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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二孩”解决不了计划生育与人民群众的矛盾   

2015-12-08 12:46: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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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二孩”解决不了计划生育与人民群众的矛盾

梁中堂

        在黑夜和普遍纷扰的时代里,人类所受到的最坏的诱惑是放弃道德的理性。永远不应当放弃理性。伦理学的作用是低微的,但也是高尚的。因为即使在一个不幸的世界的极度苦难中,只要还有人道的些许光明,它就会担负起不变的伦理原则与使命。   

                                                     ——雅克·马里旦


       123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光华管理学院、财新智库等单位联合举办“人口与未来研讨会”,我在会上以此为题做了发言。下面是按照PPT整理的文字稿。

一、计划生育问题的含义

避孕和节制生育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以来创造的一种符合人性的新的生活方式,所以,200多年来,随着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的转变,自愿选择推迟婚龄即晚婚和节制生育的人越来越多。但是,计划生育这个词语却不那么简单,它是毛泽东创造的一个词汇。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设想,它是指与国家的经济计划相适应的生育计划。从目前所接触的材料来看,毛泽东这一认识,仅只是与人们谈话或者交谈,有时还包括会议讲话中提出来的一个设想,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特别是1957227日和3月日最高国务会议期间,毛泽东做过两次讲话,其中有两大段关于实行计划生育的内容,并且明确提出政府要设立一个宣传与管理生育计划的机构。但是,在几个月后,经过整理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公开发表时,一句有关计划生育的话语都没有了。毛泽东从最初提出这一个概念到他去世,期间长达20年,既不允许公开发表他的多次有关的言论,也没有设立正式的政府机构(19641月和19737月,国务院两度分别设立过计划生育委员会和领导小组办公室,但那都属于临时性的机构)。如果仔细阅读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后的一些有关谈话,他都是在节制生育的含义上来说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在世的时候,至少中央这一个层面是反对和不允许强制推行计划生育的。所以,我认为毛泽东至少已经怀疑与政府经济计划相关的所谓计划生育是有问题的。

但是,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年初,当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因为正是毛泽东威望和威信越来越高,迷信和崇拜风气越来越严重的时刻,我们国家特别是党和政府内部的确有一股力量一直按照他设想的原意推动国民的生育向政府管制的方向发展。我曾检索过人民日报,此前还没有计划生育这个词语,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结束以后,从19573月上旬开始,计划生育就成了一个响彻华夏大地的时髦词汇。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包括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在内,计划生育与节制生育两个词汇在报纸和文件,以及宣传材料上并用。但是,19634月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一九六三年卫生厅局长会议的报告》以后,至少政府不再使用节制生育这一个词汇了。

1953年至1955年,党中央就已经把节制生育当作一项重要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应当重视。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国务院还两度设立了临时性的办事机构主管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应该说在此之前,计划生育还主要是做一些宣传与服务性的工作。19769月毛泽东去世以后,计划生育部门开始在毛泽东有关与政府生产计划相联系的生育计划的意义上推行计划生育工作。1979年,邓小平要求制定政策和法律控制人口增长。特别是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通过在全国推行“一胎化”政策,以及督促各个省、市、自治区政府颁布“计划生育暂行条例”,迅速建立起已经延续至今的以政府强制手段为特征的计划生育制度。

所以,按照我国的历史与现实,计划生育有两层含义,即在1979年以前的将近30年里,计划生育尽管也是由政府宣传和推动的一项活动,但是,因为毕竟没有大规模的强制性,所以,它仅只是在避孕与节制生育的含义上来说的。1979年以后的30多年里,计划生育已经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或者政府所说的“基本国策”,特指由政府颁布的旨在管制和限制人民群众生育行为的生育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的要求,国民的生育不再是由个人和家庭自由决定的私事,而是转化成为国家的公共事务,必须经过政府的审批,从而由政府决定每个人终身可以生几个孩子,以及何时生、何时不可以生,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法律和国家制度、政府管理方式方法上的变革。

二、自由生育是人类文明的一项基本原则

    恩格斯认为,人类特别是男性的性宽容是人类能够区分于野兽而实现进化的重要条件。他认为,性嫉妒是人类有了一定发展特别是出现私有制和一夫一妻制家庭之后才产生并加强的。所谓性宽容,实际就是男性取得繁衍的机会和妇女获得生育的自由,这是与别的哺乳动物或者雄性首领禁止其他雄性与雌性性交而垄断所有繁衍的机会,或者通过咬死其他雄性的后代以保证自己的繁衍都绝然不同的。仔细考究起来,尊重妇女的生育自由,这是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而获得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从而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原则。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人类因为没有自带武器,缺少伶牙俐齿的自卫能力,就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类已经进化并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从进化论的角度分析人之所以是这样,也完全是自然淘汰的结果。作为已经依靠群体的力量而强大的动物,不需要像野兽那样依靠自身的进攻与防卫条件,才不需要伶牙俐齿与凶残。那么,人类如何可以在最初发展起来?那就是对幼小生命的爱护。这是一种自发的天性。由最初喜爱出生的婴儿开始,有了对可以孕育和生产、养育幼小生命的女性的神奇、崇拜和尊重,然后才逐渐产生并形成了对整个人类的以爱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这是人类诞生以前作为动物的人所具有的一种天性,在这个阶段上,人甚至连朦胧的意识都还谈不上,我宁可说它纯粹是作为人的这一种动物的一种本能。从中世纪神学家到现代自然法学家往往都把自然法理解为人的所具有的“相同本性或相同气味产生的模糊不明的、缺乏系统的和必要的知识”。已经步入文明的神学家和法学家所说的“相同本能和相同气味”都已经具有了社会文明的含义,当然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和物理学意义的气味,而是用之涵盖一定发展阶段的作为社会的人的秉性与人性。但在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最初的这个起点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恰恰就是作为动物的人类对自己生物学意义上的“相同本性”和物理学意义上的“相同气味”偏好,没有像经过你死我活的争斗占领地盘后的雄性非洲豹闻到了在原占领地的雌豹所带的幼崽身上散发的别的雄豹气味而一定将其咬死,相反作为动物的人闻到了人类的气味而发自内心深处的“良知”对婴儿的爱护和呵护,才导致了人类与其它动物得以最终的分离与分野。由对幼小生命以及连带对可以孕育幼小生命的女性热爱为核心的人类大爱意识与情感开始,在人类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先是成长为原始人类的伦理观念(这是调整原始人群基本关系的几乎是唯一的社会原则),以至在原始时代偶尔发生不同群类之间因为争夺资源发生的战争与残杀,战胜方往往都会将战场上敌对类群的成年男子赶跑或者杀死,但将俘获的妇女和儿童却通常都以接收入族的方式予以接纳。我觉得那样的处理方式是原始人的一种惯例,因为它是改善种群遗传条件,提高种群自身健康体格从而保证人类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最初的数万年、几十万年甚至是上百万年的原始社会里,人类就是在对幼小生命和女性的喜爱与热爱的这一天性支配下自发组成、团结与建构成为群体,并且是依靠这样的天性逐渐形成一系列原始社会的伦理观念。在那个低级的社会阶段里,人类就是依靠这个简单的伦理调节与维系才逐渐延续与发展起来。想一想这其中的道理都很简单,没有喜爱与爱护幼小生命的天性,有如人这种动物,其幼小生命不是如马牛羊之类一旦生下来就可以站立,或者如其他绝大多数禽兽在几个月或者稍长点的时间内就可以投入到自然的怀抱,依靠自身的条件得以生存。相反,人是繁殖能力极低的动物。一般情况下,一胎一孩,而且“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妇女哺乳期间,还要减小受孕的几率。特别是人类的幼小生命在长达许多年内都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生存的,死亡率极高。如果不是成年人发自内心的爱护与自发的呵护,在需要长达10多年的成长才可以自立的幼弱生命就根本成长不起来,人类这一物种也就得不到延续与发展。所以,以爱护幼小生命为核心的原始人的伦理观念,是维系并推动人类这一动物类群向人类社会方向演进与进化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或人类的天性,也是人之所谓为人、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基本准则。

在原始时代,在人类社会的初期阶段,人们对幼小生命的爱,还不同与文明时代里主要表现在对自己的亲生子女的爱。最初的人类并不懂得生育的原理,除了母亲以外至少男性无法确认亲生子女,而且那时的人类也没有确认亲生子女的意识。这是人类所具有的大爱。这种大爱所产生的是对所有女性生育行为的热爱,以及全社会对妇女生育行为的热爱与尊重,也就形成了延至今日的人类亦然存在的对妇女生育行为的无条件的拥戴和接受。人类社会的这一基本原则,从生育的角度考察,就是妇女的生育自由。

生产力发展以后,社会出现私有财产,人类进入更高一级的国家文明阶段。按照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统治工具。但是,毫无疑问,原始时代的以爱护和尊重幼小生命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在国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中也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以爱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即西方法学家所说的自然法乃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实在法即国家文明主要构件的法律制度的原则和基础,所以,无论哪个国家,其基本的职能都是保护共同体成员的生命和财产为职责的。而且,如果追究起来,保护财产的目的仍然是保护生命。虽然国家文明时代已经历经了数千年,但是,原始人的以对幼小生命和妇女儿童的爱和尊重的伦理仍是高级阶段全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底线。而且,我在阅读自然法学家的著作的时候常常思索,虽然按照他们的理解,自然法是有关人性的法律,是通过“倾向”展开的;实在法是自然法或者人性及人的良知延伸到越来越不能依靠“倾向”来决定的客观领域。自然法学家反对把自然法等同于实在法。但是,我却觉得热爱幼弱生命和保护妇女儿童,特别是保护产妇即尊重自由生育明显是自人类自原始时代甚至是人类尚处在动物阶段直至现代文明共同遵守的一项基本准则,所以也是贯通自然法与现代文明法的极为少见的共同原则。残酷的战争,交战的胜利者往往都会报复敌人,但即时发生屠城那样残酷与残忍的事件,战败方的妇女和儿童往往都能得到幸免。中国专制时代一直有诛灭九族的极刑,但通常都是将成年男性处死,其家族的妇女和儿童往往也就是充为官奴。其中如有年轻貌美,又有教养的女子,则是直入教坊即古代官家所办的文工团。保护生育和幼弱生命可说是人类通则。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对孕妇执行死刑,禁止对18岁以下的人所犯之罪处以死刑,都该来自于这一准则。无论中外的人类历史上,如果偶然遇到有人敢于狠下毒手残害产妇和婴儿者,莫不有受到众口一声地以为“人性眠灭”的道德谴责。所以,以爱护幼小生命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以及由此成长的以保护生育、保护生命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与国家文明,从来都是以妇女生育自由为前提的。生育自由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

三、计划生育侵犯了现代国家公民的自由生育权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的自由生育是自然发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物化在商品中的人的劳动的同一性进一步呼唤了人类灵魂本性中早就隐藏的自由、平等意识,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上层建筑则将经济的平等交换关系上升为法律上的人的自由平等权。这样,自然经济状态下的自由生育行为,在现代法制国家里就转化为自由生育权。因为自由生育权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神圣的和不可剥夺的本性,一般国际公约即国际法又将其归结为基本人权。

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管制和限制人民群众的生育行为,当然就是侵犯和剥夺了作为人民群众基本人权范畴的自由生育权。

从表面上看,计划生育制度似乎只是对生育人群甚至只是对要求生育的人们的管理,但它实际上是对所有公民生育权的限制与侵犯。全体人群在这一制度面前仅只是按照自然生理条件而被区分为过去时、现在时与将来时。也就是说,已经度过生育年龄的人群只是不再生育了,从而是不再行使自己的自由生育权了,并不是计划生育制度没有侵犯与剥夺他们的权利。还未成长到生育年龄的人群还未成长到生育的年龄,从而是还没有行使自己的自由生育权,并不是计划生育制度没有侵犯和剥夺他们的权利。选择放弃生育或者低于政府限制生育数量的人群只是放弃了自己的生育权,并不是计划生育制度没有侵犯与剥夺他们的权利。符合与按照政府的规定生育的人群只是遵守了政府的规定,并不是计划生育制度没有侵犯与剥夺他们的权利。这个道理很简单,犹如一个没有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里,绝大多数人不写文章更没有写书出书的愿望,但它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管制仅只是剥夺与侵犯了一小部分教授和相关的知识分子的权利。

恩格斯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体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自己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内部和谐一致是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一个基本原则。人类社会就是在尊重和保护人民自由生育行为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的,所以,国家法律与政治制度,风俗习惯与思想伦理观念本来都是与自由生育权相适应的。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必然与法律政治制度和民俗民风、道德伦理等等社会领域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与冲突。政府强制推行,就不得不绑架经济社会文化许多组织和机构,这又带来与国家根本制度相抵牾,进而引发诸多领域的法律制度问题。

四、政府紧密调整生育政策的原因

20131115日宣布实行“单独生二”到20151029日宣布“普遍二孩”,政府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两次宣布调整已经持续执行了20多年的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概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呼唤起人们本能的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权利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实行了几十年的政策,现在也变得不可忍受了。计划生育制度,就是人们权利意识提高以后所认识到的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反对之声不断高涨。

其次,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的发展,尽管计划生育领域中一些事件偶尔得到披露,但往往因其不符合社会伦理有时甚至是令人发指,深刻揭露了计划生育的本质,反复教育了人民,提高了人们的认识。

再其次,我们正在走向世界,政府也在一定程度认识到现代国家国民应该享有的一些民主权利,有限地放宽了社会管制,使得人民群众对计划生育不满的情绪与诉求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政府也确实感受到了民众对计划生育的不满。

如果分析反对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的基本群众,主要包括以下4组人群。

第一组是直接受到计划生育制度伤害的群众,这往往是社会底层的群众例如体制外的农民、农民工,普通市民,甚至部分小公务员和小职员(还特别应该包括他们的家属)。他们除了直接向各级政府反映、请愿以外,在网上往往会以谩骂的方式发泄情绪。这是反对计划生育并促使政府改变态度连续两次调整政策的主要动因。

第二组是一些有现代思想与理念的体制外中产阶级,他们往往从理论上数据上阐明计划生育的荒谬,以及对国家的危害。这部分人群提高了反对计划生育活动的质量。

第三组是体制内小部分迫切希望生育二孩的人群,他们往往都是小职员或者小公务员,有体制内较为优裕的收入,经受不了放弃“金饭碗”和生育二胎的折磨。这部分人群数量不多,但有能量、有激情,也很活跃,是误导政府连续两次将有限目标当作彻底解决问题方案的主因。

第四组是体制内的所谓“国家智库”,主要通过官方渠道向决策层反映情况。但是,体制内的“智库们”都是在计划生育框架下做文章,往往只是提出放宽政策却并不批评计划生育,“单独二孩”和“普遍二孩”都曾是他们的主张。随着“普遍二孩”的实现,这部分人群也就变成维护新的计划生育制度的保守力量了。

五、“普遍二孩”解决不了计划生育与人民群众的矛盾

这个道理很简单。一方面,因为实行“普遍二孩”仅只是计划生育制度基础上的政策调整,限制人民自由生育权的基本制度仍然存在,计划生育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生育审批和超生罚款制度、“一票否决制”、对育龄妇女节育行为的管理、对未经批准的孕情的处理,以及体制内超生者不得提薪提职甚至开除公职等方面的处分,都还要继续实行。这样,社会矛盾与摩擦仍然存在。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民的民主与人权的意识会越来越强烈,抵制与反对计划生育的活动会越来越多。所以,虽然政策宽松了,但计划生育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不是消失了,甚至都不是削弱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反对计划生育的力量必将是不断增长了,越来越强大了。

结束语

“普遍生育二孩”仅只是一种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它是传统计划生育体制内的一种政策调整,而不是矛盾的解决。惟要彻底解决问题,只有废止计划生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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