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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人权理论  

2016-01-15 16:28: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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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人权理论

梁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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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本来仅只是《普遍二胎意味着什么?》中的一个小节,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改变了主意。因为按照原来所得出的结论,政府已经看见了计划生育制度与人民群众实际生活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矛盾,但是,所采取的实际步骤不是像当年结束文化大革命那样果断结束计划生育而是在计划生育制度的框架下相继调整“单独二胎”和“普遍二胎”,表明政府还未认识到我国计划生育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的性质是侵犯人民群众的自由生育权,以及国际社会早就明确的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的道理。人权是一个在我国曾经非常敏感的问题。现在虽然不很敏感了,却也不是可以畅所欲言的话题。就我来说,许多年来已经不在人口的意义上讨论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而是直接把计划生育制度归结为人权问题。我之所以理直气壮地讲人权,是因为阅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许多有关人权问题的论述,改变了过去所接受的“马克思否认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传统认识,知道他们对现代国家中的人权问题是予以充分的肯定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努力挣脱了斯大林和斯大林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所施加给我们的影响的话,就不难发现马克思不仅有人权理论,而且这个理论在马克思的有关现代国家学说及其唯物历史观中还占据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所以,我早在2007年完成的《论改变和改革计划生育制度》一文中就已经提出了“人权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内容”的命题。这8年多以来,我常常重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人权理论是至今最为科学和严谨的人权学说,却一直没有进一步地阐述。这是长期拖欠读者的一笔文债,现在应该偿还了。

我也多次说过,写不出语言生动活泼、文字流畅的短文,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短处。另外,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特殊地位与作用,以及我是在述说一个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中的神话故事,这就决定了我的这篇文章的逻辑推理不仅要细致缜密,而且还改变了在博客上粘贴的文章往往不加注释的做法,将所引据的一个一个典籍来源都标注得相当详细(因为博客所限量的文字篇幅的原因,我将其放置在此前的一篇题为《“马克思的人权理论”一文的注释》的博客里),以供有心的读者可以仔细推敲我的这个似乎离经叛道的话题。

                                                                                   ——2016115日星期五

 

说起人权,有不少的人以为是我国的某些人照搬的西方国家的一个词汇,这是不正确的。200多年以前,西方人也没有听说过人权。当代西方非常著名的伦理学与政治哲学家麦金太尔就否认人权和自然权利说,他在颇具影响的《追寻美德》一书中从古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等古老语言中刨根问底,认为根本就没有权利这样的词语,更不用说“古英语里或晚至19世纪中叶的日语里了”。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自然权利或人权全属虚构”,“相信它们如同相信女巫和独角兽”。[1]直到现在的西方学界也还分为两大派别,一种以麦金太尔的这个观点为依托,因为希腊罗马的历史上找不到人权而否认其存在。另外一方则是更为强大的政治哲学与现代法学派别,依托现实的发展从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提取营养构造出一门为之自然哲学的精致学科为武器,认为人权是自古以来就都存在的一个历史概念。我引述麦金太尔并非是赞成他的观点,而是说明我们国家中一些人认为人权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概念或者范畴的观点是错误的。其实,西方国家也并非是有史以来就有人权概念的。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真正的、发现”人权的是北美人和法国人。[2]1776612日,北美弗吉尼亚会议通过《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开宗明义宣示:“一切人生而平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3]。要知道,这个时候北美各州尚未组织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弗吉尼亚的“宣言”对北美大陆有着不同凡响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很快,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州等的《权利法案》纷纷效仿这一提法,特别是同年74日,北美13州召开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则用更为明快的语言宣布人的权利: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4]

 

1864年,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祝贺林肯担任美国总统的贺词中,称此为“第一个人权宣言”。[5] 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人与公民的权利宣言》说:

 

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6]

 

由于法国大革命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张扬,在自后的200多年,人权理念被越来越多地写进各个国家的宪法。至少就形式上来看,基本人权不仅成为各西方国家执政的基本原则,而且也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其它各个国家所接受。19世纪和20世纪可说是人权理念不断发展与扩张的两个世纪,1809年的瑞典宪法、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1814年的挪威宪法、1831年的比利时宪法、1848年的撒丁宪法、1849年的丹麦宪法、1850年的普鲁士宪法、1871年德国境内的绝大多数州的宪法和1874年瑞士宪法,以及1918年以后德国和绝大多数欧洲新独立国家的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也都明确含有人权条款。[7]与此相应,同期国际法和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中有关人权思想对于推动各国关系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也都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和平、发展、人权”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促进了人权事业的发展。总之,从以上所述可以知道,现在已经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知的人权,原来也不是西方国家从来就有的一个传统,而是从18世纪才开始提出并经过了一个成长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来到世上仅只有200多年的新词汇。

在国际人权事业蓬勃发展的20世纪里,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斯大林的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对其采取消极态度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持否认或者反对态度的。1948年联合国大会在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时候,中国等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未建立,苏联代表团率领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7个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公开采取种族歧视制度的南非一起,投了8张弃权票。一直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号称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联共产党一直是不认可现代人权理念的。但是,与绝大多数人们印象中的情况相反,事实是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没有否认人权的现实意义,而且尽管以保护人权为宗旨的联合国以来,西方国家对人权问题的认识与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相比之下,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有关人权问题的论述,仍旧是这一方面最为深刻的理论。问题仅仅在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因为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而拒绝从正面理解和认识马克思的人权理论,而西方人权问题的理论家们则因为斯大林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在实践上严重侵犯与践踏苏联人民的基本人权,从而在思想感情上排斥马克思的人权理论,所以造成截至目前仍然是人类最为优秀的人权思想沉睡了100多年。

除了其他零星的一些论述以外,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权问题的集中论述是分别在《论犹太人问题》和《反杜林论》中阐述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发展史上的两部重要著作。其中《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就德国的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论战之作。我们都知道,青年马克思曾经是黑格尔主义者。但是,1842-1843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从而借该报的停办“便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8]这篇文章就是马克思1843年夏天“阅读有关法国和美洲书籍的精华”[9],连同一起发表在1844年《德法年鉴》上的另外一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表明马克思已经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列宁更认为,这两篇文章是标志马克思已经“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彻底完成”的“特别优秀的著作”。[10]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归结为宗教问题,认为一切人都只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才可能获得自身的解放。马克思批驳了鲍威尔混淆政治解放和人类的彻底解放性质,其中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述,就是在批判鲍威尔否认犹太人有权获得人权的观点时阐述的。[11]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与德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革家”杜林的一部就马克思基本理论原理的论战著作。19世纪中期,随着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相当活跃,讲坛社会主义颇为流行。大学讲师杜林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杜林打着科学的旗号,对马克思的学说做了一系列的批评和歪曲,连比较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伯恩斯坦、倍倍尔等工人党重要人物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意在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刊发杜林的文章,在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的德国工人党内部产生一系列的混乱。为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决定予以反击。持续发表在187713日至187877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的文章,名义上是恩格斯撰写的,但实际是恩格斯与马克思讨论后共同完成的。在付印之前,恩格斯曾把全部原稿念给马克思听,马克思还亲自撰写了政治经济学部分中的长篇“《批判史》论述”。[12]《反杜林论》系统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恩格斯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述,是在批判杜林的有关道德哲学和自然法学理论时集中阐述的。[13]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两本期间长达30多年的重要著作来看,人权是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经济政治学说的十分重要的内容。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多次声明不创造体系。也就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声言“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14]但是,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有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严密的体系和相应的理论范畴。这个已经表述出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体系来自于列宁和斯大林,以及苏联共产党所培养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因为俄国资本主义还相当落后,社会运动也还没有成长到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阶段,所以,从列宁到斯大林,特别是从斯大林以降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总结的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就不包括人权问题。作为曾经是斯大林的学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也从没有人权问题的内容。但实际上,人权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资本主义学说,特别是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权问题的正确理解甚至是一个关乎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的重大原则问题。

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权学说,首先,人权是现代国家中的一个客观的社会范畴。必须向读者交代的是,笔者常常使用现代国家、现代社会这两个词语,而它们的含义都是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给予的定义上来讲的。马克思说,所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而现代国家,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的点:它们都是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15]马克思这段话虽然是140年前说的,期间的世界形势又有了巨大的发展与变化,但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总体上讲,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还没有超越马克思对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所做的结论。

我讲这个观点,在我们国家可能有些歧义,主要是20世纪建立了一些如苏联、东欧、北朝鲜和越南等国家之类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包括苏联在内的这些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是一些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是在斯大林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16]即“通常称为社会主义”[17])的理论指导下[18],希冀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走向共产主义。这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革命同时在全世界发生,或者至少是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革命原则[19]是不相符合的,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产生的理论,[20]也都是不符合的。客观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且不说客观规律的魅力就在于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就连有意反对和对抗要走与客观趋势相反方向的人,他实际的所作所为其实还是为客观事物的发展所服务从而不由自主地走在客观历史的大道上。斯大林以及其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自己认为自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但他们实际上是在落后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种不同于西方大多数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现在,除了北朝鲜等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苏联、东欧等原来占据社会主义阵营主体部分的国家都已经转向资本主义了。所以,如果一定要把马克思的学说归结为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的话,马克思是说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与生成的,共产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现在分析前苏联的历史和现实中的北朝鲜,把在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要落后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并且还十分强硬地说自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可仔细追究起来,马克思哪有这样的思想观点啊?这是糟蹋马克思。所以,我的有关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的概念都是在马克思所定义的内涵与外延上来说的。这是研究人权问题的基本背景。

现在切入正题。自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开始,革命者就打起天赋人权的旗帜。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则进一步高扬了这一政治纲领。以人权为旗帜的欧美革命,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的大革命,是有关人和人性的一次大解放。但是,天赋人权的思想毕竟直接源于中世纪的教会神学理论。对于基督教信徒来说,也许援引“造物主”还有点说服力,可在非教徒面前就显得苍白了。所以,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开始,欧美政治法学家逐渐构建起一种被称之为自然法学的理论,诉诸思想道德,认为人权是从亘古已久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思想中产生的,是个人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产物。这是迄今为止西方政治法学界占有主导与主流地位的人们的普遍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不同,他们坚持认为,法权观念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21]恩格斯明确地批驳杜林说,平等与人权观念只有从人们生活的“现实社会关系”[22]中去寻找,才可以获得正确的认识。马克思则直接把人权当作现代国家的实际生活。它在批判鲍威尔时说:“这种权利的内容就是参加这个共同体,而且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23]也就是说,人权是现代国家中的人们的具体实践活动。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甚至还说,人权是北美人和法国人“发现”的。[24]我们知道,只有已经客观存在的事物,才可能被发现。所以,在距今占据西方主流社会的自然法学家们看来是由自然法思想产生的人权,马克思却是将它当作存在于现代社会或现代国家中的一个客观范畴。

其次,人权是现代国家事务中的一个重要政治范畴。根据马克思的学说,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是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过来的,那个时代不仅是手工生产,而且以等级制度为特征,人都被限制在一定的封建制度之内。因为被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束缚着,人和人之间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际的关系上,都是不平等的,所以还谈不上人权。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人权是建立在国家的政治解放的基础上。“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物,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物,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摧毁一切等级、工会、行帮和特权”。[2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政治革命”是指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国家的政治解放”是指国家摆脱了封建制度和教会的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里所讲的“真实的国家”,是当时马克思比较欣赏的民主共和制,也是在本文中多次所说的“政治共同体”[26]、“政治国家”[27]。在这样的国家制度中,社会分以独立的个人为基础,这些个人的关系通过个人权利即人权表现出来。国家通过人权承认的正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构成了政治国家的基础,是现代国家中的政治人、法人,国家公民。[28]

马克思认为,人权问题是资产阶级国家即现代国家的核心问题。马克思说:“这种人,市民社会的成员,就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国家通过人权承认的政治是这样的人。”[29]引文中“市民社会”是马克思还未完成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从而尚没有形成自己学说基本范畴的阶段所接受的黑格尔的一个概念[30],也就是后来他常说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现代社会。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政治革命”[31]、“政治解放”[32]和“政治国家”[33]等一系列的概念,并用这一系列概念表达资产阶级革命以及革命的成果。封建时代无所谓人权。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权成为人们的普遍意识,旧制度与人民的要求发生矛盾和冲突,政治革命、政治解放和政治国家,就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革命取得成功后人民获得解放,建立起来资产阶级国家。在这一历史转变中,人权问题始终是决定期间正值发展的核心,也是决定人类走向问题借以旋转的轴心。试看《美国独立宣言》: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正当的权力,则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34]

 

再看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人和公民权利宣言》:

 

一、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社会的差别只可以基于共同的利益。

二、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35]

 

阅读这些文献就无需再作什么解释就都可以明白,为什么会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究竟要追求什么?如果换个描述问题的角度,那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原因、人们举行革命的目的,以及建立起的资产阶级国家即现代国家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宗旨和意图是什么?只是因为建立在俄罗斯农业社会基础上的苏联政权还处在极为落后的阶段,没有人权从而也没有人权的概念,不仅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而且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的认识有偏差,在解释马克思的学说和撰写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人权问题,才使得我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和有关世界近代史知识体系中的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人类近代历史发展中起着关键性历史作用的人权因素完全被屏蔽掉了。

再其次,人权是现代国家中人们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人权常常被看作是一种法律范畴,是一种公民权利,但它首先是现代国家中的一种基本经济关系。因为生产由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生产,市场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成千上万次的交换,实际上是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内所结成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与经济活动。但是,人们之所以能够发生经济交换,是因为交换双方的物品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尺度。作为普遍与基本的人权,也是社会发展到所有财富都开始以价值计量的阶段以后的这一基本经济关系的反映。劳动价值学说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所创立并完成的,但是,证明了凝结在商品生产中的以价值计量的劳动的同一性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原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奠基性的成果。所以,恩格斯说:“这样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导出现代的平等观念,是首先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36]根据价值规律这一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基本法则,作为人的劳动的平等和同等效用,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除此以外,资本的经济规律不承认包括地方与行业特权、级差关税在内的所有旨在贸易保护的新旧经济制度。如果说自由贸易是价值规律在经济活动领域的必然要求,那么,人权则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是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反映。马克思说:“这种人权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只有同别人一起才能行使的权利。”[37]所以,人权不是独立的。作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的反映,人权也是一种关系,只有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才可以实现。

马克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借用黑格尔的语言,多次提及市民社会[38]。其实,早在黑格尔之前,英国人和法国人就流行这一词语。它是18世纪西欧国家比较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初的表述。中世纪的欧洲曾经是基督教的盛世。但是,由于欧洲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力还不很发达的原因,就连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欧洲时代,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现代人所理解的大一统的封建统治。按照早些年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在欧洲数百个实际各自独立的共同体之间的竞争,特别是相对自然资源条件差的甚至恶劣的小的城市国家,为了保持经济的繁荣只有提供相对优越的制度保障,从而逐渐形成保护私有财产权、契约和信用的市场规则,以及吸引包括能工巧匠在内的各种人才的良好政治制度。17世纪到18世纪,西欧国家的许多城市因为工场手工业的兴起与发展,人口集聚,经济已经相当繁荣。市民社会就是这一时期的西欧(主要是英国和法国、意大利)流行的词语。市民社会已经摆脱传统的自然条件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在呼唤自由竞争的同时,新兴的资本家阶级和以雇佣劳动为生的自由民也都积极要求废除包括行会制度在内的各种封建特权,要求政治上的自由。人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8世纪后半叶首先在英国殖民地的北美,接着在法国被提了出来,它实际反映出新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这些国家成长为占据主流与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这是现代人权范畴产生的社会基础,它从本质上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

第四,人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自然法诉诸永恒道德,从人性自古以来的普遍性来阐释人权问题。但是,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伸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那就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了几千年。[39]这就是说,平等以及人权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发展为前提。[40]所以,作为现代国家的人权范畴,并不是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存在的,不是仅仅诉诸永恒的人性就可以得到说明的。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范畴,按照马克思所说,“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41] 这个历史时代,也就是当资本主义生产或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和主流的时候才可以到来。

第五,在日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势中,人权已经突破了国界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人类普遍性的范畴。人权作为一种具有法律性质的权利,当然首先是一个属于具体国家范围的范畴。但是,作为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范畴,如同资本主义具有世界性一样,他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概念,特别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现时代,尤为如此。全球化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被我国政府接受的一个概念。[42]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认真思考过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含义。它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在标志着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系列手稿里,曾经记述了他所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43]马克思的这个研究大纲是按照资本发展的历史顺序进行的,首先,资本几乎是与以下几个经济现象同时发生的:封建土地制度的瓦解、小农的破产和受土地约束的农民转变成双重自由的劳动者即雇佣劳动者。资本本质上是一个世界性的范畴,所以,它早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前,就开始了海外扩张及对外贸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成为一个国家的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取得国家的统治权,资本往往以国家的面貌向外扩张,直至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即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马克思没有用全球化这样的现代词汇,但是,马克思用极为严密而强有力的逻辑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他在《资本论》中说: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化的性质。[44]

 

马克思150年前给我们提示的资本的历史逻辑,不正是全球化这一现代词汇所表达的内容吗?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不只是描述现实,重要的是从对现实的研究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进一步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历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资本论》和此前的一系列手稿里,[45]指出资本主义是在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这既是马克思为我们描述的历史愿景,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唯物历史观的主体内容。

笔者之所以罗列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论述,不仅因为它已经变成世界经济的现实,而且是要说明随着这一过程的进展,人权问题已经超越了许多落后国家的发展实际而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质的问题。其实,早在140年前,恩格斯与杜林论战期间,阐述人权的形成与产生的论述中,已经讲到了。恩格斯说:“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46]恩格斯这里所指的发展朝着两个方向,一个是就作为一个正在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国家来说,虽然平等和人权的要求是为了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的,“可是也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即虽说人权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范畴,但它一经出现也就赋予同时代的农民同样的人权。另一个就是我们在本节理所要阐述的,是就向世界扩张过程中越出了国界而具有世界性的状态来说,“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了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47]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人权国际化性质是一个客观的和必然的现实问题。首先,当发达国家的人权问题已经具有本民族的普遍性以后,势必要求其他国家保证其侨民在所在国家获得本来应享有的人权标准和待遇。其次,发达国家也会保障境内的外籍侨民享有与本国公民一致的人权标准。还有,国际交往必然发生具有较高人权标准的国家公民和政府用声明、声讨等方式干预或者干涉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一些不人道或严重违反人权的现象。后一类情况在人权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在西方国家之间产生过,譬如反对与制止海上贩卖奴隶的活动首先不是发生美国,而是英国;反对使用奴隶劳动和最先提出解放奴隶的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总之,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人权具有“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具有世界性、国际性。

以上只是叙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人权的特点和特征的论述,还未曾切入到人权的具体内容。最早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所罗列的人权是“享有生命权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48]同年产生的《美国独立宣言》则简单概括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49]法国大革命和大革命以后的几个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即宪法,措辞略有不同,其中1789年和1891年都是将其归结为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等4种权利,[50]1793年定义为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等4种权利。[51]这几项内容一直到上个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变化都不很大。譬如美国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对人权有过相当有影响的表述,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怖的自由,其实都与18世纪“真正的、发现”人权的“北美人和法国人”差别不大。1945年联合国以后,人权问题被国际社会当作一项重要事业来做,人权的具体内容被当作无限开放的方程式有了越来越多的表述,笔者所见最多的是中国法学家曾经罗列的“人权一览表”,从生命权、自由权、人身安全权、财产权到健康权、教育权、参加文化生活权、民族自决权、环境权等等总计25项。[52]不过,我觉得这些还都是最初几份人权法案所提出的几项基本人权原则所派生的。

马克思的人权理论是直接从承认与认可18世纪的“北美人和法国人“的人权理念起步的,但是,因为马克思有“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这一观点,[53]所以,他把美国人和法国人所罗列的财产权归结到自由权里面。这样,人权就仅只有自由、平等和安全三个方面了。[54]其实,安全权也就是生命权。也许恩格斯认为没有生命就谈不上人权,所以,恩格斯仅只将其概括为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55]

说到自由与平等,自斯大林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来的宣传似乎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是持否定意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种误解,在另外的意义上来说则是一种曲解。不错,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讲述过许许多多揭露与批判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话。就在我们引述最多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说:

 

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

……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享受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作是自己自由地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56]

 

在后来完成他的经济学批判以及不朽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有许多对自由、平等和人权问题的批判。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和工人分别所享有的自由的本质,马克思说:

 

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它使符合资本本性,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符合资本概念的东西,变现为单个资本的外在必然性。[57]

 

关于工人所享有的自由,马克思说:

 

……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58]

 

当资本家和工人在市场上自由、平等地达成交易而即将进入生产过程时,马克思说:

 

已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的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来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59]

 

关于自由、平等和人权,马克思评论说: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60]

 

如果愿意,我们还可以摘引出马克思很多很多如此批判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话,譬如:“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61]“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62]恩格斯也有大量的这方面的论述。譬如早期的著作,恩格斯说:“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63]“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64]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批评和批判,都不是要否定人权问题的现实性,而只是正确地揭露和揭示出人权问题的局限。有局限性的事物并排除其仍具有先进性和进步性。事实上,列宁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就肯定过其先进性。列宁说:“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65]马克思比列宁有更多的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意义,从而写下许多褒扬和肯定的话语。马克思说: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

……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的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66]

 

在比撰写的《论犹太人问题》稍晚一些的日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发表的《神圣家族》里,他们进一步批判鲍威尔时说:

 

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向鲍威尔先生证明: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不过是承认利己的市民个人,承认构成这种个人的生活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不可抑制的运动;因此,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

已经向他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67]

 

所以,如同批判奴隶制的野蛮、残忍和不人道并不等于否定它曾经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合理存在的阶段一样[68],批判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局限性也不等于否认其客观与合理性。我们在前面说过,《论犹太人问题》标志着马克思已经完成从青年黑格尔主义向社会主义、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其基本思想也在该书中提了出来。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已经在本文中提出政治解放[69]和人类解放[70]的概念。所谓政治解放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获得的一系列人权,也就是我们曾经引用的把国家从教会的束缚和控制下解放出来使人获得宗教信仰的自由、从封建的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拥有财产权,以及从事经营的自由,等等。但是,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后获得的市民社会还不是人的最终解放。作为市民社会或者政治国家的人,从政治国家来说是独立的个人和具体的公民,从市民社会来说是一种利己的经纪人、法人,仍然是宗教和财产的奴隶。所以,马克思在评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一书的结尾时总结说: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71]

 

因为是马克思学说未成熟以前的最初表述,文字比较晦涩。如果用3年后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公众的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2]

 

阅读过《共产党宣言》这两段话以后再去理解马克思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人类解放,就可以理解马克思是把人的解放分为两个阶段,其中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即政治解放为第一步,第二部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这才是人的解放或人类的最终解放。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认识,是因为封建时代的国家是以上帝或神的名义在政治上统治着国家,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还束缚着生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砸烂了国家头上的宗教和市民身上的制度束缚,解放了个人,使得个人获得了人权,所以称之为政治解放。但它只是宣布宗教信仰、财产资格等等不再具有政治意义,国家虽然从宗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人民在信仰自由的人权束缚中继续充当迷信的奴隶,财产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继续压迫着人。所以,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才能消灭私有财产,进而消灭宗教本身(马克思把宗教当作人在私有制度重荷下的一种异化),实现人类的解放。

所以,从历史的逻辑来说,追求人权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的原因,而且是资产阶级国家形成的基础,以及现代国家借以运行与旋转所围绕的中心。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国家学说来说,人权问题也是借以产生与扩展的一块基石。

在了解了马克思的人权理论以后,我们再来与之比较18世纪以来逐渐形成并且现在已经相当精致的自然法所推导出来的西方人权理论。

在漫长的中世纪以及中世纪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神权一直是统治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在欧洲,《圣经》曾是最权威的法律。既然对世俗统治的权力来自于上帝,那么,因为教会最接近上帝,政教合一即教会直接管理世俗的事务,以及教会凌驾于王权之上就都是不可避免的了。经过世俗王权与教会的长期的斗争,王权也从《圣经》中寻找到了武器。上帝“已经在《圣经》中表达了,主权和作为主权化身的人这两者同一于国王本身,主权由他享有和直接体现”。[73]王权神授,是中世纪以后数百年国王统治合法性的依据。16世纪宗教改革所分裂出来的新教,逐渐从中世纪的神学理论中整理出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74]及至17世纪和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开始诉诸自然与人性,从中推导出自由和平等的概念。[75]但是,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兴起的时候,一方面可能由于基督教思想仍然是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可能革命的先驱者们大都还是忠诚的信徒,所以,革命者都是直接将天赋人权的思想运用于政治解放的斗争中。[76]革命发生以后,拥戴革命的思想家们一方面继续从神学理论中寻找人权神授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从自然[77]和人性[78]、古老的政治哲学和道德伦理[79],以及人与自然、神与自然的结合中寻找依据。[80]自然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将18世纪以来的人权理论打造成了一个比较完备而封闭的理论体系。[81]

比较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的人权理论和马克思的人权主张,极为相同的一点就是两者都充分肯定人权问题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现实性和重要性的。正如马克思高度评价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82]一样,包括从康德到费希特、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学派在内的以法国和美国法哲学家为代表的庞大的自然法学,基本上都是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拥戴者,所以,200多年来,这一理论体系基本上保持了其开明、进步和进取的特性。特别是因为这个打着自由、平等和人权旗号建立在欧美地域的现代国家属于内生性的政治制度,本来就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所以,一方面是在自由与平等原则下继续拓宽的市场经济规则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取得稳定发展,另一方面按照统一原则设置的分权与制约的政府架构比较好地保障了人权准则的实现,尤其是成长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的西方国家的政客们无论是否真的相信天赋人权的道理,不像发展中国家的专制者那样蛮横地将国家政权据为私有而肆无忌惮地破坏民主、侵犯人权,因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大都能够遵守主权在民的宪政宗旨并实行民主政治一直练毛泽东也情不自禁地予以肯定,[83]从而保证了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发展。总之,因为作为西方主流的人权理论能够对现实中的人权问题提供出一个适当的解释,为被压迫的人民争取自己的利益提供了一种合理与合法的武器并鼓动人民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使得人民的斗争总是富有正义性,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从而是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

但是,天赋人权的理论毕竟带着中世纪宗教时代的胎记,特别是历史愈是发展,社会愈为进步,科学愈为发达,人们也就愈是知道它所假设的逻辑推导愈为因其虚拟性而愈为不牢靠。而且,因为从人权神授到自后200多年以来的精致自然法理论“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84],完全从先验的人性和永恒的道德出发,从主观推导出有法权规范的客观社会,所以,所有这些理论也都只是局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个时代,用它解释此前的或者自后的人类社会,就一概显得苍白。因为按照这个理论,明明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暴力机器却被轻巧地甚至于有点轻浮与轻佻地看作是由一批神授人权的个人的自愿的结合,人们在现代国家暴力压迫下与之争斗强行申辩自己存在的合理与合法性的行为似乎真的改变成为可以自然享有的各种权利。这一理论当然无法科学说明国家和法的问题本质。因为一个十分显然的事实是,国家并不是人们自愿组织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按照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应运而生了。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国家。阶级和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85]

所以,如果按照中国古话的说法,“天不变,道亦不变”,把资本主义当作是上帝创世以来就存在着的、并且是永恒不变的社会,天赋的自由、平等和人权(人道)也就都不会有所改变。但是,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来解释,如果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是由生产力这一永远也不会僵化与停滞的社会因素所推动,无疑它一直都在运动着、变化着和改变着。而且从事实上来说,“天”确实也是在变的。1776年,当被美国的后人一直被奉为先贤的那一批开国元勋们聚集在一起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时候,他们一概都视支撑南方种植园的黑人奴隶为不见。1787年制定宪法的时候,根据后来的好事之徒的统计,参加费城直线会的55位代表中,就有15位蓄养着大批的黑人奴隶。1791年至1819年,一共有9个新州加入美联邦,七中个州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5个以蓄奴州的身份加入 。当时的美国一共辖22个州,自由州与蓄奴州分别为11个。[86]所以,一直到1861年,林肯已经竞选担任总统的时候,奴隶制在美国还是合法的。为了讨好南方各州的奴隶主,这位被后世当作打碎了美国奴隶制的伟大总统在就职演说里开诚布公地声明:“对于各蓄奴州内存在的奴隶制,我无意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87]。19世纪中期,美国经4年痛苦的国内战争,从法律上已经结束了奴隶制,但是,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特别是南方各州事实上尊奉“隔离但平等”[88]的法律,种族歧视合法化再看现在,美国两次民选拥戴一位黑人担任自己的总统。所以,天不是不变。即使资本主义地久天长,那也仅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它受惠于此前的历史阶段的发展而产生,同样又因为永不止息的生产力的推动而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准备条件从而终究有一天要被其所替代。如果由此来看的话,不仅资本主义之前因为“天”未授权于人从而人类曾经经历了没有人权的时代;而且,当资本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以后,私有制和阶级都消失了,垂顾于资本主义的天也不存在了,用于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如恩格斯所说也都“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89]了。如果有人在那个时代里再来谈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事务关系中才存在的“天赋人权”,那不仅显得有多么荒诞不羁,而且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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