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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放开二胎意味着什么?   

2015-12-30 12:34: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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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放开二胎意味着什么?

梁中堂

                                                                        实践只是例外,理论才是通则。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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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来是《“卫计委专家委员梁中堂”缘何遭唾骂?》(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510661234888/)的后半部分,因为篇幅的原因,决定分两次粘贴。即使如此,这个后半部分似乎仍显得有点长,所以决定先将事实分析部分张贴出来,理论部分待过了元旦再与大家见面。

                                    ——2015年12月30日

                                

阅读莎士比亚的人常有一句话,100个人眼里有100个哈姆莱特。甚至还有一种说法,100个人眼里有101个哈姆莱特。今年1029日晚上,公告五中全会决定普遍放开二胎,马上就有朋友打来电话,向我表示祝贺。其中第一财经高级记者王羚是在朋友圈里最早一个电话祝贺的,因为香港大公报的记者几乎是7点新闻联播刚开始就打电话,他的电话刚挂断,王羚的电话就进来了。王羚是近几年报道生育政策相当活跃的媒体人之一,从电话的语气能感受到她当时很高兴,很兴奋,对我说这也是我多年的努力与期望。不想我对她讲,我是反对现在放开二胎的,因为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废止计划生育,而不是继续在计划生育制度的框架内再做政策的调整。记得她的似乎也感到意外,并且说要把我的观点写进她的报道里。

自后几天,向我祝贺的电话更多,从学生到我的同学,特别是我年轻时候的一位领导,如今都接近90岁的高龄了,还从老家打来电话,也都以为这是我几十年奋争的一件事,现在终于有了结果,该有我的一份功劳。在他们的眼里,政府的调整至少都该与我有点关系。但是,我却极力否认它与我有什么联系。我回答说,那是人家政府的事情。政府决策与运作有其自身的规律,与我们这些身处决策圈子以外的人们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我甚至还说,我几十年前的那个主张晚婚晚育和普遍二孩的主张,是年轻时的书生气,不懂事。如果是现在,我就不会干那样的傻事了。

其实,早在20131115日晚间新闻联播后不久,2010年采访过我的南方周末实习记者梅岭就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说是刚才播发的三中全会决议宣布实行“单独生二”,该都是您多年努力的结果。我回答说,它与我的努力没有关系,何况我早已经不主张在一胎、二胎问题上做文章,而是强烈要求放弃计划生育了。记得那次同样以兴奋的语气向我祝贺的,还有上海电视台的朋友。尽管我不仅从未主张过“单独生二”,甚至都很少使用过这个极为荒唐的词语,但是,在不少的朋友的眼光里还是认为我是争取改善政策的,既然有了成效,该有我的一份功劳,我也会收获一份兴奋与欢乐。

以上情况说明,不同的人对这次政策调整有着不同的认识与理解。我觉着,这其实都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自2013年十八大三中全会到2015年五中全会不到两年的时间,为什么政府对已经持续实行20多年的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频繁地实施两次调整?这样的调整意味着什么?

我的基本认识是,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唤醒了人们心灵里的自由与平等意识,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与提高了一般民众的权利意识,过去的一些制度就变得不可忍受了。这一社会现象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初中期阶段,都曾经集中地发生过,譬如英国19世纪3040年代的宪章运动,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都分别是英美两个发达国家因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发展而产生的著名事件。实际上,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造成民主权利意识觉醒所导致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在现在的发达国家里还不断发生着。产生于我国特殊时代背景下的计划生育,是一种旨在限制与管制人民生育行为的制度。我这里所说的“特殊时代背景”,其实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之前的社会状态,当然是我国相对落后时期,不仅政府可以制订而且人民也还能够接受那样的政策。但是,经过了社会飞速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生育行为属于自人类社会以来人们从来就都能够充分享有的自由,另一方面,因为它的极不合理,自其产生以来的几十年来完全是依靠捆绑着婚姻、户籍、收入分配,以及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国家基本制度才得以实行的,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尤为突出,所以也就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新觉醒的民权意识的冲击。

当然还需要提及的是以下几点:首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因为互联网的广泛与普及,人民群众在网络上能够比较自由地表达诉求。其次是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形式多样化的媒体不断曝光计划生育极端不合理的管理方式方法,以及有时甚至是令人发指的事件,不断强化了人民对计划生育的认识。另外,当然也该算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那就是随着我们不断地走向世界,政府也了解到现代国家民众对政府的批评,以及用请愿、游行等和平方式向政府和社会表达他们的诉求,是民主社会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虽然目前做得还很勉强,但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民众运用这一类方式。这几点集合起来,就是人民群众对计划生育的强烈不满不仅适当表达与表现出来了,而且政府也接收到了。2013年的“单独二胎”和2015年的“普遍二孩”,就是政府接收人民群众普遍反对计划生育这一信息后所做出的反应。

但是必须看到,政府的这一举措却是不正确的。

首先,计划生育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为经济实行计划所以提出人口增长也要有计划。30多年来,特别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连计划经济都不再提了,可包括政府和人口学家在内的许多人却还都以为我国人口是按照计划发展的,我们的政策是如何确定的,老百姓就是如何生育的。所以,先是“一胎化”、“女儿户”,然后是“单独生二”与“普遍二孩”。但是,客观事物的发展并不是这样的。有个基本数据完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按照1979年以来的政策生育率,期间35年总计应该出生3亿多一点的人口,但实际出生了7亿多。这样的政策除了将客观出生的孩子按照政策划分标识为“合法”与“非法”以外,究竟有多少“调节作用”?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如果大家真的理解了人类对经济过程还不能实行有计划地调节,那么,就该知道希望对人的生产实行调节乃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无法自行选择社会生活,单个人的生活总是受到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生育作为人的实际生活,是由每个家庭的具体条件决定的,是当事人所处的各种自然和社会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条件不同,婚姻状况不同,生育数量、时间都会有差别。这才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政府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其实是将某一类人的生活方式格式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却是无法照搬照抄、模拟和模仿的。

“单独生二”政策的实施结果,已经清楚地证明了我的以上观点。2013年年底,中央刚颁布这一政策时,主管部门反复告诫社会要做好应对生育高潮的准备预案。因为害怕受到生育高峰的冲击,卫计委甚至还十分“科学”、“严谨”地界定“单独生二”和“单独二孩”的区别,明确有“单独家庭”第一胎生育双胞胎以上,就不允许生育第二胎。根据医学经验,生育双胞胎的几率也仅只有万分之一的左右,如果考虑到“单独家庭”,社会上真的有多少可以搭上新政策的顺风车?一个大国的中央主管部门与民众在这个小问题上斤斤计较,可见那个时候害怕“单独生二”政策可能导致人口生育高峰的恐怖程度。2014829日,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全面放开单独两孩政策会带来不利因素》的文章中说:

 

为什么不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大量研究表明,如果现阶段就实施普遍两孩政策,短期内将引起出生人口大幅增长。据专家预测,届时全国出生人口每年将增加1000万,加上现有的每年出生人口1600万左右,出生总人口接近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这将给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带来很大压力。同时从长期看,总人口持续增长,人口峰值推迟到来,会影响人口发展远景规划目标的实现,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因素。[1]

 

2个多月后,即201411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官员还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后,……提出申请的是70多万,这确实和预期有一些差距,原因是今年开始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后,各地最早实施的时间是在今年年初,晚的在今年六七月份,从生育时间来说,十月怀胎一朝生育,所以不可能生在今年。

另外,因为单独两孩涉及的人口对象,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城市人口,他们的生育观念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尤其在政策允许以后,很多年轻夫妇因为生育和养育成本问题,或者工作和其他事业发展方面的原因,不急于要孩子。有些夫妇有了政策以后,也不急于生了,这也是一个方面。从生育来说,政策有一个滞后性,最少到第二年、第三年才能看到整个生育水平是否有一个大的变化。各地批准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今年不会生那么多。

另外,对于记者提出的普遍放开二胎的问题,现在确实没有一个时间表。

……目前,实行的单独两孩政策有一个总体评价,“开局良好,运行平稳”。由于政策实施的时间比较短,……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和评估。[2]

 

但是,不到一年,中央已经颁布了实施“普遍二孩”的政策。毋庸置言,短时间内政策的频仍变动,根本的原因还是大家所熟知的政策遇冷。

不过,我觉得政府主管部门还是没有体悟到“政策遇冷”的实质。为什么实施“单独生二”后预计的生育高潮没有出现?就是因为老百姓并不是按照政策生育的,该生的即使政策不允许她还是生了,不愿生的即使符合政策也不会去生。这就是客观规律。计划经济思维下的生育政策起不到调节生育率的作用。

其次,与前一个问题相关的是把“普遍二孩”当作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所谓实现“人口均衡化”的举措。这样的认识仍然是计划经济思维,以为生育政策具有改变以至调节人口过程的功能。不用多说,人口均衡就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它是以人为地对人们的生育行为的干预为前提的。其实,如果要用均衡这一个概念,让人口变动“自然”发生,“自然”变动,其结果就是人口均衡。我在上和实际90年代和新世纪两度比较中国与印度的人口变动,并将自1950年以后的人口出生和增长的数据绘制成曲线,印度的曲线平滑自然,真的给人以美的享受。我国的曲线残缺破损毫无规则,令人惨不忍睹。究其根本原因,前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变动确实是“自然”发生的,我国则因计划经济政府经济和人口政策直接、间接的作用,人口变动不断地出现人为的干预,客观过程反复地处在“破坏——反弹——恢复”的过程中,人口自然变动所记录的实际成了一部受政府干预的人口史。

企图通过生育政策应对老龄化的认识也是错误的。许多年来,人们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其实,人口老化过程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其道理很简单,即只有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人们才有可能大幅度地延长寿命。这难道不是人类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结果吗?即使人口老化将会带来劳动力供应等方面的一些社会困难,那不过是这个阶段社会应该解决的问题。即使再过几万年,那时的人们也还是有需要他们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问题却不是通过生育政策解决的。

应该说,我最早指出2020年我国将达到人口老化较为严重阶段。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不要说所有的人都不会预见到我国人口会出现老化,就连人口老化这个词语都很少见到。我是通过阅读《参考消息》上刊登的新华社派驻欧洲记者所撰写的反映资本主义国家腐朽没落的社会现象的文章,才接触到人口老化这一人口学概念的。应该说,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在50年前就很引人注目了。但是,50年来,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老龄化指数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其中包含着这些国家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比较圆满的解决。如果谁真地要研究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经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都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另外,现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也和我们一样正在走向人口老龄化,除了我国以外,也没有任何国家试图通过计划生育解决面临的问题。

两年来的我国人口统计数据也表明,用生育政策调节人口出生以解决老龄化的思路是错误的。“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是自1979年以来持续至今的一项基本政策,但是,30多年,主管这项工作的计划生育部门却一直拿不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的统计数据,以至于近年来人们需要把国家统计局20051%人口抽样调查中所设计的30岁以下的人回答“没有兄弟姐妹”的人当作独生子女数。奇怪地是,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后,卫计委可以发布出一个远比“独生子女”更难以统计的并且还将持续增加的“符合单独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1100多万对。[3]按照卫计委的预计,实施单独二孩后将出现生育高峰。但是,根据最近卫计委发布的信息:

 

20159月底,即单独两孩政策在全国落地一年的时间,全国一共有176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的申请。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比上年增长了 47万,人口出生率提高了0.29个千分点,出生人口中二孩的比例从31%上升到了34%,二孩出生人口增加了14%。从目前来看,全国单独两孩申请量平均每个月在8万对左右,保持了一个非常平稳的态势。[4]

 

这段文字解构的内容完全不正确。

第一“符合单独生二政策的1100万家庭”仅只有176万提出申请要求生育二孩,仅占总数的16%84%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却选择放弃生育,这还可以称之为“符合预期”?原来的预期是这个吗?

第二,2014年全国出生人口比上年增长47万,出生率提高了0.29个千分点,究竟与单独二孩有什么关系?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每年出生的人口少者如目前1600多万,多者如1963年将近3000万,与上年比较增加了47万,增长0.29个千分点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事实上,虽然我国自1970年前后以来的40多年里如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人口生育率一直处在由传统的高出生率(我国最高的年份自然出生率高达40‰多,个别特殊的年份如1963年高达45)下降的大势中,即使如此,也有不少年份反转有一些明显地回升,挑拣几个例子,譬如1985年比1984年增加了1.14个千分点,1986年比1985年增加了1.39个千分点,1987年比1986年增加了0.9个千分点,2005年比2004年增加了0.11个千分点,期间的变化都与生育政策的变化没有关系。

另外,如果多分析几年的数据,有理由认为2014年较高的出生率增长数据中,可能隐含着应该统计在2013年的份额中的一些人口。因为从2011年开始,我国人口出生率就显示出稍稍回调的迹象,其中2011年比2010年出生率高0.03个千分点,2012年比2011年高0.17个千分点。按照2011年到2014年的出生率趋势看,2013年应该再比2012年高出一个相应的数值,但是,统计报表上反而低了0.02个千分点。这样,2014年就显著高了0.29个千分点。如果排除统计误差,2014年不会有这么高的出生率。[5]

第三,2014年卫计委在解释为什么不能放开普遍生育二孩的原因时,不是一直将新的生育高峰即将来临吗?仅增加的几十万人口为什么不可能是80年代初中期开始的“第三次生育高峰”经过20年周期后又一次来临呢?如果是这样,它与生育政策又有什么关系!

第四,即使按照所解读的“出生人口中二孩的比例从31%上升到了34%,二孩出生人口增加了14%”,但是,二孩比例的增加不等于是“单独二孩”比例的增加,人们需要了解的是其中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部分究竟增加了多少?

第五,每个月平均有8万个单独家庭申请二胎,并不等于政策放宽增加的人口数。我们知道,被审查批准的数量一定小于申请的数量。另外,我们也不知道实施单独二孩以前,平均每年、每个月有多少单独家庭不顾政策的限制生育了二胎。因为无法得到确切的统计数据,那就有条件地假设一些情况对比研究一下。根据上面引用的统计,2013年应该生育1650万,如果按照所给出的31%属于二孩,大约是511.5万。我们假设二孩中有70%左右属于父母来自于二孩和二孩以上的多子女家庭,双独和单独家庭生育的则是153.5万。如果其中70%为双独家庭,30%为单独家庭,该年则有46万属于单独家庭生育,平均每个月接近4万个单独家庭生育了2孩。考虑到生育年龄人口在今后几年不断增长的因素,以及申请人口8万而批准人口要小于这个数,实际能够生育的人数要小于批准允许生育的人数,因为政策放宽而新增加的人数实在是很有限。

再列举一个假设的案例。1982年计划生育统计有648万领取独生子女的家庭,[6]仍按照70%为双独家庭,则其中有194.4万单独家庭。如果仍按照卫计委的调查其中16%愿意生育二胎,则有31万;如果独生子女中选择独生子女和非独子女各占50%,则有324万单独家庭,仍以16%希望生育二胎,则有51.8万;如果有30%选择独生子女,70%选择非独生子女结婚,非独家庭为453.6,仍按照16%希望生育二孩,则有72.6万。

从我们列举的两个假设的案例来分析,都不能证明放开政策后会明显低导致人口增长。实际上,放宽不放宽政策,其差别仅只是将生育的孩子标识为合法与非法。

还有一个原因导致政府继续在计划生育体制下调整生育政策,那就是许多年来有关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这是自上个世纪40年代末开始,由发达国家的学者逐渐制造的“人口爆炸”理论。这一理论由发达国家诸多领域的学者领衔宣传,到70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精心编制出的第一份以《增长的极限》为题的报告,达到了极致。该报告从人需要消费粮食、能源和其他资源的简单关系,以及人类消费制造污染的简单关系出发,编制出随着人口的增长地球即将崩溃的模型,极富有科学的外表与欺骗性。

但是,一些极为简单的事实就可以驳斥这一理论所附有的为科学性。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的消费水平是极不相同的,一个美国人或者日本人所消费的能与要比几十个甚至数百个落后地区的人。第二个基本的事实是,发达国家也曾经过环境污染的阶段,现在几乎都已经解决了它们的环境问题。第三个事实是,发达国家治理环境问题的基本经验不是通过对国民自由生育权的限制与侵犯,而是通过极为严格的法治消除污染源等社会公共政策。列举几个事例。早年国内婴儿奶粉问题被揭露后,人们发现三鹿奶粉的问题其实是国内奶制品普遍存在的。更是令人诧异的是,同一个大企业的产品在大陆是常常都是有问题的,而香港市场一次检测的某一个企业的几十个产品却都是符合香港的质量标准的。另一个是雾霾问题。柴汽油的标号过低和汽车排放限制标准过低是导致京上广等大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元凶,已经是业内人们的共识。但是,决定柴汽油和汽车排放标准的是政府的所属“两桶油”和汽车制造业的主管,国家垄断企业的利益绑架政府,环境和食品安全之类的问题如何能解决?所以,及时解决一定发展阶段中的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也不是依靠继续推行计划生育,而是政府的监督与监管的问题,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说,乃是一个坚定地推进改革,将包括国有大型企业在内的政府掌管的经济资源尽快地推向市场、切实实现市场化的问题。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政府在实践上已经放弃计划经济并且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却在居民生育的领域内坚持用计划经济的思维,继续沿着计划生育的道路寻求我国经济社会离开计划经济面向市场发展后造成的计划经济旧制度与人民群众的尖锐矛盾的新出路,是因为对计划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计划生育旧制度的本质认识不清楚。计划生育作为一种限制与管制国民自由生育的基本制度,其要害在于侵犯了正在走向现代的我国民众的基本人权。实行“普遍二孩”政策,说明政府的理念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步发展。



[1] 本文摘引自2014829日人民网:《全面放开单独两孩政策会带来不利因素》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829/c1001-25562614.html

[2] 本文摘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201411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http://www.moh.gov.cn/zhuzhan/xwfbh/201411/10efac2d82f44a13a64ba36fba2700d6.shtml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网站:《201471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http://www.moh.gov.cn/xcs/s3574/201407/f8a362e80bd4412fa70d862bdff183b3.shtml

[4] 2015114日,中国广播网:《卫计委回应单独两孩政策遇冷质疑:不符合实际》,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1104/20689312.html

[5] 各年的人口出生率数据均引自国家统计局《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6] 1986年中国计划生育年鉴》,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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