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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排斥人权(九)  

2016-05-18 12:12: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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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排斥人权(九)

梁中堂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

8.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之四:所谓列宁反对斯大林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后,主流的历史学家制造出一段历史,说列宁晚年识破了斯大林的本质,曾准备把斯大林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为此,英国人莫西·莱文还煞有介事地写有《列宁的最后斗争》,因为天不假年,倘若列宁还活着,社会主义的苏联可能就不同于后来的历史。(莫西·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总之半个世纪以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的社会主义问题都归结到斯大林的个人的头上,认为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运用政治手腕拉一派打一派,实行各个击破,把政敌一个一个打掉,窃得了领袖的位置。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我说的历史事实,按时间顺序和逻辑关系,包括3层意思,一是列宁对斯大林的评论,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列宁要拿掉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二是由于列宁有关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评论已经得以流传,列宁去世前后党内曾发生过若干次斯大林是否应该留任总书记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讨论,其结果都是毫无悬念地、一致同意斯大林留任总书记职位。三是从列宁病休后就开始的斯大林与反对派的斗争,属于严肃的政治问题,其结果虽然也包括了由斯大林填补因列宁去世而留下的联共(布)党的领袖的位置,但斯大林与反对派的斗争却不是争夺皇位的宫廷大戏。如果要认识历史的真谛,就必须挖掘更为深厚的经济文化背景,从党和国家的制度层面深剖事物之所以必然发生的客观原因,而不被个人恩怨与纷争、争权夺利与蝇营狗苟之类的现象所迷惑,把历史当做纯粹因为偶然性人物的出现而成为没有规律可循与随意游动洪流。

让我们逐个展开来叙述。

列宁提出将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个职位上调开”,是在其病榻上的口述文章《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话。列宁这次病休是由19221213日发病后决定的。1215日深夜至16日凌晨,列宁的病情加重。此后几天,发展到右臂和右腿不能活动。121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制订的医疗纪律。1222日深夜至23日凌晨,列宁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右臂和右腿瘫痪。[1]我根据事情发生的逻辑顺序,推测后一次病情加重,是因为1222日斯大林电话里严厉批评了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娅精神严重失常,列宁直接或者间接知道了这件事,受到了刺激。因为根据列宁值班医生的日记,“12月2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得不错。头不疼。傍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焦躁不安,给他服了溴剂后,安静了下来。”(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列宁研究》第1辑,1993年,第283页)列宁的秘书福齐也娃记录说:“12月2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晚6点钟把我叫去,口授了下属内容:‘要是麻痹症侵袭到言语器官,别忘了尽一切努力把氟化钾搞到并送来……这种办法是人道的,是效仿拉法格夫妇……”(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列宁研究》第1辑,1993年,第295页注释9)不少研究者将列宁寻求通过服用毒药自行结束生命当做悲观是不正确的。马克思的女儿和她的丈夫拉法格就是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的。列宁也很早就有了这一种打算。克鲁普斯卡娅曾经回忆说,列宁早年就曾经有过这样的谈话。早在这年5月份犯病的时候,列宁就已经向斯大林提出过这个要求。这次病情加重后,列宁更是以为到了最后的时刻。所以,5月22日,列宁有这样的要求,不足为奇。但是,一些传记却将医生的日记所说“焦躁不安”改写为这一天的“情绪极其悲观”(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405页)。列宁后面的口授文章,似乎也有了特别的意义。

无论对于列宁还是我们的研究来说,1922年1223日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根据值班医生的记录,列宁这晚睡得挺好,但有两次觉得腿上有条“小蛇”在爬,之后腿就不能动了。他睡醒以后,胳膊和腿就一动也不能动了。头不疼。下午三点,只有右手的拇指可以外展、食指能够弯曲,其他所有的动作根本做不了。腿部只有大腿能够弯曲并能够做小小的内收和外展动作。膝关节、足和脚趾什么动作也做不了。股四头肌和腹部斜肌总是阵挛性抽动,而且非常明显,同时四头肌非常紧张,使得大腿也同样紧张。结果,靠外力也不能使膝关节弯曲和大腿外展。深感觉明显降低,他根本不能确定被动动作的方向。他发现腹部皮肤的感觉右边比左边差些。8点30分,所有的手指头都能动了。腿不抽动,脚趾头和脚掌都能动,膝盖也能弯曲了。

列宁请求医生允许他向女速记员口授5分钟,因为有一个问题使他不安,怕睡不着觉。他的请求得到允许,随后明显地安静下来。(《列宁值班医生日志》,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列宁研究》第1辑,1993年,第283页)1922年12月23日的口述内容,就成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

根据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的叙述,列宁取得口述的权利,是经过斗争以后得到的。列宁对医生不同意他工作和同自己的秘书商谈,提出了“最后通牒”,即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的时间向女速记员口授,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列宁值班医生日志》,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列宁研究》第1辑,1993年,第295-296页注释9

1224日,列宁2点30分入睡,睡到10点钟。医生记录说,他睡得挺香,他说这是因为允许他口授自己的想法。医生在看完了列宁以后,来到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处,他们经过长时间商量后决定:⑴允许列宁每天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该具有通信的性质,他不要期待对它的口授的东西作出答复。禁止会客。⑵无论朋友还是家属都不应把政治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告诉他,免得给他提供思考的素材并使他焦虑不安。白天,列宁睡了1小时。头不疼。情绪稍微好些。晚上向女速记员口授了10分钟。(《列宁值班医生日志》,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列宁研究》第1辑,1993年,第284页

可能如列宁告诉医生的那样,因为允许口授文章,列宁的情绪稳定下来,病情也逐渐有所好转,之后的口授时间有时延长到3040分钟。这样,我们就有了列宁的最后一组文献,除了由19221223242526日、29日和1923146次口授的文章所组成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外,还包括《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122728293次口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230312次口授),以及列宁逝世前就已经发表的长篇文章《日记摘录》(192312日口授,1月4日《真理报》)、《论合作社》(1462次口授,5月26日、27日《真理报》)、《论我国革命》(116172次口授,5月30日《真理报》)、《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123日口授,1月25日《真理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32日口授,3月4日《真理报》)。后面几个已发表的长篇文章,除了我们所标识的口授日期以外,列宁在发表前其实还有反复阅读或者听秘书阅读后的再修改。所以,一直到192336日再次发病,列宁一直在思考与完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尽可能将已经思考成熟的意见及时发表。

根据列宁秘书玛·阿·沃洛季切娃的回忆,列宁在192212月至19233月这段时间口授的所有文章和文件,都按照列宁的意愿打印5份,其中一份留给他自己,3份交康斯坦丁诺夫娜,1份交给他的秘书处按绝密文件管理。送《真理报》发表的文章,经最后校订,由列宁审阅后,交由在报社工作的伊里尼奇娜(即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康斯坦丁诺夫娜收到的3份,也都是经过校订的。底稿则都由秘书烧毁。按照列宁的指示,封存文件副本的信封上盖有火漆印,并根据列宁意见写明,只有弗·伊·列宁可以启封,而他死后只有康斯坦丁诺夫娜可以启封。沃洛季切娃忌讳“而他死后”这几个字,所以没有这样写。留给列宁的那一份,则加上了硬纸面用细绳装订成册,以便列宁使用。[2]

列宁对斯大林的评论性意见,是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表述的。虽然具体对斯大林的意见是在1224日和192314日的文章里,但是,必须阅读第一部分,即1223日的信,才可以理解列宁是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为什么说这些话。列宁在其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做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1224日,列宁接着昨天的内容,继续口授说: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它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3] 

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斯大林分别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的斗争,我把列宁评述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的话省略了。11天之后,即192314日,列宁又特别对斯大林的评论补充了一段话。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们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4] 

正如上面所介绍的,列宁的这封信共由6天的6次口授所组成,为不因为引用文字太多而引起文章过于疏臃拉杂,上面引文仅只涉及3天的口授,其中1224日的引述还不全。另外的3次口授,1225日,是对前一天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评论的补充。122629日的两次口授,主要是关于扩大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扩大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以及工农检察院的问题。

现在我们分析所谓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希望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的问题。

第一,我们必须确定的是,列宁有关斯大林的两段话并非是特意为了解除斯大林的职务而写的。相反,它是列宁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涉及斯大林的内容。人的思维有时是很奇怪的。分析列宁的作为与人生,无论作为思想家还是革命家的列宁,他的一个基本特点或者个性,就在于其鲜明的原则性,坚持原则毫不妥协,甚至为原则而不惜分裂。应该说,恰好是因为不怕分裂所坚持的原则性,才成就了列宁的事业以及事业的发展。但是,革命成功以后,列宁却十分害怕分裂。为了防止分裂,一向以辩证思维著称的列宁却在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颁布取消党内派别活动的文件,并亲自起草《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不惜用极为严厉的组织纪律取缔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的一切派别活动。[5]阅读《列宁全集》,可以感觉到这一时期的列宁相当强烈地惧怕分裂,并为可能出现的分裂而忧虑。我觉着,12月22日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粗暴的批评,进一步加重了列宁的忧虑。《给代表大会的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从整个信件来分析,列宁似乎最初关注的是两个问题,19221223日病情恶化后,折磨得列宁焦虑不安的两个问题,一是有关党内分裂,一是国家体制,特别是前一个即党内分裂是列宁最为担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实际是一个问题。您看,后面补充的5个口授片段,都是进一步说分裂问题的。另外,根据值班医生的记录,19221223日病情恶化后,列宁自己就说折磨得令他焦虑不安的是“一个问题”。

正如前面所说,列宁认为决定党的政策和命运的关键性因素,还是领导集团。而在自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设立中央政治局以来,老的政治局委员中,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矛盾则最令列宁担忧。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至少是从内战时期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开始的。内战时期,托洛茨基担任陆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负责军事的全局性工作。因为首都的粮食问题,列宁又派遣斯大林负责南部战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许多问题上都不一致,东方战线问题、南方战线的战略问题,以及波兰战线问题,等等。应该说,分歧的性质都属于认识问题。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都是忠诚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但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却发生到相互指责,常需要列宁以及中央出面调解的程度。在当时处理分歧时,列宁往往是倾向于托洛茨基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相互指责的电报,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2期总第8辑,第7页)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中,因为列宁的存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矛盾还不至于发生到分裂的地步。但是,列宁显然是担忧他去世以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则将有分裂的危险。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粗暴批评,则直接引发了他的深切的不安。所以,惧怕因斯大林粗暴的脾气导致党的分裂,这是列宁在以为生命的最后时刻想要给党所说的主要问题。

第二,有不少的人把《给代表大会的信》当作是列宁安排后事,在挑选接班人,是不正确的。一方面,虽然晚年的列宁已经意识到“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比原来所设想的要长一些,但也没有设想得长久到需要考虑接班人。另一方面,也许列宁把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当作是集体领导,所以也没有想到要选择谁接自己的班。可能还有一个问题是,列宁的小农思想并不突出,也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在斯大林去世后想通过挑选接班人的办法去解决事实上是因制度而发生的问题。我觉得列宁始终是把制度当作根本性因素的,而且事实上他在后来的确把这封信的中心放到制度建设方面,所以压根就没有选择接班人的想法。

第三,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常常被称作列宁的《遗嘱》。用较为严密的概念来说,遗嘱属于法律文本,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遗嘱,列宁也没有立过什么遗嘱。将列宁的这封信稿称之为“遗嘱”,据我的阅读,最早是由布哈林提出来的。1924年5月,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正式传达以后,布哈林将它称之为“遗嘱”,它只是从符合法律文书的遗嘱诸多条件中的两个条件来说的,一个是向存世人的委托、交代或叮嘱,一个是立嘱人生前最后的文字。但是,如果这样来理解列宁的遗嘱,就不应该仅仅是这一篇文章,而应该包括从19221223日开始到192336日所有的口授文字。

我之所以做这样的认识,一方面,包括《给代表大会的信》在内的一组文章,都是1922年12月23日以后口授的,具有产生同一的条件和背景。如果说最后的文字是遗嘱,那就没有理由说12月23日产生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是“遗嘱”,比它还晚的文字反而不是遗嘱。另一方面,就这些文章的内容来说,《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对党的交代、叮嘱与托付,那发表在1923年1月和3月联共(布)党中央机关报上给全党的文章,除了所谓的这封信以外,而未发表的几篇文章在列宁生前也都由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给党中央了,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是列宁认为极重要的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它们无不都具有这方面含意。所以,如果要把《给代表大会的信》当作列宁的遗嘱,其最后的一组文章就没有理由说不是遗嘱。

第四,从《给代表大会的信》与后面一组文章的关系来看,《给代表大会的信》只不过是列宁通常撰写重要文章前所做的笔记或者札记,除了此前他所关注的个别问题以外,后面几篇重要文章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完成。我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给代表大会的信》由6篇口授的文章及片段组成,其中12月23日的文章属于比较完整的一篇文章,而后面的5次口授则都是对它的进一步说明,其构成就相当零碎,不是形式完整、文字通畅的一封信。另一方面,《给代表大会的信》当让应该是交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但是一直到列宁去世,他都像以往用过的稿件一样躺在保险柜里,再也没有交待如何处理它。

也许有读者会说,列宁这样的文章结构是由他当时的病情决定的。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病情加重,这才有了口授的这封信的请求。也许这一段时间,列宁的生命是有一天算一天的。所以,最初的口述文章只可以是这样。但是,自从医生和政治局同意每天可以口授以后,列宁的病情一天一天有所好转。事实上,列宁后面产生的一系列文章,都是经过许多天口授反复修改而确定的,其篇幅不仅很长,而且很完整,语言流畅与气势,都看不出是病床上产生的文章。所以,这么重要的问题,如果需要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6个片段整合成一封完整的信件形式,列宁是有时间和条件这么做的。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不需要了。

至于列宁没有没有再进一步处理它,使得它成为一封未发出的信,有各种解释。一种是说列宁自3月病后已经失去了政治活动的能力。这是不确切的。我们可以看到,列宁的最后一组文章中譬如《论合作社》,是19235月由克鲁普斯卡娅交给中央委员会,524日政治局决定发表的。以及《论我国革命》是由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给《真理报》530日发表的,《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是6月初经克鲁普斯卡娅以信的形式转交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这就是说,列宁的最后一组文章中的这3篇文章,都是发生在192336日以后才处理的。我们都应该知道,如果没有列宁的具体指示,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的任何人是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如果列宁认为他需要做进一步处置,他还是有能力、至少会像这几份文献那样委托克鲁普斯卡娅交给党的领导机关的。

还有一种解释,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1926年由于党内斗争的需要,布哈林要在《真理报》上发表列宁在1917年10月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叛卖行为的信。4月14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给政治局的信中就列宁的这封为发出的信件解释说,列宁之所以没有把这一有关接触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建议付诸实行,就是因为未能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应为1924年1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A.A.季拉尼扬:《列宁1917年10月18日的信公开发表的前前后后》,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列宁研究》第3辑,1994年,第216页)事情当然不是如此。列宁没有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不等于不能将这篇文章递交给代表会议。事实上,列宁最初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就是因为不能亲自参加会议才以信的形式向党提出建议的。更何况,在列宁的最后的一组文章中,《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就用相当于副标题的形式注明“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说明列宁不参加代表大会就不能将《给代表大会的信》递交给党组织。所以,《给代表大会的信》之所以一直躺在保险柜里,是因为它的作用已经完成了。

第五,列宁在1923年1月25日《真理报》发表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实际上就是在《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基础上所完成的,它相当于后者的最终完成稿。因为列宁所谓给代表大会的信就是指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革命以后,由列宁主持每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922年3月召开的是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2月23日,列宁口授要递交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件也就只能是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以,《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的副标题“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如果再做进一步的论证,首先,从时间安排上来分析,《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就是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一直进行的工作。因为1月4日列宁说“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恰好表明他自己也没有想好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把斯大林调开而让一个更适合的人来接替。所以,这个问题仍然在他的心头里压着。估计也还是12月29日的口授文章里,关于扩大工农检察院的职能让列宁有了新的思路。从日期上来说,大约1月4日口授有关调整斯大林职务的文章开始,就开始准备有关检察院的文章,并在1月9日前完成了口授的提纲。1月9日,列宁开始口授该文初稿第一部分。1月13日,列宁分两次口授完《我们对工农检察院怎么办?》的初稿。然后又经过1月19、20、21、22、23日补充和修改,最终形成《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

从内容来说,至少列宁认为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一些办法和措施,足有效防止党的分裂。它们包括:1.把中央全会发展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2.完善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的制度;3.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中央全会;4.在扩大中央委员人数的同时,扩大中央监察委员的人数;5.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6.授予中央监察委员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力,等等。请读者注意,我们对列宁所提的措施先不做价值判断,即先不论这些办法是否真的起作用,而是尽可能地体悟列宁当时的想法。列宁自认为已经找到了一种好的,可以防止党分裂的办法。因为他说:如果这样,“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最终走上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3、374页)

列宁曾经设置工农检察院,让工人农民检查、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现在,他沿用这一思路,让较多的工人农民在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监督、检查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甚至给他们当裁判,评判是非。列宁的想法是:

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条件和它的威信不相称。我提出的改革必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了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7页)

列宁在这里还特意点出“总书记”,就是认为工人农民出身的中央监察委员出席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会议,能够“不顾情面地”批评包括总书记在内的中央委员们,就可以防止中央分裂了。不过,我用横线条表示的这句话“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都被《真理报》被删除了。(根据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总第5辑,第38页注释19列宁特别在这篇文章题目后加上“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如果没有受先入为见的诱导,应该认为列宁已经用它替代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的文章发表后,俄共(布)依照列宁的思想做了不少组织上的改进,其中包括经常性的中央全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但是,对于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认识可能做得并不够好。克鲁普斯卡娅就曾经在党的会议上强调,列宁的这一要求中央监察委员参加中央会议,是“要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维护党的统一问题方面保持一定的思想独立性和客观性”。(C.M.冈察洛娃:《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列宁研究》第3辑,1994年,第291页)请读者注意,我们不是评论列宁的认识是否正确,而只是分析列宁是如何认识的。

另外,能够说明《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是《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理由除了副标题《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已经明确以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当时的中央虽然不赞成列宁的主张但也领悟到了文章所要传达的内容。1923年1月25日《真理报》发表了列宁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以后,27日,由托洛茨基代替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个省委的信件。在莫斯科的所有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都在这封信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信中说:

125日《真理报》第16号上刊登了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文中谈到了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在新经济政策的新情况下,如果工农关系出了麻烦的话,需要采取哪些组织措施来杜绝或制止中央委员会可能出现的分裂。(《给省委的一封信》,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列宁研究》第2辑,1993年,第178页)

说明当时的党中央已经从这一篇文章中,领会了一直令列宁焦躁不安的问题。虽然当时的中央并未领略到列宁的苦心,由于列宁的权威,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央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就成了共产党的一种制度。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发表以后,列宁对于党的高层如何对待这篇文章非常关注,利用一切机会询问外界的反应。可惜党和医生针对他制订的医疗纪律,他已经无法与党中央沟通了。但是,也正是从《给代表大会的信》开始,列宁把防止党的分裂问题与他自革命后就已经在关注的苏维埃机关官僚主义问题结合起来,通过国家制度建设解决分裂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继《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之后,列宁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进一步发挥了前一篇文章中的许多思想。所以,我们应该把《给代表大会的信》、《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和《宁肯少点,但要好些》当做前后连贯的一组主题明确的文章来读,才不至于产生误解。

第六,调整斯大林职务仅仅是列宁在1923年1月4日前后几天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认识到这一点,只有随着列宁当时的工作节奏设身处地地去领会列宁当时心情的细微变化。12月22日,斯大林的粗暴的脾气引起列宁焦躁不安,并由此导致了第二天病情加重。推测列宁这个时候一定是把自己的病看得很严重,所以才有了一定要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提出建议的想法,而他这个时候认为足以制止分裂的办法,就是将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扩大,特别是扩大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名额。这是12月23日的口授内容,即《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篇。如果列宁的生命到此结束,12月23日的口授就是一篇完整的信。因为第二天的生命状态很好,这就有了12月24日的口授。如果读者仔细阅读就不难发现,第二天的口授文章并不是原来文章内容应该包括而未来得及口授的新内容,相反,它只是对前一天文章的进一步的说明。您看,他一开始就说:“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并不是新的内容,还是防止危险、党的巩固与稳定,显然是想把前一天仓促说的话讲明白。24、25日的《续一》,26日的《续二》,都可以把它看作是对12月23日的信所作的进一步的说明。

本来,应该说26日的口授以后,这封信就已经完成了,但是,显然列宁还是觉得所提措施还是难以起到制止分裂的作用,所以在27、28、29日口授《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的时候,产生增强工农检察院功能与权力,用以制止中央分裂的想法。这就又有了12月29日的补充。由于没有对以上的思路进行深入的整理与思考,列宁这个时候还不认为问题足以得到解决。所以,他的心还在这个有关分裂的问题上。12月30、31日连续两天口授民族“自治化”的文章时,斯大林“太粗暴”的性格进一步令人担忧。民族“自治化”是列宁与斯大林有严重分歧的一个问题。1922年12月13日列宁发病而导致的这次长期病休,就与这个问题有关。病休后的列宁曾给秘书说过,12月12日捷尔任斯基给他汇报格鲁吉亚问题,极大地刺激了他。斯大林不仅太粗暴,而且固执,坚持己见。所以,列宁感觉就以上的办法可能还不足以制止分裂,这才有了1月4日口授文章。

仅凭着列宁的权威,提出建议将斯大林调开并非做不到。但是,显然令列宁感到为难的还是,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是胜任的,也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可以替代斯大林。列宁在1月4日的补充口授文字中,用“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这样的字眼,就已经说明了问题的难度。其实,这个问题做起来,全党里的“同志们”,还有谁能比列宁更清楚的知道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斯大林调开,以及再选择谁来接替这个职务最合适呢?列宁知道他把这个难题交给代表大会去解决是不现实的,所以马上开始12月29日提出的继扩大中央委员的人数以后接着再扩大工农检察院即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和人数,想以此双保险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而且因为《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已经完成,所以原来所写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也就作为初稿被搁置起来了。并且因为最后递交给代表大会的建议中并没有提出要调整斯大林职务问题,所以,它只是那几天的一个想法。相反,如果真的如现在人们分析的那样,列宁就是把斯大林当做一个祸害,一定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上拿调,那就该在1923年年初的几个月里花费时间专门去写为什么应该把斯大林拉下来的专门文章?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斯大林太粗暴”就把问题推给了代表大会,让代表大会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却花费对于他来说已经相当宝贵的时间去写与孟什维克辩论意识形态的《论我国革命》和相比较而言并不那么重要的其他文章。

第七,现在的人们都把列宁有关斯大林的两段话当作列宁已经识破和看透了斯大林的道德品质,是要把他拉下马。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即使按照字义来理解,列宁也是“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而不是不让他再担任领导职务。事实上,斯大林是当时的中央委员中唯一的一位同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职务的领导人。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机关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即使斯大林不担任总书记了,但还是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至少不比当时其他任何一位党的领导人的职务低。所以,仅仅有调整总书记职务的想法,还不能说明列宁是要打倒斯大林,要把斯大林从中央领导人的位置上拉下来。

第八,我们再来看看,列宁对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当时最重要的几位领导人究竟说了些什么,分别都是如何评论的?我们先说斯大林。1224日,列宁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纯粹是一个对未来的判断,而且是一个没有设置任何条件的不好也不坏的主观判断。“我不知道张三将来会怎样”。这算是对张三的批评与否定?不是吧?再看192314日的评论,也就是“斯大林太粗暴”。算是批评吧。但是,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或缺陷。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重要的是还需要鉴别缺点与错误的性质。对于布尔什维克这样的一个与沙皇和资产阶级殊死斗争的革命政党来说,性格或者脾气“太粗暴”。那算什么性质的问题?总与政治无关吧?

我们再看如何对待另外的3位。

关于托洛茨基,列宁是夸他“大概是现在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1.“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2. “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应该是缺乏政治头脑,过分在乎事情的琐碎与具体细节吧。3.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

我们不过多地展开说这3个问题了,但有些还是要说明以下。第一个,分明是说“具有杰出的才能”“反中央”么,算是表扬与肯定?第二个,是最有才能的人,但作为一位领袖表现的过分自信,不善于理解政治意义而仅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也算是表扬?最要命的还是第三个问题,即“非布尔什维主义”,这是托洛茨基的个人历史。1902年,托洛茨基从流放地出来直奔在伦敦办《火星报》的列宁。据他说,凌晨他去敲列宁住宅的门,克鲁普斯卡娅从床上爬起来开的门,列宁也没有起床。当列宁知道是“笔杆子”来了,以热情的态度欢迎他。为了把托洛茨基拉进《火星报》,列宁曾费了不少的心计,仍因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阻挠,没有名正言顺地加入到编辑部。可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有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野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却站到了列宁的对立面。党代表会上公开化的时候,列宁曾委托以为女代表和自己的弟弟给他做了几个小时的工作,托洛茨基“断然拒绝跟他们走”。(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0页)在此之后的10多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曾不时地交手论战,列宁甚至将托洛茨基称之为犹大。[7]1917年二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从美国辗转回到彼得格勒,并不是直接投靠列宁,而是加入了“区联派”。“区联派”是191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一个小派别,它摇摆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1917年7月26至8月3日,等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区联派”整体加入布尔什维克。(·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44页)所以,托洛茨基不仅是加入布尔什维克不久的新党员,而且有如“犹大”一般多年投靠过孟什维克。了解布尔什维克的人都应该知道,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不仅与孟什维克极端对立,而且有的时候对其甚至比沙皇还要仇恨。列宁这里是很婉转地对待托洛茨基,不愿意提孟什维克这个词汇才说“非布尔什维克主义”。

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尽管列宁在说:“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但是,那分明是他们的问题。191710月10日,布什维克党中央通过决议准备发动起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投了反对票。11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中央提出一个声明,同时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区域委员会、芬兰区域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执行局和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写了一封名为《论时局》的文章,申述他们反对立即发动起义的理由。在都没有得到支持的情况下,11月18日,两人以《尤·加米涅夫谈“发动起义”》为题,在半孟什维克的报纸《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公开反对起义。文中说:

 不仅仅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并且还有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在目前,在现在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主动发动武装起义,是一种不能允许的、对无产阶级和革命极端危险的步骤。(《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9-480页注释136

这等于向临时政府暴露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计划。所以,列宁以极大愤慨的心情和极为激烈的语言在《真理报》上予以谴责,说他们这是一种严重的背叛行为。[8]与此同时,列宁甚至代中央起草决议,要求将两人开除出党。决议草案说:“中央委员会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非党报纸上发表声明,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因此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9]列宁在这两份文献中就骂他们是工贼。另据莫洛托夫说,列宁甚至还称呼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娼妓。[10]由于斯大林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袒护,中央没有通过列宁开除他们出党的的建议,而是将他们临时开除出中央。

历史常常会出现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革命前后都曾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反对过列宁,但是,历史所形成的这一列宁政党的领导核心却一直存在着。毫无疑问,列宁在工作上依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但不等于对他们的完全的信赖与依赖。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的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24年12月的一篇日记里,追忆了一年多以前即1922年秋天,列宁为在中央委员会里捍卫自己的贸易垄断政策,特意召集他的一次谈话。列宁十分有兴趣地连续两遍倾听雅罗斯拉夫斯基讲述自己如何当面顶撞托洛茨基:“我除了参加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参加过任何派别,而他托洛茨基却不能对自己这样说。”雅罗斯拉夫斯基向列宁叙述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托洛茨基的脸就抽搐起来,在我简短的发言过程中他的脸黄一阵白一阵。列宁听后“突然富有感染力地哈哈大笑起来”,他说:“再说一遍,叶梅利扬,您是怎么对他说的。”耶洛斯拉夫斯基又说了一遍,“伊里奇再次富有感染力地笑了”。列宁说:“您叫他孟什维克了,哈-哈-哈!对这一点他是永远不会原谅您的!永远不会,这种事托洛茨基是忘不了的。”(《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他最后一次会见列宁的日记摘抄》,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列宁研究》第3辑,1994年,第206页

无数的历史事实都已经证明,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党派的忠诚可是一个比农民眼里的处女节操更为重要的大问题。

中国古代有黥刑,即在重犯者面部刺字,涅以黑色。沙皇俄国给犯人发放特制的身份证,被称为黑籍证,老百姓称之为“狼的护照”。列宁在这篇口授的文章中对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历史问题都使用了极为婉转的语言。但是,布尔什维克是如何看待这一类问题的,我们甚至都可以借鉴毛泽东经常在党的会议上替王明、博古等领导人说好话,事实上,列宁也常在党的会议上说这几位领导人的好话,似乎是替他们的历史问题开脱责任。但是,总是拿其历史问题说事,不断地将其历史问题提出来的本身,不就很符合布尔什维克特别地在意一个人的历史问题,尤其是与立场相关的投敌、叛变之类的历史问题吗?如果读者熟悉了苏联共产党的许多次清党和肃反运动,以及包括早期各苏区和延安整风时期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许多次肃反和所谓路线斗争,特别是熟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对待叛徒、内奸、工贼的,如果还把列宁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创建者和领袖的话,也就该知道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好话,那也不过是在夸刺面充军的大汉脸上的字刀工遒劲郁勃,狼的护照做工精致而已。

最后,问题分析至此,假使我们同意主流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说列宁的确是因为“斯大林太粗暴”,就要将其从党的领导人位置上拿掉。那么,就从列宁不讲政治这一点来看,人们就有理由怀疑布尔什维克是不是革命政党,以及列宁究竟是一位政治家还是大学讲坛上的心理与伦理学学究?



[1] 《列宁年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94695696页,第556页尾注234

[2]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57页。

[3]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7-339页。

[4]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0页。

[5] 列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页。

[6] 1923年夏天,列宁已经恢复到阅读报纸,可以在公园里散步,听人谈论工作,甚至还自作主张突然回到莫斯科,到他的办公室转了一圈,从自己的图书馆里挑选了几本书,等等。事实上,直到列宁去世,他还在听克鲁普斯卡娅给他阅读《真理报》上有关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内容,为党的事业操心。《列宁年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07708709页。

[7] 《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266页。

[8] 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1页。

[9] 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4页。

[10] 《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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