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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排斥人权(五)   

2016-03-29 00:21: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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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排斥人权(五)

梁中堂
把他仔细地看一下吧!那是列宁。瞧瞧那执拗的、倔强的头。一个略带亚洲人轮廓的真正
俄罗斯农民的头。这种头竟想把墙撞倒。也许他会在墙上把脑袋撞碎。但他绝不会屈服。
                               ——罗莎·卢森堡在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世界代表会议上给克拉拉·蔡特金指认列宁      

7.列宁和列宁主义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和人权,早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从很早的时期开始,西方社会一直对此加以批评与鞭笞。如同一般常人头上长有疤瘌一样,总有点犯忌讳。所以,1948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的时候,苏联代表团率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投了弃权票。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以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则跟着赫鲁晓夫把苏联的这一类问题都归结到斯大林个人的头上,说它是背离了列宁和列宁的路线,从而视之为不符合列宁主义的。这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恰好相反。早在列宁时代担任过列宁时期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第一书记的莫洛托夫在晚年曾经说过:“对列宁主义,谁也没有斯大林精通。”“列宁之后,斯大林是最强有力的政治家。列宁认为他是最可靠的人,可以指望的人。”[1]正是由于斯大林坚定地领会并贯彻、执行了列宁主义路线,才有了历史中的苏联社会主义。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避讳斯大林与列宁、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所以对苏联的问题总是不甚了了的。为此。我们必须从列宁与列宁主义说起。

许多人以为违犯人权的问题是在斯大林执政以后,其实从十月革命后的“红色恐怖”就开始了。由于政权的更迭,早在战争以来就存在的粮食和生活消费品的市场投机等问题就更严重了。苏维埃派出了人数众多的工作队和武装部队,到农村征集“余粮”。征集余粮的工作队绝大多数都是采取暴力实现的。至于城市的恐怖,则是从革命之初就开始的。因为粮食的短缺,彼得格勒每人每天仅可以得到四分之一磅即2两多的面包配给证。所以,列宁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的会议上发言,要求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组成几千个检查队,对车站、仓库和私人住宅进行搜查,“必须吸收那些不愿去搜查的人,每个人都的去,否则就收回面包配给证”。“对于当场捕获的和证据确凿的投机倒把分子,检查队可以就地枪决。凡查明有营私舞弊行为的检查队员,也将受到同样的制裁。”“对盗窃者也必须采取同样坚决的行动——就地枪决。”(列宁:《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和粮食机关代表联席会议文献》,《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0-312页)有一本列宁的传记中写道,为了打击囤积食品、抬高市价的行为,一位巡视市场的官员带着近卫军检查到一个出卖猪肉的店铺,问通常挂着整扇猪肉的吊钩上为何都空着?店主仅显出无可奈何的表情,检查的官员对身后的士兵做了个命令的动作,一群士兵上来用吊钩将店主吊在了肉架子上。从此,市场上的肉店都有了肉卖了。

191712月,全俄肃反委员会闯入自由经济学会所,逮捕了一些主张召开立宪会议的自由派人士。1218日,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捷尔任斯基的报告,决定对以上人员拘留审查。夜间,司法人民委员、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施坦因贝格与人民产业部委员兼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卡列林介入调查并释放了被拘留审查的人。列宁特意起草并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司法人民委员伊·扎·施坦因贝格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弗·亚·卡列林错误行动的决定》,批评两人“无论从手续还是从事情的实质看都是非法的”。[2]显然,列宁并不认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在此之前仅以主张召开立宪会议就可以随意搜查和逮捕公民是错误的而是合法的。人们都知道肃反委员会即政治警察契卡在苏联可以随意闯入国家机关和居民家庭搜捕、关押国民,事实上具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别的,也可以说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就是从列宁时代开始的。

19189月,有人向列宁报告,他所参加的“非常三人小组”曾经把沙皇时代曾任总理大臣的维特伯爵的弟弟和沃洛宁股份公司的经理逮捕并送交全俄肃反委员会处理,其罪名是被人控告它们保存了罐头、金币、有价证券和其他的东西。工人们在处理这两个人的时候,用了私行和暴力。列宁听了以后,“特别高兴”。列宁还表示,在革命的进程中,这样的事情虽然是不容许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3]

上面反复提及的喀琅施塔得事件,其实仅只是要塞的水兵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立场与观念不同,主张召开立宪会议,并且完全是根据十月革命前列宁向人们承诺的办法选举出喀琅施塔得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列宁却将其指认为西方国家间谍插手的、由白军将军诱导的反革命暴动。当调集的军队完成对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包围,并且以恐怖手段威逼士兵进攻要塞的准备工作就绪以后,1921315日,列宁对美国《纽约先驱报》发表谈话,定性喀琅施塔得水兵事件为“暴动”以后,16日凌晨,在对要塞实行猛烈火力炮击以后,开始实施强力进攻。要塞守军几乎没有抵抗,就放弃了阵地。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意义在于,布尔什维克不允许有不同政见的组织或机构出现,更不必说不同政见者如果有意国家政权了。

且无需叙述列宁的革命过程,也无需要较大篇幅论证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何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和人权,人们通过赫鲁晓夫已经知道了这个国家连自己的开国元勋和革命功臣的生命都没有保障。所以,我们现在仅只是对照列宁说的“没有警察、军队和官吏”这几个主要的条件,就知道不是斯大林而是列宁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这一绝然不同于革命前曾经承诺的国家制度的基础。

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红色政权除了所谓武装的人民所组织的纠察队之类的组织以外,还成立了分别隶属于不同政府部门的如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海军侦查委员会、打击酗酒肇事委员会机构,负责不同方面的情治和社会治安。126日,列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同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做斗争的问题。127日,列宁签署法令在人民委员会设立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即全俄肃反委员会,也即令人听闻变色的“契卡”,这是根据俄文单词缩写发音的称呼,也是后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格别乌”、国家安全总局即“克格勃”。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要实行没有商品货币、没有劳动报酬的共产主义,要求居民将其财产和有价证券等财产都交给政府。读者从这个机关的名称上就可以知道,居民都必须参加义务劳动,无论机关、工厂或者社区的居民,如有旷工或者怠工,都属肃反委员会惩戒与惩治之列。在列宁执政的那几年,类似于肃反委员会的机关有很多,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还有所谓的全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即工农检察院,因为产业工人的缺乏,列宁特别要求由一些妇女特别是没有文化的妇女承担这项工作,随时检查国家机关的劳动纪律。我们没有查找到列宁具体赋予肃反委员会的工作特权,但列宁文稿里有他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赋予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进行搜查、查抄和逮捕的权力,无须事先与任何机关联系”。[4]肃反委员会的警察也是不受任何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平民,随时可以闯入民宅或者机关实施搜查、逮捕和拘禁。赫鲁晓夫报告中所提斯大林问题,那些冤假错案,大多都是这个机关的所作所为。契卡只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警察,除此以外,一般平民还要接受常规意义上的警察的监督。

关于军队。十月革命后几个月,191815日,列宁就在致士兵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出,苏维埃必须建立红军。102日,列宁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的信中说:“我们原来决定到春天建立起一支100万人的军队,现在我们需要一支300万人的军队。我们能够有这样一支军队。我们一定会有这样一支军队。[5]列宁把最后一句话还特别用着重号标识出来。我们知道,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关于官吏。这是国家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列宁相信工人参加国家管理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十月革命以后,尽管列宁曾经多次强调要推举工人来管理国家,但他承认在这方面还是“过于缩手缩脚”。布尔什维克基本上垄断了国家政权,列宁所要求的职业革命家几乎全部担任了各级政府的领导,管理国家事务。除此以外,苏维埃政权不仅把沙俄政府的各个机关接收下来,而且要求原沙俄政府的职员必须勤勤恳恳、恪守职责。否则,将受到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的严惩。事实上,苏维埃政府是接受了沙皇俄国的政府机构,然后委派了自己的党员去担任首脑。由于俄国产业工人数量本来就有限,革命期间除了极个别的工人上升为布尔什维克高层以外,有文化和斗争经验的大批工人被选派和充实到军队和地方政权机关。另外,革命后生产的恢复,工厂的生产也与不断抽调工人发生冲突。在产业工人困乏的情况下,列宁甚至提出抽取工人、农民“全体劳动群众”,“特别是妇女”甚至“不识字的、水平极低的工农”参加工农检察院的工作。[6]工农检察院的职能主要是检查国家机关的劳动纪律,另外也是企图用类似于“掺沙子”的方法“改善和改造”国家机关。几年后,列宁发现“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7]列宁晚年已经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党所面临的庞大的政府肌体,常常在一些问题上的无能为力,以至于意识到他并没有改变国家问题的本质,所以不无感触地说:“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就机关”,“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8]

按照列宁在革命前所写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所说,工人直接管理自己的工厂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过程的主要方式。但是,十月革命以后,按照列宁的说法,“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混乱的、散漫、肮脏、捣乱、懒惰的典型”。让工人管理生产,让技术人员在工人的监督下劳动,当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所以,苏联社会主义所采取的企业管理基本方式是“厂长负责制”。这与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或者董事会聘请CEO管理企业的模式,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总之,十月革命前列宁在《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在一系列的讲演中所描绘的革命蓝图与列宁直接领导下所得到的国家政治制度,有了明显的差别。不,甚至是截然相反。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倒不以为这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资产阶级政客惯用的出尔反尔伎俩。不是这样。列宁是一个诚实的人。另外,列宁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特别在这里要强调是,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列宁并不是像布哈林那样具有书生气,甚至有点书呆子。譬如关于对国家的认识。大约半年前即十月革命前一个多月,列宁在临时政府通缉后转入地下时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中,还说国家是剥削阶级的工具,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即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列宁还特别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它仅只是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经过短时期的过渡,即将进入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一个阶梯。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因为还保留有按劳分配这一类的资产阶级法权,暂时还必须有国家,但它已经不具有镇压这一类的政治职能,所以仅只是走向消亡过程中的或者是处于消亡状态的国家。

但是,革命后4个多月,距离列宁自己以上所写的那些话才过去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在布尔什维克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纲的时候,负责起草党纲的布哈林要求党纲上增加描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说明现时的苏联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是正在走向消亡的国家。应该说,这本来都是列宁的观点。列宁却直截了当地拒绝并批评了布哈林。列宁说:“我们目前是绝对主张要有国家的”,“因为还没有可以用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材料。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还没有烧好”。[9]所以,列宁拒绝在党纲上承诺国家消亡一类的话。这能否说列宁有如一般资产阶级政客“说归说,做归做”,“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我阅读列宁以及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认为不是这样。十月革命后,列宁走到了国家政治权力的顶端,并且实际控制了俄国的政权和政治舆论。他是站在国家权力的顶峰与枢纽的位置上,不是从本本出发,而是凭借着政治家的感觉应对国家事务,是政治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后面推动着列宁做出一些本能的反应,包括不惜实行“红色恐怖”政策,采用残忍的手段对待反对派,逐渐稳固了自己的政权。这是资本主义大时代里的一个客观规律,即由于国家这一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暴力机关的特殊功能,社会各个集团都对它保持有强烈的占有欲,并且占有以后还必然地进一步产生更强烈的垄断欲望。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社会领域里的自然规律,所不同的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里社会各阶级对统治者的限制与制约,以及作为政治领域中的各个利益集团的领军人物,是否有能力审时度势,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的政治角逐中捕捉住所提供给他的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并将其推向前进,以使自己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我强调列宁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就在于尽管在革命前他虔诚地相信马克思,所以会用那么大的精力来研究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准备实践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但是,当他走到国家权力的顶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反而不是从本本出发,要客观世界去适应本本,要制造出一个头脑中的客观世界。当他走到国家政治的核心的时候,他相当自觉地完成了思想家向政治家的转换,并且凭借着思想本能适应客观需要创造客观世界。我以为在列宁的学生中,斯大林才是最深刻地理解列宁主义的精髓,他在伴随列宁的革命实践过程中读懂了列宁。斯大林在关于《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说中,以下面的话作为总结,他说:“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10]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列宁从马克思那里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作为一伟大的政治家,列宁凭借其政治嗅觉与本能建立了一个与西方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类型的政治形态,无意间也创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派别和体系。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列宁主义了。

什么是列宁主义?有千百种说法。但是,我以为最为精当的定义还是斯大林的。列宁于1924121日去世,斯大林于4月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做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提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1]当然,至少列宁健康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列宁主义这个词语。否则,也许列宁自己会回应这个词语的定义的。我所见到的材料,最早的列宁主义的提法,是布哈林在1923年4月24日俄共(布)第十二次大会上的发言。(刘彦章等《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但是,他没有定义。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列宁已经严重昏迷,自后再也没有语言与写作的能力。(郑异凡也有这一方面的考据,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正面的“列宁主义”的提法,可能在1923年的3月,那也是列宁重度昏迷以后。见郑异凡:《“列宁主义”一词探源》,《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1页)所以,我们不知道列宁是否知道列宁主义这个词语。假使列宁愿意接受这个词语,假使让他对这个词语下一个定义,我觉得他也会像斯大林这样来表述。分析这个句子,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规定了列宁主义有关类的属性。“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一句有关时代问题的完整词语,回答了列宁主义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所存在的时空形式,这是列宁主义的内涵。“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分别是由列宁和马克思赋予其特定的含义的,这是理解列宁主义的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两个关键词语。

所以,为了深刻了解列宁与列宁主义,我们必须在这里插入一大段有关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介绍和评论。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产生于青年时期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熏陶,以及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传承。我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1843年秋天产生的《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在这一年的夏天集中时间对北美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文献所做的大量阅读与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在该书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有关国家和历史发展的观点都作了批判与传承,特别是用经济因素解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人权当作资产阶级财产私有制的反映,标志着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的产生与形成。由于是标志马克思学说的最初的文章,虽然其中难免还带有黑格尔的痕迹。但是,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将黑格尔评价资产阶级从封建制度和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建立起民主制度的“政治解放”,仅只是人类获得的第一次解放,只有当人们摆脱了私有制这一羁绊以后所获得的第二次解放,才是人类最终的、彻底的解放。马克思关于两次政治解放的认识,是深刻的。因为它不是科学证明,而只是凭借逻辑推导,或者纯粹是科学家的体悟,所以只可说是天才的发现或感悟,总之马克思所认识到的财产的私人占有对人的压迫和异化,体现了德国哲人的敏锐的思维和德国哲学对法国大革命本质的深刻理解。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学说是从其对资产阶级各种理论流派的批判中阐述形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相当值得称赞的学风,就是不制造体系。但是,马克思在获得上述认识后才几个月,就发现了可以完成人类第二次解放的历史承担者即无产阶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把无产阶级当作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形成起来的”、“人工制造的贫民”。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原则的东西……[12]

过去的人们总是从正面来解释,说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发现了无产阶级。马克思怎样就在《论犹太人问题》后不久,就适应需要发现了完成人类第二次解放的阶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个时期做了大量的批判工作,批评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批判蒲鲁东,等等,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人为地构造一种学说,构造一种运动。但是,马克思在这里也不由自主地在构造。因为他说: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3]

引文中所说的“哲学”,当然是指马克思自己的学说。马克思的学说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就是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的关系。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里,英法等国家的产业革命刚刚发生,即使在这些所谓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还处在发展的较低阶段里,不仅贫富的差距相当突出,而且贫穷的阶级和阶层也占社会的绝大多数。另外,以人权为核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发生,已经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和不民主的现象仍然很普遍,以英法为核心地带的西欧以东的绝大多数国家还都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所以,英国发生了以工人为主要求普选权为内容的宪章运动,美国、法国发生的工人建立工会争取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的劳工运动,以及欧洲其他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特别是马克思把工业产业当作资本主义普遍的和典型的生产方式,把与工业资本家对立的工人即无产阶级当作完成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认为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革命,所以,现在该轮着与它对立的无产阶级来完成自己的革命,实现对全人类的解放。总之,在马克思的时代里,革命与改革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有所发展的国家中的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所以,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接连写出《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等鼓动革命的文章,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世界范围或者至少是在几个发达国家同时爆发。所以,他们说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4] 

在马克思的时代,各种知识分子都在创造体系向社会提供改造甚至是拯救社会的良方。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在批判这一类学说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也还是看到了他所批判的东西。

首先,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个人口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贫穷的无产阶级前提和基础上的,但是,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假设前提和基础都已经不存在了。一方面,在作为资本主义代表的发达国家里,甚至于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都表明,产业工人在全社会所占据的比例不断在减少。另一方面,有产业和资本的人口在全社会所占比例越来越增加和增长,在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拥有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而所谓的无产阶级特别是产业无产阶级几乎不存在至少是越来越弱势了。所以,马克思提出一个完成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这一个特别重要与实在的问题无可避免地具有虚拟性,或者是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特别重要的是,虽然发达国家也存在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有一些矛盾甚至还很严重、问题也很突出,有的时候表现得还很激烈、很危急。但是,至少在最近这150年里这些国家都没有爆发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爆发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革命,而且资本主义世界还保持着极大的发展活力。

其次,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完成他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过程中,提出资本主义是一个大时代,资本主义为更高阶段创造条件。在马克思的许多经济手稿中,他都将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次序表述为“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5]按照这个次序扩展,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和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将是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这一理论认识是与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相对立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资本主义才经历了100年,就开始进入了无产阶级推翻它的历史时代,显然不符合逻辑。

再其次,用唯物历史观来分析人类分裂为阶级以来的历史,阶级斗争无疑是推动人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以往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却都不是通过自身的斗争获得解放的。奴隶阶级的解放是从奴隶制社会里生长出一种更富有生产活力的生产方式,通过封建主替代奴隶主从而结束奴隶制的。农民阶级从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制度下获得的解放,也不是通过农民革命实现的。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即使个别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偶尔得以成功,那也是“打倒皇帝做皇帝”,终究改变不了封建地主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农民的解放最终是通过在封建制生产方式内逐渐产生并终于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制,资本家取代封建主,作为自然经济的个体小农破产,从而使得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分别被新的资本家和工人所替代来实现的。

另外,至少从现在的资本主义发展来看,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和财产的社会化即人类最终摆脱财产的限制而获得解放的问题,也不应该是通过暴力革命剥夺资本家,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有一种向社会化发展的自然机制,特别是民主制度对分配的干预,以及强制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人们的资产和资本大都采取股份、股票和有价证券的形式存在的。特别是金融与保险业进入生产和服务行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实际所有者,已经完全改变了马克思时代的以个体资本占有形式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所以,不仅马克思以来的100多年来发达的资本主义没有爆发革命,而且预见未来,至少在看得见的时期内这些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存在爆发革命的可能性。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后来虽未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现实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批判与研究以后,他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资本主义在为更高级的社会创造条件。所以,马克思已经不是像年轻时代那么激烈地鼓吹革命了。可以证明我的这一判断的证据,一是马克思从50年代以后,就不再直接从事与暴力革命相关的活动了。60年代,马克思即使参加了像第一国际那样的党团组织,也仅只是担任“通讯书记”即类似于现在文书一类的角色。第二个例子,是马克思对待德国工人党的态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生于德国,一生都与其祖国有着割不断的关系。但是,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与德国工人党的联系中可以发现,他们只是批评德国工人党领袖在普鲁士王朝的专制制度下根本不敢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而不是鼓吹和鼓动工人党举行暴力革命。

第三个例子,马克思已经明确地引进工人阶级通过非暴力或者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观点。1871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700页)1872年,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关于海牙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79页)

第四个例子是,恩格斯晚年的一些论述也明显不同于早年的革命理论。相对于马克思去世比较早,恩格斯就比马克思在这方面有条件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多思索了12年,从而就有了一些不同于早年的认识。在最近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一个观点,即“恩格斯反对马克思”。我不同意这个命题。一个理由是,因为所讨论问题的重要性,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所发表的学术专著中所阐述的思想,不排除两个人曾经反复讨论过。另一个理由是,唯物历史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订的。所以,恩格斯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的现实所提出新观点,不排除即使马克思在世也会有相同的认识。

首先让我们来看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不久的论述。我们知道,马克思是1883314日去世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在第二年的上半年完成的。正如恩格斯在序言中所声明的那样,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所以,我认为书中的不少观点,都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个人的看法。

关于国家的经济基础问题。恩格斯说: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这里,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这也表现在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的选举资格上面。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西。相反地,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16] 

请读者注意恩格斯的最后两句话,它表明恩格斯已经在相当深入研究了现代民主共和国类型的国家制度,并认为它已经开始脱离过去完全建立在个人私人财产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在过去的国家制度下,一个人的财产决定其社会权利和义务,特别是一般的公民权都是与其财产相联系的。现在,财产的多少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欧美国家中一般平民的票数往往对于执政者的政策取向至关重要。所以,恩格斯说: 

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17] 

这说明,恩格斯认为民主共和国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1891年,恩格斯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讨论德国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时候,就资本的经济形式的变化,他说: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18] 

引文中的着重号说明,恩格斯不仅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而且都已经研究认为这种变化不仅影响着资本主义私有性质而且还改变了生产的无计划特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恩格斯说:

如果说有什么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19] 

这已经明白无误地说工人阶级不需要暴力革命就有可能获得政权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注意,恩格斯已经不是说无产阶级)以及人民应该采取的政治纲领,恩格斯还有更为直白的表达。他说: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就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面前是软弱无力的。[20]

1895年,恩格斯在其生命最后时期所写的重要文章《马克思“1848年至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3页)中,以更为明确的观点对待非暴力问题。他说:

……由于这项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就是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齐国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当然,恩格斯并没有声明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是人民还没有直接掌握国家政权,即如马克思肯定的巴黎公社和列宁肯定的工人苏维埃所提供的人民直接选举并随时可以替换的代表管理国家,特别是在他们所关注的德国还处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政府有无上的权力”,人民没有一点自由可言的情况下,就一定不会自行宣布放弃武装夺取政权的权利。但是,十分明确的一点是,恩格斯已经不认为,无产阶级一定要通过暴力革命和用武装夺取政权。相反,他认为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争取民主共和国这样的政治制度,也能实现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统治。毫无疑问,恩格斯已经讲出“旧社会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这样的话了,恩格斯还会像40年代那样认识自己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吗?

不过,可能让马克思想象不到的是,他的以西欧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所撰写的一系列著作,总是在西欧受到冷遇而在他的家乡德国和青年时期极为憎恨的俄国才收到较大的反响。

俄国与德国具有相当深的历史渊源。俄国欧洲部分的不少民族就是从德国和东欧迁移过来的。根据斯大林女儿的回忆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南高加索地区还存在有一些德裔聚集的村落。我们这篇文章的两位主要传主的家庭与家族碰巧都具有德裔血统的事实,一定程度反映出两个民族的关系。列宁的母亲有德国血统。斯大林第二个夫人也具有德国血统。19世纪以前,德国比西欧落后些,但比东欧国家先进多了。俄国与德国一直发生战争,但是,至少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前半期,俄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自发地崇尚德国。这是国际关系中很奇怪的现象,但却不是仅此一家或者绝无仅有。晚清时代里,日本与中国屡次战争,但晚清政府官派日本留学的名额最多,民间自费留学日本的人数也最多。在帝俄时代,波兰芬兰等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国家都被俄国占领,德国与俄国直接接壤,和平时期,两国政府和民间的交往很频繁。所以,俄国民间稍有条件的家庭,都让孩子学习德语。斯大林的女儿出生于1926年,斯大林夫人给孩子们请的家庭教师教德语,一直持续到40年代战争开始。由于这样的先天条件,俄国虽然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也很不发达,但知识阶层对西方已经很向往,阅读和宣传西方社会学知识,其中德国文化是一个重点。

另一方面,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特别是克里米亚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沙皇俄国。1861年由沙皇主导的解放奴隶的改革,都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贵族和农民都破产了。所以,早在187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预见到了俄国将发生大革命。[21]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在19世纪末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制造了大批的流亡的知识分子。流亡欧洲的俄国知识分子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并极力把马克思的文章和著作翻译成俄文,在国内的反对沙皇的秘密组织中广为宣传。所以,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刚一出版,俄国的杂志或者报刊上就有了评介,甚至出现了俄文版。譬如,1883年,日内瓦出版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884年,又出版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俄译本书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22]1859年冬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刚出版不久,莫斯科大学教授伊·巴布斯特就针对此书举办了一次讲座,激起俄国知识界对此书的极大兴趣。所以,马克思《资本论》就成了俄国人翘首以盼的书籍。难怪1867年《资本论》出版后,俄文版成了该书第一个外文版本。马克在世的时候,马克思在俄国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以至马克思逝世的消息传到俄国,连彼得堡工艺学院和高等女校的学生都向马克思墓敬献了花圈。[23]

列宁所接受和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883年,流亡欧洲的普列汉诺夫等俄国知识分子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普列汉诺夫运用马克思的学说与当时具有很大影响的民粹派论战,先后出版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等著作,为在俄国宣传和启蒙马克思主义起到很大的作用,曾得到恩格斯的赞赏以至曾表达“友好的问候”(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72。民粹派主张从俄国的农业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则认为,俄国已经走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可以到达社会主义。另外,普列汉诺夫还认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到达社会主义。

列宁就是沿着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前进的。列宁出生于1870年,青年时代接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通过普列汉诺夫站到马克思主义一边。1900年,列宁在与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火星报》使得他在党内外获得较高声望。列宁持有更为激进的思想观点。按照发展起来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分歧要点,一是有关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面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应该依靠资产阶级并且由资产阶级领导。列宁认为他们没有看到农民的力量,因为农民在俄国的特别重要的作用,无产阶级可以依靠并且领导农民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农民的单独组织,以便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和城市工人联合起来。”[24]“无产阶级农民”,这是列宁主义极为重要的一个思想。

二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一般来说,普列汉诺夫并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们也不认为这将是俄国革命中极为迫切的问题。所以,1902年普列汉诺夫所提供讨论的第二个党的纲领草案会将第一个草案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段落“漏掉了”。列宁则特别指出这一问题的意义:

顺便指出,在草案中,把初稿中原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字样漏掉了。即使这是由于疏忽而偶然发生的,但是,有一点毕竟还是不能怀疑的,这就是“专政”这个概念同肯定地承认他人支持无产阶级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的确肯定地知道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一定支持无产阶级,那就根本用不着谈论“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如此压倒的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要了(正像“批评家”想要别人相信的一样)。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的阶级这一原理最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25]

由于列宁的坚持,特别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会上经过激烈争论,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派坚决不同意以阿基莫夫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学习西欧政党不用把无产阶级专政列为党纲,才使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无产阶级专政写进党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是列宁所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条基本原则。

三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路线。在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党纲党章时,受欧洲国家工人政党的影响,俄国流亡者所设想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主要是以思想上的认同一致,组织上则比较自由松散。列宁则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当是一个坚如磐石的、战斗的、组织严密和有纪律的革命党。它主要由这样一批职业革命家所组成,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支部,在党的领导下活动,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完成党组织所交给的任务。

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统一和指导党的全部实际活动”,调配党的人力和物力,组织党的各种机关并领导这些机关的活动,“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26]

列宁的这些建党原则,在代表大会上获得多数人的拥护。这是列宁党的布尔什维克称号的来源。一个由职业革命家所组成,有着严密组织纪律和统一意志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内容。强调专政和纪律,这是列宁主义的特色。为此,普列汉诺夫在第二次代表会议后评价列宁“是罗伯斯庇尔一类的人物”。[27]

除了以上内容外,支撑列宁获得革命成功的另外一个支点就是帝国主义论。

由于俄国封建农奴制基础上所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决定了列宁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俄国革命提供了爆发革命的条件。但是,列宁把俄国所获得的特殊机遇当作了普遍的世界革命条件的成熟,提出帝国主义命题,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1916年,列宁曾经写有题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一本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一些很重要的现象,特别是自由竞争导致破产与兼并,形成大企业垄断市场,以及由此而来金融资本愈来愈为重要。列宁之前,一些学者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象以及所造成的国家政策、国际关系,都有所分析。譬如列宁在他的这本书的序言中所提到的霍布斯于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不仅材料丰富、详实,而且揭露、分析与批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也都很尖锐与深刻。但是,霍布斯仅仅将帝国主义归结为一种政策。列宁则把帝国主义当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即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就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主要依靠垄断攫取超额利润,表明其已经失去发展活力,所以是一种腐朽的资本主义。在写作“帝国主义论”之前,列宁就已经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分赃的战争。因为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就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条件和机会,社会主义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实行冲击并取得成功。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所以又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这就是斯大林所总结的列宁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与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确是在以上的理念的推动下发动革命并且获得成功的。但是,将近100年的历史中,人们很少在这些基本点上追问列宁主义与历史实际之间的差别。

首先,列宁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一个以恐怖为特征的专政政权,但它却不是原来所总结的马克思的、将给绝大多数人民自由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使将其与西方一般的民主共和国比较,人们在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远没有西方国家的居民所享有的民主权利多,这是一个无需讨论、无需争辩,也无需证明的问题。

其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发展有一种垄断趋势。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公平、公正原则,也存在一种抑制以至反对、矫正和纠正垄断过于膨胀的强大社会机制。譬如美国企业垄断现象大约是19世纪70年代逐渐发生与显露的,1890年国会就制订了谢尔曼反垄断法。根据该法律,政府将洛克菲勒集团分拆为几十个独立的公司。现代读者可能对美国政府在1998年诉微软公司的反垄断诉讼案还记忆犹新。经过几年漫长的马拉松式的官司,虽然微软避免了强制被拆分的厄运,但付出了不再实行捆绑式服务的代价,美国政府让广大电脑消费者得到了实惠。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颁布有反垄断法。所以,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反垄断的社会机制,至少从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发展历史来看,垄断并没有严重危害以至造成资本主义的崩溃。相反,20世纪还是资本主义欣欣向荣的一个世纪。展望未来,至少目前还没有理由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后阶段。

第三是有关列宁革命的性质。列宁从来不加论证地将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当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我们且不说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存在的。但是,至少马克思在形成他的学说的时候,西欧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毕竟还展现出资本与工人的对立,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并且表述为世界革命。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框架里,没有论及到落后的农业国家的位置。就是到了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的年代,马克思研究过亚细亚的自然经济现象,但没有将它概括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中去。从马克思逝世后的遗稿可以发现,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做了大量的研究。马克思为了研究俄国这个落后国家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特意学习了俄文,阅读了相当多的俄国材料。马克思去世后不久,恩格斯对左尔格说,在马克思的房间里发现,“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多立方米”。[28]但是,马克思在有关俄国革命方面并没有留下成熟的意见。

1917年俄国的确发生了革命。不过,发生革命并不一定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具有无产阶级性质。100年前的法国就发生了革命,它就不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早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讲过一段相当明晰而深刻的话。他说:

我国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看,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说,俄国目前发生的这场变革的任务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即使目前的革命取得了最彻底的胜利,即建立了最民主的共和国,由农民没收了地主的全部土地,也丝毫没有触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29]

列宁分析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在党内没有异议,他只是要争得革命的领导权。所以,列宁继续分析说:

从社会力量的这种对比中必然得出一个结论:资产阶级既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也不能成为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是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大部分农民进行斗争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这样的胜利。俄国当前的革命要能取得胜利,只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30]

列宁的这段话也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即革命主体成份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属性,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来谈。再一个问题是,即使实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及建立起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专政,是不是就可以改变了革命的性质?至少那个时代里,列宁还没有这样的认识。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发,社会革命是要解决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之所以将法国大革命一类的社会变革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它通过革命手段解决封建制度和教会神学束缚社会发展的障碍,拓展资本主义的空间。这个问题是由发展资本主义引起的,任务也是由资本的承担者即人格化的资本所有人资本家阶级承担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时期的一个特点是,凡是在变革中失去利益和特权的阶级都会反对变革,而在变革中获得利益者则都会拥护变革,参与变革。封建制度是建立在神权和严格的等级特权基础上的,农民以及伴随着资本出现的工人劳动阶层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改变这一社会制度他们至少都不会失去什么,更何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打着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旗号,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所以,资产阶级能够动员工人农民积极参加革命。但是,社会革命的性质是由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决定的,它并不因为工人农民的参加而改变。如同封建时代里的更朝换代通常都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即使在大动荡的条件下革命浪潮会把个别农民推到时代的前面而成为显赫的弄潮儿,但他也不过是晋级到封建阶级的行列,而不是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社会的创造者。

1917年俄国确曾爆发了革命。列宁也曾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因为政权转到他的手里就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一种性质的社会革命无需物质生产条件的准备,并且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跳跃完成,当然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的。事实上,早在19世纪60年代沙皇启动农奴制改革的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见到了俄国的革命。那个时候,不仅俄国的资本主义少有发展,而且更没有发生马克思主义。但是,恩格斯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说,“俄国的革命已经成熟了,并且将很快地爆发”。恩格斯分析俄国革命的特点,在于农民的参加。[31]事实上,列宁的革命不仅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而且因为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里,资本和农民的特殊的、悬殊的阶级构成,赋予了列宁革命的特点和特性,或者确切些说使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变了味。农民问题是理解列宁革命和列宁主义的枢纽。

四是列宁革命的阶级基础。从普列汉诺夫开始,所谓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个误区,即俄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1911年,列宁就说:“农奴制的俄国被资本主义的俄国代替了。”[32]是不是这样呢?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33]俄国当然有了一定的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究竟占有多大的份额,是不是达到改变俄国农业社会的性质,包括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内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做了肯定的回答的。在关于俄国社会的性质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尽可能夸大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夸大工人阶级的数量。事实上,1914年,在1.7亿人口中,产业工人只有300万。包括斯大林在内,把按照雇用工人数量衡量的俄国工业的集中度当作进步的表现,说半数以上的俄国工业企业雇用工人的数量超过500人,比美国还要高。他有一个数据比较,包括美国的历史学家比如梁赞诺夫等人在内,常都引用它。斯大林说:“俄国工业在革命前夜的空前的聚集程度。例如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有500工人以上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54%,而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只占全体工人的33%。”(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3页)斯大林的分析当然是不正确的。工人在大企业集中的程度所占比例,还有一个工人总数量的问题,这就不能不涉及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则又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俄国从19世纪初期沙皇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就一直侧重于俄国的资源型工业,包括矿冶产业如煤炭、冶金如钢铁和铜、石油等资产业占据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位置,这是一直到今天的俄罗斯经济的特点或特征。俄国固然因为国土面积辽阔,资源丰富,使它发展经济的优势。但是,这不一定是先进的体现。美国的资源也相当丰富,但资源性产业和轻型产业,甚至农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发展都相对协调。这是市场是否发育成熟与完善的表现。俄国工业落后,工人数量少却相对集中度高,正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反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普列汉诺夫那一代人主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候开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理论观点,那就是与落后的俄国和落后而弱小的俄国资产阶级相对应的,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强大的、已经政治上越来越成熟的无产阶级。而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原因和标志,那就是他们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也许普列汉诺夫们还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地讲述这个观点,列宁则相当肯定将它当作不需要争议的事实。

当然,历史学家对俄国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的阶级性质是有争议的。沙皇的企业中的工人本来就是他的奴隶。19世纪后半期,随着农奴制的解放,农民有了一定的自由和流动。但在工厂上班工作的人仍然不同于西欧国家中的产业工人。俄国的工人通常来自农村,他们属于农村公社,每年有一部分时间到城里工作,农忙时又回到农村照料或者收割庄稼。如同20世纪末我国被称之为“农民工”的那种所谓的工人一样,对他们来说,农村才是他们的家,在工厂上班只是他们养家糊口的新方式。即使对于那些基本上已经与农村了断了经济关系的人来说,农民的思想观念却还无法割断。“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许多工人又回到了农村。”[34]在这样的国家里进行革命,如何对待农民才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列宁比普列汉诺夫高明,在于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1917年从二月革命到十月夺取政权,联欢即不要战争实现和平、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一切土地由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即“和平、政权、土地”,是列宁《四月提纲》的三个关键词,也是他自后几个月在复杂的运动中时刻把握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土地问题当然是农民问题。和平即关乎前线士兵,而士兵不过是穿了军装的农民。即使列宁提出一切政权归工人苏维埃,其实那些工人也都是穿上工人服装不久的农民。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期间的半年多,彼得格勒苏维埃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局势,那也是几个这样的工人区。彼得格勒的老师去,却并不在布尔什维克的这一边,克鲁普斯卡娅就说,“走到彼得格勒区,你就会听到一些家庭妇女在叨念着:‘该怎样收拾那个从德国回来的列宁呢?把他扔到井里淹死吗?……这些谬论出自资本家之口是一回事,出自群众之口却是另一回事了。”这里的问题当然不是群众听信谣言,作者那几天所在的维波尔格区的情绪就大不相同。克鲁普斯卡娅说:“在七月事变的日子里,小市民的情绪和工人的情绪大不相同,给人的印象很深;无论在电车上,或在大街小巷的各个角落,都充满了小市民的怨恨的声音,但你一走过到维波尔格区去的木桥,就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17、328页)克鲁普斯卡娅所说的情况,发生在1917年的9、10月份。按照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革命是除了极个别反抗的资本家以外,绝大多数人民都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但是,彼得格勒的一般市民都是反对列宁的,可见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的阶级基础之狭窄。请读者注意,我说的是阶级基础的狭窄,而不是说人口的多少。这个时期的布尔什维克总是以为自己是在领导一场工人阶级联合农民的大革命,其实是刚刚进入城市和走进工厂大门的农民和农民的革命。准确地抓住了农民问题,这是列宁革命得以成功的关键与核心,也是理解列宁主义的关键与核心。莫洛托夫有一次评论俄国革命党的时候,说出了一个相当精辟的道理:

社会革命党主张搞恐怖,用炸弹炸(沙皇的)部长们!……他们捍卫农民。是个农民党,被认为是一个主要的农民党。但是,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农民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35]

    其实,俄国革命所具有的农民问题的性质,恩格斯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预见到了。虽然,列宁践约恩格斯的预言晚了将近40年,也许它对于单个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很长的年代,但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又算是相当地精确了。恩格斯说:

我认为,俄国这个国家,在最近的将来会起最重要的作用。……总的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俄国的1789年的种种因素,在这以后必然会有1793年。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在这以后必然会有1793年。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已经成熟了,并且将很快爆发,也可能就在今年爆发。同巴枯宁的预言相反,革命将先从上层,从宫廷,从没落的和因不满而反抗的贵族中间开始。但是革命一爆发,就会吸引农民参加。那时你就会看到连1793年也要为之逊色的场面。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因为迄今为止,旧俄国一直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庞大的后备军;它在1798 年、1805年、1815年和、1830年、1848年都起过这样的作用。这支后备军一旦被消灭,到那时再来看,事情将会怎样转变![36

您看,自上而下的革命势必吸引农民参加,然后又必然地产生连法国大革命中1793年雅各宾派专政还要逊色的革命后果。这就是恩格斯预设的俄国革命的前途,他不仅认为俄国革命具有法国大革命的性质,而且因为农民的因素还会有雅各宾派执政的结局。这与普列汉诺夫评价列宁是罗伯斯庇尔式人物,何其相似与相近!

如果认识到俄国革命中农民这一深层的阶级属性,那就不能人为地把斯大林与列宁割裂开来而仅简单地研究列宁和列宁主义。相反,只有在正确认识了斯大林以后,才可能正确认识列宁和列宁主义。



[1] ·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258290页。

[2] 列宁:《人民委员会关于司法人民委员伊·扎·施坦因贝格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弗·亚·卡列林错误行动的决定草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5页。

[3] 路易斯·费希尔:《列宁》上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第149页。

[4] 列宁:《人民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问题的决定草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5页。

[5] 列宁:《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有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参加)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0页。

[6] 列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工农检查院条例>草案的意见和补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17273页。

[7]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1页。

[8]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1350页。

[9] 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61页。

[11]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页。

[1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415页。

[1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64页。

[1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81111页。

[1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企业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第168-169页。

[17] 同上,第169页。

[18]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70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

[19] 同上,第274页。

[20] 同上,第273页。

[21] 恩格斯:《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33-13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23-724页注释1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11页注释1

[24] 列宁:《关于<告贫苦农民>小册子的材料》,《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7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原来就有的。

[25]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5-216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原来就有的。

[26] 《苏联共产党历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9页。

[27]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2页。

[28]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7页。

[29]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8页。

[30] 同上,第329页。

[31]

[32] 列宁:《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1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页。

[34] 尼古拉·梁赞诺夫:《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4页。

[35]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282页。

[36] 恩格斯:《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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