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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代分析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批判  

2016-10-18 22:38: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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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代分析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批判
梁中堂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世界经过以冷战命名的序曲或者过渡而进入到和平时代。但是,由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缺少一个赖以正确解构历史问题的理论框架,既不能正确认识现实问题,更无法预料未来。所以,冷战后20多年,人们无法命名后冷战时代。说到底,还是因为对时代的本质不了解,抓不住时代的特点,所以对人类历史的趋向没有基本的判断,对未来感到迷茫。

实际上,经济主导世界发展趋势已经在冷战结束初期表现的越来越明显了。东欧各国一经脱离苏联这一羁绊,很快投入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体系。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在1995年以前就加入到关贸总协定的行列。由于苏联这一对立物已经不存在了,关贸总协定立即被以民族国家或有主权的经济共同体为成员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取代,并将过去关贸总协定里物贸扩展到服务与知识产权两个领域。随着中国在2001年、俄罗斯201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执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全世界除了北朝鲜等极个别共同体以外,几乎所有民族国家与经济共同体都加入到发源于西欧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除此之外,一些具有区域性或者其他类型的国际组织,譬如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金砖国家(BRICH)等等,都类似于早期主要由最发达国家创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于相关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协调经济政策的目的。这些都是国家领导人或者国家委派的代表以主权国家的资格从事的活动,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100多年前,李鸿章主张修筑铁路的时候,反对的人们有一个理由就是十几里甚至上百里的铁路横隔,原来的道路就被截断了。那时的人们想象不出立交桥或者地下隧道的穿行。我也曾讲过,当年我研究中国的交通运输结构,从未出过国,第一次接触高速路和高铁概念,无论怎样想也不明白全封闭是个什么玩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但国民也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首先,世贸组织是在1947年形成并运行了40多年的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世界上将近160个国家或经济共同体,被称之为经济联合国。其实,这个比喻不尽恰当。一是联合国属于国家之间的政治论坛,是国家领导人或者政府代表直接参与活动。世贸组织旨在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具有活力的和永久性的多边贸易体制,其目标和功能实际就相当于、或者发展趋势就是形成世界市场体系。所以,它事关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直接的日常的生活。现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和经济体每年的贸易量已经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量97%,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全世界越来越高比例的人们的经济生活都将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中。二是世界贸易组织是管理、组织、协调、调节和提供成员国贸易之间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它具有法人地位,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所以比联合国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其次,世界贸易组织是通过一系列原则逐步在世界贸易中贯彻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制度,譬如:互惠原则,要求在国际贸易中相互给予关税或非关税措施的削减,对等地向其他成员开放本国市场,以获得本国产品或服务进入其他成员市场的机会。仅这一原则的实施,就意味着在世界的范围内,各个国家的人民消费别的国家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将越来越低廉。对于生产者来说,则意味着需要不断提高自己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降低成本。透明度原则,要求成员国应公布所制定和实施的贸易措施及其变化情况,没有公布的措施不得实施。市场准入原则,要求各国开放市场为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最大限度的贸易自由化。促进公平竞争原则,不许可缔约国以不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特别禁止采取倾销和补贴的形式出口商品,对倾销和补贴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和具体而详细的实施办法,主张采取公正的贸易手段进行公平的竞争。鼓励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原则,为了帮助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特别针对这些国家出台一些特殊优惠待遇,如允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实施进口数量限制或是提高关税的“政府对经济发展援助”条款,仅要求发达国家单方面承担义务而发展中国家无偿享有某些特定优惠的“贸易和发展条款”,以及确立了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更长的过渡期待遇和普惠制待遇的合法性,等等。非歧视性原则,该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最惠国待遇:一成员方将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立即和无条件的给予其他各成员方。另一个是国民待遇原则:对其他成员方的产品、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及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持有者所提供的待遇,不低于本国同类产品、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及知识产权所有者和持有者所享有的待遇。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运用这一类的原则性条款逐步实现世界市场的一体化和促进各国的经济均衡发展。

如此一来,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将向何处去?一方面,它要求国家法律制度的框架与体系保障市场运行的自由和平等,那就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出台相应的法律,这是必须让人家看的到的啊。既然有了法律了,您可以今天不执行,明天不执行,但总不可以永远不执行吧?一般的读者也不清楚常说的“接轨”、“贸易摩擦”是什么,其实就是用包括法律在内的已经明确的规则要求和规范经济行为啊。时间久了,就习惯按照市场的要求去做了。这是我们这样的“嵌入式”制度与人家不同的地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是先有民间已久的交易规则,然后制订法律予以肯定。我们则是将人家已有的法律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用法权规范慢慢地训练行为规范。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乌克兰女作家阿列克谢维奇,她其实是苏联时代成长起来的苏联作家。今年她出版一本新作,《二手时间》,记述不少苏联解体后的人们的困惑和艰难,甚至向往当年苏联与美国叫板时期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自豪感,而对现在所有人重复相同的生活发泄相当的不满。其实,这就是工业化。什么都是批量生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没有批量的生产,大众何以用较低的收入过上昔日有钱人才有的生活?而批量生产就是大机器的生产线,它意味着成产价格大幅度的降低。如果没有这一个环节,生产厂家如何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低价格的产品和服务?工业化既然是落后国家的发展目标,前景也就已经明了了:如果说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那么,全世界都是争相朝着这个目标奔跑。包括整个经济运行规则在内的国家法律体系都已经产生了(市场经济讲究契约与法律,没有这些法律框架,人家就不会和龙永图签字),最终与西方国家还会有多大的差别?

另一方面,我们经常听说“走向世界”,“开放”,其本质的含义,是我们与世界世界市场还很少有联系。无论俄罗斯还是我们国家,都还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市场。尤其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甚至还有比例很高的农民基本上还过着以自己生产的粮食为主的自产自销(消、消费)的接近于传统的个体农民的生活方式,很少与市场交流。读者可以想一想,一个农民家庭仅仅依靠种田生活,他卖粮的收入就几千元钱,其中还包括购买种子、农药、化肥等维持再生产的需要,这部分是他必须向市场购买的。剩下还有多少钱需要从市场上购买?所以,传统的农民几乎还是传统的农民生活,很少与市场发生关系。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实质就是提高农民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即市场化水平。中国市场的扩大与发展,必然面向世界。如同传统农民逐渐转向国内市场一样,我国走向世界即是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将我国经济逐渐转化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依赖世界市场的时候,至少过去的战争与军事哪一类的冲突和摩擦也就越来越少了。当然,现在距离那一天还有点远,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等原来实行政府管制的经济制度的国家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熏陶而与市场经济的磨合,还有一个或短或长的过程。但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已经相当显著了。世界经济显然是按照马克思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的。

由此再来看后冷战时代该以何命名。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是以战争为尺度,将前两个时代概括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那么,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因为这样的前景意味着消除不同经济体系的对立,也就是意味着正在消除产生世界战争的经济条件。所以,也许各种贸易摩擦和政治纠纷,甚至局部性的战争还会发生,特别是还存在一个像北朝鲜那样手持核武器的与资本主义顽固抗争的堡垒,谁也未必能担保金正恩不向他的敌人扔原子弹。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力量打一场持久的世界战争。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判断,朝鲜与中国、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同属于过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如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曾用意识形态与冷战的方式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抗恰好表明其落后一样,落后的北朝鲜实行改革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行列,从而融入世界市场,也都是迟早的事情。另外,现在世界上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绝大多数都是由伊斯兰激进分子组织的,绝大多数也都是针对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质仍然是传统文化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包括持恐怖主义立场的伊斯兰组织所属的民族国家都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说明民族主体也都是支持世界一体化的。总之,世界目前正在行走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道上,各个民族国家越来越密切地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里,即使还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与摩擦,但是,大规模的、持久的、世界性的战争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所以,如果仍然沿着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相同的思维路径,用战争这一视角来划分,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就已经标志着人类进入到和平发展的历史时代。


现在我们必须花费一些笔墨来评论甚嚣尘上的亨廷顿和他的“文明冲突论”。因为美国经济政治等等的实力所造成的在国际上的影响,以及由此必然而来的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广泛的和他们自己也不隐晦的霸权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是美国政治精英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也许本来就应该将他们与政治精英划归在一个集团的政治学家们的错误观点随着美国的影响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严重掩盖了资本主义在当代主导人类历史发展和现代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基础作用,特别是因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严重歪曲了中国发展道路的方向和性质,从他的历史观出发杜撰出一个“中国文明威胁论”,人为地在美国政府及其政治精英面前设置一个潜在的而又被描述得无比强大的对手,不仅严重误导了美国政府、误导了美中两国的舆情,从而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的政治关系与外交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严重损害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形象,进而误导了国际社会。

首先,为要了解亨廷顿及其“文明的冲突?”,就必须先来了解美国政治学的性质以及在国内与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和作用。

美国法律明确规定政府政务公开,且公开性始于总统和国会议员的竞选。这样,从第一届总统华盛顿当选开始,到1800年日臻成熟的两党竞选制度逐渐把政治普及到一般的老百姓,从而在美国日益造就了一门强大的政治学科。一方面,政客向民众公开发表竞选演说,需要提出能够迎合选民思想观点与情绪的执政纲领和政策,这就要求有人对政治问题做许多深入与专门的研究。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所具有的占有社会资源的高地,学者接近政府为政府服务往往都可以名利双收,是取得成功的捷径。所以,大学与研究机构往往也乐意与政府合作,做一些有关政策与策略的研究。久而久之,美国政府与大学形成了深厚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是美国政府与政客都有相当深厚的政治学功底,所发表的演说与辩论,出台的政策与文献,最好都要赢得掌声,至少在理论与逻辑方面必须无懈可击。另一方,政治学也成了高校与研究机构趋之若鹜的一门显学,越来越多的人都愿意从事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报考政治学,特别是像哈佛、耶鲁、斯坦福等少数贵族高校,那是培养美国政治精英的摇篮,不仅许多美国政客来自于这一类常青藤层次的大学,而且更多长期服务于政府的专门人才往往也都毕业于这些学校,譬如先后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都是亨廷顿先后的哈佛校友。哈佛等少数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成了培养美国政府人才的摇篮和影响美国政策走向的思想库。这一类大学的政治学与美国政府机构已经融为一体,同一体系的人才培养与输送机制,同一体系的同一种立场、理念、观点和同一种语言。

还不止于此。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其代表政府和美国政治精英主流的政治理念与政治观点,决定他们也在世界论坛上具有把全地域与广泛的影响,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即美国的盟友基本上接受美国的政治理念与观点,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政治学人才事实上也都是直接间接接受美国政治学教育的,所以国际社会的舆论自觉不自觉地再用美国政治学思想诠释国际政治与关系,造成美国政治学思想在世界论坛与国际政治关系中所具有的主导性地位与作用。

但是,读者又必须认识到,由于政治所具有的阶级或集团利益关系,以及党派意识形态和政客迎合选民的功利主义性质,美国的政治学虽然是一门相当强盛的学科而不是一门科学,或者更确切点说,它在美国仅仅是一门政策学与策略学,具有重当前轻长远、重谋略轻思想,重视技巧与策应而轻视基础理论等方面的特点。美国体制内的政治学家所发表的政治学论著及其观点往往可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并不一定是因为其理论深刻和观点正确,而是由美国特别是美国总统的在全世界享有的特权所决定的。

其次,需要了解亨廷顿本人的成长历史和“文明冲突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主题。

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学生时代该属于“学霸”型。他16岁考入耶鲁大学,18岁即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经短暂军旅生活后,旋即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依次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50年,23岁的亨廷顿即留校在哈佛政府学院任职,除了短暂时间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任教以外,直到2008年去世,期间都在哈佛,总计58年。在介绍亨廷顿的历史中,很少有人重视其政治学成长与成熟时期的背景,但它却是我们理解《文明的冲突?》的基础。

亨廷顿进入大学专攻政治学硕士、博士期间,正是后来被称之为冷战时代的开端,特别是后来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乔治·凯南发表奠定美国实行冷战政策的理论与传播他的政治思想时期。1946年,美国驻苏代办坎南从莫斯科发给美国政府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提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理论构想,被奉为“美国决策者的圣经”,曾在五角大楼争相传颂。接着,坎南从驻莫斯科代办调整为美国国务院政策办公室主任,又是在大学演讲,又是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致使总统和国务卿分别以此为基础先后形成美国国家战略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红极一时的乔治·坎南的论著成为当时美国政治精英必读的教科书,也是美国冷战战略与思维的起点。乔治·坎南的思想观点影响了美国几代人,特别是当时还在校研读政治学经典的亨廷顿、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等,事实上都是在冷战理念和思维教育成长起来的,其政治理论及其方略都以冷战著称,都是与苏联对立、打仗为职业的,也可以说都是吃冷战这一碗饭的。所以,如果我们说当今主导美国主流政治动向的政治精英和政治学家大都是冷战背景下的这一代政治学家用冷战理论与冷战思维培养出来的,也一点都不为过。为证明这个观点,我谨向读者稍作提示,先后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是与亨廷顿有着相近的学术背景并先后毕业于哈佛的校友,布热津斯基是专攻俄国问题的专家,是卡特总统对付苏联政策的战略设计者。中国的读者对基辛格都很熟悉,知道他是中国的老朋友。但他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安全事务助理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为尼克松对付苏联而出主意“打中国牌”的。至于现代蜚声国际政治学界的弗朗西斯·福山,那可是亨廷顿的高足。

关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冷战思维问题,后面还要说。这里仅交代学生时代的亨廷顿所接受的乔治·坎南的学说与思想,是亨廷顿终生的财富。2004年,亨廷顿总结“9·11”事件出版的另一本轰动世界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再次表现冷战思想。他在书中说,本·拉登发动“9·11”对美国袭击而杀死几千人,同时也就做了另外两件事。“一是它填补了戈尔巴乔夫造成的真空,使美国有了明确无误的危险的敌人;二是他点明了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特性。”(《我们是谁?》,新华出版社,第297页)一个是大凡发生大事,他都要与冷战联系起来,这已经是职业病了。另一个是他由本·拉登的宗教出身也引发美国的“盎格鲁-新教”的“美国国家特质”,而这一点正好是乔治·坎南引以为自豪的。美国的政治学加评论坎南的时候就说,如果“梳理(乔治·坎南)家史三百年,就会发现每个人都直接有盎格鲁·萨克逊人血统”,坎南听了一定很高兴。(《五十年伤痕:美国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上,上海三联书店,第48页)因为亨廷顿也具有盎格鲁·萨克逊人血统,他学习乔治·坎南是学到家、学到骨子里了。所以,在这本分析伊斯兰宗教与美国宗教特质的书中,亨廷顿却仍把乔治·坎南所设计的美国与苏联共产主义政治的理论基础当作指南,说“乔治·坎南1946年描述苏联威胁的一段话也很可以用来描述新的伊斯兰敌人”。(《我们是谁?》,第298页)

由于战后美国新成长的政治精英都是受冷战实践与理论培养出来的,所以在1991年年末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后,无论处在前台的总统和国会议员,还是大学与研究机构的政治学教授,因为突然失去了攻击目标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包括政府专业公务员和政客、学界政治学家已经习惯于冷战生活,没有攻击目标使得心灵上有一种空虚感,需要拉出一个目标来填补苏联解体所造成的“真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应运而生。该文的基本观点是在199210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出来的,1993年夏季《外交》杂志以《文明的冲突?》为题发表论文,1996年再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为书名出版专著。但其基本思想与主题则是因为苏联这个敌人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把早就存在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重新包装后用“中国文明”的形式提出来,再为美国设计出一个潜在的敌人,以延续美国的冷战。

但是,且不论亨廷顿的唯心史观,也不去说他一贯缺乏对决定社会发展趋势的根源和基础性因素的判断,仅就其以中国文明为由头选择中国作为假想的美国未来的敌手,也是对当时世界局势与国际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误判与短视的结果。且举两例。

一是对俄罗斯的误判。由于缺乏正确的世界观,包括学界在内的美国政治精英们从未把苏联制度的崩溃当作制度本身的运动结果,而是认为美国战胜了苏联。所以,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遭遇到转型期一系列可以避免和不可以避免的重大困难,譬如社会因转型而必然发生的社会生活中断:一些企业因资金链条或者原料供应,或者销售渠道的断裂等原因造成的生产中断,苏联政府和俄罗斯政府交替阶段的政府职能的缺位与中断,叶利钦实行“休克疗法”企业产权关系紊乱而监管缺位与中断,社会从原来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换过程中物资交流交换和分配渠道的缺位与中断,再加上俄罗斯承担了原苏联已经到期的数百亿美元债务(一直到2005年前后,还有新到期的苏联债务需要俄罗斯偿还),以及一些权贵乘混乱之机将数以千亿计的财产转移到西方,等等。总之亨廷顿和美国绝大多数政治精英都将当时极为糟糕的俄罗斯经济当作俄罗斯将一蹶不振,从此就衰败下去了。事实上,这不过是俄罗斯转型期间暂时的困难。由于苏联所继承的沙皇大俄罗斯经济帝国的遗产所建立的经济政治制度,决定了支撑苏联强大帝国的经济文化的重要设施和人才,其主体部分都在俄罗斯,一方面,苏联崩溃的原因在于其僵死的制度,当俄罗斯获得自由市场体制以后,由于俄罗斯集中了苏联时期主要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源,必将在不很长的时期内复苏与复兴,重返世界舞台并继续发挥其世界大国的作用。另一方面,亨廷顿更看不到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广阔的大国所拥有的潜在的实力与广阔的前景。特别是乌拉尔山以东的国土面积,由于气候的干凉和过去生产力的水平的限制而基本上处在尚未开发的状态,但那可是一块比整个欧洲还要大的大平原,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如果按照科学家最近几十年预言未来全球气温将提高2度,那将是21世纪后半期和未来新的世纪里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热土。可是,在亨廷顿的心目中俄罗斯已经死灭,西方世界需要寻找另外一个共产主义大国。

二是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形势与发展趋势,以及中美关系的误判。中国原来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二大国,当苏联不存在的情况下,亨廷顿自然把视线瞄向了中国。而且,当时似乎也存在亨廷顿重视中国的理由。一个是中国自1976年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已经连续15年保持了2位数经济增长的好势头。中国政府的一些机构和“高参们”似乎也在喊叫“中国崛起”。另一方面,由于1989年的中国“学潮”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挑起的对中国的封锁和制裁(那时的中国还未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所以那时相当于今天制裁北朝鲜),美国国会和媒体不断指责中国政府的人权问题,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政府也不时有针对美国国会和媒体的指责所做出的反击。从表面看,中美关系似乎处在谷底,再对抗下去就该是又一场“冷战”了。所以,亨廷顿为美国政府设计中美对抗以接替已经结束的美苏对抗。事实上,亨廷顿既不懂得经济,也不懂政治。说不懂经济,是指他既不知道中国经济究竟落后到什么程度,再发展50年也未必有能力对抗美国,也不知道中国经济何以能够增长、以及历史最终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一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详细讨论。说他不懂政治,是因为他并不知道布什总统在美国带头提出制裁的同时早已经委派特使绕过国会秘密访问北京而与邓小平在一列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与谅解。邓小平公开回应美国国会的许多言论,仅只是向国内和全世界传达一种姿态而已。所以,以为美中关系已经破裂,是不了解政治家所隐藏的更深的一面(而恰好这一面才是客观规律的推动让政治家超脱政治意识形态,站在国家利益的本能立场上做出具有实质性的决定)。

且不说亨廷顿对形势的误判或误断,《文明的冲突?》是在苏联突然解体后,亨廷顿则继续在冷战的思维指导下,要为美国政府设计一个新的国家战略。为此,亨廷顿还以模拟的方式预言2010年,强大的中国就将在东亚和南太平洋扩张,“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急于雪1979年之耻的中国人入侵了越南,越南求助于美国,中国人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则惊恐万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第288-289页)笔者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是201610月,中国南海问题与一些国家虽有分歧,但既没有“入侵”任何国家,也没有战争的危险,更谈不上对美国的威胁。

再其次,即使从学术的层面来分析,亨廷顿贸然所选用的“文明”是一个大而不当的词汇,无论在理论或者现实中都不确定、不确切,而他自己又不严格限制该词汇的含义,所以他的主张、观点和论述,都是极不严肃的。

我说亨廷顿“贸然”选用文明这个词汇,是有根据的。亨廷顿1950年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谋到哈佛政府学院的教职时,23岁。1992年发表“文明的冲突?”演讲时65岁,1996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时69岁,应该是一位已经成熟了的政治学者。在此前40多年教龄里,亨廷顿出版过3本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包括1957年《军人与国家》,1968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1991年《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通常认为,其中《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奠定了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领域中的地位。从时间与逻辑上来推断,《第三波》与《文明的冲突?》仅相隔不待一年,应该具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此前的三本书里,都没有文明这一在《文明的冲突?》中才第一次出现的但在其学术大厦中却具有核心位置与足以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学术元素。我们知道,学术发展是有逻辑关联的。但是,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中还根本没有文明这一范畴,不到一年的《文明的冲突?》中它就成了学术思想的中心,无论如何都是不符合学术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规则的。所以,笔者有理由说文明并不是亨廷顿在长期学术生涯中审慎研究所发现并构筑他学术思想与体系的一个重要范畴,而是根据苏联解体冷战戛然结束后国内国外形势的需要,短时间里贸然选用的一个词汇。

但是,由于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含义极为相近的词汇所表达的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其含义过于宽泛,以至所表述的内容可大可小、可远可近,物质的、精神的,抽象的、具体的,正面的、反面的,实体的、虚拟的,清晰的、模糊的,都可以概括为文明或文明的结晶。所以,该词汇大而不当,反而不适合做严肃的学术或科学的表述工作。如果读者不相信,可以自己做一些试验,只要属于人的活动及其结果,无论历史久远或者刚才发生,无论规模有多大,就都能使用文明这个词汇去表达。所以,大凡严肃的学者,在不得不使用它的时候,那一定都对其外延与内涵做过相当明晰的规定。譬如亨廷顿在书里没有提到,其实最先使用这一词汇的是人类学的奠基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他在《古代社会》中用“文明社会”以区别以前进化与发展过程中的蒙昧与野蛮两个阶段或社会,并把它严格定义为“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直至今天”。(《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出版社,第12页)大历史学家汤因比皇皇巨著《历史研究》是以比较研究文明社会著称的,却有意不给文明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直接提出“文明社会”这个概念。他照样不直接下定义,而是说“已知的文明社会的数目是很少的。已知的原始社会的数目却大得多”、“不是关于原始社会,而是关于文明社会的”、“在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从原始社会里产生了文明社会”,等等。(《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4566062页)汤因比不直接定义文明和文明社会,而只是在与原始社会比较的意义上来讨论文明社会。为什么?就是因为文明这个词义大而无当,人类现在的思维还不能比较确切地把握它。

但是,亨廷顿恰好要在文明这一大而无当的特征上做文章。这样的文章的好处是莫要细究,突然一听,似乎是这个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却漏洞百出。因为“文明的冲突”,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有关“文明”的定义,什么是文明,或者,文明是什么?我们且看亨廷顿怎么说。

亨廷顿的文章发表以后,遇到不少的质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为了回答这些批评,所以“我在此书里试图详细阐述、提炼、补充,偶尔也界定该文章中提出的论题,并提出和涉及许多在该篇文章中没有论及或只是一笔带过的思想和主题。它们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问题……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前言》,《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页)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该书里还是找不到亨廷顿为文明所下的定义或者明晰的概念,即使像摩尔根、汤因比那样为文明做一些限制也好。都没有。相反,他在“第二章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里,却是长篇引述其他的作者所论“文明的性质”和“文明之间的关系”。读过之后,对于什么是文明,仍然不甚了了。

岂只是不甚了了?经过他的不断在文明这个词汇的周围绕来绕去,令人更糊涂了。譬如他不给文明下定义,却间接给文明做出了一个比我对文明所下的大而无当的定义更大而无当的说法:“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9页;后面所引亨廷顿,凡不注明书名者均取于该书)读者知道,一个概念往往是通过另外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来说明的。譬如,奥巴马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是个别,美国总统是一般。人们通过一般性获得对个别概念的认识与了解。亨廷顿在这里就是使用了这样的句式,“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他不是给文明下定义,而是用文明给人类作定义,但是,经他这样一搞,更乱套了。按照逻辑,这个句式里“人类”是个别,“文明”是一般。想必是除了人类的历史以外,客观世界中还有一些文明诸如猫的历史、狗的历史,或者花的历史、草的历史,等等,总之除了“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历史也是文明的历史,而人类的文明只是许多个文明中的一小部分?还有,在同一个页码里,他竟然说“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这不是打自己嘴巴吗?你开篇第一句话说“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这里又说“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难道原始社会不是“人类的历史”,而继续算作野兽的历史?社会的进步也应该表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克服了历史虚无主义,但是,亨廷顿却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不错,原始社会是人类的初级阶段,与现时代比还相当的幼稚。虽然我们对它了解的也还很少,但这不是忽视其长期存在并抹杀其重要性的理由。原始社会不仅是人类的历史,而且是人类历史的主要与主体的部分。假使我们用100个长度单位标识人类的全部历史,那么,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表述的原始社会以外的文明社会还占不到1个单位。就是说,汤因比的所谓文明社会还占不到整个人类历史的1%,而人类99%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原始社会里渡过的。何况,即使按照亨廷顿自己给人类历史所下的定义(“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原始社会不仅是人类的历史,而且因为它是人类历史的主要与主体的部分,从而更应该属于文明的历史、文明的社会。

还有,虽然亨廷顿极力避免直接给文明下定义,但他既然要在那里介绍“文明的性质”,就不得不间接地给文明下了许多个定义,其中一个就是用文化来定义文明。我上面说过,文明与文化是词义十分接近的两个词,实际上它们常常是无法严格区分的,在许多场合甚至可以互代。但是,亨廷顿就是用此来搪塞,结果越搅越乱。他说:“第二,在德国之外,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第20页)“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他似乎特别欣赏他所首创的说法:“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第22页)“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第23页)等等。总之亨廷顿是用文化来解构文明。但是,什么是文化?他在另一个地方则说:“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第38页)看来他同意我的观点,也把文明与文化当作无法区别的两个概念。但是既然用文化来解释文明了,那一定要向人们解释什么是文化吧?他真的回答了。他说:“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第20页)就是说,文化就是文明。又回去了。他就是这样绕来绕去。

有时,他还有一些具体的表述,譬如说文明即是宗教,或者某种宗教即是文明:“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鉴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第21页)“宗教是鉴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第26页)“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是语言和宗教。”(第38页)但是,这个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西方文明中有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基督教文明或者天主教文明的文化。但是,我们知道,它们都是罗马帝国后期才逐渐兴盛与发展起来的。那么,在此之前的没有基督教的西方历史算不算文明?以欧美成文宪法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都有一条“信仰自由”,其实就是针对宗教的,标志着现代社会开始远离宗教甚至抛弃宗教(至少有一部人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没有宗教的现代,或者“不那么宗教的”现代,是否还是文明?另外,亨廷顿说:“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第37页)我们知道,宗教是关于神的信条,大宪章则是人的信条,文明究竟是人的还是神的事务?

还有,亨廷顿将中国文明称之为“儒教文明”。(第24页)这不只是一般牵强附会,而是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甚至是削足适履了。儒教之说固然不是始于亨廷顿,譬如早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就有。但是,韦伯的儒教也仅只是一般地从宗教文化影响和比较意义上来论述的,而亨廷顿则是把宗教当作文明与文化的特质,就宗教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方式、生命意义来说的,甚至确定“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但是,儒学在中国实际发生的作用远远没有那么重要。首先,就其发生重要影响的时间跨度来说,儒家学派只是西汉以后至晚清期间近2000年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与文化学派。在西汉以前,当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也和其他的诸子百家都还在初创与形成的时期,那么在此以前,中国算不算一个文明单位?20世纪以后,当“打倒孔家店”响彻学界,人们都已经普遍不读孔尊儒了以后,特别是1950年以后的中国主流显然已经不是儒家学派,而主要是从苏联那里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了,还算不算中国文明?其次,儒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来说,主要还是作为政治思想对封建国家的政府统治,但是,它从来就没有像西方中世纪历史中宗教对几乎所有人的教育与管理,特别是对教民的实际生活的普遍干预,从而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特别是对于占历代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就没有很重要的影响。所以,如果从宗教这个视角来检视中国的历史,无论用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的范式来衡量,即使儒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那2000年里,也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为说到宗教,我们再进一步说明。中国自西汉至隋唐,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政府曾经信奉并企图在全国普及佛教。有时,政府个别人也相信道教黄学。但也都是发生在儒学盛行的近2000年里,所以与儒学相比较而言,佛、道也都不是主流。此外,近代以后,西方传教士曾经在中国政府控制较为松懈的一些地方,发展过教会组织。但总体上来说,宗教在中国文化中并未占主流。那么,按照亨廷顿宗教特质的文明理论,中国就够不上一个文明国家!

从亨廷顿在“第二章  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和“第三张  普世文明?现代化与西方化”里似乎是要给读者交代他的有关文明这个概念的理解,但是他的叙述从文明是一种文化到生活方式、世界观、价值观、习俗、准则、体制、思维模式、宗教、大宪章、消费模式、大众文化、“巨无霸”、牛仔裤、日本轿车、电视机、小电器……应有尽有,可就“不是政治实体”。(第23页)但是,原始社会以外的社会文明,最为重要的恰好就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文明。国家出现了以后,才有了远比原始社会辉煌与宏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以,恩格斯才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2页)如果文明“不是政治实体”,不包括国家,那么人类在原始社会以后所创造的这一突破人类血缘与地域等自然条件束缚而获得的社会结构或者政治实体,譬如显然与原始农业基础上产生的生产方式和氏族制度所不同的经济组织和国家制度、法律、哲学等等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都不是人类文明,那是什么?

其实,如果我们愿意,仅就亨廷顿有关文明概念的这两章写作出一大本批判与批评的书,因为其间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概念不清、逻辑混乱,甚至前后文字矛盾,令人不堪细读。譬如第23页,第2自然段一开始就说“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紧接着在第3自然段开头却又说“第四,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文明到底有终结还是没有终结?再譬如,第20页第4自然节,一开始说“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在结尾又说,“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读者自己去理解,文明与文化,亨廷顿究竟向我们说了些什么!自相矛盾,循环论证,甚至不用转脸就自己打自己嘴巴,类似的现象,到处都是。这么大的学者因何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自不量力地选用了根本不该选用的文明这一他根本驾驭不了的概念和词汇。

再其次,出于文章主题的需要,亨廷顿有意既不给文明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又不想对其做一些限制,所以就不能正确回答文明的性质,更不能解释文明产生的原因。从而,他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也就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文明与文化都是对人类活动及其结果的概括。不过,这样的概念过于宽泛,反而在现实与学术研究中往往无法解决具体的问题。如前所述,比较严谨的人,在工作中又绕不开这个概念的时候,都会根据所论问题的性质和范围,再给出一个特别的定义,对其过于宽泛的概念有意予以限制。但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要解决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崩溃而空缺了的位置。冷战实际是美苏两个大国由政治意识形态所派生的对立和虚拟的战争,从历史来说本就是虚假的。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足以虚拟与美国对抗的国家,所以更是一种虚假的东西。问题的性质决定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亨廷顿故意要选择这个大而无当的词汇,所以也绝不会进一步再给出一个经过限制了的、明晰的概念。概念的模糊,文章的逻辑就不可能不混乱。至于文明的性质,有关文明何以产生,以及文明冲突的种类和性质,这些更为深入的问题,他是不会讨论的。

但是,如果我们给文明设置一个明晰的内涵,让它成为一个实在的客观范畴和确定的概念,所有问题就都变得可以讨论了。假如我们回到汤因比的设定,文明社会是相对于原始社会以后而发展了的人类社会,他所讨论与研究的26个文明单位都是曾经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这些相对封闭地分散居住于世界各地的原始人,在长期适应各个特殊的自然环境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生产经验,终于成长出高于原始时代的社会文明。但是,在西欧的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一方面因为生产力的低下,即使脱离开原始社会的状态,所有这些文明单位都还是属于马克思所揭示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第392页)另一方面,即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有些文明单位的活动范围经过迁移或扩大,也常会发生与其他部族的接触与碰撞,冲突与摩擦,甚至兼并或融合,从而曾经有不同文明单位的分化与融合,但总体上它们都还是属于一定地域中的自然环境的产物。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汤因比所讨论的历史上的古文明,都属于资本主义前的,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称之为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地方文明。

但是,资本主义文明则不同。一方面是受资本增值这一本能的驱使,另一方面也是资本所创造生产能力足以支撑其迅速向全世界扩张与发展,特别是经过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范畴,世界各古老文明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与改造,所以也就或多或少地都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当历史经过20世纪几乎将全人类都卷入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文明已经普照大地。亚、非、拉各古老文明的大地上相继出现的一大批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民族国家,则是20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发展过程中最为亮丽的社会现象。虽然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美苏两大国都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分别指代两个阵营,但是,从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毫无例外地实行工业现代化建设的举措就足以证明,资本主义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苏联解体后,各前苏联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行走在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过程中,从而再次证明了500多年来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历史。人类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正在创造资本主义的文明。

那么,就让我们来分析这个资本主义文明。我们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一个成果,就是促成一系列民族国家的诞生。所谓民族国家,是一个具有主权的民族共同体。所谓主权,就是共同体的人们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事务。亨廷顿认为“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第23页),这就否定了民族国家的文明性质。国家必须是政治经济实体。否则,谈不上主权。而且,近现代以来,恰恰是作为经济与政治共同体的这一大批民族国家决定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一方面,民族国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时代最为耀眼夺目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一系列的新的文明成果往往又都是在民族国家这一经济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总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表明,民族国家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又是其基础和原因。因为很显然,没有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就不会有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如果没有民族国家作为依托,就不会发生对外贸易。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一系列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平等协商和维护,就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秩序,当然也谈不上世界市场。

所以,分析资本主义文明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民族国家这一实实在在的文明形式。当然,一方面,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如前曾经描述过,各个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程度各有所不同,各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成分也或多或少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历史的复杂性,还有一部分经济政治共同体并不都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出现的,譬如台湾、香港、澳门,虽也都是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经济与政治共同体,但却不是民族国家,其中香港和澳门都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存在的。海峡两岸的人们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行政省,因为历史的原因却也是作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共同体而存在的。还有,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相继出现,这些也都是相对独立于各个民族国家的。但是,正是民族国家构成目前世界的主体,几乎所有的人都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国际组织虽然独立于单个的民族国家,但往往也都是由诸多民族国家发起组织的,具有主权的各个成员国共同协商决定其事务。所以,民族国家是当代世界的主体。离开了民族国家,根本就无法了解现代世界的任何具有实质性的问题。

分析至此,我们有必要花费一些笔墨来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国家观,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私有制与阶级出现以后的产物,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由于出现私有财产,势不两立的阶级为了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维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表面调和而又中立的国家机器,实际上是把社会秩序维持在有利于生产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一方,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又说,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是,因为国家是私有制与阶级斗争的产物,那么,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恩格斯说:“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第170页)

但是,国家如何消亡?列宁所给的路径是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即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然后过渡到已经没有镇压但因为还有资产阶级法权而保留的社会主义的“半国家”,再向前发展,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上,资产阶级法权也消失消亡了,国家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了,也就消亡了。大家已经看到,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国家消亡的路线,不只是列宁在俄国的实验失败了,后来一大批的国家也都跟着失败了。但是,如果我们从马克思总结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和历史已经展示的实践来分析,就可以发现国家这一文明形式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如何通过适应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需要而形成民族国家,再在资本对外贸易中突破地方与民族的界限而把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国内市场转变为国际市场,把民族国家的大都市转变为多民族聚集的地方而成为国际都市,从而使得民族国家在保障外资与外国侨民获得国民待遇的过程中也不断转变职能而发展成为国际资本和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民族国家作为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越来越具有国际的性质与世界市场的功能的时候,民族国家已经不只是民族的,而且越来越具有国际的、世界的性质,它是在不断地否定其原来的民族成分和性质的过程中而不断地失去其民族的性质,从而也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

如果我们仿照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选择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有如美国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不是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越来越对立,而是由于中产阶级人口越来越多,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虽然贫富两极的差距越来越大,但阶级对立的状况却不是愈来愈为尖锐和激烈。特别是由于政府所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国民的基本生活都是有保障的。就国家制度来分析,一方面,资本从其自由与平等的本性出发,逐渐通过税收和投资政策,在一个国家内实现了统一的自由市场体系,极大地降低了生产和人民生活消费成本,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竞选制度,各政党不断地通过迎合选民的要求执政的理念与政策在接近,无论谁执政都在向绝大多数国民的一边靠近。这样,在一个国家内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和社会分配不均的问题都在国家政策层面逐步得以缓和。因为政府公共政策的性质相对越来越突出,国家的阶级性质相对在淡化。

资本从走出国门发生对外贸易的那一刻起,就从其自由与平等的本性出发,要求在其他的民族国家寻求“国民待遇”。降低关税,降低外来资本的投资限制,这都是资本主义最为经典的主张。现在,世界贸易组织都已经将其作为基本的规则被固定下来,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相反的两个方向上不断要求被加强。一方面,民族国家要做民族资本的坚强后盾,保护民族资本在国际贸易中合法经营,维护民族资本的利益。另一方面,每个国家又必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公正地维护外资的合法权益,给外资以国民待遇,反对歧视。这是早期的民族国家相反方向的两个职能。在资本主义早期,民族国家对内保护国民的权益,对外反对外国资本试图的入侵。现在,民族国家对外保护与维护民族资本的国际贸易,对内则是在国内维持公正的市场秩序,给外国资本以国民待遇。展望未来,民族资本越来越多地贯彻和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与规则,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普遍发展,民族国家越来越具有世界多民族性质,其民族成份在淡化。尤其是经济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政府行政分支所侧重的强制与镇压的职能在弱化,司法系统对经济纠纷的裁判与仲裁在增加。因为世界市场体系的日臻完善,关税趋近于零,企业生产与民众生活的成本越来越低,各个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小,阶级或者社会不同集团利益的对立在减小,政治关系被弱化,经典意义的国家范畴也越来越弱化,以致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完全没有了政治,经典意义的国家也被人们所淡忘。

如此一来,民族国家这一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文明形式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将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首先,西欧各古老民族的传统社会里逐渐生长出一种新型的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它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要求统一市场和平等的竞争、自由的流通,从而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促成了民族的统一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特别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往往使用成文的宪法承认了人民的主权和民主的政体,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国家替代了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专制制度。这是第一次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资产阶级国家取代封建主国家,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民族国家诞生。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主义发展进入到快车道。资本本性的驱使一定要突破地方的和民族的界限,对外贸易要求各民族国家的市场平等地对外开放,以及各民族国家对等地维持本国国内市场并给外资及外籍民众以平等的国民待遇。这样,由于突破民族的界限而具有了维护世界市场秩序和保护外籍民众的职能,民族国家已经失去民族的性质而越来越国际化。这将是第二次否定,自我否定,否定之否定。特别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一方面,由于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国内不再有大规模的阶级对抗与阶级斗争,所以国家就逐渐失去镇压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贸易的扩大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国家也不再不具有防止外来民族侵略的威胁,从而没有大规模冲突与战争的威胁。这样,原来意义的国家就不再存在了,消亡了。

在明确了现代文明的性质以及发展的趋势以后,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亨廷顿的所谓文明的冲突。如果按照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不同情况,将各个民族国家区分为内生性和嵌入式两种类型,那么,西欧、北美、大洋洲等几个区域的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国家,德国为代表的中欧和北欧,以及日本,虽然属于嵌入式资本主义国家,但因其相对优越的地缘经济条件也已完成了由传统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所以,也都将其归并到内生性资本主义国家之列,属于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其余的民族国家,则属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变的阶段。在我们将所有的民族国家做了这样两大类区分以后,亨廷顿所要表述的当代文明的冲突就主要表现为以下4种类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因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高,贸易量也大,贸易摩擦是他们之间最常见的冲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除了贸易摩擦以外,因为密切的地域或历史渊源,冲突与摩擦也是经常发生的。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各个民族国家或者文明国家各自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虽然以上4种类型都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各自发生的原因和类型又都是有所区别的。其中,第3类型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是主要的,它们往往又可以区分为由贸易摩擦所引起的经济类型和传统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冲突两种不同类型。

总之,正是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和人口的迅猛增长。资本主义把原来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连接在了一起,这才有了人类的交流与沟通,矛盾与摩擦,或者如亨廷顿所说文明的冲突。但是,亨廷顿没有把资本主义这个最重要的元素揭示出来,所以,他的文明冲突理论解释不了任何问题。譬如,他的中国文明是美国潜在的威胁的理论是说两种不同文明难免要发生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德国人主要与英国、法国、美国和俄国,以及欧洲各国人民之间的战争,应该都属于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如果按照亨廷顿同意的一种观点,即东正教也属于欧洲文明,那么,冷战也都属于西方文明内部的矛盾和摩擦。还有,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发展会挑战美国的霸权,这是中国与美国两种不同文明使然。但是,二战中中国人民曾经紧密地和美国站在一起,中国政府对于罗斯福简直可以说言听计从。还有,毫无疑问,现在的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华人都无疑属于中国文明的范畴,可谁都不会说它们会成为美国的威胁。另外,可能一般老百姓都不愿细致地思考这个已经相当明了的问题,即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及邓小平以后的领导人,与历届的美国总统都有相当好的个人友谊。所以,不同的文明不一定就是冲突,更无法证明中国文明就该是美国的敌人。

最后,继《文明的冲突?》之后,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更将美国政治学的视角转向宗教,以为人类发展将导向宗教的复兴,不仅证明了亨廷顿政治学理论的短视与困乏,而且更显得建立在冷战思维基础上的美国政治精英的荒唐与荒谬。如果再回到最初我们介绍美国政治学和亨廷顿的话题上,由于政治学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及美国在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影响,亨廷顿的政治学不只是一般学者学派的问题,而是在实践上将继续误导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政治的健康走势。

我们之所以这样评价亨廷顿及其美国的政治精英,一个依据是,苏联解体后,亨廷顿先是在《文明的冲突?》中虚拟中国的发展将构成美国的威胁,人为地给美国政府塑造一个替代苏联的对立物。而2001年发生“9·11”事件以后,亨廷顿则又提出该事件是本·拉登填补了戈尔巴乔夫的真空,使美国有了明确的危险的敌人。偌大世界,每过上几年,就难免就会出现一些大事。但只要发生了大的事件,国家就更换一个敌对目标,那充分说明美国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建立在深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而完全是虚拟的,以至已经虚拟到找不着目标、没有了长期战略和战略目标的程度。另外,亨廷顿还说,“9·11”证明了“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特性”。因为一次恐怖袭击者所具有的宗教身份,就可以证明美国是基督教国家,那么,最近几年欧洲频发恐怖事件,无论西班牙、法国还是德国,不少的袭击事件也都有宗教背景,难道都证明了西班牙、法国与德国都具有“基督教国家特质”?还有,“9·11”恐怖袭击发生以后,亨廷顿过于看重恐怖组织与美国的矛盾,以为美国是恐怖组织袭击的唯一或主要目标。不想西班牙马德里、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以及德国都曾发生过恐怖袭击事件,累计次数比美国要多得多。亨廷顿急于用新发生的历史事件填补美国的需要,接着发生的事件不能不抽打他的耳光。实践证明亨廷顿的冷战政治学理论的短视。

第二个依据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曾经淡化经济与政治因素,强化虚无文化与宗教的作用,说“文明是文化实体”、“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主要特征”。但是,在“9·11”之后的《我们是谁?》中,亨廷顿事实上却是将本·拉登恐怖组织与美国的冲突当作当年美苏之间的政治对抗来解释的。他引用乔治·坎南1946年长电中的一段话说:

我们面对的这股政治势力狂热地坚信,他们与美国不可能有任何长久的妥协,他们认为可取的和必要的是,让我们社会内部的和睦被打乱,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被破坏,我们国家的国际权威被摧毁掉。(《我们是谁?》第298页 )

可见,亨廷顿仍然是用政治解构宗教与美国的冲突的。但是,他却要说文明是建立在文化而不是政治经济的基础上。因为亨廷顿入道政治学领域就以虚拟的目标与战争为对象,所以,苏联解体以后,他认为有如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强大的政治理论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要寻找政治以外的历史文化的对立物。但是,由于虚拟与虚假的性质,所以,绕了一圈就又不自觉地回到了他的导师乔治·坎南那里,继续用政治意识形态来诠释眼前的问题。不过,当他将国家战略从中国再转移到本·拉登,让一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和一个宗教组织为敌的时候,无论是把美国降低到相当于一个恐怖组织的层次,还是把基地组织提升到一个世界大国的层面,都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美国冷战政治学及其意识形态的短视、困乏与虚假性。

第三,如果说《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的宗教特质论仅只是为了论说中国文明是美国的潜在威胁,是从“儒教”这一概念里导出来的一个潜台词,还是羞羞答答的,那么,鉴于本·拉登的宗教背景和“9·11”的轰动效应,《我们是谁?》则已经完全转换到宗教的立场。亨廷顿不仅直接把“9·11”事件表述为宗教战争,而且事实上是把宗教当作社会生活的基础,当作决定历史发展的最具有本质性的因素,以及国家与国民的特质来看的。亨廷顿既看不到具有宗教背景的本·拉登发动袭击事件的实质是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冲突,又不懂得“盎格鲁-新教”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精神,要寄希望于现代的美国人学习最初从英国移民北美洲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所以,亨廷顿要将“美国信仰”和“美国特质”,以及美国精神,或者“我们是谁”?都明确归结为“盎格鲁-新教”,用一种宗教对抗另一种宗教。为此,亨廷顿差一点就要喊“回到政教合一的时代!”了。

正如上面我们所说,亨廷顿对文明这一概念的理解模糊不清,更不懂得文明的性质以及何以产生。所以,对于宗教这一特殊文明形式的产生以及性质也缺乏了解。宗教乃是一种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其基础是相信上帝、神,或者某种神圣的异己的超自然的力量。人们之所以产生虚拟的幻觉与幻想,是因为人类还处在尚不发展的阶段上,还无法将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客观力量用一种符合实际的因果关系连接起来,只好有如恩格斯所说,将“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来表达。所以,宗教也是人的一种异化。宗教有一个相当长期的发育和成长的过程,原始时代的巫术、图腾崇拜、祖宗崇拜和部落宗教等都是其早期形式。中世纪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所采取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既是宗教的鼎盛时期,也是其最完备的状态。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的一种异化,具有虚假的性质。但是,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它又是人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和状态,是民族的实际的生活与历史。在这一个发展阶段上,人们正是通过宗教实现其社会活动。宗教既是单个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存在形式,又是民族的政治经济制度。所以,它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形式,人们也在其中发展出与国家相关的政治思想与法律,超越世俗生活的绘画、音乐、舞蹈之类的艺术形式,诗歌和话剧等文学样式的文化,以及对神(上帝)、人与自然等哲学关系的学术探讨和研究。总之,因为宗教曾经是人们长期的一种实际的生活,所以结出了许多灿烂的文明之果。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当宗教产生以后,就获得相对稳定的形式,并不会随着产生它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消失而消失。这也是作为中世纪西方民族文化的宗教直到现在仍然是许多人的实际生活的重要原因。但是,既然宗教是一定社会条件的产物,那么,当新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以后也不可避免发生一些改变。所以,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宗教形式,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的内容。事实上,当14世纪末15世纪初新教作为质疑传统的宗教教条和习俗的异端邪说出现以后,天主教就已经开始变化。正如以编写《西方文明史》而著名的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书评说:“毫无疑问,如果天主教没有十六世纪改革者的坚决努力,它便不可能席卷全球,并在欧洲作为像现在有力的精神力量再次涌现。”(《西方文明史》Ⅰ,第484页)所以,现在各古老的宗教,都已经不是原来的传统宗教,而是具有了资本主义思想的现代版的宗教。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里,宪法明确有信仰自由(美国是在1791年生效的修正案中予以特别提出的),各古老的宗教已经经过长期的磨合适应这些国家的法律法规,能够与不同宗教、甚至不信教的人们和平共处,已经完成了传统宗教到现代的转变。亨廷顿一方面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经济环境对传统文化具有影响和改变的作用,更不懂得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各类宗教已经不是传统中的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新教了。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从政治学的角度去思考。既然宗教活动是部分国民的实际生活,那么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为其服务,而不能把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中从来就存在的宗教自由和政府为宗教服务诠释为“美国人转向宗教”、“政府支持宗教”,甚至是“宗教的全球复兴”。(第283、290、295页)

遗憾的是,作为政治学家的亨廷顿却将本·拉登的恐怖事件解构为“伊斯兰好斗分子”针对具有“宗教特质”和“转向宗教”的美国。但是,既然是不同宗教之间的战争,9·11”的袭击目标为什么不是罗马教廷或者纽约的教堂,而是包括具有地标性建筑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和美国国防部总部所在地五角大楼?如果客观分析“9·11”以及更多发生在欧洲的恐怖事件,就不难理解它们不过是资本主义发生以来一直都存在的传统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与反抗。事实说明,500多年来,这类的冲突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一方面,冷战以前,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一直都处在极为动荡的环境里,国家与国家之间总都是处在紧张的、甚至是战争的状态里,类似孤立的恐怖袭击和冲突根本就不被人注意,特别不会引起人们长期的关注。另一方面,大批的民族国家的产生乃是二战以来才出现的历史新气象。由此而来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较全面的发展也就都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也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较为全面的发展,刺激了落后国家的传统文化,激化了现代资本主义与传统的矛盾与冲突。所以,“9·11”与欧洲及世界各地更多的恐怖事件证明了亨廷顿论点与论据的武断与偏颇,包括本·拉登在内具有宗教背景的恐怖事件的目标不是“具有宗教特质的美国”,而是资本主义。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历史根源,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冲突早在西欧发生资本主义的最初之日就出现了。亨廷顿引以为荣的“盎格鲁-新教”(乔治·坎南引以为荣的是“盎格鲁-萨克逊”),其实就是传统宗教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与冲突。“新教”这一词汇最初出现在1529年路德宗“抗议”德意志皇家议会的活动中。因为路德还未对新运动做出解释,加尔文也还未出现,所以确切些说,当时并非是出现了一个有着严密教义或宗教理论的新的教派,它只是指那些既非天主教徒,又不是东正教徒的基督徒。但是,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萌芽与开端,对这一新的社会现象总有不同的人持赞成、怀疑或反对的态度。15世纪至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较大范围扩展的时候,“新教徒”总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是新教思想成为世俗的权力与罗马教廷斗争的有力武器,从而积极推动了国家主权的形成。在这一方面,英格兰表现得最为突出,国王与教皇的决裂,有利于世俗权力的形成。一个是促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形成。德国在这一方面极具典型。因为路德用新思想写成的《圣经》在德意志迅速、广泛地传播,他所使用的一种方言也就成了全国标准化的语言文字,无形中促进了民族的统一与认同。在苏格兰、荷兰,新教的传播也都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为此,马克斯·韦伯就直接将新教徒的一些主张和做派,概括为资本主义伦理。但是,这些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徒在当时并不被人们所接受。相反,无论教会还是世俗的权力,都是把其当作异端邪说对待的。因为“异教徒”在欧洲受到排斥与迫害,包括“五月花号”在内的许多人才被迫迁徙新大陆,这就是被乔治·坎南和亨廷顿所奉为骄傲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可见,传统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冲突早就发生了。所不同的只是,资本主义在那个时代属于非主流,是社会的少数。现在倒过来了,它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与主导,而落后国家的传统宗教成了“弱势群体”。以自杀性的恐怖袭击为特征的恐怖事件,仅只是代表没落文化的人们面对强大生命力的资本主义所表现的一种绝望。

如果对比马克斯·韦伯与亨廷顿的学术观点,两人恰好持相反立场。前者从400多年前的宗教冲突中总结出弱小教派身上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后者却从今天落后国家中传统宗教势力对资本主义的绝望报复中领会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美国正在退回到宗教世界里去。前者眼里看到的是大历史,后者则将发生的每一个历史事件有意孤立起来。所以,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为美国政府支招要把中国当作潜在的对手,在《我们是谁?》中又制订出以“伊斯兰好斗分子”为敌的战略,充分反映了冷战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依靠冷战理论资源和话语体系生活的美国政治学家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后,因为失去敌对对象而产生的失落与迷茫、彷徨与焦虑。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主流政治学家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精英都把苏联的崩溃当作是美国的胜利。但是,一贯强大与矜持的美国政治学甚至都不愿思考一个异常浅显的道理,即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强大的坦克、飞机、大炮都未能打垮的大国,竟被美国骂垮,岂非咄咄怪事?如前所述,苏联的崩溃是其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所以,冷战并没有胜利者。冷战是美苏两大国各自在其意识形态的障碍下对世界发展趋势做出的误判。资本主义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但是,斯大林将列宁所开辟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特殊方式称之为社会主义,而且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和俄国小农的特别心理出发,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当作民族国家的威胁。美国与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则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出发,继德国和日本以后,把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以外快速发展的苏联当作和平的威胁。两个阵营从冷战开始就都陷入到一种虚拟的战场中。所不同的是,苏联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它所取得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它的发展所具有的阶段性,当超越这个阶段的时候,这一模式所限定的外壳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制度的转换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所以,苏联的崩溃是它转型所采取的一种特别的方式,而不是美国的胜利。美国的发展和辉煌所依靠的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市场而不是战场。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政治学家从冷战的惯性思维出发,幻想继续经过实战或冷战不断在战场上打败一个一个敌人而获得发展,不仅是误导美国继续沿着已经耗费了国民巨大物力财力的冷战战略走下去,而且是给人类勾勒出一个永无和平与安宁的前景。

也许在结束对亨廷顿的批判以前,我们还需要解释读者心中的一个疑问,即在美国和全世界有如此声望的政治学家何以竟在我的叙述与批判中“不名一钱”?

首先,我们需要分清亨廷顿在全世界的声望是来自他自己还是美国在全世界的国家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美国哈佛在全世界的影响?国家是一种暴力。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作为凌驾社会之上的权力机关就有了无可替代的权威性。以发布法律与号令强制全社会无条件执行的国家权威与人们对它的服从,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性质。国家作为权力机关,它又是一种社会设施,处在社会结构的核心与顶端,凡是靠近这个核心与顶端的机构或者个人,就都获得了它的光辉。中国有句成语“狐假虎威”,人们往往从负面理解它。但是,它首先是真实。狐狸骑在虎的背上,让虎驮着行走于动物王国。那是一种“势”。如果以虎为王,虎背上的狐狸就有了王的光辉。资本通过对外贸易把世界连接成为一体,从而也把一个国家的政治性质输送到国际关系方面。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赢得的不可取代的国际地位和霸权主义,在世界上本来就具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再加上哈佛与美国政府之间家喻户晓的关系,即使亨廷顿要想拒绝在全世界的声望都做不到。

其次,国家是人的力量的异化,是权力拜物教,世代直接服务于国家权力的理论和人都具有显赫的地位和声名,但并不意味着正确或科学。如果说王是最早国家元首,为王服务的巫、占卜吉凶的贞人就是给王提供行动依据的“政治学家”了。我们抄录几条商王的卜辞。“贞:王正召方,受佑?”(贞问:王征伐召方,会得到神灵的保佑吗?)“贞:登人三千乎伐工方,受佑乎?”(贞问:征集3000人征伐工方,会得到神灵的保佑吗?)“今载王共人五千正土方,受有佑?”(今年王将征集5000人征讨土方,会受到神的保佑吗?)“贞:勿登人五千?”(贞问:不要征集5000人吗?)“贞:大邑受禾?不其受禾?”(贞问:商王朝会有好的收成,还是没有好收成?)请读者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事实上,那个时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贞人的占卜,用火烧的龟甲上的裂纹来决定国家的战略。一直到100年前,大清举国上下的安福也都仰赖于皇帝每年在天坛、地坛的祭拜活动。毫无疑问,为商王服务的贞人,为大清皇帝服务的大学士们,在当时页都有着极高的声望,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学者。同样,有哪位读者愿意相信,时间仅过去了几十年,人类就已经一劳永逸地进入到政治学的科学新纪元?

再回到我们一开始介绍亨廷顿的章节上,美国宪政催生了繁荣与强盛的美国政治学。科学本来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它本身也需要客观。但是,美国政府的大选却要迎合民众的情绪。政治学是适应大选需要产生的学问,所以也具有迎合民众情绪的特点与特征,它具有一时一事地把问题讲清楚的特点,还具有煽动民众情绪的功能(总统候选人站在讲坛上发表演说,与歌星煽情没有原则性差别)。譬如苏联解体后,它需要解决冷战对象突然缺失与冷战思维断裂后的迷茫、惶恐与焦虑,需要把具有顽固的冷战思维的那一部分人的选票集结与集中起来,所以必须继续调动冷战分子的狂热神经。“9·11”如同珍珠港事件一样,打破了许多美国人赖以为北美大陆地理位置的优越而远离恐怖的盲目安全感,政治精英与政客们都需要煽动美国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如此说来,由于美国政治学要为美国政府提供当前政党竞争需要的政策与策略,具有引导、操弄与误导民众情绪的功能,它有的时候真的还不如贞人手上的龟甲所显现的纹路,更为客观。

请读者不要误解我的观点,以为我在否定西方的民主制度。且不用更多的言辞,仅美国的总统和国会议员需要“竞争上岗”,我就极为拥护。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去世以后,由别人从神坛上拉下来的。美国人在竞选活动中所看到的总统候选人就是一个在极力讨好你、希望你投他一票的普通人。传统时代的国家是由神或神所托付的人实行统治的,民主国家可以让人感受到是由人民委托自己中的一员管理公共事务的。苏联时期曾有一个政治笑话。一个美国人和一位苏联公民争论谁的国家更民主。美国人说,我敢在白宫前喊“里根下台!”,你敢在克里姆林宫前喊?苏联公民来到克里姆林宫前大声喊:“里根下台!”民主国家可以自由表达政治态度,苏联体制下没有自由表达。斯大林不经审判可以将几十万数百万布尔什维克秘密处死或者送到集中营,在美国总统事实上无法给任何一个人治罪。所以,一位地位显赫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并不比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更有安全感。如此等等,都说明民主国家的进步,而靠近传统的专制制度的国家总还是多多少少拖着专制的尾巴。如果我们还是把关注点放在昔日的王与平民这一视角上,特别是关注在国家的起源上曾经起到很重要作用的王的扈从队伍与王的关系方面,那么,我们从美国总统奥巴马身上可以扑捉到这样几个画面,2011年5月1日,奥巴马监看海豹突击队击毙本·拉登过程。工作人员坐在办公桌中央位置,奥巴马反倒像个实习生,“被挤在”圈外一个矮小的板凳上,背着画面,蹲坐在角落里。奥巴马崇拜球星科比。曾邀请科比到白宫做客,而科比根本就不作回应。奥巴马后来约请球队访问白宫,在与总统的集体照上,人们可以看出科比有意回避奥巴马。2016年最后一次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奥巴马演说结束模仿科比告别动作:“Obama out!”奥巴马声称崇拜摇滚歌星鲍勃·迪伦,鲍勃不作回应。奥巴马邀请迪伦参加一次活动演出,他唱完一首歌曲径直走下歌坛,仅与前排就坐的总统打个招呼,扬长而去。总统授予鲍勃·迪伦特别荣誉,照片上的迪伦毫无表情,极为冷淡。2019年9月30日,耶路撒冷,参加完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的葬礼,急于返回美国的奥巴马登上空军一号,几次从机舱出来,站在舷梯上呼喊停机坪上的克林顿:“比尔!比尔!”。从国家威权最鼎盛的时代,臣属觐见王时匍匐在地,不敢直视,发展到美国现在美国总统的新表现,似乎王与平民各自都向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即平民在王的面前朝着独立、自由、尊严与个性发展,而“王”则向平民复归。国家威权与权威正在褪去光环与神秘。还有,⑸菲律宾新人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在打击毒贩的活动中出现大量法外处决,大开杀戒,引起联合国、美国,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的广泛批评。杜特尔特公开谩骂奥巴马“婊子养的”。这在过去有可能导致战争,至少发生严正抗议、暂停外交接触、召回大使等等的外交事件,奥巴马却以杜特尔特“是个有彩的人”作为回应。虽然美国政府也宣布取消了两人的正式会见,但在后来的国际活动中,奥巴马还是通过非正式的交谈,直接对杜特尔特表达了法治社会所有刑事犯罪应该走法律程序的劝告。一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极为落后的小国。这是美国所主导的现在的国际关系。果联系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大势面前将通过两次否定而走向反面,但是,必须认识到,直到现在,人类从自己所创造的国家这一牢笼里解脱与解救出来所走的每一步,都还是依赖于资本主义的自发与盲目的发展。至于说到美国强大的政治学,当它还未能从被它所属的那个意识形态的绑架与劫持中挣脱出来以前,不仅做不了什么,甚至都不能正确解释身边所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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