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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斯大林问题的第二次通信  

2016-09-17 22:45: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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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斯大林问题的第二次通信
梁中堂

 按语

        从去年开始持续在博客上粘贴有关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没有人权的文章,以至于有一些其他的思考都没有机会讨论。从上个月因为回答缘分先生的评论开始,又粘贴了纪念章骞先生的一篇短文,等于在这个位置开了个“天窗”,索性将讨论斯大林和苏联体制的文章推迟一段时间,把“开小差”的一些思想问题穿插在这里。特此通告对斯大林问题有兴趣的朋友。

                                                                                           ——2016年9月17日

  缘分先生的评论

    波兰历史上三次被瓜分都是俄罗斯挑头干的,俄罗斯与波兰是世仇。二战前期英法问波兰让不让苏联红军过境去打德国,波兰人说德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俄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灵魂的危险我们绝不让俄国人过境,从而使得斯大林与希特勒联手瓜分波兰。苏联侵入波兰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卡廷森林惨案。使得波兰大批牧师、军人、工程师等死亡共两万多人。值得讽刺的是这件事居然是德军给披露出来的。波兰和俄罗斯同种同文可是心结矛盾却是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整个二战波兰死了600万人

㈡ 给缘分先生的回复

缘分先生,谢谢您了。从您的一些留言可以看出,您对许多领域的知识都有很深刻的了解与理解,所以很感激您能持久地关注我的文章。

不过,我觉得您对斯大林的认识还是过于苛刻,譬如有关斯大林与波兰的问题,首先必需承认我们对那段历史都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当时的情况可能不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么简单。您说的二战期间英法两国曾问波兰人同意不同意苏联红军过境打德国的话,似乎就不真实,至少是不全面。那个时候法国和波兰都是被德军占领着,更准确点说,除了西欧英国海岛和东欧莫斯科以东的苏联的欧洲部分以外,德国实际已经占领了整个欧洲。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人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波兰人也不会这样去回答。这两个国家已经丧失了主权,当时只有苏联的政府还在指挥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抗击德国侵略者。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法国等国家的游击队,南斯拉夫就有铁托领导的游击队牵制了德军不少的正规军无法向东、西战场调度,对盟军地中海战场也是极大的支援,丘吉尔就高度评价铁托的贡献。不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只有苏联人民还是在自己的政府的领导下抗击德国的侵略军。1944年诺曼底登陆以后,欧洲战局得以逐渐扭转,按照盟军的约定,现在苏联红军将要从东边战场上一路追杀到柏林,把侵略者赶尽杀绝。实际上,战争早就没有了国界,谁也都不去遵守国界了。更何况,除了德国的傀儡以外,波兰已经没有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国所承认的足以代表波兰主权的政府。此外,法国的情况与波兰完全相同,主张抗击德国的法国人以戴高乐将军为旗帜,也都在伦敦流亡,他们如何会代表苏联去征询同样流亡伦敦的波兰人是不是许可苏联军队过境?所以,您所看的这个材料就不可靠,历史上就不曾发生过这个问题。似乎苏联过境消灭德国侵略者还要征得波兰人的同意,没这事。即使退一万步,有这样的问题,那个回答问题的波兰人也代表不了整个波兰人的态度。事实上,那时的波兰人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会因不同立场而拥有三种态度。一个是德国占领波兰后所扶植的投降德国的波兰政治集团,二是随着英法联军撤退流亡到伦敦的反抗力量,三是苏军击败德军占领波兰后所培养的亲苏的波兰共产党。这不同的波兰人,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将有所不同,而不可能有哪一类可以代表所有的波兰人。从当时的情景来分析,站在被德国占领的波兰人的立场上,如果看到苏联红军已经将德军赶出了苏联的领土,从而波兰面临被苏联红军解放的时候,大多数波兰人是会把斯大林当作救星看待而尾随斯大林的。而且历史的发展是,斯大林确实也是利用这些人建立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战后的波兰人民共和国。

其次,那是欧洲各民族的事情。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王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不断地被肢解和蚕食,那对于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总归是一系列具有悲剧性情节的事件。但是,那也不全是俄国人干的,甚至也不是俄国人最先干的。近代史上,17世纪最先蚕食波兰王国的,发生在1662年,是现在人们认为很温和的瑞典人干的。当然俄国人蚕食碧蓝,也不止只有这三次。我们所讲的俄罗斯三次瓜分波兰,是发生在波兰的最后一位国王斯坦尼斯拉夫·波尼亚托夫斯基的任上,三次都是由俄罗斯沙皇叶卡捷琳娜大帝主导瓜分的,但这两个人却曾经是情人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情夫。后人所见到的一连串的历史悲剧,可在历史中的当事人那里却是一段相当风流与罗曼蒂克的经历之后的结果。

当然,研究历史也不该简单地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完全归结为国王的个人生活,那是一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走出国门后各民族国家还未有规则的时期,或者资本主义规则形成的初级阶段上的一段混乱历史。人类是从野兽发展而来的,一开始当然没有规则可言,在野蛮的侵犯和残杀的过程中,特别是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双方都发现了争斗已经陷于僵持而谁也没有取胜的希望,为了避免同归于尽的结局,妥协就是必要的了。人类关系史上的文明秩序与规则,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尤其是国际秩序与规则、外交礼仪和规则,大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同成年人不应该耻笑儿童的幼稚和青年时代的不成熟一样,我们也不必为人类早年的一些做法愤怒不平。那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代。相反,如果从总结经验出发,研究未成熟状态时的一些“生理现象”,我觉得还是多肯定一些,阅读出他们的精明与智慧更好。

我扎样这样讲也不是要否认否定与批判的意义。正好相反,我们必须用批判的眼光来分析以往的历史。不过,在批判的时候我主张作为后来人就该当读者,当研究者,而不“站边”,也不当裁判,特别是不先入为主地站边、当裁判。二次大战以前,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未制定出一套开放的市场经济规则,更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平等接纳与接受不同的民族国家的世界市场体系,所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安全感。由于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现在有不少的人把苏联和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另外的人则把它当作共产主义的恶魔。其实,他既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恶魔。斯大林是一个“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大俄罗斯民族国家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个具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精神的俄国领导人。斯大林虽然在不少的场合似乎都表现出列宁主义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所要求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应有的风范,但是,他的骨子里流淌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的血。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站在维护苏联(大俄罗斯)立场上,本能地捍卫俄罗斯的利益,甚至是以牺牲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它服务。

斯大林的这一本质在二战即将结束的雅尔塔会议上暴露无遗。现在时代的节奏发展得太快,才半个多世纪,人们就已经感觉那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年代,一点也不知道那时的背景。一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英美法三国主导的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平条款,是本着制裁和报复战败国德国制订的,二战很大程度是德国对一战结局的一种不满、报复和反扑。所以,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英苏三巨头仍然笼罩在德意志这个伟大民族一定会复兴并且势必再次复仇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雅尔塔会议设计战后的秩序,许多重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丘吉尔曾经问斯大林,如果德国再次复兴并发动战争,需要多长的时间?斯大林回答说,14年至15年。丘吉尔说,我们一定要让世界有20年的和平发展与准备的时间。所以,准备德国再次发动战争,是那个时代里大国领袖头脑里所背负的沉重包袱。因为波兰地处中欧,与德国和苏联西东两面连接,所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波兰,则直接关乎战后欧洲的秩序。丘吉尔坚持二战前波兰的国界,并且说这是事关英国荣誉的问题。斯大林则针锋相对地说:

这不仅是一个荣誉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安全问题……不仅因为我们与波兰为邻,而且因为整个历史上波兰一直是进攻俄国的走廊……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的德国敌人曾两次穿过这条走廊……对苏维埃国家来说,这不仅是个荣誉的问题,而且是个生死的问题。

所以,如果把斯大林放在大俄罗斯民族国家首脑的位置上,就可以了解他为什么对波兰的占领,以及战后所设计的一系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直接用意。它们不过是德国与苏联之间的隔离带、卫星国、防护网。随着战后国际时局的发展,斯大林又在亚洲顺风顺水的建立起一系列卫星国、防护网,把苏联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现在有不少的俄罗斯人骂斯大林是暴君,变态者,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领袖,全世纪的历史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以比斯大林更精明地维护与保护了他的国家和民族,甚至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都无法与他相比。

这样的斯大林当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系列的道德问题之中,您列举的与德国联盟和对波兰的入侵,特别是卡廷惨案,都是斯大林一手策划与主谋。这些事情当然应该指责甚至诅咒。但是我觉得对于斯大林来说又是可以理解的。包括我自己在内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把斯大林当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其实,这样的认识说是理想主义都不确切,甚至纯粹是无稽之谈。斯大林就是一位格鲁吉亚农民的儿子,用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的话来说,格鲁吉亚贫穷到根本就没有工业,所以从未发生过资本主义。我们一直受一种根本就不着边际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批评与否定资本主义文明,实际上都是违背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包括道德观念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说到底,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那么,既然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道德文化尚需要肯定与传承,而更高生产力水平上的一切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如何就必须批判与抛弃呢? 与同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相比较,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低那么一筹的。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1945年7月,美英苏三国在占领柏林以后,相约在柏林西南郊的波茨坦举行了一次三巨头的会晤。西方新闻界由于在前两次德黑兰、雅尔塔会晤中都未能进入会议采访,感到愤怒。这次要求进入会场。丘吉尔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由于会议得性质,新闻媒体是肯定不会被邀请进入会场的,但丘吉尔认为应该主动向媒体说明。新接任总统的杜鲁门则说,他有一个跟记者联系的代表,他们已经向记者说明会议不可能让记者参加。斯大林则动气地问新闻记者想要干什么?新闻媒体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成份,积极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三个人对待新闻记者的态度,反映了不同的思想境界。

不过,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而且势必会引起争论的问题。道德作为人性的表露和显现,似乎是共同的、自然的、永恒的,这是人类从最初到将来、从西方到东方,可以相通、可以共处的基础,没有多大的争议。但是,如果涉及到具体的道德问题,它是如何发生的,应该如何认识与评论,那麻烦就来了。比如不杀俘虏,这个大概是一个很古老的道德规范。因为根据《史记》中记载,秦大将白起坑杀赵国军俘40万,立有大功。后来,白起因消极对待秦王,被秦王赐死。他反问自己:“我何罪于天下而至于此?”他认为没有做下秦王应该要求他死的事情。自问候停顿良久,他又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白起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可见,杀俘,是一个古老的道德信条,白起违背这一道德规范在其心灵里还是背负着这个十字架的。但是,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如何评价,历史该作何认识,可能就复杂多了。秦人显然不把它当回事,先是照样立功受封,后来人民还为他鸣不平。甚至100多年后,司马迁为之作传,也不曾对这一问题置一字述评,可见也不认为是多大的问题。

举几个近代例子。

太平天国运动晚期,曾国藩曾国荃领湘军围困南京,李鸿章统领新组建的淮军从上海起兵沿长江口向西一个一个城市收复。李鸿章在攻取昆山和苏州的战役中,都发生了诛杀曾经帮助淮军的太平天国的投降将领。特别是在久围苏州而不能取胜的情况下,守城的“八王”中纳王郜永宽等其他七王诛杀坚守的慕王谭绍光献城投降李鸿章,竟然也都被诱计惨杀,引起英法列强的“长枪队”司令戈登与李鸿章有关道德的争议。特别是攻取常州以后,战局已经不再需要外国雇佣军“长枪队”了。让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是,当李鸿章发愁深怕戈登拥兵自重却无计可施的时候,却由戈登自己主动提出要解散“长枪队”。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去年某演员赞叹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主动辞去总司令职务,解甲归田,而我们有位老兄却评论说,他(华盛顿)是看到美国总统的位置了!一个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人是根本无法理解市场经济所熏陶的人的品格的。

几个有关我们的战争年代的故事。

戴季英,中国革命老前辈,曾经是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戴季英在鄂豫皖和陕北根据地都担任过肃反领导人,处死过许许多多的革命同志。但是,戴季英为由为此承担过任何道德责任,而是因为解放初期不服从河南省委的领导被毛泽东批示“永不录用”,一直处闲了几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还为其平反,纠正了50年代初期对他的处分。

王树声,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红军西征失败后,整个部队被“马家军”击溃,他与所剩的不到10个将士一路脱逃,亲自开枪将红军的另一将领李彩云枪杀。建国后,王树声授大将军衔。

您一定知道顾顺章事件。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上海的特高课接到指令,杀死顾顺章全家以及有亲属关系的33人,全都被掩埋在顾宅的后院一个大坑里。

以上的道德问题里面,只有李鸿章与戈登发生了争论。这显然不是道德本身问题,而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在对待道德高地的认识有所不同。同样,我们也必须把斯大林放置到他的特定的环境。现在的人们总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斯大林的许多问题,比如不惜将俄国与波兰的边界线向西部推移,下令诛杀波兰军官造成卡廷事件,不断地肃反并诛杀了数百万布尔什维克,将以千万计的人送到集中营,等等。这当然是斯大林的问题。站在现时代的价值体系来看那时的所有问题,都该批判和指责。但是,如果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站在斯大林的特定的立场上,就像秦国人看待白起坑杀赵国俘虏等等的许多道德问题一样,可能都持沉默态度了。所以,对于现时代的人来说,指责与诅咒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分析那个国家、那个社会、那个时代为什么是这样?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西方工业国家里曾经发生的所谓社会主义运动,其实都是一些特定背景下所发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具有相当大的空想与幼稚成分。即使被历史学家所定性为英法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常常发生极左与偏激的小资产阶级运动。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缓慢而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势力相当大的资产阶级,他们不仅要求社会的稳定,往往还具有一定的力量足以纠正与制止小资产阶级的过激行为。譬如英国资产阶级制止克伦威尔恐怖统治的蔓延,法国大革命中热月党人结束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专政,都因为有足够对抗的社会力量。但是,发生在俄国与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则是在一个农民阶级占据人口绝对多数的国家,没有足以制衡农民的社会群体,一旦农民拥护的革命取得成功,一波极左取代另一波极左,极左的运动就没完没了。斯大林的滥杀无辜是这样产生的,我国苏区时期的肃反扩大化,以及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一次更比一次偏激与激烈。

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我们处在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还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工业化,却提出要建设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本身就是极为偏激和极左的思想意识形态。但是,这种脱离客观的东西却容不得人们怀疑和反对。谁如果有所怀疑与反对,那就属于反动派,尽在被打倒之列。在这个极左的意识形态运动中,人们竞相比赛看谁更左,越“左”越革命,越“左”越受人们的欢迎。无数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这是社会发展的程度问题。列宁后来就质疑俄国的工厂里的工人的实际身份,说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是有着500年历史的国家,而俄国的工人都是进城不久的农民。不成熟的阶级和社会的基本特点。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发生在工业社会里的现象,传统农业阶段的农民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甚至于连那些发起与领导农业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从来都没有做过一天工,也未曾在工业社会里生活过,但他们不仅对社会主义运动深信不疑,而且愿意为之献身。其实,他们所作所为,完全是传统农业国家里自己的社会运动,与所谓的社会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却要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要做工业社会里也无法做到的事情。这正是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开始接触资本主义,在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初期阶段必然要出现的社会问题。这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初次遇到从外部嵌入的资本主义之后所做的本能的反应,当然与社会主义一点的关系都没有。

现在,如果还有人以为普京的俄罗斯和苏联以前的其他各个加盟共和国还会再次回到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那就另当别论。否则,只要将72年的苏联历史放置在由沙皇俄国到现在的普京时代之间,相信稍微有点分析能力的人都不难得出结论说,列宁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俄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毫无疑问,虽然可以批评列宁斯大林严重践踏人权,但是,如果把列宁斯大林的时代与半个世纪以前作比较,那还是一个农奴时代,整个国家三分之二的人口都不属于人而和他们主人的牲口一样仅只是主子的财产,那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下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那怕是一种虚幻的翻身当主人的感觉也是好的。我以为这期间的问题主要是执政者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遮盖了问题的本质,误导了俄国直接引进与学习资本主义的过程,提出要建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国家却出现了否认与严重践踏人权的问题,从而加大了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社会成本。由于过去从未做过这方面的思维,也就没有研究过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是不是可以避免那样的前景?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那就是只有当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特别是当社会自然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以后,这个社会才算成熟起来,以斯大林命名的那些制度才逐渐可以得到纠正。否则,即使对斯大林义愤填膺,可能还是于事无补。

好了,缘分先生,拉拉杂杂又说了这么多,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我们再找机会讨论吧。

                     ——20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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