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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给姚杰同志送行  

2016-01-31 12:31: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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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给姚杰同志送行

梁中堂

早上起来,收到冯才山同志从翼城寄来的小米,打电话向其致谢,得知他正在参加姚杰同志的葬礼。去年3月,冯才山同志来上海女儿家长住,告诉我姚杰近年身体常常闹病,我说过再去翼城一定去看他。不想,他这么快就走了。

姚杰是我19857月翼城县试点启动之前认识的。那时翼城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安斗生手下有几位得力的助手和干将,副主任陈学业、李兴志,大干事姚杰,小干事杨中华。姚杰主要负责统计工作。那时候的计划生育之所以搞得那么紧张,就是因为计划经济的观念还很强,特别是把上级下达的计划目标看得很神圣。常年性的计划生育工作,就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转动的。所以,虽然省委书记和分管副省长都批示同意在翼城县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计划生育试点,但实行新的政策会不会突破指标,还是要做一番测算的。试点铺开之前,我请在山西经济管理学院代统计学课程的马培生到翼城,是姚杰和马培生一起做这项工作的。经过测算,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普遍允许农民生两个孩子,2000年仍可以将人口控制在30万左右,不会突破省里下达给翼城县的人口计划,试点才得以启动。

198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希望来翼城考察试点工作。那时的计划生育比现在还要敏感。彭主任顾虑她到生二胎的试点考察会引起人们的误解,说国家计生委主任考察生二胎的实验,全国政策是不是即将改变?所以,她究竟以什么名义到翼城来,就颇费思量。经过几次磋商,她向我提出,最好由我出面在翼城县召开一个试点工作的理论研讨会,邀请她来参加。翼城试点以后,不少的学者都曾表示希望有机会去考察。所以,我也乐意借此机会请各种观点的专家学者一起实地考察和指导。如果这样,就不能仅仅给会议提供平时的计划生育工作报表。所以,7月上旬,我又请马培生和姚杰做了一个翼城县1%人口的抽样调查。这次调查的生育数据与试点后几年的工作报表差别很大,证明试点以来的计划生育报表同样有很多的水分,这对我正确认识试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姚杰同志比较内向,不苟言笑,但工作踏实、认真。也许与试点工作开展不久有关系,邓永武同志算得上是试点以后30年里先后在翼城县任职的10多位县委书记中,最重视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位。1990年年初,邓永武离任前研究最后一批干部,姚杰赶上“末班车”,被提拔为副主任。从姚杰的能力、资历、工作表现和贡献来说,这都该是名至实归。从试点开始后到90年代,姚杰同志为做了许多脚踏实地的工作。

记得姚杰仅比大我8岁,也只是70多岁的人。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个年龄并不算大,走得早了点。所以,听到这个消息,还是让人心痛。按照翼城县的习俗,中午是出殡的时刻,谨以此短文向姚杰同志告别、送行。

                                                                       2016131日中午12点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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