中国被拒于旧金山和会之外,借1951年9月8日签约时,设局将钓鱼岛夹裹在琉球的一组数据里,一块送给了美国人。所以,美国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拉下了水。几十年来,美国为此不时地遭受中国的抗议与唾骂,政府也要反复发声明,做解释。一直以来,日本政府不承认给中国带来灾难,即使开明的政客也仅只是说“给你们添麻烦了”。其实,日本政府给美国才是添麻烦了。

随着这两个历史事实的改变,对于战后国际局势与国际关系,以及凌驾于各民族国家之上的美国全球战略,自然也就都有了一些新认识。

为了给各位朋友假期调剂生活时添加一项选择,将本属于《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些国际关系问题——兼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米尔斯海默<与台湾说“再见”>》的第五部分中之钓鱼岛问题,粘贴在这里。顺便也给一直关注我的博客的朋友拜个年,祝春节快乐!

                                                                              ——2017127日,除夕于观看春晚前

钓鱼岛群岛由8个无人岛礁组成,总面积6.34平方公里,处于北纬25°41'25°58',东经123°27'128°41'之间,西南距离台湾基隆170公里,西北距福建海岸330公里,东距冲绳(琉球)群岛410公里。从地理与地质构造上来讲,钓鱼岛群岛处在中国东海大陆架东部边缘,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钓鱼岛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属中国政府管辖,特别是明清两代不少皇帝给琉球派遣的册封使过往钓鱼岛与琉球间的记载,都把它当作离开中国和进入琉球的国门看待。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已经将钓鱼岛等编入福建省沿海所属岛屿,并列入中国的防区。在清代很长时期里,钓鱼岛连同台湾都隶属福建巡抚管辖。1885年,晚清政府逐渐感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以及意识到海防的重要性,遂将台湾升格为省,同时移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而福建则沿袭明制改属闽浙总督兼管。期间,钓鱼岛与台湾的隶属关系并无改变。

从历史上来说,钓鱼岛的主权所属并不复杂。19世纪80年代,日本吞并琉球岛以后,又发现并盯上了琉球西南方的钓鱼群岛。问题来了。所以,梳理钓鱼岛问题,要从中日近代史开始。

晚清时代,越南、朝鲜和琉球等周围小国仍属清朝的藩国。所谓藩国,是中古时代的近似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大小、高低和贵卑有序的国家关系。它既不同于大清版图内的中央和地方直属关系,也不是西方殖民地与宗主国,而是自然经济时代大国周围的一些小的共同体表示服从和承认大国的地位,并寻求大国的保护。其关系维系的具体形式则主要表现在藩国接受大国的册封并定期向大国进献贡物。我这里用共同体来解释,是因为如果用严格一些的指标来考察的话,这些地方还远没有发展到国家文明的阶段,它们还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1879年,日本用武力侵占了琉球,后又撤藩设县,改琉球为冲绳县。期间,琉球国王曾被日本用武力劫持到东京,王室急驰使者赴京请求清政府出兵,而后者此时已无力提供军事保护,仅派出使者赴日本和平交涉,却没有改变被吞并的命运。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人才发现钓鱼岛。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人民日报19961018 日《论钓鱼岛主权归属》中有关章节,交代得相当清楚,特予以转载: 

据日本史书记载,1884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发现“久场岛”(黄尾屿)有大量信天翁栖息,可销往欧洲,便于1885年要求冲绳县令允许其开拓,并在岛上树立标记,上写“黄尾岛古贺开垦”,日本政府以此为据,称钓鱼岛是“无主地”,是由日本人先占的,而非甲午战争时从中国夺取的。然而,历史事实又是如何呢?

根据日本官方档案《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八卷的记载,1885922日冲绳县令西村根据日本内务省命令所作调查称:“有关调查散在本县与清国福州之间的无人岛事宜,依先前在京本县大书记官森本所接秘令从事调查,概略如附件。久米赤岛、久场岛及钓鱼岛为古来本县所称之地方名,……隶属冲绳县一事,不敢有何异议,但该岛与前时呈报之大东岛(位于本县和小笠原岛之间)地势不同,恐无疑,系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若属同一地方,则显然不仅为清国册封原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故是否与此番大东岛一样,调查时即立标仍有所疑虑。”此秘密调查说明,日本明治政府已了解到这些岛屿并非无主地,至少是可能同中国发生领土争议的地区。但内务卿山县有朋等仍不甘心,要求再做调查,以利建立日本的“国标”。其理由是,这些岛屿虽与《中山传信录》所述相同,但清国只是借助这些岛屿作为识别航海方向之用,“并未发现其他清国所属证迹”;关于岛名,日、中有所不同,故无关宏旨;且这些无人岛靠近八重山群岛。当时日本表面上提出的琉球两分方案虽曾表示将八重山划归中国,实则早存得寸进尺之心。然而,调查结果反使山县不敢轻举妄动了。

18851021日,日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信中称:“经详查熟虑,该等岛屿也接近清国国境。与先前完成勘查之大东岛相比,发现其面积较小,尤其是清国对各岛已有命名,近日清国报章,刊载我政府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之传闻,对我国抱有猜疑,且屡次引起清政府之注意。此刻若公然建立国标,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重要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井上还叮嘱山县,不宜将日方秘密调查公诸报端,而要暗中进行,以免引起中国及国际上的异议或反对。同年1124日,冲绳县令西村将奉命调查结果秉报内务卿,要求给予指示:“建立国标一事,如前呈文,未必与清国完全无关,万一发生纠纷,如何是好。”翌日,内、外务两卿联名下令:“切记目前不可建(国标)。”显然,当时日本帝国正在加紧扩军备战,伺机侵吞朝鲜,并最终与清政府决一雌雄,而不愿过早地“打草惊蛇”。直到1893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日本冲绳县知事要求将钓鱼岛等划归冲绳县时,日本内、外两卿还将此拖了一年。甚至到甲午战争那年,因日本尚无获胜的把握,故政府仍以“该岛究竟是否为帝国所属尚不明确”为由而加以拒绝。

然而,189411月底,日军占领旅顺口,将清军北洋水师封锁在威海卫内,日本明治政府确信对清一战胜券在握,便拟迫使中国割让台湾作为媾和条件,并在未通知中方的情况下先行秘密窃取了钓鱼列岛。同年1227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发密文给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关于在“久场岛”(黄尾屿)“鱼钓岛”建标桩一事,虽已下令暂缓,“但今昔形势已殊”,对这些岛屿“需加管理”,故应重议此事。这次外务省未表异议,并称“请按预定计划适当处置”。结果,1895114日,日本政府不等战争结束,便通过“内阁决议”,将钓鱼列岛划归冲绳所辖,建立标桩。同年417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及其周围岛屿。直至日本战败投降,日本统治台湾长达50年,钓鱼岛等台湾周围附属岛屿也被日本长期霸占。 

不过,对于以上两个极为重要的日本官方行为,无论中日政府还是研究钓鱼岛的历史学家,都未曾引起足够的注意。但是,就是这个细节导致人们跟着日本政府叙述走向歧途。第一个是有关吞并钓鱼岛的内阁会议。其一,1895114日的日本内阁会议并未公告,清廷和国际上并不知晓。其二,这次内阁会议决定也未通告下达冲绳县执行。其三,决定在钓鱼岛建立日本国标或桩标,其实亦未执行。综上所述,可能是因为不久日本即已得到台湾,钓鱼岛横竖都属于自己,所以,这次被日方和许多历史学家很看重的内阁会议其实只是一次并未实施的内阁会议。第二个是日本侵占台湾后,钓鱼岛仍旧归属台湾管辖。有关钓鱼岛的内阁会议后仅3个月,18954月,根据中日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因为钓鱼岛素来归台湾管辖,日本占领台湾后即已囊括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更多附属岛屿,所以,可以想见,在189411月清政府提出与日本媾和的要求时,或者至少在189512月份双方交涉媾和条件时,日方已经提出割让台湾和辽宁半岛等方案,所以,有关钓鱼岛就不再是日本的问题了。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并未下发过调整或变更有关钓鱼岛管辖权,或者关于冲绳县与台湾区域划界而将钓鱼岛划归冲绳的政府通知或通告。相反,对于日本来说,由于随着台湾的“合法”占有,钓鱼岛已经属于日本,所以,在日本占领台湾的50年里,钓鱼岛仍属“台湾州”管辖。所以,与包括中国近代史著名学者比如张海鹏先生在内的许多人的认识不同的是,即使日本占领台湾期间,钓鱼岛在历史上从未划归到过琉球管辖。请读者注意,这是理解二战后美军托管琉球所发生钓鱼岛主权之争的枢纽。

二战后期,1943121日,美、中、英3国首脑在一起商讨战后善事和战后秩序,在发表的《开罗会议宣言》中,对日本侵略别的国家土地问题有明确而具体的原则。该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这段文字有3层含义,一个是包括西太平洋的卡罗林(即千年岛)、马里亚纳、马绍尔群岛等,大约数百个小岛,虽然面积仅只有850平方英里和5万土著人。但是,这些岛屿分布辽阔,几乎散布在西太平洋的宽广地区上,特别是对于美国的防守和进攻都极具有战略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受国际联盟的委托,从德国人手里接过来,并且按照国联的托管制度,已经把它们当作自己国土的一部分管辖。二战期间,美国事实上已经从日本人手上夺取过来占据了这些岛屿。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美国政府主导成立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承认了美国对这些太平洋岛屿的托管。所以,这一条主要是保证美国的利益。其二是满足和保障中国的权益,要求日本归还侵占中国的所有国土,其中还有比如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都相继在一些有关二战的文件里提出来了。总之,凡是被日本侵占的一切中国领土,都在无条件归还之列。第三句,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总的和具有原则性的规定,包括虽然没有明确列出,但根据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的原则,作为战败国日本都必须将战前非法侵占和掠夺一切都无条件地缴还它们的主人,譬如这里没有列举朝鲜半岛,但毫无疑问要把日本侵略者从朝鲜半岛驱逐出去。

19457月,同盟国攻克柏林。二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中、英3国首脑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再次重申这一立场,严正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请注意,《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是由中国与美国、英国一起签署的,中国属于主要战胜国,按照这两份文件,日本连琉球岛都没有,何来钓鱼岛之奢望!

战后一段时期内,一切发展还算正常。日本投降后,美国以同盟国军队与联合国军的名义占领日本。1946129日,美国占领日本当局依据《波茨坦宣言》发布《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67号》,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日本版图的范围,即“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及包括对马诸岛、北纬30°以南琉球诸岛约1000个邻近小岛。”请注意两点,一是文中所用琉球岛,而不是冲绳岛。琉球岛是历史用语,而冲绳岛则是日本占领琉球以后的官方语言。美国与美军一直到70年代将琉球“放弃”交给日本政府,一直都是用琉球而不用冲绳指代,表明并不认同历史上日本对琉球的占领与统治。二是“北纬30°以南琉球诸岛约1000个邻近岛屿”,是指北纬30°以南的琉球群岛以北附近的约1000个岛屿,当然不包括琉球岛。由于时代的变化,我在早年阅读二战历史资料的时候,对这段话的理解,也是把琉球群岛算作日本本土的。这是时过境迁,语境所发生的变化给人的误导和错觉。事实上,琉球群岛是从北纬29°开始向南延伸的。“琉球诸岛”在这里是与“北纬30°以南”一起作为方位,用以确定与限制为日本划定的约1000个岛屿,而不是说日本本土包括琉球群岛。如果包含琉球群岛,那就应该延伸琉球岛最南端的北纬25至26°以南,而不应该用“北纬30°以南”。事实上,这个时期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并不认可琉球岛属于日本,相反,琉球群岛属于日本的殖民地,是依靠武力攫取的,属于剥夺之列。这在当时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与常识,这样的句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是不会发生误解的,有如“南韩东部边界延伸至东经130°以东日本领海附近”,其句式并不包括“日本领海”一样。因为琉球群岛并不属于日本,所以才在那时引出美国向联合国申请托管琉球群岛,以及大东岛等岛屿。此乃后话。笔者持这一观点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其中关于琉球群岛的地理位置的表述是用“北纬29度以南之西南群岛(含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而不是“北纬30°以南琉球诸岛”。更何况,钓鱼岛位于北纬25°至26°之间,且距离台湾170公里,距离琉球较近的岛屿410公里,所以,无论怎样解释,它都只可属于大约相同纬度台湾的“邻近小岛”,而不可能是“北纬30°以南琉球诸岛约1000个邻近小岛”。

按照二战之战胜国的这几份文献,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归还包括钓鱼岛在内所侵占台湾等地领土,不仅无有悬念,而且已经成为事实。194510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作为台湾与澎湖地区受降主官。该日上午10时受降仪式结束以后,陈仪即发表广播讲话:“奉命受降,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世界周知!”(杜春和:《中国战区接受日军受降始末》,《文史精华》1995年第8期)如上已经提示,由于日本占领期间并无行文变更钓鱼岛行政所属的文书,钓鱼岛在期间50年一如既往属于台湾省宜兰县管辖。所以,钓鱼岛也和整个台湾一起,结束了50年的日本人统治,已经回到了中国。

问题是战后新的国际局势,让日本政府有可乘之机,借美军托管琉球而给美国设套,把本属中国台湾、并且事实上已经回到祖国怀抱的钓鱼岛夹裹在琉球岛之内,送给了美国驻军,从而引发了至今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纷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并且已经是战败国的日本政府,不仅敢于,而且能够在战后不久做出这样荒诞的事情,都是与战后急剧变化的国际背景分不开的。

首先,二战期间美、英、苏3国首脑结成的信任和友谊已经不复存在。英、美两国本来就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其经济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背景相同,浩瀚广阔的北美殖民地的工农业产品的销路主要是英国,特别是当美国尚未独立而受英王统治的时候,英国王室通过法律要求北美殖民地的产品必须通过英国然后转口经销欧洲。北美殖民地虽然独立脱离英国王室,但同一民族的文化背景,相同相近的法律与政治制度,以及几百年来的经济交流和商品贸易所形成的、连接两个国家的市场体系,都是割裂不断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领头羊,英国在二战中面临被德国侵占的威胁中阴得到美国的帮助才取得胜利,所以感受到了美国的强大,自觉自愿地屈居其后。

英美国家与苏联的对立和芥蒂,既有历史的渊源,更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资本主义多少较为发展的欧洲国家看来,俄国属于野蛮和落后,不先进、不文明,素有“各民族的监狱”之称。但是,沙皇却利用其专制制度所具有的极强的动员和集中能力,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常常在欧洲国家间关系与纠纷方面充当警察。所以,欧美国家一直对它持有高度的警惕。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取代沙皇获得政权,却公然宣传共产主义,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不仅公开号召,而且还真的出资组织和培养西方国家的工人政党,并鼓动他们用武力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与西方本来就存在的矛盾与隔阂。英国的丘吉尔和美国的罗斯福,本来都是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二战之前,苏联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就已经很对立。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其实都具有虚假性质,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实际上,列宁、斯大林也都是俄国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民粹主义分子。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俄国最激进的民粹主义政党。所以,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和罗斯福这两位同样效忠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优秀的民族主义和民粹分子,在共同反抗德国与日本法西斯这一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的艰苦奋战中,在实际的交往中,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斯大林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和顽强精神,以及极强的领导能力、高明的斗争艺术、超乎常人的伟大战略。3大国的3位首脑在共同的战斗中分别以各自的魅力征服了对方,他们个人之间实际已经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的、相当深厚的友谊和信任。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援引1945年年初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在一次有丘吉尔和斯大林参加的晚餐聚会上,两个人的发言和谈话。丘吉尔说: 

无庸夸张,也无须用格外华丽的词藻来恭维,我说我们认为斯大林元帅的生命对于我们大家的希望和内心是极为宝贵的。历史上有过不少的胜利者,但是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是政治家,而且大多数人在随着战争而来的困难中把胜利果实抛弃掉了。我诚挚地祝斯大林元帅健康长寿,和苏联人民在一起,帮助我们大家前进,到达一个比我们最近所经历过的这种痛苦少些的时期。当我发现自己处在和这位伟大人物的友好和亲密的关系之中时,我就有更大的勇气和希望来奔走于这个世界,他的盛名不仅传扬于苏联全国,而且传遍了全世界。

……保卫自己的国家固然光荣,然而更大的征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穷苦人们的梦想——就是让他们过着和平生活,用我们战无不胜的力量来保卫他们不受侵略、不罹祸害。我把这样的希望寄托于德高望重的美国总统和斯大林元帅,从他们两人那里我将找到和平的卫护者…… 

斯大林则说: 

我提议为大英帝国的领袖干杯,世界上所有首相中最勇敢的应该首推于他。他体现了政治经验与军事领导相结合的典范。当全欧洲准备对希特勒俯首帖耳的时候,他说不列颠即使没有盟国也将巍然屹立,单独对德作战。他说,即使现在的盟国和将来可能有的盟国全都背弃英国而去,她还是要继续战斗下去。为了这位百年来才出现一个的人物的健康,为了这位勇敢地高举起大不列颠的旗帜的战士的健康,大家干杯!我说出了我所感觉到的话、我的心里话,和我所意识到的话。

……我像一个老头子那样讲话,所以话讲得很多。不过我要为我们的同盟关系干杯,希望这一同盟保持着亲密无间和坦率发表意见的特点。在外交史上,我从未见过像这样密切的三大国同盟,而且盟国之间有机会这样坦率地交换意见。我知道某些方面的人士会认为这种讲法有点天真。

在一个同盟之中,盟国不应该彼此欺骗。或许这也算是天真吗?老练的外交家可能会说,“我欺骗我的盟友有什么不应该?”但是就算我是一个天真的人吧,我认为最好不要欺骗我的盟友,即使他是一个笨蛋。我们的同盟之所以这样牢固,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不相欺骗;或是因为彼此要欺骗也不是那么容易?我提议为我们三大国同盟干杯!祝它坚强而稳固。希望我们尽量开诚相见。

在这些日子里,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根本的变化。在战争中一些主要国家结成同盟,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没有这个同盟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然而,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同盟是显然易于为人所理解的,然而更为复杂得多的是在战争过后为着保持永久和平与胜利果实的同盟。……过去我们并肩作战是一件好事,而且也不甚困难;另一方面,在这些日子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工作已告完成,保障安全与加强和平的法律基础的确立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这是一个转折。

我提议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圆满结束而干杯,祝我们在战争压力之下结成的同盟将在战后巩固与发展,希望我们这些国家不仅致力于自己的事务,而且将铭记除了自己的问题以外,还有共同的事业,因此,他们在和平时期也应该像在战争时期一样,以同样的热情来保卫团结一致的事业。 

我之所以大段引述丘吉尔和斯大林,是因为我们从他们的讲话中感受到了战争中结成的友谊,以及他们对这一团结友谊的重视,特别是斯大林后面所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就是关于成立联合国以及所拟定的联合国宣言,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世界走向秩序与法制的开端,由战争而凝结的三大国家的领袖所结成的友谊,应该是战争的一个重要成果,它是人类转向持久和平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是,二战期间人类通过无数生命与鲜血凝聚的这一从不被历史学家以及研究国际关系的政治学者所重视的、但极有可能影响人类历史走向的大国领袖之间的友谊和信任,随着战争的结束却也都顷刻间灰飞烟灭。19454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苏军发动攻克柏林战役前4天去世。7月,丘吉尔参加3国首脑在盟军占领的柏林郊区波茨坦会议途中,临时回国参加大选,却因保守党失败而再未回到等待签字的波茨坦会议上。特别是美国特殊的政府体制,决定了接替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却做了重大的改变。

杜鲁门是以罗斯福总统的副总统资格,顶替去世的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的。美国总统与副总统的特殊关系,早在华盛顿第一任上即已经形成。亚当斯由华盛顿提名担任自己的副总统。但是,在华盛顿任上,副总统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国家事务要做。与中国共产党书记与副书记的同志加助手关系大不相同,美国的副总统就相当于传统时代的王储或太子,平时就闲置在那里等待接班。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因病因事出缺,特别是突然亡故,即由副总统即可宣誓就任总统职务。除此以外,副总统基本上不参加总统的行政事务。事实上,1944年罗斯福争取第四次连任总统的竞选,选择了参议员杜鲁门担任他的竞选搭档,可是当19451月新一届政府就任之后,副总统杜鲁门就很少有机会见到总统罗斯福。从杜鲁门的回忆录来判断,他在194531日罗斯福为国会演讲结束仓促间见过一面,至此以后,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再未见到过总统。杜鲁门获悉罗斯福去世的消息,还是被白宫工作人员安排领到第一夫人的房间以后,才从罗斯福夫人的口中知道的。

杜鲁门在其回忆录里记述了他担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所接受的最为重要的国家事务提及到两点,一个是会议期间所讨论的如期召开成立联合国的会议,另一个是会后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他有关原子弹实验的话。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原子弹。战时,参议员杜鲁门曾领导一个国防计划调查委员会,这个位置为他赢得极高的荣誉。他曾以该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指令调查人员到田纳西州和华盛顿州查出某些巨大的建筑物到底是什么、它们目的何在?史汀生闻讯以后,跑去对杜鲁门说: 

参议员,我不能告诉你那是什么东西,可是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计划。这是最机密的事。连很多实际上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不了解那是怎么一回事,要是你们不到那些厂里去,我们明白底细的人会感谢你的。 

杜鲁门下令撤销了这次调查。杜鲁门在回忆录里说:“关于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直到史汀生部长在第一次内阁会议后告诉我为止,我始终毫无所知。”杜鲁门对此事并无怨言。这是美国制度。不用说参议员,即使副总统参与总统事务的事情都很有限。所以,杜鲁门虽然接任去世的罗斯福担任了美国总统,可并没有继承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结成的情感遗产,这是人类何以在还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噩梦中完全清醒过来的情况下,却又突然间兄弟阋墙、同盟国视友为仇,剑拔弩张地被卷入到长期冷战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在写下这一节的许多天之后,重读杜鲁门的回忆录,发现杜鲁门在两个方面也都有论述。一方面是对自己作为副总统突然间担任总统有多么不适应,深刻地检讨了美国总统与副总统的关系。他说:“我觉得在我做总统的头五天中就好像过了五辈子一样。我开始体会到我国的缔造者预先为一个突然变成总统的人所做的准备是多么不够。”“副总统要完全得到总统的信赖是很困难的。总统有必要组织他自己的幕僚,而副总统只能留在门外,不管他们两人的关系多么友好。”“很少有几个副总统完全同意与他们共事的总统的政策。”“总统与副总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副总统不可能完全熟悉总统的政策,……他只是一个备而不用的角色。”

另一方面,杜鲁门也完全知道战争期间3巨头所结成的友谊。他说:“罗斯福的逝世势必引起英国、俄国和美国政府首脑共事关系的问题,这将是不可避免的。在经过一连串会议和频繁的会晤以后,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以及在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彼此都已经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可见,新总统也意识到大国领袖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也试图谋求与斯大林的友好关系。驻英大使戴维斯就曾经代表杜鲁门总统向丘吉尔解释,“要是同首相和斯大林元帅相比,总统是处于劣势的”。所以,杜鲁门希望有单独与斯大林会见以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的愿望。波茨坦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杜鲁门倡导召开的。但是,虽然波茨坦会议取得了成功,但是,会议期间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以及其他所有被苏联红军占领和控制的东欧国家的问题上,不仅让英美无法插手,而且一点也都不让步的做法,让杜鲁门产生斯大林过于贪婪和难以交往的印象,并以此为开端,决心统揽对日投降和占领的全部事务。他说: 

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或划分战区。我不想给俄国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 

反复阅读杜鲁门的这几段话语,设想罗斯福与杜鲁门在对待与处理有关斯大林问题方面也许有不一样的态度和做法,这也许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历史后果。但是,罗斯福与杜鲁门在美国的民族主义情愫方面,我以为是没有多大的差别的。也许,从战胜日本为起点,美国的霸权主义就已经开始,而且是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至于防止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仅不过是个招牌和幌子而已。

其次,美国以联合国委托托管琉球岛的事件发生在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会上,这是钓鱼岛问题得以产生的根源,而这时的杜鲁门已经完成以承接二战所形成的美军在全世界布防为基础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国家战略,以及苏联建立起以8个东欧国家和亚洲包括新中国、蒙古和北朝鲜3个国家在内的外围保护圈,从而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格局已经发生以后。关于冷战的产生,历史学家往往引述丘吉尔1946年在美国有关“铁幕”的演说,以及乔治·凯南自莫斯科发来的那份长达8000余字的电报。其实是不正确、不全面的。杜鲁门实际上是一位极有主见的政客。在罗斯福去世由他仓促继任总统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向罗斯福的内阁全体成员说:如果你们全体都留任,我将感到很高兴。“但是,我说得很清楚,我是自己当总统,对于需要做的决定,我将全盘负责。”杜鲁门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的美国人,对苏联的仇视远超过希特勒。根据1941624日的《纽约时报》,1941623日,即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二天,参议员杜鲁门发表了一段震惊美国朝野的话:“假如德国比苏联强,我们应该帮助苏联一方;但如果占优势的是苏联,那我们便应该帮助德国,而且要尽量让他们大开杀戒,尽管我一直不愿看到希特勒在任何情况下取得胜利。”

所以,如果历史地、客观地进行分析,一方面,当杜鲁门接替罗斯福的遗产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战争已经临近结束,他所面临的使命是几个主要的战胜国家如何分配胜利果实。共同战斗容易凝结友谊,而分配财富则往往导致兄弟反目,这也许是一条规律。再加上如果比较二战期间苏联在欧洲战场上所付出的牺牲,英伦三岛仅只遭到过德军的空袭,而战火根本就没有到达过美国的国土。所以,战争给苏、英、美3国的创伤毕竟也不相同。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杜鲁门和丘吉尔是经过资本主义熏陶的政治精英,他们的人文理念和资本主义精神也与斯大林有很大的反差。所有这些差别反映在3巨头讨论战后安排时,前两人明显具有向前看的眼光,也能相对超脱一些,而斯大林则特别看重于物质利益,斤斤计较于补偿和赔偿。

另一方面,也许对同一个斯大林的处理上,罗斯福与杜鲁门的差别也很重要。从杜鲁门的一贯立场来分析,由于没有战时所结成的友谊,他仅在波茨坦的几天接触中产生出对斯大林的反感,决定在对日战争和对日的处理方面绝不给斯大林留有讨价还价的机会。还在另外的领域,自觉不自觉地开辟出一个以苏联为敌对目标的战场。在这一个问题的认识上,虽然正统的历史学家也正确地总结出“杜鲁门主义”,但是,对冷战历史产生的原因的分析方面,还是极大地脱离历史而低估了杜鲁门的个人作用。

第三,欧洲战争结束以后3个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虽然仅只有3个月,同盟国对待德国与日本的态度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无论是194311月的德黑兰会议,还是1945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3国首脑对待德国态度都还是坚决摧毁。3巨头甚至还提出肢解德国,用以防止德意志民族再度兴起而报复世界。所以,盟军反攻后几乎将德国夷为平地。但到19457月波茨坦会议上,盟国已经准备战后帮助德国和日本尽快复兴,并将接纳他们成为联合国成员。所以,除了督促与迫使日本天皇投降而释放的两颗原子弹以外,盟军有意没有把战火引向日本本土。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正当盟军对战败国日本实施已经相当宽容的惩罚和制裁的时候,美国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国家战略已经提出,冷战的局面逐步形成,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本土以及日本政府对于美国都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481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就说:“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由原来的敌对关系转向依靠和依赖关系。在美国的庇护下,日本不仅躲过了战争赔偿,而且更具有危害性的是根本没有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思想认识的基础。首先,当盟军对日作战最高司令长官命令日本天皇、日本帝国政府和日军总部投降的时候,盟军的最高统帅部还远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为了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盟军有意保护了对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日本天皇,仅只追究了政府内阁和日军高级将领中的一些主战分子。所以,日本自上而下的效忠于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的政府体系得以完整保留。

其次,战争结束后,就连日本战犯也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惩治和法办。194512月,苏、美、英3国决定由相关11个国家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判凡有“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等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另在南京、上海、马尼拉等地设立军事法庭审判乙级、丙级战犯。但是,194812月,美军即释放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到195011月,美军先后分4次下令释放在押战争罪犯,宣布对乙级、丙级战犯免于审判,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等。50年代中后期,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日本战犯都得到了赦免,不少的战犯甚至都重返日本政坛,譬如甲级战犯岸信介还担任首相组阁执政。对战争直接负有责任的军国主义骨干队伍基本上没有受到打击,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

另外,《波茨坦宣言》中曾经声明,要取缔“为战争及重整军备服务的产业”,提出战争索赔的计划。但是,在美国主持下,一再缩小战争索赔。1947年秋季,美国分三次对军需工业机械设备和军需生产骨干兵工厂的机器设备做了部分拆除。至此以后,就再未进一步向日提出索赔。所以,未能铲除支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工业财阀,它们仍旧是战后日本右翼的财政支柱。

最后,美国牵头由49个国家签字的《旧金山和约》和同时签订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成为日本拒不对战争罪行反省的法律依据。尤其是为日本战争罪行开脱而奠定其战后国际地位的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仅屈从于美国而对包括中国和朝鲜半岛在内的曾经长期侵略占领的周边国家,从不认罪的重要原因,也是战败国日本几十年来弃而不舍地敢于公然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国、韩国、俄国等国家争夺领土主权的国际根源。

第四,朝鲜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使得日本和琉球在美国东亚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按照美国战后最初的布防,东亚并不是其战略重点。尽管中国在40年代后期已经发生了特别有利于苏联的政治巨变,美国与苏联两个阵线分明的冷战也已经开始,但是,美国似乎仍然未将东亚当作战略重点。19501月,杜鲁门和艾奇逊公开声明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内。时间仅只是过了5个月,金日成不宣而战地向南部发动了进攻。7月,美国以联合国名义派兵干预。1025日,建立政权仅只有一年的新中国出兵帮助北朝鲜,中国和北朝鲜在战场上与美国和南朝鲜作战。谁都知道,苏联在背后支持新中国和北朝鲜。这其实是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历史中,美苏两个阵营所打唯一的一次具有经典意义的局部战争。也就是这次战争,日本狐狸转身,完成了由二战期间与美国为敌的关系,而成为美国的盟友。为了共同对付中国、北朝鲜和苏联,美国重新布防东亚战略,琉球和日本本土成了美军的前沿阵地。

第五,中国分裂为大陆和台湾两个政权,不仅为日本逃避战争制裁和赔偿创造了极佳的条件,而且为其施展阴谋和小动作留下不少的可乘之机。19491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易主是革命的产物,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很少注意中国这次政权交替与绝大多数现代国家中所发生的革命所采取的不同形式,以及这一不同形式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影响。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政权产生的时候,它不是有如许多现代国家通常的革命、暴动或者宫廷政变,用新的政权取代旧政权,而是采取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改朝换代的方式,使用了新的国号、年号,以及新的国旗、国歌,似乎在地球上新冒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这次江山易主却又不同于封建王朝的地方,那就是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政府虽然被压缩在一个海岛上,却没有随着大陆上的政权的建立而消失或解体。它仍旧以中国政府的身份照常在那里签订国际公约,从事外交活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人口或者国土面积都达不到全中国5%的台湾政权还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继续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而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占据土地面积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政权却被排斥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以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予以承认。两个政权形式与实体上的分离,势必会随着时间的进展而改变。但是,这一改变不是如同别的发生革命后的落后国家那样,别无选择地与这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中国发生外交关系,则是需要在台湾和大陆做选择。这不是无条件,而是有条件的。几十年来,海峡两岸的两个政权分别都在努力改变各自的名不副实的状况,相互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为在国际上争夺唯一可以代表中国的身份或资格,竞相降低条件,以获得国际舞台和空间。日本政府就是利用中国长期存在两个政权的局面,不仅逃避了战争赔偿,而且还敢于在与美国签约琉球托管的过程中搞小动作,设局将已经归还给中国的钓鱼岛夹裹其中,打包送给了美国。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本属于台湾的钓鱼岛,而且随着1945年10月中国政府在台北接受日本投降已经回归祖国,如何在50年代初又让日本把它塞进了琉球?(未完,转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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