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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排斥人权(八)   

2016-05-06 15:46: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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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排斥人权(八)

梁中堂

        他(斯大林)天生具有实际工作的才能,顽强的毅力和坚持不懈地追求既定目标的精神。

                                        ——托洛茨基:《我的回忆》

8.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之三:从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看斯大林担任总书记

至于自后发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者纠缠不休的列宁口授文章反对斯大林的事件,我们必须在较深的层面去理解。首先,它是作为思想家的列宁,晚年对自己的思想理念与所奋斗而建立的国家和党,以及自己所托付的党的领导人的思考与交代。列宁的这一批病榻上的口授文献,具有很深厚的思想意义,我在阅读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毛泽东所受它的影响,譬如列宁在这批文稿中说苏联的政权机关“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的色彩罢了”。[1]毛泽东则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2]毛泽东还有一些具体做法,譬如从1956年八大开始不断扩大中央委员的名额,以至到后来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达到300人,以及选择工农兵代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各级领导班子中要有群众代表等思想就是借鉴了列宁这些文章里的主张和建议的。但是,这一组文章公开发表后,人们跟着赫鲁晓夫的误导将重点放在了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而对它的全面的研究则做得很不够。实际上,列宁对当时领导人的评价只占据这一组文章的极少部分,而且,并不只是对斯大林一个人的评价,而是对当时政治局中最有威望的几位领导人都有评价。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共中央高层都了解这些文献。后面我们还要做详细的分析。事实上,相比较而言,列宁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评价与评论,其负面的内容要比斯大林重得多。甚至可以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列宁对这3个人的批评与评论,都具有极高的政治原则性,是致他们于死命性质的评语,相当于终结了他们的政治生命。至于对斯大林的评语,就是“性格粗暴”。虽然性格与作风对于一位领袖来说也很重要,但作为革命者来说,这样的缺点与政治性、历史性的错误比较起来,毕竟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小节。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仅将列宁评价斯大林的文献和所谓要与斯大林绝交的信件单独抽取出来,给人造成列宁对斯大林不满的印象,将苏联制度上的问题嫁祸于斯大林个人,严重误导了人们对制度层面的关注与研究。

其次,即使病床上的列宁对斯大林有了成见,那也需要从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性质,以及列宁与党的关系来理解。党的建设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但是,必须知道,布尔什维克不是产生于欧美民主共和制度下,其党员都是具有自由个性的人。俄国布尔什维克发生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熏陶的国家,它的基本特点或者前提条件就是抑制和消除个性,要求个性服从党性,每一个入党的人甚至在加入这个党组织的时候已经宣誓为了党的利益而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与其说布尔什维克是与人的自由个性相冲突的,不如说是根本不懂尊重人权的、反人性的。当然,说它违反自由个性,但对列宁来说却是一个例外。因为布尔什维克就是按照列宁的思想,并且由列宁亲自组建的。列宁所制订的集中制和严格的纪律,从来都是为了更坚定与通畅地贯彻作为领袖的他的意志,为他服务的。所以,铁一般的组织纪律保障了列宁的自由意志。列宁病休以后,党为了敬爱的领袖早点康复,量身定制,设置了极为严格的医疗制度和纪律。它当然是针对列宁、限制列宁自由的一项制度。这在列宁与党的关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列宁对此虽然无可奈何,但他毕竟也是人,对受到压制与压抑也会产生不满。特别是受到了来自于自己一手创建的党的压抑,甚至产生的不满情绪比一般的人会更强烈。斯大林是党指定的监督执行这项制度的具体责任人,自然就成了列宁表达不满与情绪宣泄的对象。

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与80年代两次所谓一线、二线工作的历史经验,读者就不难理解我主张把列宁与斯大林的最后关系归结到苏联与中国共产党这一类的党的制度层面是恰当的。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半期,处在二线的毛泽东对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的不满,70年代前半期经常病休状态的毛泽东(当然不病休时期的毛泽东也还是在二线,因为他照例部担任国家领导职务,大量的国家事务性工作也就理所应当地不去做了)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批评,以及80年代的邓小平接连对两届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的整饬,都特别类似于从192211日开始就基本上处在养病状态的列宁和在一线工作的斯大林。回顾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以及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之间的是是非非,其评判结果不在于事情本身,主要还是取决于所取的坐标。从共产党保障领袖自由意志这一组织原则来说,处在一线的工作者是错的。但是,也许处在一线的人更接近实际,所以,历史的天平却大多是向一线这一方倾斜的。在现代政治学研究中,有一个低俗化的观点,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这种现象归结为权力欲。但是,要说政治家或者政治人,谁没有对权力追求与保持的强烈愿望呢?即使现在民主国家的总统和首相,哪个不是因为凭借一颗强烈的权力欲望才在数十年的政海汹涌的波涛中几经挫折与挫败才成功的呢!就连一些崇拜列宁的传记作家也不无赞叹地说,正是由于列宁特别珍惜国家权力,以至于在掌握权力的时候已经不在乎遵循前后一致的思想认识。[3]同一个邓小平,当他处在一线实际从事领导工作时可以提出猫论,可以赞同单干和包产到户,以整顿为纲整肃造反派,甚至愿意离经叛道实行改革开放,而处在二线的时候,仅因为一线的同志对知识分子和学生稍稍宽容与温和点就指责其严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断送共产党江山的自由化。为什么是这样?一方面,这需要从布尔什维克所具有的特性方面寻找答案。另一方面,如果说,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批评就说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背叛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就更不该因为列宁指责斯大林“太粗暴”就说其背叛了列宁主义。因为任何一个中学生都会知道,如果要判别其是否是某种主义,那可与性格温柔或者粗暴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现在主流的观点,是说斯大林凭借不光彩的手腕和伎俩篡夺了总书记的职务。是吗?这要从列宁与他的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说起。

读者都知道,布尔什维克是经列宁一手创建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基本派别。19世纪90年代末,一批以信奉马克思主义为主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建立了以旨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为宗旨的社会民主工党。前面曾经讲过,这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19世纪流亡欧洲的知识分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分不开的。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和年轻的列宁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1900年开始,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人,在英国创办的《火星报》被辗转在国内秘密传播,推动了俄国反对沙皇的群众运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讨论党纲时围绕究竟应该把党建成什么样的组织发生了争吵与争论。马尔托夫希望它像欧美国家的所谓工人政党那样,仅仅是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组织。列宁则认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别的武器”。[4] 所以,他主张俄国革命党应该是一批忠诚的并准备随时为党的事业献身的职业革命家,他们要像军队中的士兵和军官那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约束,服从党的领导,在统一的指挥下发挥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还在专制的沙皇统治下,人们向往欧美的民主,并且把民主简单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往往用表决的方式解决分歧。列宁的意见在表决时赢得多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来历。

当然不可以把列宁的观点仅仅理解为是一种个人性质的认识,相反,它能够作为一种思潮在之后而得到发展,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广泛的阶级基础。俄国是一个农民占据社会绝大多数的国家,资本主义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农民生活的领域,更没有发生思想启蒙和破除迷信的教育,东正教和各民族自己的宗教都还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俄国民众远没有欧美国家的国民所具有的那种自由个性,特别是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底层民众中存在着浓厚的英雄崇拜和个人迷信的情愫。当然还是列宁运用他的丰富的理论涵养成功地解构马克思的革命学说,赢得了一大批反抗沙皇统治的革命者的信仰与支持。

我们现在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进行分析,就不能仅限于跟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后面重复列宁斯大林的观点,而应该根据历史的发展揭示出它的局限性。布尔什维克是发生在俄国的一个革命党,它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俄国革命运动中最具有革命性的派别组织。但是,那也不过是产生在资本主义薄弱的俄国这一土壤上的,他们虽然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却无法弥补必须经受许多代资本主义熏陶才可以造就的现代人的品格。所以,尽管说它是革命党,也有一定程度的现代性。可毕竟是发生在一个以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度里,其形成与发展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传统时代的文化印记。斯大林以后,联共(布)党史的宣传与写法,有点像中国最近几十年高校合并后的校史编撰一样,尽可能地将它的历史追溯得久远一些。实际上,一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完全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分裂出来,从191763日召开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前的情况来看,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以及我们还可看得到的区联派,都还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联合行动的。在56月间,社会民意从立宪民主党倒向社会民主工党,主要还是孟什维克派左右着首都和俄罗斯直辖的省一级苏维埃。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市选中,人们把半数的选票投给了孟什维克。在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占据着执行委员会的多数席位。也就是从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后开始,包括列宁在会议期间发表的演说在内,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制订的口号与策略很快深入人心。71日由孟什维克组织和领导的大会,工人和士兵打出的旗帜和标语却几乎全是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口号。“打倒战争!”“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完全是列宁的策略将布尔什维克推到了足以在俄国夺取政权的高地上。789月,临时政府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割裂开来,单独通缉列宁、季诺维也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特别是19177月底8月初布尔什维克转入地下所召开的代表大会,即联共(布)党史中所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才标志着布尔什维克从社会民主工党里完成蜕变而成为独立的革命政党。再过两个月,革命获得成功。

列宁的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获得政权的方式极为相像,完全是社会大潮流中一个涌浪接着一个涌浪、一拨波涛取代一拨波涛,是列宁的战略策略和革命技巧,相当准确地把握社会各种力量的大势。革命以后,列宁曾经说过:“如果不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决定于党员成分,而是决定可以称为党的近卫军的那一小部分党员所拥有的巨大无比的威信。”[5]所以,列宁之所以成功,主要是依靠当时活跃于彼得格勒的这一个布尔什维克团队。事实上,列宁从十月革命到他去世,期间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个团队。我们先将他们的年龄分别显示出来。

列宁,生于1870年,47岁。

托洛茨基,出生于1879年,38岁。季诺维也夫,1883年,34岁。加米涅夫,1883年,34岁。斯维尔德洛夫,1885年,32岁。斯大林,1878年,39岁。捷尔任斯基,1877年,40岁。李可夫,1881年,36岁。

我们不知道社会学上对 团队组合的社会构成与年龄构成有过具体研究没有,但这是一直到列宁去世前事实上他所依赖的主要班第,他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主要是通过领导这一些人实现的。如果从生物年龄来分析,在一个相同的共同体譬如同一个民族或者同一个国家内,相近的年龄段内的人们因为处在比较相同与相近的社会环境里,往往容易在一些问题上产生比较相同的认识。而不同的年龄段里,可能因为知识的形成具有连续性与成长性,人类对知识的接受又具有连贯性与继承性,所以,社会的金字塔结构往往是与人们的年龄结构相吻合的。特别是在一些发展状态或者正在成长的社会组织里,一般都是由一些年龄较大并且具有一定领袖特质的人能够总结形成一种足以把一些具有相同利益的人团结起来,特别是能够带领一批年龄相对要小的一批人。如果分析一个团队,如果没有政治上经纪商的特别因素,团队领袖的年龄可能与其思想和组织能力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团队的科层级结构,往往对应着年龄的梯队。年龄上的差距有利于人们对领袖思想的接受,也能够增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稳定关系。这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按照人口统计学上每5个年龄分为一组,每个人把大小都不超过5岁的10个年龄组的人算作同一代人的话,人类其实就是在这样的年龄组合下实现代际传承的

用这方法分析列宁的班底,不难发现,列宁班底中的其他成员毫无例外地都属于比列宁小一个年龄段的另一代人。正如上面所说,年龄差异在社会集团组合与派别分野方面究竟起着什么作用,现代社会学的研究还很少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他在其中一定是很重要的。托洛茨基在回忆投奔列宁及其《火星报》编辑部的时候就提到了年龄。他说:“我对编辑部的态度就像学生对老师的态度。那时我23岁。编辑部最年轻的变为马尔托夫比我大7岁。列宁比我大10岁。命运使我与这一群杰出的人物如此接近,我感到高度的满足。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身上我都能学到很多东西并正在努力地学习。”(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4-135页)不错,托洛茨基有一个背离列宁的历史,还有一个在布尔什维克领导核心中经常与列宁观点相左的历史。但是,我们还是不能简单说他不是崇拜列宁。十月革命前他率领“区联派”投奔布尔什维克当然是朝着列宁来的。七月临时政府通缉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与季诺维也夫藏匿了,托洛茨基主动投案,他给临时政府写信说,我和列宁完全一致,“根据法令,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应予逮捕,你们没有任何理由使我置身法外……”,为此,临时政府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逮捕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7页)十月革命以后,托洛茨基被列宁委任为外加人民委员,负责布列斯特和约的谈判,他明确站在列宁对里面反对签订几乎是向德军缴械投降的和约。但是,因为明显不占多数,当列宁以辞职相威胁要求中央同意他的反感的实收,托洛茨基投了弃权票。托洛茨基声明说,关于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分裂局面他连想都不会去想,更不要说他会在这方面采取什么行动了。(路易斯·费希尔:《列宁》上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第267页

列宁的这个由比他大约小了一个年龄圈的崇拜者所组成的领导集团,其实是在他从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分裂以后逐渐就形成了。根据你季诺维也夫的自传,1903年侨居伯尔尼期简介是列宁。1908年受列宁的召唤到日内瓦参加中央全会,后参加列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组成的《无产者报》编辑部。1912年被选进党中央,并同列宁夫妇转移到设在克拉克夫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还出版了列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合住的《马克思主义与取消派》一书。二月革命后与列宁一起乘坐所谓“铅封”车厢回到彼得格勒。(季诺维也夫自传》,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列宁研究》第2辑,1993年,第273-275)列宁的十月革命是通过占领首都而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以后,虽然革命前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与列宁的政见有过几次重大分歧,甚至属于叛卖与分裂性质的分歧,但是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季诺维也夫一直担任彼得格勒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加米涅夫则担任莫斯科的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除此以外,在国家的最高的层面上,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局主席,加米涅夫担任全俄中央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分析革命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班子组合,可以发现列宁始终是在沿用历史形成的“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合的政治核心。

如果进一步分析列宁的领袖集团的阶级和民族成分,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十月革命的性质。联共(布)党史一直强调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人员的构成来分析,与其说它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如说是被压迫民族反对沙皇专制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我们上面列举的列宁领袖班底的人员中,除了列宁与斯维尔德洛夫、李可夫等3人是俄罗斯人以外,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3人是犹太人,斯大林为格鲁吉亚人,捷尔任斯基是俄属波兰人。布尔什维克从1918年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始设置政治局,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5人连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仅只有列宁一人属于俄罗斯人。按说,俄国资本主义主要发生在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境内,即位于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地区,那么,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主要发生在占据全国人口70%以上的俄罗斯民族。但是,十月革命期间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层的民族成分所反映的,却与这一情况不吻合。

阶级出身也是问题。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诞生之初开始,包括列宁在内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及其共产党人如同每个人从来都不证明自己是人而直接从事人的活动一样,也从不证明为什么自己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将自己当作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分析以上领导集团,包括列宁在内,既没有一个来自于工人阶级家庭,也没有一个属于工人出身。1892114日,列宁给教育大臣申报报考从事法律职业的申报表上,就填写“贵族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6]捷尔任斯基也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小贵族家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是较为优裕的犹太人家庭,特别是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都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斯大林出生于南高加索地区的农民家庭。一般的传记材料都认为他的家庭生活相对贫困,但是,从其可以读书读到中学的情况来分析,也不是贫困阶层。斯大林自己就曾经评论过自己当鞋匠的父亲,属于小资产阶级。斯维尔德洛夫则出生于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也该算作小资产阶级。以上的革命领袖有不少既搞过工人运动,也发动过农民革命。但是,没有一个人当过工人、农民。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还不无调侃地说他:“你反正不知道粮食是怎么长的,你看见放到餐桌上的粮食是小圆面包,准以为它生出来就是这样的!”[7]如果要与另外的一个孟什维克派别作比较的话,除了更激进的政治主张以外,并没有其他太多的差别。要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都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政党。19173月底4月初,列宁从瑞士到达彼得格勒,他的著名的《四月提纲》最初就是在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以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上宣读的。[8]只是在随后的革命进程中,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渐行渐远。

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却又没有或者不是由工人阶级出身的领袖来领导,一直是困扰着列宁的一个大问题。因为直到晚年,列宁躺在病榻上还叮嘱他的党说:“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9]革命后,列宁多次要求工人农民进国家机关。但是,并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效果。列宁甚至还批评说,工人农民进入到像工农检察院这样的机关里“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10]这都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与其所宣传的属于工人阶级的性质是有冲突的,至少是有矛盾的,或者需要进一步证明的。遗憾的是,苏联共产党在其执政的大约90年的历史期间,基本上没有人做这项工作。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列宁的这批有关扩大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人名额的文献已经发表,所以,毛泽东在八大会议上有一段关于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的讲话。这段话的文字虽然长了点,但在共产党领袖里面,还没有别的人谈及这个问题,实属弥足珍贵,我们还是原文摘录出来。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刚才陈云同志说了,几位同志也说了,这个名单反映了我们的革命过程。这个名单里头,工人少,上海工人差不多没有,天津工人也没有,武汉、重庆、广州、沈阳、鞍山、大连、青岛的工人也没有,北京工人也没有。那好,你这个中央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是不是无产阶级的中央?我们这个中央历来就是无产阶级成分很少。现在开八大,全国搞工业化建设,无产阶级成分还这么少,为什么?因为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在农村先发展先胜利。许多同志在根据地搞了很久,二十多年,也有一部分同志是在白区奋斗,有的长期坐班房。这些人在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学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得成熟了,有一部分便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革命是最后胜利的,到现在才有几年时间。所以现在,也许到九大、十大,都不可能有很多工人选到中央委员会里头来。刚才陈云同志讲了,有些工人将来发展起来,做了一些负责工作,当了工程师或者厂长,表现出他们的能力了,那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就会要起变化。所以,不能因为工人成分少就说我们这个中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不能说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但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的中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你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为什么会反对帝国主义呀?为什么会搞社会主义呀?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几位也都不是工人出身。我们的党按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和过去的半无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还有一部分中农和知识分子。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11] 

从毛泽东的这段话来看,第一,像布尔什维克这一类的所谓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其中央机关缺少以至完全没有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第二,毛泽东在上面这段讲话中,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却连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也没有?我们已经阅读过不少的毛泽东的公开的或者不大公开的场合所讲的讲话记录,但是,他从来不讲在西柏坡是与米高扬的谈话所说的,日本投降后,共产党恢复了在上海的合法性,但上海的50万工人中,拥护共产党的占20万,拥护国民党的30万。以至毛泽东更偏爱中国的农民,说“中国的农民比美国工人和很多英国工人更有觉悟”。(《阿·伊·米高扬就1949年1-2月中国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转引自A.列多夫斯基《1949年1-2月·伊·米高扬中国之行的秘密使命》,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9年第1辑,第238页)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如何没有得到工人的大多数的拥护?第三,毛泽东说共产党成功地领导革命、取得国家政权,也能搞建设。但这不以说明共产党就具有工人阶级的属性。因为得到国家政权的政党有的是,西方民主国家每过几年通过大选上台的都是政党运作,当然不可以说上台执政了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下台成了在野党就又成了非无产阶级的啦。经济建设有成就的国家也不乏可以列举出很多,但不可以反过来说执政者都是工人阶级。第四,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无法证明这个问题,因为“主义”不是物质性的范畴,而是精神领域的概念。物质性的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存在的,是特定的、具体的,从而是可以指认的,可以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属于意识形态,则是非物质性的,不可固定、不可捉摸和游移不定的,从而是不可以指认的,即使讨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法统一的。读者都知道,20世纪世界后半期,各大洲布满了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至于标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类组织,那更是名目繁多,显然不可以说它们都具有工人阶级性质。另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也不在少数,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工人阶级的。别的可以不说,马克思就曾经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2]既然马克思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如何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证明其无产阶级性质呢?还有,毛泽东说九大、十大大约是指20世纪60年代,现在是21世纪了,都十七大、十八大了,中央委员会里面委员候补委员总计300名左右,却照样没有一个工人出身的委员。当然,196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73年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都曾有工农出身的中央委员。这应该被看作是毛泽东在落实列宁的意见。这些中央委员起不起作用暂先不去管它,但这种从工人农民中选拔中央委员的做法本身实际上是被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共产党不予讨论、不予评论地直接取消了、否决了。为什么?我觉得还是因为列宁和毛泽东的这一认识不符合这一类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自身发展规律。是不是如此,当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应该提出来研究和讨论。不许研究,不予讨论的做法,则是不对的。

以后我们还会发现,其实,列宁自己也反省俄国的所谓工人阶级,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经过了几个世纪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经过市场经济熏陶的具有独立自由个性的人,与成长于封建文化背景下的人格是有很大不同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是由落后的俄国人组成的政党,其组织就不可能不具有传统时代的印记。所以,尽管布尔什维克在许多具有形式主义的方面都是现代的,有党纲有党章,一切问题都有决议,重大事项要付出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甚至列宁或者以后的总书记原则上也都是一人一票,从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如此等等。但在实际运作上远比这些都要复杂得多。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以推翻沙皇统治为目的的革命党,处在地下,以隐秘和非公开性为特点,党的重大事宜都是由领袖自行裁量决定的。即使革命成功以后,已经成为执政党了,绝大多数工作仍处在保密状态,非公开性是布尔什维克的基本形式。为什么要这样?可能还是该党由哥老大性质的治理结构决定的。

另外,必须让读者了解的是,与一般人们理解的以为俄国革命是因为人民群众强烈反对沙皇的过于笼统的观点相反,俄罗斯人其实是以服从沙皇为基本传统的。服从甚至顺从政府,是俄国人的基本品性。而对于列宁的班底来说,譬如上述名单中的人员是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中央层面的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事实上,我们继续分析列宁的班底,那分明都是一批无比信仰与崇敬列宁的年轻人。以斯大林来说,15岁开始革命活动,19岁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接触并学习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1903年在政治流放地听到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关党纲党章的争论,相当信服列宁的主张,并且坚定地捍卫列宁的观点。这个时候,斯大林并没有见过列宁,也未与列宁有任何联系。斯大林从流放地给他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有关自己认识的信。不久,斯大林收到了朋友的回信,并且意外地附上了一封列宁写给他的短信。显然是他在国外的朋友将自己的信又转交给了列宁,列宁对他的“粉丝”表示了友好的态度。斯大林这次从流放地逃出来以后,就辗转到国外见到了列宁,开始了与列宁的交往。人们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极力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从一开始就反列宁的,甚至将托洛茨基说成“入党就是为了在党内反对列宁主义,并且强迫党接受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反党政策”。[13]这当然是一种混蛋逻辑。其实,托洛茨基也是列宁的“粉丝”。青年而有才华的托洛茨基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敬仰列宁的大名,1902年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逃出来,穿行了整个欧洲到伦敦列宁的住所投奔列宁。列宁不顾普列汉诺夫的抵制,将托洛茨基安插在《火星报》。[14]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查找上述名单的任何人,哪个不是对列宁佩服得五体投地呢?如果阅读那个时代的文献,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列宁班底的人们从来都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与列宁平等的“革命同志”,相反,都是以列宁的学生自居的。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在中央全会上宣读的时候,季诺维夫发言说:“伊里奇的每一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15]加米涅夫在给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几张便条里,称列宁为“老头子”,斯大林给加米涅夫的回函也以“老头子”为回应,[16]想必是他们的那个圈子里背着列宁的经常性叫法,是封建时代里民间帮会组织对自己的最高首领的称呼。这是列宁与他的布尔什维克的基本关系。

现在再来看斯大林是如何当上总书记的?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的是,列宁最初设立的总书记的工作性质不是如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一个领导全党、决定全党重大事项的领袖职务。列宁是党的领袖。这一点,读者须要牢记。在最早的时候,“总书记”有如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统计师,仅只是各位书记之总、之长,书记的首长。书记,书为书写,记为记录,取两个动词化的字组成名词,指承担书写与记录之类的事务性工作的职位,相当于现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中秘书一类的职位。所以,总书记,顾名词义,也就是秘书长,属于总揽列宁和政治局所决定的诸多具体事务性工作。至于后来的总书记可以发号施令、以至决定党的大政方针和前途,成为足以带领全党行走的领袖职位,那是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国历史上侍郎、尚书、翰林、司马、知事(执政)等等许多词汇在产生的初期就是指在宫内为王个人服务的一些具体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王的职能具有了国家的性质,原来仅只为王个人服务的工作也发生外化,这才具有了国家的属性而成为政府机构或者地方政府的首长。国家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都曾经历了一个过程。列宁所创建的党国体制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也有一个发展与完善的过程。这才是需要我们研究与揭示的问题。

其次,我们必须了解的是,列宁为什么要在党内设置总书记的职务?布尔什维克本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派别。社会民主党是反对沙皇的,是非法组织,它的领导机关一直流亡在国外,而国内的组织处在地下。同时,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其实在十月革命以前都是非常松散的。因为残酷的生存条件,尽管说布尔什维克党要求组织严密,但事实上是没有很大约束力的。特别是因为规模很小(19172月革命的时候,仅只有2万多人),只有极为单纯的党的事物,可能还要受到经费来源的限制,领导机关也只能很小,领袖直接管理就可以了。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国家政权自身的建设与完善,军事、外交、民族、财政、教育、社会治安,以及财务、地方政府,等等事务越来越繁重,工作与秘书班子也越来越大,列宁就需要一个助手统领机关工作,完成自己和政治局越来越多的事务。19223月联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总书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再其次,让我们来分析谁适合做这项工作。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以前和以后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就是说,总书记是一个必须由政治局委员来担任的工作。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列宁选择上一个总书记人选后,再提拔他进入政治局。这一思路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列宁选择的是斯大林,斯大林原来就是政治局委员,这说明最初的总书记就是在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里挑选的。因为总书记是在联共(布)第十一届委员会里设立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依次是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5人。还必须知道的是,这是一份坐守办公室性质的工作。那么在当时列宁以外的4位政治局委员中谁最适合担任这一职务?我们使用排除法。托洛茨基当时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海陆军人民委员会委员,负责军事。红军是一支刚组建的武装部队,国内战争还未完全结束,因为余粮征集制和连续几年的国内饥荒,一些地方不时地发生农民的暴动。因为天下还不太平,托洛茨基随时都有可能披甲挂帅出征。前面都曾发生党的代表会议期间,托洛茨基本来与列宁还有所争论,因为发生军事暴乱而不得不缺席党的代表大会。这时的季诺维也夫担任联共(布)彼得格勒党的第一书记,担任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局主席职务。列宁组建的共产国际是一个国际性的政党组织,包括联共(布)在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曾经发生列宁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讨论共产国际转发的联共(布)党员不同意列宁的政策而投诉的信件,说明共产国际的地位。加米涅夫是联共(布)莫斯科党的第一书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当时的国家体制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俄执行委员会是全俄罗斯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领导机关,以列宁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要向代表大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同期,斯大林担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民族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委员。虽然他们4位政治局委员实际上都是列宁的助手,但是,相比较而言,斯大林以外的其他3位都更具有最高层面的意义,斯大林的工作则比较接近被领导的性质,而总书记在那个时期出现就是为了具体落实列宁与政治局决定后的具体事物。

再其次,从个人基本情况来分析,再看谁究竟适合这项工作?总书记在那个时候主要是落实列宁和政治局交办的事务,属于事务性工作。托洛茨基后来流亡国外,在述评打败他的政敌斯大林的时候也说:“他天生具有实际工作的才能,顽强的毅力和坚持不懈地追求既定目标的精神。”[17]托洛茨基这里说的“实际工作”,是与“领导工作”相对应的。他当然是贬低斯大林不配当领袖,而只适合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托洛茨基总是把自己放在领袖人物的位置上,像总书记这一类的工作是领袖人物不屑于去做的。但是,斯大林相反,他恰好把自己定位在被列宁领导的、做实际工作的位置上。1920年,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为列宁50寿辰举办的庆祝会上,斯大林就把自己定位为“实际工作者”。[18]另外,从1918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同时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组织局以后,斯大林是唯一的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而且是组织局第一委员,显然是负责组织局工作的。后面我们还要讨论到,革命后列宁建立的新的国家制度是一个完全被布尔什维克党员控制与领导的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党要控制一切,这就需要派出干部。落实列宁和政治局的决议,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选择和任用干部。这项工作从1918年以来,事实上就是由斯大林来做的。

最后,再让我们来确定,斯大林是如何当上总书记的?有各种说法,一个是说斯大林靠自己钻营当上的,一个是加米涅夫推荐的(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页)。还有托洛茨基说是季诺维也夫提名的(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8页)。如果了解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性质,以及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以后,就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那个时代还没有“公考”,也没有党内选拔制度条例一类的规定和程序。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重要职务与人选,都是由列宁提名决定的。费希尔可能是列宁的许许多多个传记作家里唯一的一位见过列宁的人,是列宁的粉丝,崇拜列宁,为撰写列宁的传记花费了40年的时间。所以,他的书中的任何小事都经过了严格的考证。其中有一段有关内务部人民委员的任命。内务部,那可是管理警察和治安,属于列宁的“内阁”中最主要的部门。我们读《列宁全集》,1917年十月革命后立即宣布成立工农政府,列宁组阁的名单中,第一个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第二个就是内务部人民委员李可夫。1917年11月,李可夫追随季诺维也夫要求成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被拒绝后,声明退出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内务部人民委员暂时空缺。

 191711月中旬的一天,从前的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格??彼得罗夫斯基坐在斯莫尔尼宫人民委员会的接待室里。列宁偶然走进了接待室。他拍着彼得罗夫斯基的肩膀说:“真巧,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我们任命您为内务人民委员。”这样,彼得罗夫斯基就成了苏维埃的内阁一员。(路易斯·费希尔:《列宁》下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第622页

那是大国草创阶段,设置总书记是列宁根据中央工作的需要,是选择一个帮助自己办理许多具体事务的人,怎么可能是别的人强加于他呢?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起点上,列宁要在自己创建的组织里使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由他提名,其他的人投票通过,这已经够现代的了。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列宁选择的职务、列宁选择的人。何况,这是一个需要没完没了不断交办具体事务的工作职务,需要不厌其烦和乐意承受才行。所以,如果再考虑个人感情,列宁也只能选择斯大林。因为在列宁的班底里面,只有斯大林从没有在会议上和实际工作上公开抵触与反对过列宁。尽管说都是列宁的“粉丝”,相比而言却只有斯大林使用起来“顺手”。其实如果回到当年的历史,这个问题是相对简单的一件事。总书记就是为列宁办事的,当然要由列宁个人选择。但是,那的确是一个枯坐办公室的苦差事,没完没了的会议、没完没了的接待、没完没了的电话、没完没了的发文件和收文件……,以及不愿参加的会议含必须去参加、不愿见的人还必须和颜悦色地区接待、不愿意说的话还必须和颜悦色地去说、不愿写的文字还必须去写……。想一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都要在这样一种状态里过日子。这并不是谁都愿意想做的事。当然问题还不仅只有这么简单。这是一个主要承揽列宁交办的事物,整个工作当然首先要让列宁满意才行。列宁可不是轻易可以打发的得了的。如何才能让列宁满意?那是一个本来贫穷落后的国家,又经过连续多年的战争和社会震荡,满目疮痍,所有从这个办公室发出去的指令都能让病入膏肓的国家有好转的起色才行(1924年1月,列宁去世的时候,俄国的经济还没有恢复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水平)。所以,最主要的还得要有相当全面的工作能力才行。否则,那还不等于是整天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啊?哪里是和平年代歌舞升平景象下的投机钻营与蝇营狗苟之辈都可以做的事呢!

列宁选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也有莫洛托夫的证明。莫洛托夫早在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以前就已经担任中央书记处的责任书记。我们可以在《列宁全集》里发现,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给莫洛托夫写了许多封信和便条,就是由于那时还未设立总书记,而莫洛托夫担任中央书记,列宁向他交代的具体工作。所以,由莫洛托夫谈“斯大林是怎样当上总书记的”,应该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在第11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所谓的“十人名单”,名单列举了拟议中的中央委员的姓名,都是列宁的拥护者。在斯大林的名字后面列宁亲自写上了“总书记”几个字。列宁召集了“十人”派别会议。他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厅旁边找了一个房间,事先商量好:这是党派会议,托洛茨基分子不能参加,工人反对派不行,民主中派也不再邀请之列,只有清一色的“十人”坚定的拥护者,也就是说列宁主义者。我记得,在表决前召集了约20人,他们都来自最大的组织。斯大林责怪列宁,硕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召开秘密地或者半秘密的会议有点搞宗派的味道。可列宁说:“斯大林同志,您是老的、有经验的派别活动分子!请不要怀疑,现在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希望大家都能很好地做好表决的准备,应当提醒同志们,要坚定地投赞成这份名单,不加任何改动!”[19] 

莫洛托夫的这段回忆页可以从之前的一些资料得到印证。A.B.斯涅戈夫在联共(布)十一大会议上任检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回忆说,有些代表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就在选票上的斯大林名字旁边写上了“中央总书记”的字样。这曾引起了检票委员尼·斯克雷普尼克的不满,他要求将这些作为废票处理。因此,加米涅夫不得不在会上做出解释。有的书上甚至还因此认为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是由加米涅夫举荐的。[20]这是根本不懂布尔什维克党的性质、规矩和规则。那时的总书记就是在列宁的领导下承办具体的事务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列宁服务的。共产党历来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给自己挑选助手。加米涅夫都是列宁的助手,他如何能决定列宁的事情?这段回忆证实了莫洛托夫的话,即斯大林当选总书记是列宁决定的。不过事情应该是,列宁曾在选举中央委员之前秘密召集会议,要求忠实于他的人要向其他代表做工作,让他提出的名单一定当选中央委员。也就是在这个名单上,他提出准备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联共(布)领导机构在党内产生的程序是,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选举产生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显然是有些代表不明白这一程序过程,但事先已经知道了斯大林即将担任总书记,所以在选举中央委员的选票上画蛇添足地给斯大林名字的旁边加注了“中央总书记”几个字。《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麦德维杰夫引用斯涅戈夫的回忆是为了证明加米涅夫而不是列宁决定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托洛茨基的印象是季诺维也夫的推荐,应该都有所依据。但是,这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实上应该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当时都紧跟列宁,所以都参加了列宁召集的打招呼会议,并且按照列宁的要求分别给他们两个所控制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代表团做工作。除此以外,如果上面所引用的检票员的回忆属实,那显然是加米涅夫在大会上为列宁打圆场。

尽管斯大林如何当上总书记的问题交代完毕了,但我还想提醒读者,斯大林最初担任的总书记,并不是后来的那个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职位。相反,它仅只是一个在列宁和政治局的领导下执行具体事务的工作岗位,虽说在党和国家事务运行的体系中具有中枢一类的位置,起着领导、协调和调度的重要作用,但毕竟只有决定如何领导和调度的人才是最高领袖。列宁建立的既不是欧美民主国家的共和制,也不是沙皇专制国家,它是一个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的由共产党控制与垄断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型国家。毫无疑问,列宁选择斯大林担任这一职务是要更有力地促成这个新国家的形成与完善,当然也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是,因为最初设置这个职务的时候,列宁还是最高领袖,斯大林作为总书记是在列宁的领导下工作的,显然是“掌握了”有限的而非是“无限的权力”(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9)。



[1] 列宁:《关于民族“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9-350页。

[2]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3] “列宁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他根据现实条件进行观察、估量、思考并得出结论。政权没有使他头脑发昏,而是使他头脑清醒。其他大部分布尔什维克,起码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都曾企图使自己革命前的‘我’同自己革命后的‘我’达到一致。列宁太珍惜政权了,所以他在掌握政权时不把精力耗费在如何使自己前后一贯方面。他的职责要求他对情况进行冷静的客观估计,要求他具有清醒地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他处理问题时不存空想,不喊空口号,不假装,不骄傲,不死守过去的理论,不对过去的立场和主张恋恋不舍。”路易斯·费希尔《列宁》上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第255页。

[4]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0页。

[5] 列宁:《关于接受新党员的条件》,《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6页。

[6] 路易斯·费希尔:《列宁》上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第24页。

[7]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277页。

[8] 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1960年,第13页。

[9]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7页。

[10] 同上,第341页。

[11] 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3-104页。

[12]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密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32页。

[13] 《苏联共产党历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44页。

[14]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3445页。

[15] 《被篡改的列宁遗嘱》,第75页。

[16] 《被篡改的列宁遗嘱》,第12-1348页。

[17]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1页。

[18] 《斯大林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1页。

[19] 《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218-219页。

[20]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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