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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排斥人权(四)  

2016-03-08 09:59: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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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排斥人权(四)

梁中堂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6.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没有人权

 

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距离普遍是自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是对那些一直沉湎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幻想之中的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

                         ——列宁:《日记摘录》(192312日)

 

使用这个小题目绝不是意味着列宁时期的苏维埃俄国属于人权社会。不是的。就马克思的人权概念的本来意义,它是资产阶级财产所有权。一方面,当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将一切生产资料收归所谓国家所有的时候,本来因为资本主义相当落后就谈不上拥有人权的俄国就连正在逐渐产生与生成人权的一点点土壤也都不存在了。早在1918年,与列宁有着很深厚友谊并被其誉为“革命之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卢森堡在监狱中评论俄国革命时就曾预言说:

 

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

 

正如卢森堡所预言的那样,在革命年代里,“红色恐怖”即除了拥护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人们以外,其他一概都不在该政权的保护之列。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民主阶段的熏陶,落后的俄国人远没有经历过“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阶段,几乎所有的革命者都生活在“反对我=反对布尔思维克=反对苏维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神圣理念中。所以,即使列宁所保证的工农大众即绝大多数人民应该享有的民主与人权不仅没有落实,即使稍微与布尔什维克垄断国家政权的目标有所偏差,都在严厉与残酷打击的范围。所以,十月革命后形成的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很快引起社会不满。根据现在解密的档案,至少从1921年初开始,一些城市和工业中心因为粮食的配给引发骚乱,而苏维埃对于不安定的工厂所采取的基本措施就是宣布停产或者干脆关闭。工人胆敢走上街头,则用武力驱赶。譬如1921年彼得堡制管厂等2500名工人聚集广场,当局信不过红军则派军校学员予以驱散。在农村,因为所谓余粮征集引发骚乱。1920年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敖罗涅日省,以及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到1921年春,农民武装暴动已经遍及全国。

在我们较为详细一点介绍列宁的苏维埃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骚乱事件。

喀琅施塔得是俄国重要军港之一,位处彼得堡以西29公里的芬兰湾东端科特林岛。该军港水兵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重要支柱,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一些水兵认为,苏维埃政权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的权力所代替,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被出卖。1921227日,有两艘战列舰的水兵通过一项决议,并提请波罗的海舰队的所有士兵讨论审议,要求政府遵守1917年的承诺,尊重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该项决议并没有反对苏维埃,也没有要求推翻政府,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1917年彼得格勒苏维埃时期工人们的政治要求,反对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大权的政治局面。水兵们的呼吁在要塞发酵。为此,有2554人上了当局的黑名单。3月,军港水兵风潮越来越严重。34日,政府发布公告,喀琅施塔得水兵风潮被说成是法国反间谍机关和前沙皇将军科兹洛夫斯基策划的“暴动”。(根据1991年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192145日,即政府攻克要塞后,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的报告,“调查材料无法说明,兵变之前,反革命组织在要塞指挥员中做过什么工作,也未发现协约国间谍的活动。运动的整个过程都说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该报告还提及,当时的水兵为政府号令所激怒,“因为广大群众几乎不知道科兹洛夫斯基是谁”。据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公布的材料,海军中30%的党员参加了起义,40% 的党员宣布中立)38日,政府调集红军进攻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府先是将公开拒绝进攻水兵的红军调动到远离喀琅施塔得的地方,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也整列车地疏散发送到南方的黑海。310日,政府再从西方面军调集的兵力也同样受到了抵制,红军战士公开声明他们不会去进攻喀琅施塔得。每个部队都设立了革命军事战地流动庭、非常革命三人小组和情报员。对拒不愿意进攻要塞的士兵实行严惩。惩处的程序也最大限度地被简化 :经过对被告简短询问后立即做出判决。314日,有41名红军战士被处决。315日,33名红军战士被处决。在契卡即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赶赴现场后,316日,政府军攻克要塞。

但是,水兵反抗之激烈和坚决,使大约10000红军被打死、致残或失踪。托落茨基曾说,从未见过如此以死抵抗的叛乱者。喀琅施塔水兵队伍约有26000人,没有人投降。其中8000人经芬兰政府同意后,成功进入芬兰。在被俘的人中,先后被判处极刑的210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459人,1464人虽获自由,但对其指控并未撤销。1922年春季,大批喀琅施塔得居民被强制迁出。21日疏散委员会开始工作,41日该委员会登记了2765人,其中2048人为“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及其家属,516人为闲散人员。总共迁出2514人,其中“叛乱分子”及其家属1963人。

这就是列宁曾经答应给绝大多数人民享有的人权。

另一方面,我既不把斯大林与列宁截然分开,也不认为斯大林个人品质方面存在多大的问题。相反,我认为斯大林就是从列宁主义出发的。事实上,斯大林是列宁的最优秀的学生和战友,至少在列宁健康的时候,可以极为明白地陈述他的主张和理由的时候,总是最坚决地站在列宁一边并且最好地执行了列宁的指示和实现了列宁的意图,所以得到了列宁的高度的信赖的。至于谈到斯大林的个人性格与品质,除了在正规的教育上以及也没有像列宁那样广泛的阅读与研究以外,我并不觉得与列宁以及他那一代革命者相比有多大的缺陷。那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优秀的一个群体,富于革命的理想,立志要改变俄罗斯贫穷落后的面貌,不怕牺牲、宁死不屈,要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之中。斯大林的坚定与刚毅,踏实与认真,擅长组织与落实,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所不及的。正是斯大林而不是别人,将一个松散的布尔什维克整合成为一个有如军队般的强大政党,将一个千疮百孔、奄奄一息的俄罗斯重新构筑为一个强大帝国。固然,无论党还是国家,这一个时期的灵魂都是列宁,但组织实施的那一个人是斯大林。斯大林做了30多年的领袖,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具有现代化技术的工业大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的东侵,成功地牵制了德国在西欧和非洲战场上的兵力,成为人类不再进一步受到希特勒邪恶势力祸害的有力屏障,以及为最后消灭法西斯和结束战争,都该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斯大林的专制和残酷,战略和谋略,罪恶和贡献,都是俄罗斯的产物,历史的必然,至少俄罗斯人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亚里士多德说:

 

给人以权威等于引进一个野兽,因为欲望是具有某种有兽性的东西,即使是最优秀的人物,一旦大权在握总是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

 

列宁本来就是从反对沙皇的专制开始。但是,列宁所塑造的布尔什维克党最适合维护专制制度而成为个人专制的工具:这是一批职业革命家,人人都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冷酷与刚毅是其最显著的品格;个人服从组织,在党组织面前没有个人自由和权利,只有党的意志,每个党员从加入组织那一刻起就都必须树立起一个意愿,那就是把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为党奉献全部力量;全党服从中央,党内不许可派别活动,也不存在地方和小集团利益,只有全党的利益。那么,谁代表组织、谁代表中央?当然只能是党的领袖。所以,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其实就是服从领袖意志和利益的工具。虽然党也强调集体领导,可是仔细分析的话就不难发现,领袖个人的意志和意图是需要按照层级的次序予以贯彻和落实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班子常被强调是一个集体,但这个集体从来都是有等级的、排序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它总是围绕着一个绝对的权威旋转的。所以,尽管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时是要改变专制,承诺要建立一个没有警察、官吏和军队的政治制度。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没有悬念地直接通向了斯大林的专制体制。即使说斯大林无视时代的发展而严重践踏法治和违反人权,那也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从列宁时期所缔造的布尔什维克这一违反人权时代的政党组织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赋予了个人太多的权威。所以,如果不研究大历史,不从政党和国家制度层面来解构,仅仅从个人性格和品质解释历史的演化过程,就不可能找出决定社会发展的正确答案。客观地说,沙皇以后的俄罗斯又经过了70多年没有沙皇的专制时代,都不该由斯大林个人负责。如果列宁没有生病,一直处在一线领导党和国家,结果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斯大林就是从列宁主义出发,被俄罗斯经济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走上了一条必须要走的道。作为俄国历史产物的布尔什维克党把斯大林推到了专制和集权的道路上,斯大林只是比较自觉地顺应了俄罗斯的历史发展。经过了斯大林和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时代,当布尔什维克这一违反人权理念和原则的政党组织崩溃之后,俄罗斯才有可能走上由“美洲人和法国人”开辟的人权之旅的时代。就这个意义来说,斯大林是俄罗斯的劫数。

鉴于以上所言,尽管1922年以前有列宁的影子,1953年以后已经没有了斯大林,但是,我还是用斯大林的名字来指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关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国家人权状况,我们先引用一些数据。根据原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皮霍亚《苏联政权史》所摘引的赫鲁晓夫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仅1937年至1938年两年前,有1548366人被指控从事反苏活动被逮捕,其中681692人被处决。在此期间,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层中每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都有2-3名领导人被逮捕;联共(布)十七大1966名代表中,1108名被逮捕,其中848名被枪决。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98名被逮捕和枪杀。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时期的15名(包括斯大林)人民委员中,有4人在1933年以前去世,其余10人被镇压或暗杀。1935年的人民委员中,仅有包括斯大林在内的7名活了下来,其余20人被处死。1938年的28名人民委员中,有20人被镇压。193610月到19373月底,大约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

军队也未能幸免。30年代的5名元帅中,3名遭镇压。此外,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以及全部4名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和副政委、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人,都被清洗。在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

按照19916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的数据,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曾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认为实际受到迫害的数据比这样大得多,他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他还认为,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1月写的日记中,提到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1700万,“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

根据梁赞诺夫的《俄罗斯史》的材料,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主张“公开化”以后,198810月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附近发现10.2万具尸体;基辅郊外发现2030万个墓地。根据专门组织的调查委员会19893月的认定,这些死者是斯大林体制的受害者。198910月,乌拉尔地区的车里雅宾斯克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发现30万具尸体。

1928年斯大林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让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先后从城里派遣了2500万到2700万人的工作队,大约有100万富农以及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约500万人从他们的驻地消失了。农业社会主义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1929年至1933年,苏联的马匹从3400万减少到1660万,耕牛从6810万头减少到3860万,绵阳和山羊从14720万只减少到5060万只,生猪由2090万头减少到1220万只。

1917年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5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为候补委员。列宁在世时,布尔什维克没有设“常委”,实行集体领导,政治局委员轮流担任会议主席。人们一直说列宁是党的领袖,其实他是靠威望获得的。列宁的意见也常常会遭到人们的反对,但他通常是靠精辟的理论和严密的逻辑赢得人们的支持和服从的。1922年设立“总书记”,是因为在此之前即有了几名“书记”。书记在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地掌握党和国家权力的职务,但在一开始设置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这是党内设置的一个从事事务性工作的岗位。书记,书为动词,书写;记为动词,记录。两个动词组合当作名词,形象地反映其工作任务和职能。最初就是为了帮助政治局集体领导做一些会议记录、草拟文件、下发通知之类的日常事务,大约就是现在所说的秘书的工作。斯大林之前也有人在做这一类的工作(好像莫洛托夫就是做这个工作),并不具有很大的权力。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以后,具有了协调各方面关系的职能,也逐渐起到总调度的性质。仆人转变成为主人。不到一年,连列宁也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列宁19241月去世。托洛茨基(十月革命一直负责军事,是苏维埃最高军事领导人)、加米涅夫(十月革命后出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第一任主席)、布哈林(苏联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任《真理报》主编、《消息报》主编),先后以反党或者叛国的罪名予以处死(托洛茨基是在流亡墨西哥之后被人暗杀的)。

十月革命期间,列宁经常在群众集会的演讲中向人们许诺,要建立一个“大多数人的政权”,“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但是,苏联人民无时无刻不是在警察的监视下生活。在苏联,人们没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没有言论与出版自由,电话是被监听的,信件被抽查之后才可能被送达。身边的人突然接受安全部门的调查,以至失踪、失联,都是经常发生的。苏联实际是一个警察国家。当然还不止警察。因为社会关系紧张,告密者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除了斯大林以外的其他所有政治局委员(布尔什维克没有设置常委)都可以掉脑袋,这个国家能保障谁的安全?

按照列宁的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为高级的社会阶段,人们理应在享受更为高级与充分的自由。但是,事实上,在苏联,上至斯大林以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的老百姓,无不生活在恐怖与恐惧之中,每个人都是在绷紧着神经过日子的。为什么是这样?

黑格尔一直对法国大革命所张扬的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旗帜予以充分的肯定,即使晚年转向保守,也没有改变这一立场。但是,黑格尔把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民主制共和国这一重要成果,看作是他的神秘的绝对精神的外化。马克思对黑格尔实行变革,是通过市民社会的经济状况诠释“政治革命”、“政治解放”和“政治国家”的,指出人权保障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么,斯大林的没有人权的制度是在怎样的经济基础之上?当然是公有制。列宁就是用生产资料全社会的公有来论证可以保障大多数人民的权利。从逻辑上来说,这个道理是对的。从马克思到列宁所处的时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家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保障资本家的权利。广大工农劳动阶级基本上没有财产,其生活当然是没有保障的。所以,从马克思到列宁,批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局限性是正确的,与资本家们比较,广大人民还是谈不上充分享受人权的。从这里出发,再进一步推断建立全社会的财产所有制以后,就可以保障人民的权利了,也该是没有多大瑕疵的学说体系。

但是,社会所有制也还可以推论出另外的逻辑结论,即它是以整体人民为基础的,整体性是这一制度的基本点,任何个人都不具有占有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任何单个的人都不是社会财产的所有者。所以,全体人民所占有的经济制度又是排斥单个人以单个方式实现所有权的,作为整体人民中的任何一个人仅仅作为具有共性而没有其他特别的个性权利的人(我指的是除了像斯大林那样的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是不能、事实上也无法行使所有权的。所以,列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事实上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从整体上来说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从而具有最大化的民主和自由,但是作为每一个单个的人来说又都不具有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经济条件,从而又都不是自由的、没有人权的。这是为什么斯大林时代不仅一般人的民主权利没有保障,就连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竟然也没有人权保障的原因。所以,说到底,列宁的经济制度不是把工农劳动阶级上升到资本家的水平,而是通过没收资本家的方式把资本家降低到工农劳动阶级的水平上,来实现人的平等。实践表明,这还是一个没有民主与人权保障的时代。

我们再从政治制度上来分析。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未来国家形式:

 

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

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

一切官员应由选举产生,并且随时可以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列宁之所以坚持要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是因为工人苏维埃符合马克思所高度评价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以及十月革命前后的一些演说和文章中,反复提炼并论证了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工农代表苏维埃是集立法与行政为一体的政治形式,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二,工农代表苏维埃属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一种临时状态。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较为明确地指出,这个阶段大约是20年或者30年。走过这个短暂的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者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三,在这个过渡阶段里,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无产阶级在将资本家的财产收归全社会所有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资本家的反抗。第四,当社会不再有私有财产了,没有财产差别了,产生阶级的经济条件不存在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国家以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类政治制度也就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第五,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没有警察和军队的政治制度,镇压资本家的反抗都是通过武装的工人农民实现的。第六,不再有官吏,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官员都由工人、农民直接选举产生,并且随时可以撤换。工人直接管理工厂,农民直接管理自己的合作社。

但是,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政权并不是这样。首先,这是一个有警察、军队和官吏的国家。其次,虽然苏维埃的名字还继续保留着,但已经不是工人农民随时可以选举产生的代表。第三,在所谓苏维埃的上头,还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即苏联共产党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及立法与行政于一身,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第四,列宁所建立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党成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终身制的官吏,把持着国家机关的几乎所有的权利岗位,有如18世纪英国根据宗教考察法只有国教徒才可担任重要职务,荷兰只有归正会的教徒在共和国任职,法兰克福只有路德派教徒才可以在市镇议会中占有一席之位。严格的意识形态表明,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还没有走到黑格尔所说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让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政治解放”的阶段,所以,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也没有达到黑格尔所说的“政治国家”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阶段,人民也就不可能享有西方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普遍所享有的民主和人权。

限于文章的主题,我没有具体叙述经过十月革命,一切政权的确都归了具有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苏维埃以后,俄国的国家政权如何演变为布尔什维克一党垄断与私有的国家了。但是,不少的文章就是凭借这一段历史才武断地把列宁当作“暴君”,把没有人权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也简单归结到列宁的头上。在这个时期,列宁的确相当果断地对待反对派,坚决主张实行“红色恐怖”,向喀琅施塔得事件中所做的那样,用极端的行为对待稍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我觉得,那其实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做他所做的事情。而且,是本能地在做他的事情。列宁虽然思想意识上超前地要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再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因为俄国经济文化的相当落后,他实际上自觉不自觉的在完成历史赋予他的那一代人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就是继续沿着历史给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向资本主义转变。列宁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党的领袖,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实际却是行走在资本主义的崎岖的羊肠小道上,以资产阶级一个小派别的身份从事政治斗争。所以,当他一旦拥有了国家最高权力以后,出于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本能以极端的手段捍卫手中的权利。作为一个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熏陶的民族,不具有民主意识,虽然也将自己的政权称之为“共和国”,但那完全是要在自己的掌控和垄断的前提下的“民主共和”。如同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一样,列宁的红色恐怖是出于本能。

行文至此,我觉得还有必要就列宁与斯大林关系,以及斯大林的品质讲几句话。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和苏联没有成为列宁当初的政治设计的那种国家制度。因为俄国和苏联的国家制度的实际的完成者是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肃反等等大量违反人权的,甚至是极端野蛮的政府行为,占据主流的研究都附和社会的没有经过严密论证的流行说法,将大历史的发展完全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问题,个别的研究则是夸大列宁与斯大林的政治分歧。

首先从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来说,无疑是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共产党高层中,斯大林是列宁最为赏识的领导人和助手,在一定程度来说也可以说是接班人。从原则上来说,俄国党效仿第二国际中欧洲国家工人党的组织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十月革命前到列宁逝世,该组织没有常委,5为政治局委员轮流担任会议主席。按照排名次序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党员,在政治局委员因病或者其他事故不能出席会议的时候递补参加政治局会议,具有与政治局委员相同的发言权和表决权。斯大林是在十月革命前夕的19176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由列宁极力推荐合作工作担任政治局委员的。自后的历届中央委员会中,斯大林不仅一直担任政治局委员,而且在1922年的第十一次中央委员会议的选举中,按照列宁的意见担任了新设置的总书记职务。因为在此之前,列宁的身体已大不如常,所以有理由认为列宁主张设立一个总书记职务是为了在他的领导下完成日常的党和国家的具体事务。必须指出的是,十月革命以后一直维持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这一个政治局领导班子,应该说,这表明他基本满意这个领导集体。而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无疑列宁与斯大林是相对亲近的,一个证据是列宁聘任斯大林的夫人担任他的秘书,另一个据莫洛托夫说,列宁经常到斯大林的家里去说事。

至于列宁晚年对斯大林的不满,也都是事实。要知道,列宁是原则性很强的革命家,对任何人的批评都从不讲情面。比较而言,列宁与其他的几位之间的分歧和斗争,甚至于极为严厉的批评,则要多得多。另外,必须进一步分析列宁晚年特别是从1922年年中病休以后算起的最后一年多的表现,一个可能是,当他养病期间有机会与政府产生一定距离观察与思考,似乎比较模糊地意识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实际上并不是原来想建立的可以代表工农大众的无产阶级专政。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类似列宁所建立的党组织的一个具有共同性的弊端,即领袖人物处于二线的时候必然产生与一线工作的领袖之间的芥蒂。晚年处于病休状态的列宁与斯大林,1958年至1966年的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80年代的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莫不是如此。中共的史学家基本上不认为刘少奇存在重大问题违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至少胡耀邦也没有重大问题的失误。所以,晚年列宁对斯大林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这样的性质,未必是那时候的斯大林违背了列宁主义。

斯大林时期的问题是制度而不是个人的品质。列宁选择斯大林的时候,两个人亲密交往已经有10多年了。20年代初期,由列宁的领导,斯大林是坚定支持列宁的政治局委员。2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在政治局里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制约,他的所作所为必须是也必定是符合列宁主义的。30年代肃反问题(请注意我不是说肃反扩大化,而是“肃反”本身就是问题),一方面是上面所引述的亚里士多德“给人赋予权威就等于引进一个野兽”,是党内反对派被清除以后,斯大林再也没有了制约他的人,拥有了绝对的权威。另一方面,“肃反”本身就是这个落后国家的所谓“现代政党”必然会产生的悲剧。大约同期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肃反问题就是证明。那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拥有最高的地位,也与毛泽东无关。事实上,中国的肃反“扩大化”分别在各个苏区各自进行的,大批的革命同志都被当作“托派”或者反革命处以极刑。被判处托派或者反革命几乎不需要什么原因,也不需要证据或证明,有人怀疑就可以了。处理的程序也很简单,有一个几人小组处理这一类问题,其他的人都不得干预。为了节约子弹,被处死刑的人或者用石头砸死,或者被“行刑队”用绳子勒死。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在网上点击阅读当年戴季英在苏区和在陕甘红军里面如何搞肃反,如何“扩大化”。虽然戴季英只是共产党内一个具有局部性的例子,但完全可以说明所谓肃反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代里,无论中国还是斯大林的苏联,不少的人都狂热地参加革命。但是到了革命队伍里,不是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下,而是莫名其妙地被自己阵营的统治所杀害。枪杀自己同志的革命者往往都有着高尚的革命情操,他们也不是滥杀无辜。他也是在贯彻党的有关基本精神,为了纯洁革命队伍,以免革命受到来自内部奸细的伤害。另外,我一直将“扩大化”用引号来表达,是因为根本就不是扩大化的问题,无论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或者朝鲜共产党,此类的整饬何时中断过?戴季英的苏区肃反以后,延安整风不用肃反的名称了,但康生所领导的“抢救运动”,其实还不是肃反?解放后历次运动中整饬和肃反不算,由公安部门主持的公开和不公开的肃反,几乎就没有停止过。1955年,分管公安工作的潘汉年就是在内部肃反中被逮捕入狱的。所以,“扩大化”这个词语似乎表明整饬是必要的,仅仅是扩大化了。比如1957年的“反右”,用了一个“扩大化”,至今人们以为那个运动是合理的。其实就不是扩大化,而是根本就不应该有类似的整饬自己同志的政治运动。大将王树声当年在西路军兵败后返回延安的路上枪杀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也不是肃反问题。斯大林整死了不少的人,中国建国后不断的政治运动伤害多少人?所以,这不该是斯大林的品质可以解释的,必须从党组织的阶级基础及其基本的性质才可以从本质上予以说明。

与主流的认识不同的是,我倒是基本肯定斯大林的。首先,应该认为斯大林是执行列宁主义路线的。列宁指责斯大林仅只是1922年年底开始的一段时间,在此之前的斯大林在列宁的领导下工作的,当然是符合列宁主义的。列宁以后,斯大林先后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如果明显执行非列宁主义路线,全党就不会跟他走。30年代到40年代,斯大林在反法西战争中打了胜仗。正如他所说的,胜利者不接受审判。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突然发动的强大而猛烈的打击,接受了严峻的考验。作为正义的一方,应该得到基本的肯定。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对于揭露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苏联共产党都没有从根本制度上反省列宁所要建立的通过苏维埃走向社会主义向和斯大林按照实际将无产阶级专政永久化所形成的国家之间有什么关系,以及苏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即它究竟是资产阶级专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一概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赫鲁晓夫的报告后,毛泽东和中国党对斯大林也有些窃窃私语。不过,照样都没有反省和批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只是感同身受地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认为斯大林身上有着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作风,中国党受到了压制。说到底,还是毛泽东从个人恩怨出发揭露出与斯大林交往中的感受,不少都属于他的性格所决定了的过度反映。我们且先不评论列宁的国家主义是否真实与正确。但它无疑是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国际性,是全世界范围的大革命这一命题出发的。斯大林基本上是忠实于这一原理的。在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期间,斯大林提供了大量物资和精神的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给予的帮助更是无私的。毛泽东与斯大林发生的一些不愉快,比如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希望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因为在此之前苏联与国民党执政的中国政府曾签署有类似的条约,斯大林显然在是否需要有重新签订新的和平条约有所犹豫。还有,因为未能达到毛泽东的要求一直在莫斯科滞留了太长的时间,西方猜测斯大林扣留了毛泽东。苏方曾建议中苏两国政府相互配合反驳这一谣言,毛泽东却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胡乔木个人的名义发表文章予以反驳,斯大林表达了不满。在前一个问题上,毛泽东显然过多地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产生了不满,当时就发牢骚自己在莫斯科整天没事干,就是吃饭、拉屎。后一个问题上,显然是建国不久毛泽东还不熟悉外交活动的规则还不太会运用适当方式向国际社会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意愿,而苏方认为通过外交部发表声明可能效果更好些。至于批评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有一定的道理。国际关系是以各个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实力为基础的。尽管斯大林从列宁的国际主义出发,认为帮助其他国家的兄弟党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但是,作为苏联的国家领导人,苏联自己的国家利益自觉不自觉地还都是他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党也曾经信奉过这一原理。经过将近100年的历史发展,现在再来看国际关系,除了赤裸裸的国家利益以外,哪里还有国际主义?谁还再提列宁的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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