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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排斥人权(十)  

2016-05-30 13:20: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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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排斥人权(十)

梁中堂


8.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之五: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继续任总书记是党的意志

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产生后不久,其内容就已经流散到党内高层。特别是1924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克鲁普斯卡娅将这封“密封”的信件交给党中央以后,列宁的“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在党内一度流传得还很广泛。一直到1927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斯大林是否应该留任总书记职务?都曾有过多次讨论与决定。但是,每次都毫无悬念地要求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让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一个一个地介绍。

不过,在介绍这几个历史片段之前,需要说明几点。一个是与上一节有所不同的是,本节的主题已经从列宁的身上转移到党内。另外一点是,我们必须时刻记着,列宁、斯大林的革命活动不是发生在西欧资本主义环境里,而是在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里。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产生的政党,在那里,党的领袖与普通党员虽然有职位上的差别,但人们的平等意识非常强烈,人们服从真理,少有盲从。发生在传统农业和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布尔什维克却都是从经受过数千年等级社会的熏陶与训练的环境中走出来的,缺乏平等意识,崇拜权威,迷信长者。特别是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人,除了许多个人经济与政治条件方面的具体原因以外,往往都是崇拜与迷信列宁的领袖魅力才走到一起来了。所以,布尔什维克党内比较一致的是只要属于列宁的言论,那都是应该执行的,没有人会想到还应该追问一下,列宁的这句话究竟正确还是不正确?

如果要认识这一点,似乎可以举出毛泽东与林彪的一件事来说明。1971年“9.13”林彪叛逃,从当时的党纪国法都不容,那是事件发展以后所得到的最终结局,属于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我们且先不说。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前后,因为毛泽东说了不设国家主席,而林彪认为应该设国家主席,这就是林彪反对毛泽东,林彪以及林彪集团的问题就由此而发生。历史上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位共产党员了。所以,9.13以后,相关的文件我都听了传达。包括我在内的当时几乎所有人当然都是跟着中央的基调(近些年才看到有高人回忆说自己在那时就已经觉悟了),毫无怀疑地认为林彪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但是,1982年我国颁布新宪法,继续文化大革命前设立国家主席,我这才产生了疑问,当年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究竟有什么错?即使那时的林彪观点是错误的,但他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又是在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上提出来的,甚至还是特意委派汪东兴就此征求他的意见时提出来的,不要说是位居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就是一般党员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何至落得家破人亡呢?其实,读者可以发现不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数百名中央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一边倒地批判陈伯达,就是到了历史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今天,许多历史学家在讨论这一类问题的时候,还是从林彪反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说起,以毛泽东的话为是非的标准。毛泽东这样说了,林彪以及林彪的下属那样说,就是反对毛泽东,当然错的,甚至是大逆不道、反动的。

当年的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也是这样的情况。对于一般的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以及列宁周围的工作人员在内,首先不是说列宁的话是否正确,而是说列宁如何说了,惟列宁为原则。党的领袖核心,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是以列宁为领袖,崇拜与迷信他们的领袖。此外,列宁身边的人,包括克鲁普斯卡娅、乌里扬诺娃,以及他的几位秘书,也是如此。我曾经把列宁身边的服务人员与斯大林别墅里的厨师、花工、女服务员,以及斯大林的女儿,都做过比较,感觉他们两组的人还是有所不同。后面一组的人对待斯大林,把他当作生物人的成分居多,主要是伺候他的生活起居。也许他们对斯大林也有崇拜,但那是所有的普通人都会对国家最有权势的人、掌管着所有人生杀大权的人的社会崇拜,也许多少包含一定的恐怖与畏惧的成分。但列宁身边的这些人却不同,像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也许对列宁生物人的一面比斯大林别墅里的工作人员体会得更深,但他们同时又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最为极端与激进的革命者,他们对列宁的崇拜则还包括一位有着更高尚的政治与精神追求的革命党对领袖的迷信与崇拜。这一点确实是列宁的魅力所在。他不同于后来的因为偶然历史因素而接受了一个政党遗产的领袖,也许这些领导人也有着各自过人的优点与品质,但就接受一个现成的政党产业来说总显得相当地平庸了。至少就这一方面来说,列宁不是这样。他是通过自己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思想与社会活动,通过许许多多的文章著述创建了一个要把人类带出苦海世界的伟大政党的领袖。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都是从列宁办《火星报》前后开始,从列宁的事业的起点开始,完成列宁交办的没完没了的事务,直到列宁得到了这个大国,所以更比一般的人、远距离观察的人,更为崇拜他。他的秘书,比如福齐也娃,那都是1904年就入了党的老党员,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列宁的老追星族。列宁亲自挑选的包括斯大林在内的领导核心,也莫不是如此。在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内部,在列宁的领导下,人们往往并不去追问列宁的文章或者所讲的话是否正确,而是“列宁说了什么”。关于列宁主张调整斯大林职务的话,我们已经讨论过那是192314日前后几天的一个想法,后来已经用从《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到《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一组文章所取代了,但是,直到现在的人们还是不说列宁这句话的依据是什么、是否正确?而是说列宁讲了这个话,就是要打倒斯大林的,甚至更有甚者还要代替列宁进一步说列宁看出了斯大林的道德品质有问题。总之,包括党的上层在内都是惟列宁的话为原则,所以就发生了下面一系列事件。

1923年年初,病榻上的列宁除了集中精力口述给代表大会的建议以外,继续关注民族问题。 36日,列宁给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姆季瓦尼等写信,告诉他们他站在他们一边,并且正在准备有利于他们的信件和发言。[1]列宁将信交给即将参加格鲁吉亚党代会的加米涅夫带给格鲁吉亚的同志。据托洛茨基说,列宁还派秘书把给格鲁吉亚人的信件副本交给了他。在征得列宁的同意后,托洛茨基与将要赴格鲁吉亚的加米涅夫有个谈话。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里说: 

过了一小时,加米涅夫来了。他茫然不知所措。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三驾马车”的主意早就打定。“三驾马车”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我的。阴谋家的整个计划是:在获得组织上的充分支持以后,就给“三驾马车”带上列宁的合法继承人的桂冠。列宁的短信就像一把锋利的锲子嵌入他们的计划。加米涅夫不知如何是好,相当坦率地向我承认了这一点。我把列宁的手稿给他看了一遍。加米涅夫是个有相当经验的政治家,他立即明白,对于列宁来说,这不单纯是格鲁吉亚问题,而是关系到斯大林在党内的作用问题。加米涅夫还向我补充了另外一些情况。他刚应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要求去看望过她。克鲁普斯卡娅甚为不安地告诉他:“弗拉基米尔刚刚向女速记员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要断绝和他的一起关系。列宁这么做的导因是半私人性质的。斯大林千方百计切断列宁的消息来源,为此极端粗暴地对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过您是了解伊里奇的,”克鲁普斯卡娅补充说,“要是他认为没有必要从政治上摧毁斯大林,她是永远不会断绝私人关系的。”加米涅夫激动不安,脸色苍白,站也站不稳了。他不知何去何从。也许,他只是害怕我对他个人采取不友好的行动。我向他说明了我对形势的看法。我说:“有时候人们对臆想中危险的恐惧,会给自己招来真正的危险。请记住并转告其他人,我并不打算未进行什么组织改组而在代表大会上发动一场斗争。我主张维持现状。如果列宁在代表大会之前能康复——不幸的是,这种可能性很小,那我们就同他重新商量这个问题。我反对罢免斯大林,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反对解除捷尔任斯基交通人民委员的职务。”[2]

由于托洛茨基的回忆是被斯大林打倒后赶出国外所做的,已经不是布尔什维克体制内的革命者,所叙述的问题的真实性都应该经过甄别。但是,好在我们这里只对一个问题有兴趣,那就是托洛茨基也认为列宁是要从职务上拿掉斯大林,那么,他的态度是什么?从托洛茨基上面这段话可以明确无误地知道,他当时是反对解除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

还有一次所谓的“山洞会议”的动议,也都属于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尚未正式传达到党内的时候发生的。1923年夏天,季诺维也、布哈林等几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度假疗养,提出由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另外一个譬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或者布哈林组成一个“政治书记处”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斯大林拒绝了这一动议。2年后,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是这样提及这件事情的。斯大林说: 

一九二三年,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那些聚集在“山洞”中的人(笑声)制定了一个政纲,主张取消政治局和使书记处政治化,即主张把书记处变成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组成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机关。这个政纲的用意何在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要加里宁,不要莫洛托夫来领导党。这个政纲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这不仅因为这个政纲在当时是毫无原则的,而且因为没有我上面指出的几个同志,在目前是无法领导党的。我对从基斯洛沃得斯克山洞向我提出的书面问题给了否定的答复,并且声明说,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也不用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争论,也不要求保障少数的权利。[3] 

关于这一个问题的具体过程,已经无法查找。但是,从斯大林的话里明确地得知,“山洞里的人”并不是要消除斯大林,而是要组成同样包括斯大林的领导机构。同时,斯大林自动提出走人。因为这段话是斯大林在党的会议上说的,听众里当然包括了一些当事人,所以该是比较可靠的。即使这样,我还是愿意进一步给读者提供一些历史的资料。这一组资料包括斯大林与正在休假的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来往的信件。从这些往来的信件发现,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对斯大林的专横的工作方法极为不满,所以讨论了重新组合中央书记处的某种动议,并委托与斯大林关系最为亲密的奥尔忠尼启则(即谢尔戈)婉转地传达给斯大林。斯大林却以相当不满的态度回复他们。他说: 

您写道:“请不要把同谢尔戈的谈话当成反面的东西,也不要往反面去想。”坦率地说,我正是“往反面”去想的。不外乎两种情况,要么是指马上就撤换书记,要么是有人想安排一个凌驾于书记之上的特殊政委。你们两人不把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却在围着问题绕圈子,竭力用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大概以为别人都很蠢。既然小组确实还存在,并且也有起码的一点信任,又何必要采取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呢?何必引用一封我并不知道的伊里奇谈书记问题的信呢——难道没有证据说明我并不看重地位,因而也就不怕什么信吗?……我同意撤换书记,但我反对实行政委制……[4] 

文中的“小组”,应该是指192212月列宁病休以后,事实上形成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最早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三人小组,也即托洛茨基说的“三驾马车”,再后来又有增加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五人小组”,以及扩大到托姆斯基和古比雪夫的“七人小组”。[5]这封信产生的时期,应该是指有布哈林在内的“五人小组”。因为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当然都属一些不合法的说法,也是列宁生病期间的临时性的组织状态。从斯大林的信中可以看到,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确实从列宁的信引出要改组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斯大林也提出“同意撤换书记”即让出总书记的位置。但是,季诺维也夫在给斯大林的回信中却说: 

至于“地位”等问题用不着谈。无论是您还是我们,当然都不需要这些东西。至于“决裂”也用不着谈。党不允许这样做。我们也不想这么做。顶多是我们靠边。没有别的核心。如果您愿意的话,它也完全能干好。我们想象不出这个核心没有您会是什么样子。[6]

文中至少已经看出,列宁还在世的时候,除了列宁以外,斯大林已经成为党所不能离开的领袖人物了。季诺维也夫与布哈林只是对斯大林的工作方式方法不满意,但认为“我们靠边”可以,而“想象不出”没有斯大林会是是么样子?说明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是不同意撤换斯大林的。

如果说以上这两次事件都属于非正式场合的话,那么,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是否应该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党的会议曾经有过多次讨论。

1924518日,克鲁普斯卡娅在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将包括《给代表大会的信》在内的一组文献转交给中央委员会。克鲁普斯卡娅在移交中央的记录上写道: 

兹移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在1223日至123日口授的札记,共13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札记未计算在内(目前在玛利亚·伊里尼奇娜处)。

这些札记中有些业已发表(关于工农检察院,评苏汉诺夫)。在未发表的札记中有19221224-25日和192314日的口授札记,内含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弗拉基米尔坚决希望,在他去世后,他的这一札记能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7]

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提及克鲁普斯卡娅的立场。从列宁生病期间开始,克鲁普斯卡娅其实就是站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一边的。1927519日,她曾经给托洛茨基写信说:“自从去年秋天起我已脱离反对派”,[8]即坦率地承认她曾经参加反对派。所以,不排除他利用列宁的信给斯大林发难。但是,列宁曾经说,他的最后一组文章死后由克鲁普斯卡娅启封,却没有证据证明列宁“坚决希望,在他去世后,他的这一札记能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一是列宁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就是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而这一使命已经由《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完成了。第二,如果列宁就是要给党的代表大会写一封信,他本来有时间把《给代表大会的信》整理成一封完整的信的形式的,为什么不这样做,而是给党留下一组凌乱的札记?第三,假设列宁真的有解除斯大林职务的想法,为什么不在他在世的时候提出来与党一起解决,却故意要留给“他去世后”的“迎接戴白大会”?难道他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简单的事情,何需他来提出?如果是件非常棘手的问题,他在世都无法解决,自己却故意要去世后急忙交给党代会来处理,什么意思?再说啦,这也不符合大无畏的革命家列宁的风格。所以,我同意有的著作家的判断,即克鲁普斯卡娅是以反对派的身份利用列宁来压斯大林。但是,不管怎样,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的人都没有任何怀疑地按照“列宁的遗愿”处理。当时正在召开中央全会,所以,第二天,中央即对此做出决定:

中央全会委员会在了解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518日移交给加米涅夫同志的文件内容后,决定:将这些文件送达最近一届中央全会,并建议向党代会传达。[9] 

在这份决定上签字的有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斯米尔诺夫、斯大林、加里宁、加米涅夫等6人。521日,中央全会听取了列宁文献征集委员会的报告后,通过以下决定:“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10]

可能当时的会议就没有记录。但是,曾任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鲍里斯·巴扎诺夫后来移居美国,他在《回忆前书记斯大林》中,对19245月中央全会的相关情况有所记述。 

……中央委员面向主席台成排就坐。托洛茨基坐在第三排挨着中间的位子上……

加米涅夫宣布会议开始并宣读了列宁的信。当时大厅里一片沉寂。斯大林面色阴沉,神色紧张。根据预先的安排,现在季诺维也夫发言了: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一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我们不止一次发誓要执行列宁留下的遗言。你们也很清楚,我们将履行自己的誓言。但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断言,即伊里奇担忧的情况没有出现。我们大家都是我们近几个月以来共同工作的见证人。我和你们都满意地看到,伊里奇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所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及中央分裂的危险。”

加米涅夫随后也劝说中央委员们让斯大林留任总书记。斯大林依然望着窗外,他双唇紧闭,神色紧张。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到了。

由于大家都保持沉默,加米涅夫提议进行表决。谁赞成斯大林留任总书记一职?谁反对?谁弃权?大家举手表决。我穿行一排排座位之间,统计票数,然后向加米涅夫报告计票的结果。多数委员主张让斯大林留任,表示反对的是为数不多的托洛茨基派代表,不过还有几个人投了弃权票。[11]

巴扎诺夫的回忆与托洛茨基的文章有所符合。托洛茨基也说:“宣读遗嘱的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加米涅夫,他当时是党的一些中央机关的主席。”[12]一般的读者也许不知道,这个时候已经由李可夫接替列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也就由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但是,这次会议则由加米涅夫主持并且宣读列宁的信,是因为列宁逝世后,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出版《列宁全集》第二版,同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的列宁研究院实际负责这项工作。加米涅夫担任列宁研究院的院长,并且是《列宁全集》的实际主编,负责收集列宁的手稿、资料、记录、笔记。[13]所以,代表中央接收克鲁普斯卡娅送交的列宁的文献,以及在中央会议上宣读列宁的信,都是加米涅夫。我们且不管这一类的细节,只是从巴扎罗夫的资料里知道,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是主张斯大林留任总书记职务的(托洛茨基参加了会议,会议没有发生争论,甚至托洛茨基都没有发言,所以,托洛茨基也应该投了支持斯大林的票)。

巴扎罗夫仅仅说的是中央全会的情况,而斯大林在19267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的全体会议上,则讲了十三大时代表大会的情况。他说: 

出席十三大的各个代表团讨论了这个问题,如果我说所有代表团毫无例外地主张一定要把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我不认为这是不谦虚。我这里有三项决议,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读一读。[14]

斯大林发表的这个讲话距离所发生的事情刚刚过去2年,在场倾听他的讲话的对象绝大多数也都该是十三大的代表,属于事件发生的亲临者。所以,应该判断斯大林的话是符合实际的。这就是说,十三大的代表都同意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192462日的联共(布)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继续被选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15]但是在选举前,斯大林曾经发言说:

我认为直到最近各种条件使得党必须有我这样一个或多或少比较严厉的、在某种程度上与反对派对立的人待在这个岗位上。现在反对派不仅被击败了,而且被开除出党了。同时我们有列宁的指示,我认为需要贯彻执行。因此我请求全体会议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同志们,我可以保证说,这对党只会有好处。[16]

19246月,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或者不公开的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一些观点,应被批评的两人的要求,中央召开了共有25名中央委员和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党的领导核心会议”,会上绝大多数人站在季诺维也夫的有关“党专政”的观点立场上,批评了斯大林。斯大林提出辞职。但是,包括托洛茨基、基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内的核心成员参加的会议,又一次拒绝了斯大林的辞职要求。[17]

19267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的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再次回顾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情况。他说:

代表大会本身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每一个代表团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所有代表团,连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也在内,都一致责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有什么办法呢?从岗位上溜掉吗?这不合我的性格,我从来没有从任何岗位上溜掉过,也没有权利溜掉,因为这样做就是逃兵行为。我这个人……是个不由自主的人,只要党责令我,我必定服从。一年以后,我又向全会提出辞职,但是全会又责令我留在岗位上。我还有什么办法呢?[18] 

1924年8月16至20日,斯大林主持了中央全会工作。19日,身心疲惫的斯大林给中央全会写了一封信,由于不能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诚布公地进行政治工作,所以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并辞去总书记职务,请求休假两个月。斯大林说:

休假期满后,我请求把我安排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或雅库茨克省,或国外其他地方,从事一些不显眼的工作。 

在我休假期间,我请求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决定所有这些问题。就我而言,既然我认为除了我在这封信的第一部分已经做出的那些评论外,其他解释都有损于整个事业,那么,我也就不需要多做解释了。(刘彦章等《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2页;罗伯特·谢伟斯:《斯大林传》,华文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

我手上有19271219日联共(布)第15届中央委员会一次全会上,在选举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总书记的时候,斯大林的发言。会议按照列宁时期的惯例由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主持,原中央书记处书记斯·维·柯秀尔,宣读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的推荐名单,斯大林突然发言说: 

同志们!我请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已经有三年了。每次中央全会都拒绝了我的请求。我知道,不久以前的种种情况使党还需要我留在这个岗位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果断,是消除反对派危险的某种解毒剂。我知道,尽管列宁同志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但当时确实需要我留任总书记。但是,现在这些情况,已经不复存在。说不复存在,是因为反对派如今已被粉碎。反对派似乎还未遭到过这样的惨败。他们不仅被粉碎,而且被开除出党。因此,当初全会拒绝我的请求,不肯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的那些理由现在已不复存在,当时这些理由似乎还是正确的。再说,你们都有列宁同志的指示,我们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我认为应该加以落实。我认为,党在不久以前不得不对这个指示保持沉默,是为党内发展的众所周知的情况所迫。我再说一遍,这些特殊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我认为,该把列宁同志的指示付诸实施了。因此,我请求全会解除我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同志们,请大家相信,这样做只会给党带来好处。 

有人喊话说,无需辩论,直接投票。接着,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也建议说:否决斯大林的声明。主持人李可夫继续说:

不用辩论,直接表决。柯秀尔同志的建议可作为基础。现在对斯大林关于解除它总书记职务的建议进行表决。谁赞成这个建议?谁反对?谁弃权?一人弃权。除一人弃权外,所有人都反对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斯大林那么,我想提出另一个建议。中央委员会或许会认为取消总书记的设置是适宜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有不设这一职务的时候。

伏罗希洛夫那时候我们有列宁。

斯大林: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没有总书记的设置。

有人喊:是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斯大林:对,好像是十一大以前我们没有这种设置。那时列宁还没有离开工作岗位。如果说列宁认为必须提出建立总书记制的问题,那么我估计,他是从十大以后我们党内出现的特殊情况出发的,当时党内形成了力量较大且组织严密的反对派。现在,这些情况在党内不复存在,因为反对派已经彻底粉碎,因此可以考虑取消这种设置。许多人都把总书记有某些特权的说法归咎于总书记的设置。我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应当说,同志们也可以证实,总书记没有,也不应当有任何不同于书记处其他成员权力的特殊权力。

有人喊:那么责任呢!

斯大林:也没有比书记处其他成员更多的责任。我认为,邮政支局——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机构,有书记处——由5人组成的执行机构,书记处的这5名成员,大家都是平等的。实际上也是这样进行工作的,总书记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力和特殊的责任。没有发生过未经书记处批准而独自下达指示的事情。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实际上没有拥有特殊权力的总书记,而只有一个称为中央书记处的集体。我不晓得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个名存实亡的设置。况且这种总书记的社会、名称,在各地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常现象。在中央,总书记的设置实际上没有带来任何特殊的权力和特殊的责任,而在地方却发生了某些不正常的情况,现在在所有的州里,被称作书记的同志们之间都由于这一设置而发生争斗,例如在各民族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里。总书记现在太多了,地方上产生的特权无不与此有关。为什么还要保留呢?

施密特:地方上可以取消。

斯大林:我想,党如果取消总书记的职位,从而使我有可能从这个岗位走下来,对当时有利的。可以在党章中规定不设总书记一职,这样做比较容易。

李可夫:我建议,不要给斯大林同志创造辞去这一职务的条件。至于各州和地方机关的总书记,则需要改变,但不必改变中央的现状……[19] 

引文中的施密特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我觉着,斯大林是比较深刻地认识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与党的关系,即从本质上来说,党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设立总书记的职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斯大林是真心的要辞去总书记职务的。

总之,从列宁去前开始,一直到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历史上不仅没有发生过斯大林千方百计要保持其总书记职务的活动,而且,鉴于有列宁这方面的话,他曾经多次主动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内的党中央及其党的代表会议在内,都坚持要求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



[1] 列宁:《致波·古·姆季瓦尼、菲·耶·马哈拉泽等同志》,《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56页。

[2]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3-424页。

[3]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25页。

[4] 《约·维·斯大林致格·叶·季诺维也夫》,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斯大林研究》第1辑,1993年,第22页。引文中加杠的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

[5] 本条目的资料根据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总第5辑,第36页注释5

[6] 《格·叶·季诺维也夫、尼·伊·布哈林致约·维·斯大林》,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斯大林研究》第1辑,1993年,第27页。引文中加杠的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

[7]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58页。

[8]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列·达·托洛茨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总第3辑,第250

[9] 《被篡改的列宁遗嘱》,第67页。

[10]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58-559页。

[11] ·布拉诺夫:《被篡改的列宁遗嘱》,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75-76页。

[12] 转引自《被篡改的列宁遗嘱》,第73页。

[13] 《斯大林:未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翻译为“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该书第439-440页。

[14] 《斯大林:未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第440页。

[15] 刘彦章等:《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8页。

[16] 《斯大林:未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第440页。

[17] ·麦德韦杰耶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77页。

[18] 《斯大林:未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第440-441页。

[19] 《自动辞职——关于斯大林请求解除其总书记职务的经过》,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总第11辑,1999年第4期,第193-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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