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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排斥人权(十一)  

2016-06-22 21:46: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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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排斥人权(十一)

梁中堂

8.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之六:必须用唯物历史观区分苏俄历史与作为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

    谈论了这么多,我们还未能进入主题。那花费诺大的篇幅在干什么?在证伪。因为几乎所有的关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是错误的。首先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以苏联为首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苏联的问题归结到斯大林的身上,认为是斯大林的道德品质问题,或者列宁能够再健康地活过一段时间,苏联的历史都将不是后来的样子。如同我不相信斯大林把反对派以及大批肃反镇压的人都说成坏人一样,我也不相信斯大林是一个龌龊小人,跟着列宁闹革命竟然是为了投机钻营、飞黄腾达,换取个人的仕途。事实上,列宁所集聚的那一代布尔什维克,都是一批经受长期残酷的革命环境考验的、道德高尚,无私无畏地,为民族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忠诚奉献的人。如果连这一个政治群体的人的道德品质都出了问题,那么,人性的丑陋就更需要我们从历史的必然性与制度建设的层面来思考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将许多社会现象归结到某个人的品质方面就以为寻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另外,与斯大林对立的整个西方营垒对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也是有问题的。西方批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民主和没有人权,都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有把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当作一个历史的必然,以为俄国本来都可以向西方那样实行民主制度,从而避免斯大林时代的许多历史悲剧,则也都陷入到唯心历史观的泥淖里去了。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历经74年,期间斯大林从1923年列宁病休开始到其1953去世,执政历史长达30年。20世纪之初,俄国是一个处在由农奴制向现代转化的时代。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又将本来就很贫穷的俄国拖至到奄奄一息的境地。正是如此,无论沙皇还是临时政府,其实都是一具僵尸,只要人民起来,它们连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这一点早已经被领导起义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充分地预料到了。托洛茨基在起义的头一天晚上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议上作动员演说,他告诉各位代表说:“如果你们不惊慌失措,那就不会发生国内战争,我们的敌人就会立即投降,你们就会坐到理应属于你们的席位上。”(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3页)果然,临时政府连拿起枪做个反抗的样子都没有,就垮台了。列宁去世的时候,经济社会疲惫的国家还未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正是斯大林把贫穷落后的俄国带进了工业化的时代,特别是历经4年的反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打败了希特勒,不只是挽救了俄罗斯民族,可以说是拯救了人类。这才真正算得上是卓越的历史贡献。要知道,德国军国主义在当时可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现代战争已经发展到不只是战士与战士之间的搏斗与厮杀,那还是运用飞机、大炮、坦克等等军事技术将用钢材特制的炮弹运送到对方阵地上的有关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能力的较量,苏联红军从东经37.5度的以莫斯科为起点的东部战场平推至东经13度德国柏林以西,消灭了大半个欧洲土地上的不可一世的德国军国主义,充分证明了斯大林政权的成就及其合理与合法性。

不言而喻,我把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当作一个合理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也就是这个合理的社会却又是极不合理的、甚至是反人性的,当然也是没有人权的制度。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在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的指导下才可以得到解释。

首先,既然我们是在研究俄国大历史中的一个阶段,那就先要知道所研究的这段历史在大时代中的位置,以及历史发生时期的俄国历史的基本情况。

关于时代问题,我在本文里已经多次提及。请读者注意,虽然本文是十分严谨的学术文章,但又不同于一般学院式的结构严谨、文字精炼的学术论文。因为文中各部分论证问题的需要,有一些重要的推理所需要的论点论据会根据全局性或者局部性的叙述的需要而反复出现。马克思的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作为生长于自然经济形态之上的第二大形态的资本主义,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大背景,所以要时时提醒读者予以注意。

除此以外,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读者不断接受过“基本国情”的教育,其实也是研究列宁与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历史所需要了解的社会背景。

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都相当落后的俄国。上个世纪后半叶,人们越来越多地用不同文明的冲突来解释历史。特别是为了不刺激和伤害一些民族的自尊心,不得不在有关人种与民族问题方面,小心翼翼地避开先进与落后这样的字眼。但是,因为文明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用它无法解释各民族的现实与发展问题。现代科学已经表明,目前世界各人种和各民族无论体格体力,还是智商智力,都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这就是说,就人类的生物生理方面来说,就各民族的身体素质来说,是没有先进与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如果没有各个国家与民族间的交流与交往,也无所谓先进与落后。由于不同的人种和不同的民族分布于地球的不同的地带,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下的人们在其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应对环境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特别是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事实上存在着延续的问题,那就有一个生活与经验(知识)的积累(也即是马克思所说的可以用技术标准来衡量的物质生产力)也就有一个由较低向较高阶段发展的过程,从而使得处在世界不同地理区域的人们首先是自己与自己比较而言就有了先进与落后的比较。如上所说,假使世界各不同人种和不同民族仍然相互隔绝,分别按照自己的传统方式生活,永不往来,就横向来说,那也无所谓先进与落后。问题发生在人类纪元进入到1415世纪左右,西欧逐渐孕育出被人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特别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美发生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及几乎与此同时产生的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以后,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世世代代满足于刀耕火种、采集、渔猎的原始民族,都已不再满足于依赖于自然的传统生活了。最近200多年的世界历史上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对外贸易与世界市场”,或者如现在的流行语“经济全球化”现象。它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按其本性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打破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的生活方式向外发展与扩张。另一方,对于世世代代以传统的自然经济为生的民族来说,资本主义巨大的活力以及在这一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一系列符合人性的物质的与精神的生产物则具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使得他们一旦接触到资本以后就毫无例外地都再也经受不住诱惑,纷纷效仿、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这样,不同的民族与国家就都逐渐融入到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当中,如果不愿意做套中人的话,那就必须承认先进与落后的客观现实。

读者当然都知道,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其中亚洲部分的国土面积要比欧洲部分大得多。可是,俄国向来以欧洲国家的身份出现,就是因为它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欧洲的国土面积上,欧洲部分的经济社会代表了它的发展水平。不过,作为欧洲国家,在列宁发动革命的时候,它比西欧和比邻的德国都落后多了。革命以后,当列宁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就进一步感受到俄国的落后程度,感叹俄国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落后了600年。[1]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曾花很大气力研究俄国,认为如果俄国像西方那样从头摸索孕育出机器,并且能够像西方那样建立起一套适应商业活动的交换机构,至少还需要几百年的时间。[2]假使采用斯大林的5阶段说来比较的话,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阶段,而俄国欧洲部分的各个行省要么还是农奴制,要么还处在更原始的农村公社制阶段。在自然地理条件更为恶劣与复杂地方,有些民族甚至还处在逐水草而居的阶段,有些民族连文字都还没有,有的民族的名称都无法用英文拼写出来。即使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地方,耕牛拉铁犁的生产也未能普及,真有如我国汉代司马迁笔下的长江流域,民以火耕水耨为生。[3]

俄国从19世纪初期开始引进资本主义生产,特别是60年代沙皇主动推动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加快了。自此以后,俄国的历史事件无不是在这一资本主义背景下发生的。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却往往忽视了两个具有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个极具有典型意义的新类型,一方面,它不同于西欧国家,其资本主义属于自然的内生性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属于从外部嵌入的一种全新类型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它必然地与本国本民族的传统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等等社会因素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俄国引入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西欧帝国曾经在世界各地广泛占领与开拓的殖民地,它们都是殖民者仿照宗主国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当于在海外建立的一个新的行省。无论沙皇俄国还是列宁斯大林的苏俄,都属于主权国家,发展资本主义一直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有选择地进行,统治阶级的利益往往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也是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冲突的主要根源。第二个问题是,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上都相当落后的大国,其多民族的社会背景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学习与引进资本主义不可能是一墩而就的事业,必然要历经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把俄国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以来的200多年,都当作学习与引进资本主义的过程,那么,期间沙皇时代、列宁与斯大林时代、以及叶利钦与普京时代,都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假使人们能这样看待俄国历史,许多重大问题就都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第二,必须把列宁与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运动与苏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相区别。如上所述,引进与学习资本主义是俄罗斯200多年来的主要历史过程,这首先表现在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予以指明的社会变革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一物质层面生产力的变革必然地伴随着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方面的变革。[4]但是,经过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解构,因为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创造性地引进马克思的学说,苏俄历史则似乎完全开创了一个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纪元,是一个完全由人清醒创造的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如同一位祈雨师把一场春雨解释成神力的搬运结果一样,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命名的意识形态运动把一段本来十分清晰的俄罗斯社会发展过程搞混了。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接受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马克思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通过对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德国流行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得以深刻阐述。虽然这本书是20世纪30年代才第一次发表的,但它是标志着马克思历史观成熟的一部巨著,说明意识形态应该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占据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可能与列宁根本就未见到过这部重要手稿有关,总之从列宁开始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恰恰不重视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对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性质与作用的了解更是知之甚少,倒是20世纪的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一些思想家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意识形态属于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是由结合在共同的政治、经济、宗教或文化下的一定团体或者社会集团发展出来的,它既是一种思想、思维的形式,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实践的体系。它涉及人们观念、价值、信仰等认识领域,其宗在于解释和改造世界,因故有人将它理解为一种世界观。当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评价体系出现的时候,论证者自身的利益和立场往往就是最高的原则与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与准则。想一想像列宁这样具有哲学思维与逻辑训练的著作家们,在运用马克思的学说进行意识创造的时候都不对一些重要结论作一系列的逻辑推理,一般人在接受意识形态的传播时就更不在意它与客观事实的错位了。

恩格斯晚年的时候,还特别就这一方面做出自我批评,说他与马克思在有关意识形态的认识与给社会传递的信息方面也有“过错”。因为在他们重点把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当作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却对意识形态自身所具有的规律和特点方面有所“忽略”。[5]

恩格斯说的被他和马克思忽略了的问题,就是意识的虚假性。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创立的,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恩格斯说,推动思想家的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思想家们所不知道的,否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虚假的意识具有这样几个特点:1.它不过是一种思维过程,其内容和形式都是思想家从自己的或者先辈的思维中得出来的,具有纯粹的思维性质。2.思想家们所创造的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以及神学的等等的历史科学,都是纯思维过程的果实。3.思想历史的过程都表现为思想观念的更替与发展,它只是思维发展的一个阶段,不可能超越思维的范围。所以,思想观念的更替是纯思想的结果,而不是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维领域的反映,也不意味着对客观实际的真正理解。[6]

其实,恩格斯有关意识的虚假性的论述,不过是重复他和马克思在40多年前《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来意义上,意识形态是指与真理相反的虚假意识,往往是理论家为满足于自己的情感和欲望,难免就会用一种用曲解方式对客观世界进行解释,所以是一套人们用以欺骗自己的、未经严格检验和历史证明了的信念或信仰体系。当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虚假性质,与欺骗或谎言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欺骗或谎言是制造者自己有意误导对象的社会行为,而意识形态则首先是建构者与传播者都持有一种坚定与忠诚的信仰。[7]

但是,因为意识形态毕竟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扭曲之见,它往往也就反映了构造与信仰者的背离了客观的情感、欲望或错觉。所以,构造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一种本不存的但又被认为有为的和有前途的阶级或集团,从而进一步构筑出一种精致圆滑的乌托邦。[8]

意识形态作为“虚假的意识”,一方面是由生产力尚未发展的状况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不协调性质决定的。如果说这种“虚假的意识”一方面是“自然地形成的”,那么另一方面它则是在社会中再生的,是对社会矛盾及其表面性调和的表露。[9]当然,仅仅落后的生产力还不足以解释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何以产生,只有当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规则被打乱,传统的价值观念与新的生活发生脱节,传统的观念或者意识形态丧失了其一直得以维护和服务的有效性的时候,新的意识形态才会应运而生。

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在俄国由传统向现代的急剧转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也具有以上所分析的各种特点与特征。

不用说,任何一位熟悉列宁的读者都会相信,列宁是一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列宁是从马克思出发构造他的理论大厦的。但是,如果把列宁主义当作是有关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学说的话,它与马克思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首先,马克思的学说是以西欧特别是英国的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提出来的,那是至少有了数百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而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却将马克思的学说直接运用到刚刚引进资本主义的、仍然以手工劳动为特点的传统农业经济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俄国。其次,马克思立足于从社会发展的现实所提出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阶级对立简化为资本与雇佣工人两大阶级,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要的与占据绝对多数的社会力量。而俄国的现实是,资本和雇佣劳动都还只是在个别大城市特别是在两个首都存在,俄国实际上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传统国家。即使在两个首都的大工厂里上班的工人,也都是进城不久的农民,主要还是刚解放的农奴,不少是亦工亦农的农民。再其次,因为资本主义把世界连成一体,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之初就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至少同时在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但是,不管列宁如何渴望,发达国家并没有出现俄国那样的革命,充分证明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虚假性。

其实,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与他的唯物历史观相抵牾。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的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以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为第二大形态,它又为更高级的以“个人全面发展”、“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和“自由个性”为特征的更高级的第三大形态“创造条件”。不难理解,资本主义将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比较长久的历史阶段。马克思还说:“如果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堂·吉诃德的荒唐行为”。[10]但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在北美洲和法国等几个有限的国家里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不久,资本主义即将进入快速发展的时代的时候,却提出了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命题。将近20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不正确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照样也有一定的虚假性。

到此为止,聪明的读者可能已经感悟到一切问题的根源。俄国本来是处在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而列宁为他的布尔什维克所制订的列宁主义理论却是要实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并要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共产主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具有虚假性质,与马克思的学说相脱节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则在两个方向上都是与它所表述的内容相脱节的,一方面,马克思的学说中并不包含落后的俄国。另一方面,落后的俄国远远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根本就不具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相反,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运动,有如堂·吉诃德与风车的战斗等等的情节一样,将人的幻觉与现实互相颠倒、混淆,具有很大的虚假性。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苏联解体,期间74年,作为意识形态运动的社会主义与实际历史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

第三,正确认识作为列宁主义产物的布尔什维克的阶级基础及其社会属性的虚假性质,是研究苏俄问题的基本前提。

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旨在改造与变革沙皇俄国经济社会现状的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阶级属性与实践性。早在与孟什维克辩论的早期阶段,列宁就说:“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11]所以,布尔什维克党是列宁有意建构的夺取政权的武器与工具,从而也是实现列宁主义的主体。布尔什维克近似于人们口语所说的团伙或帮派,但它又不同于中国历史中的党团、党派或政党。党是中国很古老的一个字,繁体写法从黑,可能以相同颜色划分同伙,最初是指有相同血缘关系的人,乡党是最为常用的词语。国家文明形成以后,地方组织逐渐发育,商周时代曾出现过5家为邻,500家为党的一种基层组织。古代不同的部族冲上不同的颜色,夏、商、周分别崇尚黑、白、赤3种颜色。不过,秦代又转过来崇尚黑色,所有的人甚至军服都是黑色。因为自汉以来的党字都是传承秦代的字体,所以,这个500家为党的管理制度究竟是从下开始的还是秦代的发明,已无可考了。在历史的更高阶段上,当国家制度较为发展的时期,人们已经撇开了基层地方组织的概念而将朝廷内上层中政见相同的官员称之为党,如北宋朝以王安石为首的主张变法者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派则为元祐党人。再如晚清戊戌变法中,人们把慈禧太后一派的人称之为后党,光绪皇帝的一派为帝党。但是,近现代意义的政党产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它与传统时代的党帮、党派,还是有根本性区别的。

现代政党制度是人们在依据宪法角逐总统以及其他政府职位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美国1787年通过宪法并实行总统选举。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分支3家实行分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由总统任命并实行终身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法官与法院的原则是超脱于政治纷争的。而两会议员和总统所领导下的政府行政分支又都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不仅有着严格的任期时限,而且都具有党派色彩。所以,政府的这3个分支都不能承担选举总统和议员的工作。经过政府以外的社会形式运作过4次总统选举过程以后,到1800年第三届杰斐逊总统的产生,标志着美国两党制度的完成。[12]在美国,现在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小的党派,其主要的职能就是运作每4年一次的总统选举(按照美国的法律设计,两会议员的产生与形成,基本上与总统的产生一致完成的)。总统产生后,它的基本职能就完成了。任何政党,包括所谓执政党在内,是不参与政府实际工作的,属于非政府性质的、对政府没有直接影响力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因为国会与政府的分立,两会中反对党议员不仅对于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对执政的总统也具有很强的制约。因为法国革命发生得晚一些,其政党制度的形成也要晚几十年。法国大革命以后,虽然效仿美国与法国的各个国家的宪法对政府的设置与选举的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也有一些差别,但民主政治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多数人同意下的执政,所以,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争取民众的选票。群众基础或者群众性,或即民意,是衡量政党工作成效的主要指标。罗斯金说:“政党的产生是现代政府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政党创造出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体不容置疑地与政党制度互栖共存。”[13]一方面,人民群众基本的、共同的利益和追求,可以因为政党竞争而必然地体现在相关政党的竞选纲领里,从而引导并实际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政治精英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从政的愿望,并按照民意改革与完善政府架构。这样,因为社会矛盾往往能够得到较为及时的消除,至少可以及时反应到政党的纲领里,让人们有了期望,政治精英也有了发挥其作用的领域,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以往的社会会就有了较为稳定的保障。所以,政党制度就成了民主国家避免出现较大的社会震荡与和平发展的一台重要的稳定器。

但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却与欧美国家的政党有一系列根本性的区别。首先,产生的背景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是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国家政权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比较充分发展的产物,所以,不同的政治派别至少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竞争执政的权利。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没有这个条件。沙皇政府是皇族垄断国家权力,属于专制制度。19世纪后期,沙皇实行改革,特别是1905年革命以后,沙皇似乎加快了改革的样子,但也是在不触动专制的情况下进行的,仿照西方议会产生的国家杜马,仅只有咨询的性质而具有立法的功能。沙皇专制下,它是不允许谋求执政的党派活动的,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许多政党都是非法的。

其次,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职能与职责都十分单纯,那就是推选代表本党利益即施政纲领与政策的总统及其相关职位上的政客,虽然也有包括基本信仰与价值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问题,但是,因为要追求和竞争最大化的选民,他们政党的基本信仰与价值观,其实就是本国国民或者作为一个国家意义上的本民族的共同信仰与价值观,甚至是从人性出发所派生的最广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对于绝大多数党员来说也都没有严密的组织隶属关系。这些基本特点,都不同于布尔什维克。从严格与严密的逻辑意义上来说,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是特别狭窄意义上的由最中坚的上层核心集团的个别领导人所创造的代表本党派利益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具有包含一种关于人类经验和外部世界的解释性的综合理论,是一种包括政治倾向与立场的哲学世界观。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以概括、抽象的措辞描述世界观,用非常明确的语言把取得国家政权作为组织纲与目标。第三,它突出强调,要为实现党的纲领进行斗争。第四,它有严密与严格的组织隶属关系,吸收和发展忠实与忠诚的党员,教育党员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第五,虽然布尔什维克也是面向广大群众的,但它往往对知识分子授予某种特殊的领导任务。[14]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俄国是一个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经济熏陶的国家,各类社会关系中都不可能赋有现代民主国家必然具备的民主、法制、人权等方面的内容与性质,布尔什维克党与党员间的基本关系,都是以在西方民主国家看来违背人权理念与民主原则的关系下存系的。

再其次,虽然人们通常也用政党、执政党来指认布尔什维克,但是,这可不是西方政治学所概括的民主共和制度下的执政党。西方国家的政党产生于宪法之后,遵循宪法每过几年就会提出新的执政纲领与政策,经过竞选程序优胜者才可当选执政。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执政情况则不是这样。从形式上来看,布尔什维克也是遵循宪法执政的。但这个宪法是已经执政的列宁或者斯大林领导下制订的,自己为自己制订法律,其实质是不允许任何人另行组织政党,排斥其他社会组织企图取代布尔什维克执政的一切可能性,以达到本党永远垄断国家政权的目的。

所以,尽管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几乎晚于西方民主国家政党制度100年,而且是因为俄国引进资本主义的结果。但是,却不可以笼统地说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不错,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也都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不同的是,与其说它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俄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沙皇俄国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很不发展,占据社会主体成分的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以及所引进的部分资本主义生产与俄国落后的生产关系、包括国家法律制度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上层建筑间的不协调,才产生了作为典型意识形态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布尔什维克组织。

虽然马克思说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贡献,但是,马克思的有关资本主义的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都是以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会越来越变得单纯与简单,最后剩下资本家与工业无产者两大阶级。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正确的。一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既找不到一个工人阶级,也没有一个无产阶级。二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工业产业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以工业生产为主的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也仅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发达国家所占的比例还要低。所以,现在完全可以说,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不科学的。马克思当然没有预料到即使把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当作自然经济,把资本主义当作工业社会,但是,这个加工业社会的发展是以金融、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医疗卫生、新闻出版,以及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许许多多的有形与无形的行业产业的发展为前提的,社会愈是进步,工业产业在全社会所占的份额愈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承担解放全人类历史使命的学说,是一个脱离开历史发展的虚假的命题。

列宁有关布尔什维克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建党学说,更具有虚假性。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越来越突出地宣传它所具有的无产阶级性质。但是,实际上,从19世纪8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就已经把自己的宣传和斗争描述为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了。1898年,由9个人最先发起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直都标榜自己具有工人阶级性质。孟什维克也历来都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中组织学习小组,发动工人罢工,反对沙皇政府,一直都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重心。所以,从历史事实来说,不仅是布尔什维克,包括孟什维克在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以及更广泛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自诩为工人阶级的性质,并且以作工人运动为己任的。即使如此,晚年的列宁对俄国是否存在一个工人阶级,还是有所疑问的。1922年3月,列宁在他所参加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说: 

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样说是不对的。这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进工厂的常常不是无产者而是各式各样的偶然碰上机会的人。[15] 

历史真的经不起严格推敲。如果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情,那么,革命就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运动过程。所谓“自然发生”,就是客观规律性。当物质条件具备的时候,挡也挡不住。但是,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资料统计》,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大约5000万总人口的德国,其产业工人由600多万发展到1000万;大约3000万英国(联合王国)人口中,产业工人由550万增长到700万;同期总人口1.4亿的俄国(苏联)的制造业则由200多万发展到300多万。[16]工业化程度和产业工人比例都明显很高的英国和德国等工业化国家都没有产生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性质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政党,十分落后的俄国却出现了被诠释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该是一件值得深思与研究的问题。

如果用布尔什维克党员的统计数据略加分析,也可以发现所谓工人阶级性质的虚假性。1917年二月革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仅有2.5万党员。仅过了5个月,即1917年7月底召开的十月革命前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党员已经发展到24万。19213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党员达到70万。经过清党后,19223月,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50万。19234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党员40万。19241月列宁逝世后,为纪念列宁而吸收新党员,截止19245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党员73.6万党员和12.7万预备党员。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党员187万和预备党员93万。19393月,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58.9万党员和88.8万预备党员。[17]苏联共产党从来不具体分类公布党员的阶级构成,但是,最早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主要来自于各民族的知识分子阶层,甚至该党的上层始终都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阶层,这是不争的事实。十月革命以后,俄共迅速的膨胀即使来自于共人或者青年学生,但是,那也都是刚刚从农民转换过来的工人与青年学生。发生在俄国这样的具体历史背景下的列宁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与其说它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不如说是农民。当然,确切点来说,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的农民阶级。

我不同意不加说明地把马克思纳入到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因为马克思在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解放问题的时候,向来都是把作为非常重要的思想观念即意识或者理论,当作无产阶级的运动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待的,认为理论或思想都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过程中自然发生或者内在地必然产生的一个问题。在早期著作《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说:“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18]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说:“……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的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19]《共产党宣言》被人们认为是马克思的学说已经相当成熟的著作,他们说: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20] 

但是,列宁却不把指导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都看作是工人运动自身可以自然发生的,他明确说无产阶级自身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要从外部“输入”或“灌输”,要借助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其实就是把领导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和无产阶级分裂成两个不同的阶级了。列宁说: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能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21] 

列宁没有从马克思恩格斯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只具有工联主义自发倾向的认识,引出无产阶级革命是一种虚假社会运动,反而由此引申出他的“灌输论”。但是,“灌输论”显然没有把运动的理论和运动都当作是物质运动的内在与统一的必然物,所以,不仅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而且是从反面承认了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从而不应该具有工人阶级的属性。相反,因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些成员接受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灌输的资产阶级理论,因而这部分工人、农民,以及工人农民的运动(革命)因为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并服从他们的领导,特别是运动的本质符合资本主义时代社会革命所要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而必然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用这一观点来重新解构1917年的革命,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等资产阶级政党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发动和宣传,如同美国独立战争中资产阶级争取贫民和黑人奴隶参加自卫军,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议员发动“无套裤汉”和动员农民一样,每次历史革命都需要人民群众的参加。但人民群众的参加只可以改变革命时期力量的对比,却改变不了革命的历史性质。列宁以及他的布尔什维克以为只有他们充分地发动了工人农民,所以可以经过他登高一呼从而也就将正在行进中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一夜之间改变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当然是极为荒唐的。

第四,深刻理解思想家的列宁与政治家的列宁的不一致性,是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正确分析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关键所在。

普京是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所培养出来的,对已经成为历史的这一制度爱恨交加,往往是普京这一类布尔什维克贵族所具有的共同点。所以,普京一方面说,“我至今喜欢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我的党员证保存至今”。另一方面,他却批评说“社会主义思想是正确的,但其在俄国的实践远离了本质”,甚至埋怨“列宁为俄罗斯埋下‘核弹’。(汪嘉波柳直吴志伟:《普京为何近期频谈“列宁”》,《环球时报》2016年1月27日)把思想家的列宁和政治家的列宁混淆为一体,塑造出一位贯彻始终的革命家列宁,这是包括斯大林那一代的列宁主义者以来的苏联共产党的一直宣传。普京至今仍然陷在这一被编织的认识论陷阱中,所以有了那些不得要领的话。但是,列宁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并没有拘泥于十月革命前自己从马克思学说出发为布尔什维克制订的革命理论,而是依据俄国的社会现实制订出适合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政策与策略。把历史中事实上并不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列宁和奠定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的政治家列宁区分开来,这是正确认识俄国历史的关键。而包括普京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用思想家列宁提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要求包括列宁斯大林时代在内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以及俄罗斯的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才是对俄国历史产生无限困惑的根源。

列宁是虔诚地信仰马克思的学说,并从其中吸取营养建构了自己的理论大厦。列宁相信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把它当作自己的学说的基本内容。从这个方面来说,把列宁主义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道理。但是,列宁主义毕竟是以落后的俄国为对象,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则都是以欧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对象的,其出发点与基本原理的指认并不一致。所以,不加任何说明地把列宁主义直接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正好是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特征与特点。如果作为科学研究,严格的实验条件和严密的逻辑推理,那都是不允许有丝毫的差错与错位的。但是,作为意识形态,虚假性却正好成为它健康发展与发育的良好条件。

苏联共产党逐渐把俄国十月革命列宁取得政权的历史撰写与修改成是列宁主义理论的产物,其实,它是列宁不拘泥于革命前所形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而在不断高涨的革命态势下具有高超的驾驭群众运动能力的结果。俄国由农奴制引进资本主义,实行经济变革,从而发生社会震荡,以至引发革命的前途,恩格斯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预料到了。他说: 

    我认为,俄国这个国家,在最近的将来会起最重要的作用。由于所谓解放农奴而形成的状况,早在战争以前就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次大改革进行得如此巧妙,使贵族和农民最后都破产了。随后又实行了另一项改革,这一改革似乎是为了让省和县在中央政府不加干涉的相对自由的条件下选举行政机关,但是改革的结果只是增加了本来就不堪忍受的捐税。

    ……总的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俄国的1789年的种种因素,在这以后必然会有1793年。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已经成熟了,并且将很快爆发,也可能就在今年爆发。同巴枯宁的预言相反,革命将先从上层,从宫廷,从没落的和frondeuse[因不满而反抗的]贵族中间开始。但是革命一爆发,就会吸引农民参加。那时你就会看到连1793年也要为之逊色的场面。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因为迄今为止,旧俄国一直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庞大的后备军;它在1798 年、1805年、1815年和、1830年、1848年都起过这样的作用。这支后备军一旦被消灭,到那时再来看,事情将会怎样转变![22]

恩格斯预言的俄国革命只是迟到了。19世纪70至80年代,俄国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所以,如果那时发生恩格斯所预言的革命,它当然就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虽然俄国的知识分子学习并消化了马克思的有关学说,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仅只是其中的一个人员组成并不算多的派别),但并不该由此就认为改变了社会革命的性质。1917年二月爆发革命,沙皇政府垮台和资产阶级仓促组阁,俄国革命汹涌澎湃,席卷全国,既与马尔托夫的孟什维克无关,也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无关,从而也就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无关。事实上,号称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两个派别的领袖人物不是在国外就是被流放,总之都不在现场。所以,1917年的俄国革命根本不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动的。它是由于传统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必然要引发的一场自发的革命运动。当然,我们仅仅认识到这个程度还是很不够的。二月革命不仅与列宁和马尔托夫无关,而且无论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都是在它的感召下急忙到达圣彼得堡的。俄国真实的历史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了工人阶级革命,而是包括工人士兵在内的群众运动召唤了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等革命政党。

但是,如果说列宁纯粹因为偶然性的事变而获得政权,那也不是。历史机遇总是垂顾有所准备的人。列宁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理论逻辑出发,分别解构1914年开始以后的世界战争的局势,俄国革命也就越来越有了社会主义的味道。首先,资本主义之间的世界战争造成了各国工人阶级统一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所以,列宁在战争的初期就向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发出倡议,重申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的观点,号召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不当护国主义者,拒绝与本国政府站在一起,发动起义、变世界大战为国内战争,迎接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其次,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把彼得格勒等大城市中出现的工人苏维埃组织解构为马克思曾经肯定的巴黎公社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至少自己认为俄国革命已经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列宁曾经在十月革命前反复向工人苏维埃和市民宣传,要借助苏维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建设一个“没有军队、警察和官吏”的国家。特别是列宁的《四月提纲》与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最完满地解答了俄国当时严峻形势下的“和平、土地和面包”这个所谓三位一体问题,在19172月至10月社会革命期间政党如云的竞争中,布尔什维克由一个弱小的革命组织迅速壮大成为控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个首都的领导力量。这是列宁取得政权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列宁仅仅是个书呆子型的思想家,取得政权后一味地按照所谓马克思的学说去做,那很快也会被实践碰得头破血流的。不。列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旦国家政权在握,列宁不仅找到了掌握国家权力的感觉,而且获得了如何保持政权的一系列悟性,每当机遇甚至是危机降临,列宁都只抱定一个一定要保持国家政权的信念,然后按照国家制度运行的实际需要实施一种可以冠名为实用主义的政策与策略,从而在俄国历史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制度。凭借这一适应社会发展性质的政治制度,俄罗斯历史进入到继莫斯科伊凡大公和彼得大帝以后第三个辉煌的时代。

取得国家权力以后,列宁仅活到1924年1月。事实上,列宁在1921年年底就开始发病,1922年常年处在不断休养的状态。但是,在不长的执政实践过程中,列宁不拘泥于自己所建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例无数,一件件都可圈可点。

譬如,革命前,列宁宣传工人没有祖国,反对护国主义立场。取得政权以后,因为没有常备军和自己的武装力量,新生的政权受到威胁。所以,当党内同志继续持这样的观点和立场的时候,列宁却提出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祖国,布尔什维克已经转到了“护国主义”立场。

再譬如,按照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发表的《国家与革命》所整理与阐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只经过短时间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国家就开始消亡。所以,19183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建议将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同时讨论通过新的党纲。布哈林等不少党员要求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说明国家将会消亡。列宁却激烈地批评布哈林,反对在党纲上反映这样的观点,强调“我们目前是绝对主张要有国家的”,“提前宣布国家的消亡将违背历史的前景”。[23]

再譬如,革命前,列宁一再向人民保证,要建立一个“没有军队、警察和官吏”的国家。但是,十月革命后由于苏维埃政权所答应的和平政策,前线士兵复员和溃散,使得列宁不得不在1917年年底就在彼得格勒组织“社会主义军队志愿部队”,1918年1月1日,列宁在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大会上讲话说:“同志们,我想你们致敬,因为你们体现了俄国无产阶级争取俄国革命胜利的决心,体现了要使俄国革命的伟大口号不仅在我国土地上,而且在全世界各族人民当中获得胜利的决心。”(列宁:《在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1页)从此,列宁建立其世界上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及苏联红军。

再譬如,革命前,列宁高度评价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特别是因为它随时可以撤换的代表制度可以保障工人农民的直接掌握国家权力。但是,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通过委派自己的干部担任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当喀琅施塔得水兵等各地群众坚持自己选举代表进入各级苏维埃的时候,列宁就宣布其为反革命暴动。群众直接选举代表组成权力机关苏维埃,逐渐转变为布尔什维克按照自己的标准吸收工人农民积极分子入党,然后再选派认为其中优秀者担任到国家机关的首长,建立起由布尔什维克直接垄断国家权力的强大党国体制。

再譬如,列宁把在工人监督下生产当作实现工人阶级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内容。早在革命前列宁反复说工人管理生产,技术员、工程师、会计师、统计师、农艺师等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高薪赎买下,在工人监督下发挥作用。十月革命后,几乎是在成立工农政府的同时,列宁就起草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提出在“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等企业中,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应实行工人监督”。(列宁:《工人监督条例草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页。引文中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但是,当工厂收归到布尔什维克政府领导下以后,工人管理显然无法胜任生产。所以,列宁很早就主张“一长制”。布尔什维克的以专家治厂为特征的大企业管理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经理负责制没有什么区别。

再譬如,按照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所接受的马克思的学说,社会主义将消灭商品货币。但是,由于建立在“余粮征集制”基础上的战时共产主义首先引起农民的反抗,所以,为了缓和紧张的社会关系,布尔什维克恢复了商品货币制度。过去我们仅仅根据列宁的叫法,说它是新经济政策。这是相对于原来的战时共产主义而言的。但是,无论新经济政策,还是战时共产主义,都不是从经济形态来指认,无法反映经济政治的本质。其实,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区别,就在于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列宁要给它起个好听的名称,说是“新”经济政策。因为早就有商品货币制度,所以不仅一点都不新,而且是恢复到革命前,所以是“旧”而不是新。如果说新,革命前的商品货币所反映的是沙皇政府或私人资本与小农之间的关系,现在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统治下的资本与小农间的关系。虽然列宁把布尔什维克政府所控制的生产力即资本称之为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知道,它仍是革命前沙皇或者私人资本家的企业,如何在别人手里就是资本主义,到布尔什维克手里就是社会主义?如果是这样,那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因素究竟是物质生产力水平,还是人?

其实,列宁对于布尔什维克执政的道路和方向也是有疑问的。19223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有一段相当深刻的讲话。他说:

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使。[24] 

列宁的优秀还不在于他精通马克思的学说,而在于获得国家最高权力以后,虽然心目中仍然向往革命前预想的共产主义方向,但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的他却不是一味要求俄国这部破旧的汽车一定要朝着某个目标和方向,而是愿意听任“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或者“私人经济资本家”驾驶着它驶向了“别人要它去的地方”。既然这个决定着汽车方向的“别人”是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以外的“私人经济资本家”一类的人物,那除了资本主义方向以外,还能是什么呢?当然啦,从列宁的语气上可以看出他对此并不满意,甚至是无可奈何。但他却不强行制止,而是继续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随着车的惯性去跑。这就是我说的作为政治家的列宁伟大与英明之处,这才有了一个用列宁的名字冠名的、经过千百万俄罗斯人为之实践的列宁主义,即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



[1]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

[2]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963年,第431页。

[3] 《史记·食货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螺)蛤,不待贾而足,地埶(势)饶食,无饥谨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83页。

[5] 恩格斯:《致弗·梅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4页。

[6] 同上,第94-95页。

[7] H.吕贝:意识形态与欺诈都服务于隐蔽的利益,但“欺诈性理论是针对他人的,如果他人相信的话,他就达到了自身的实际目的。相反,意识形态却是那样一种欺诈理论,只有当人自己相信它时,它才起到了作用。”U.迪尔泽:《意识形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6年第2辑,第294页。

[8]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

[9] U.迪尔泽:《意识形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6年第2辑,第78页。

[1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106页。

[11]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第410页。

[12] 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民主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页。

[13] 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第6版),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16页。

[14]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

[15] 列宁:《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

[16]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资料》欧洲卷(第四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7、8、164168158页。

[17] 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党员数字均出自《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18]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5页。

[19]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5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64页。

[21]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47-248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原来就有的。

[22] 恩格斯:《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2页。文中的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

[23] 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 61页。

[24]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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