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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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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委专家委员梁中堂”缘何遭唾骂?  

2015-11-06 18:12: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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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委专家委员梁中堂”缘何遭唾骂?

——普遍放开二胎意味着什么?

梁中堂

按照原来的计划,不再就放开二胎的问题写文章。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基于两个理由。首先,还是我说过的那句话,“人口学是我踏进来就想要离开的一门学科”。人口学是被中国的计划生育忽悠起来的一门学科,其实没有深刻的内涵,除了牵强附会地将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等许多涉及到人的学科中的一些有关人口问题的知识拼凑过来以外,剩下的就都是玩弄移花接木、借花献佛,甚至是指鹿为马的把戏。生育政策明明就是政府限制和管制人民自由生育权的问题,人口学竟然虚张声势、故弄玄虚地将其做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学科体系,以至于将一个影响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的现实性很强问题抛到了半空中,指鹿为马地变成了资源、环境和一系列其他的经济社会问题,以至搞得所有人都感觉虚无缥缈,越来越不着边际,谁都不去涉及现实中每天都大量发生的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与政府工作的实际矛盾与冲突了。科学本来是最客观、最实在的东西,结果令还处在幼年成长阶段的人口学就堕落成一门伪科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以务实的态度论述这次政策调整,仍只可能说一些常识性的话。几年来反反复复地讲这几句话,都变成祥林嫂了。

另一个原因,这个时间点上发布普遍放开二胎的消息,本是预料中的事情。因为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这个时节点上说一些评价不高甚至反对的话,岂不是讨嫌? 不过,我说已经预料到这个时间点上发布放开二胎的信息,可不是故做聪明。

自从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产生以来,它就不断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发生矛盾和冲突。但是,在新世纪以前比较封闭的状态里,所发生的问题都被基层政府分别消化处理掉了,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和冲突都被掩盖着。随着新世纪我国进一步开放而走向世界,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这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暴露出来了。我不愿意用双刃剑来比喻,但经济社会的发展确实是多方面地甚至是全面地改变历史。一方面,发展表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能直接看到和感受到了的物质上的一系列进步。另一方面,它也唤起了人们一系列沉睡的意识,过去麻木而没有感觉的部分神经也都逐渐被唤醒而有了疼痛的感觉。人们对计划生育的认识就属于后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生育对人们的限制比现在严重多了。但那时的疼痛感却没有现在那么强烈。神经系统的反应能力逐渐恢复了以后,计划生育慢慢变得不可容忍了。新世纪以来,人民群众对计划生育的强烈不满已经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潮流。这其中有一部分来自于包括国家公务员在内的体制内的人们,他们相对有活力,也有能量,在网络以及媒体上不仅相对发声多,呼喊的劲头也高涨。30多年前制造的“独生子女”政策时,决策者主要倾听的就是这个阶层。近些年逐步放开二胎的决策,也主要是听到了这部分人的声音。其实,与计划生育严重对立的还是体制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只不过他们距离决策层更远一些,特别缺少充分诉求的渠道。现在网络可以反映出一部分群众的诉求,因为仇恨和敌视的情绪而言辞往往激烈些,政府往往又将其错误地当作个别极端分子而忽略他们的存在。

许多年来,除了在网络和其他媒体感受到的公务人员的呼声以外,我还通过个人的邮件、手机和电话等渠道直接交往了一些人。一般来说,这都是些基层的小公务员,胆小怕事,谨小慎微,舍不得手上端的这碗饭,却又强烈向往再生育一个孩子。你从他们的表现和文字中可以感受到长期以来所经受的折磨,有些人的神经可能都已经达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他们不敢在网络上公开表达,甚至都不敢在我的博客上留言,个别人在与我私通邮件时甚至还藏匿着姓名,生怕暴露后会影响自己的前途,既令人怜悯,又觉其可怜。他们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才找我探听是否有近期放宽政策的可能。随着“双独”、“单独”的实行,一部分人如愿以偿退出了与我联系的名单,但却明显感受到另一部分人越发倍受煎熬。

今年45月份以来,事情逐渐有了转机。我根据国家卫计委回应媒体的一些表现,推测即将普遍放开二胎。譬如,729日,我回答一位急切等待的朋友时说:“先生,明年应该如愿了。祝好运。”这些人真是度日如年啊。106日,一位听我回答过明年可以生育二胎的朋友又忍耐不住了。他给我写信说:

 

前段时间各媒体纷纷报道关于“二孩全面放开”的信息,让我看到了希望。但近来好像又“沉默”了。我有种不妙的感觉,明年是否能全面放开?

 

因为此时还没有何时召开五中全会的消息,所以我回答说:

 

先生,国家的事情总是这样,即使确定的事情要办,它也是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不可能像我们一个人的事情那么单一。我想这是在等年底的中央全会吧。

 

如同20131115日颁布“单独生二”时一样,这一政策调整只是暂时吸引一下人们的眼球,热闹上一阵子,并不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原想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但是,昨天(1031日)晚上应杨支柱先生的要求,将他撰写的一篇文章粘贴在我的博客,这才发现几天来一些朋友给我留言,说网络上对我的谩骂“铺天盖地”,要求我澄清某报一篇文章中有关我的情况。为回应这部分朋友的要求,不得不再写这篇文章。

我决定不就放开二胎的问题不再说什么,但不等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已经不主动联系出版社出我的书,也不再寻找报刊及其他各种媒体刊发我的文章。自踏入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我成了非主流的研究者。书不能正常出版,文章得不到及时发表,早就习以为常。现在年纪大了,时日不多,更不愿把精力耗费在出版与发表时必定会产生的一些无谓的争执与磨合中。但是,找上门的媒体却是从不拒绝的。

既然接受采访,那么无论对谁,我都实话实说。一方面,我是一名研究者,应该有科学家实事求是的品格。另一方面,一个人难得有独到的认识,如果不将其叙述出来,那等同于不存在。这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人生观。还有,我对媒体持一种容忍与宽容的态度。之所以这样,首先,我必须清楚自己是谁?我不是官员,更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像我这样的人究竟有什么思想观点,至少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是不重要的。其次,还必须知道,媒体对自己并不是如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那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而特意量身打造的专访,找上门来的媒体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情况从特殊视角出发为自己设计的题目,我的出现是为他们的节目服务的。所以,我的所谈所论,都要根据他们的需要取舍。这样,除非自卖清高拒绝采访。否则,你没有权利要求人家媒体为你做什么。但是,面对采访,我也从不考虑他们需要什么,而是必须说出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完整表达出我的观点和立场。

另外,因为我国文化传媒产业实际上还未曾真正起步和发展,大家对传媒载体的性质和作用也存有一些误解。现代社会讲究文责自负,所有文章仅只属于它的版权所有者。记者所写的文章反映和代表了记者的认识,对文章负法律责任。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未经过你的授权,即使涉及到你,也无需对此负任何法律责任。它并不代表真实的你。所以,我只看重由我署名的文章,只有它们才与我具有法律关系。新闻媒体有涉及面广泛、传播快捷的一些特点,但也由此决定记者笔下常是一些急就的文章,很难准确表达某个深刻的思想。如果一个专门研究者要求记者准确表达他的观点,那也是强人所难。事实上,全面与深刻了解一个专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经常感觉出,我的学生接受我所讲内容常都是浮皮潦草的。我在1979年已经写了质疑与反对“一胎化”政策的文章了,而几乎现在所有的所谓中国人口学家和中央层面的计划生育官员,却一开口都是说1980年的“公开信”才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当然,像田雪原等少数人是从卑劣的个人私利出发而有意要这样说。但是,对于其他大多数吃这一碗饭的人,也是长期满足于一知半解。在这方面,我也不能一味地苛责别人,自己有时也会这样。在与易富贤和杨支柱两位先生的交往中,我常发现我们相互之间也并非是各个方面都能透彻了解。刚才又翻阅了杨支柱先生的《我和梁中堂先生是怎么成为叛徒的》,他就似乎只知道我在80年代中期给中央上书主张普遍二孩,却不知道它的源头还要早得多。

1978102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报告中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对人民群众的生育提出明确的、具体的数量限制。1979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中已经有了“鼓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会议之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就在各地广泛开展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活动。此后几个月,这一活动在全国不断升级,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作为一个政策掌握的口径也在实际工作中被不断收紧。627日,陈慕华给中央党校领导干部讲课正式提出“一胎化”,要求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只生一个上来。至此,各个省市竞相召开计划生育表彰大会,省委书记纷纷在大会上讲话,表彰自愿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譬如,山西省革委会94日至6日在省城太原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先进代表会议,提出“今后全省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在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上来”。吉林省920日召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省委书记于林在会议讲话中说,全省已经有一万多对夫妇自愿只生一个孩子,要求“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到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工作上来。”读者应该都熟悉党和政府的工作规律,山西省和吉林省召开了要将计划生育重点转移到只生一个上来的会议,其他各个省、市、自治区也一定都这样做了。一个省的省委省政府召开了这样规模的会议,地市和县一级的党委政府一定会迅速召开相同形式的会议传达贯彻。根据计划生育部门的统计,这一年,全国现有一个子女的夫妇1535.4万,其中已经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610.1万,领证率达到39.7%。所以,早在1979年,“一胎化”政策已经在全国红红火火地实行起来了。

我就是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我的第一篇有关人口政策的论文的。127日至13日,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在成都召开。那个时代的会议不像现在多元化,几个小单位只要有钱就可以联合召开会议。那时的会议都是由党和政府批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是由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后面推动召集的一次全国会议。我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质疑和反对“一胎化”,同时提出了普遍二孩的主张。用我当时的话说,“建议在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的基础上,将两胎的间隔控制在8-10年”,后来才表述为“晚婚晚育加间隔”。在那个年代里,政策制订出来是要人们无条件执行的,不许可怀疑、研究或者讨论。所以,我的这个大会发言,可说是石破天惊。我理所当然地被主管部门当作是“反对计划生育”,一直到1984年春节前后,才又绕过计划生育部门给胡耀邦上书。再下来,就有了翼城县的试点。但是,翼城县的实验从一开始就如同“偷来的锣鼓——敲不得”,不准宣传,在极为封闭的状态下运行了20多年。2006年以后,鉴于国家开放的大形势,我有意带领或者安排中外的一些媒体到翼城县实地考察和采访,它逐渐才浮出水面。所以,包括杨支柱先生在内的世人也仅知道翼城县试点以后的这一段历史。

在理解专业问题上,学生、人口学家与政府官员、自己和朋友,尚且如此,遑论要面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新闻记者?几年来,除非真的属于那种有心人,希望专门做我的采访,我才要求这一类记者必须事前认真做好“功课”,阅读一些相关的文章,提前拟订出采访提纲。如果偶尔发现有的记者确实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较为深刻的问题,同时在访谈中果然也激发起我的深入思考,令我的认识前进了一步,我才会要求对方给我一份整理出来的采访记录。因为熟悉现在媒体出版和发表的限制,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从不审阅他们的东西。有的时候,即使记者们主动要求审阅,我也会委婉拒绝。——记者文章中的内容,常常都不是记者本人所能决定的,我何苦再去耗费那个精力?我只做自己能够做主的事情。

根据平时的接触,我很赞赏境外媒体的职业精神。先不说别的,它们往往都是在第一时间就出现了。几乎与前年1115日晚间新闻联播发布“单独生二”的消息一样,1029日晚间19点整,电话就打进来了。那天晚上前后有香港大公报、英国泰晤士报、美国广播公司等境外8家,第一财经和新京报等国内3家,总计11家媒体的采访。因为都是由公告“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所引起,所以主题都是相同的,我的回答也不外乎这样一些方面:按照现代国家理念来说,计划生育是限制和侵犯了人民群众的自由生育权;随着最近3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人民群众与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从2013年提出“单独生二”开始到现在“普遍放开二胎”,都是政府试图解决这一社会矛盾和冲突而产生的;因为人民群众与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的矛盾并不仅是由限制一胎、二胎造成的,所以,“单独二孩”没有,现在普遍放开二胎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为此,我反对实行放开二胎的举措,强烈要求废止和取消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尽早归还人民群众的自由生育权。

除了以上内容以外,几乎在每一个访谈中,我都提到了习近平最近在联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与美国总统奥巴马925日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向全世界人民公开表明,中国政府是承认人权的,是承诺保护人权的。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和平、发展和人权,逐渐构成现代国家的共同目标和理念。这是我国最近30多年走向世界后获得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生育权是基本人权,这是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的共识,是一系列国际公约的明确规定。同时,它也是现代国家构建法律体系的基础。政府限制国民的生育权就是限制和侵犯人权,这是极为简单的道理。政府限制和管制本该由人民群众自己决定的事情,也就搞乱了一些基本的社会关系,人为地制造出许多矛盾和冲突。所以,仅只是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前提下作一些政策调整,而不是放弃计划生育,那就意味着还没有认识到生育权与基本人权的关系,是一种缺少现代理念的表现。总之,普遍放开二胎意味着什么?这是那天晚上,我对每个采访者所谈的主题和主旨。反对放开二胎,要求取消计划生育,归还人民群众自由生育权,是我所阐述这一主题和主旨的时候使用的几个关键词。

因为差不多每一位记者都是以极兴奋的心情采访我的,几乎所有的记者对我的回答都感觉意外。向境外的媒体记者解释比较容易,我只反问他们一个问题,即你们媒体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有没有计划生育制度?他们就一下子明白了。对国内媒体记者则需要多说几句,但只要是听了关于习近平主席有关人权的讲话和计划生育的关系的阐述以后,也都能理解并赞同我的观点。

当然,除了以上共同的访谈内容以外,每位记者也还会提一些具有个性的问题。新京报和纽约时报的记者就都提出过放开二胎以后,计划生育部门是否还会继续征收社会抚养费、放开二胎与提倡生育一个是否矛盾、放开二胎的政策什么时候会进入到实施的阶段,等等。我回答说,公告的第一句话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就是说,放开二胎仍是在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的框架中所作的政策调整,仍然是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对人民自由生育权的剥夺,必然和人民群众发生冲突。政府要实行与人民普遍冲突的工作,就必须有强制的手段。所以,放开二胎也还是计划生育,征收罚款就是必然的。关于二胎和奖励一胎的关系,我回答说,因为生育是个人私权领域的行为,国家公权就不具有介入的依据。计划生育就其本质上来说是缺乏法理支持的,是最没有法理支持的行为。但是,就提倡一胎与普遍放开二胎的关系来说,它们却是符合逻辑关系的,不矛盾的。其实,普遍放开二胎并没有什么创新的成分,也没有多大的突破,过去的政策中本来就包含着这一层关系。事实上,从1979年提出“一胎化”以后,因为实践中的巨大反差,30多年里不断在开放允许生二胎的口子。所以,80年代以来的政策就是“鼓励一胎和允许二胎”两个方面,现在只不过将过去允许二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包括国家公务员在内的普遍化程度罢了。

这大约就是我在29日晚间回答各个媒体采访的基本情况。但就是这次采访,引起网络一场大战。30号上午一开机,杨子实先生的两条信息就进来了:“梁老您好,新浪财经记者对您的观点断章取义,您看到了吗?”“又看了一下,是新浪财经转新京报文章。”从此开始,这一天向我转达这一方面情况的短信、电话和邮件就不断。因为我是通过凤凰网阅读新闻的,大约中午时分,我才阅读了新京报的文章《二孩政策落地需多长时间,“抢生者”怎么办?》。果然不出预料,我所讲的有关废止计划生育制度和归还民众自由生育权的内容一概都没有,而只是反映了我回答他们放开二胎所带来的一些具体法规和法理问题,譬如“一票否决”、征收抚养费和“独生子女”奖励等等政策是否会受到影响以至是否还要执行的问题。如果从一般读者的视角看,无论文章的内容及布局、结构,还是文风,都可算是一篇不错的新闻稿。在网络上得以高频转载起到轰动的效果就是证明。

但是,如果分析对我的采访部分,则因为违反了新闻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3原则中真实、准确的原则,就是一篇不合格的新闻稿。首先,记者对我身份的描述不确切、不真实。在这篇文章里,记者让我带上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的头衔。一方面,我是在1988年至2008年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专家委员,那是过去许多年的事情了,现在的身份已经没有这一色彩了。另一方面,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已经不存在了,它所具有的管理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能已经被国家卫计委所取代。但是,在涉及计划生育的事情时,人们往往还会以计生委指代卫计委。如果记者在这篇文章中再用一个“原”字,就是准确的,而现在的处理实际误导读者把我当作现任有关部门的专家委员。而实际上,“原”和现任的身份所承载的信息不仅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上都是有巨大差别的。

其次,文章没有准确反映我的观点,甚至将我在所谈论问题方面的立场完全搞反了。既然是对我的采访,那就必须准确反映我的观点和立场,这是判断新闻记者和新闻稿是否合格的主要甚至于唯一标准。譬如关于是否还会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问题,我回答说,公告的第一句话是“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普遍放开二胎只是计划生育制度内的政策调整。计划生育是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矛盾与冲突的,政府坚持计划生育就避免不了强制,其中罚款或者征收社会抚养费就是维持这一制度的基本条件。所以,继续征收社会抚养费就是必然的。但是,记者把我说的“不会”取消抚养费改变为“仍不适宜”取消。关于独生子女奖励问题,关于“一票否决制”问题,关于修改计划生育法的问题,虽不如前一个问题改变得那么明显,但都是稍稍改变几个词语就把一个旗帜鲜明地反对计划生育的人变成了拥护和维护这一制度、并且是极力为它辩护的人了。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可能是记者询问生育二胎政策的实施时间和程序一类的问题,我回答说这个最没有法理依据的政策竟然从“单独生二”开始讲究法律运作的程序了,现在中央公告后,还要等全国人大通过的程序,然后是各个省、市、自治区人大通过,这才可以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不想记者莫名其妙地让我说,政策作了现在这样的调整以后,国家应该再修改计划生育法,在国家法上加进“普遍二孩”的内容。新世纪以来,我一直是呼吁要立即废止计划生育的。我早在2007年写的《“一胎化”生育政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中就指出:把计划生育法从现代国家法的体系中剔除出去,是它被通过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的事情。去年下半年,我又集中精力连续写了3篇文章,从法理、人权和违背宪法等方面较为充分地论证了计划生育法的荒谬性,将其视之为“一部恶法”。对于这样一部恶法,是尽快予以废止的问题,我怎么还会建议进一步修改继续执行呢!

我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已经是20日晚间816分,即新闻联播公告放开二胎以后一个多小时了。因为与以前几个记者不同地是还提出了如上放开二胎以后必然带来的几个具体问题,记得我还夸了她几句。在与其交谈中感觉,他们此前还是比较了解我的。就算以前不很了解,但我照例在采访中反复声明是反对计划生育、反对这次政策调整的。在那天万众欢腾的气氛中,我这样的态度即使不说绝无仅有,那也不会很多,如何能搞错呢?

即使如此,在读过稿件后,我觉得记者所整理的我的几个问题还是说清楚了,所以,我也只是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声明我已经不是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了。至于记者歪曲我的观点和立场,倒不准备要怎样。

一直到下午,阅读了朋友转来的另一个网站上的文章《卫计委专家委员梁中堂:社会抚养费应继续征收》(http://money.163.com/15/1030/07/B75KCVSS00252G50.html#from=news),该文还从文章中抽出一段话并套框放置在标题下面。

 

梁中堂认为,目前仍不适宜取消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还是基本国策,实施‘普遍二胎’并不等同于普遍放开,所以生育权仍旧受到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超生行为必须有强制性处罚措施,以维护国策的严肃性”。

 

老实说,读过这篇文章后,我才明白了何以事情会闹得如此沸沸扬扬。按说,该网站的也只是原文转引新京报的文章,不应该有那么大作用。但是,该网站在转引中仅做了一些编辑处理,效果却大不相同了。可能这就是网络的力量。首先,编辑将我在凤凰网上所阅读的一篇中性标题《二孩政策落地需多长时间,“抢生者”怎么办?》改为《卫计委专家委员梁中堂:社会抚养费应继续征收》,一下子把我突出出来,加强了卫计委专家解读政策的权威性。第二,新京报文章里面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仔细追究也不能说空穴来风,毕竟我曾经是计生委的专家委员。但是,这个网站的文章把它变成“卫计委专家委员梁中堂”,无论国家主管部门还是专家委员本人,都将其过去时变成了现在时,现实感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一定不会知道这种专家委员是一个虚拟的职务,很多人还以为他们也是卫计委的官员,具有解读政策的权威性。第三,方框中的这段话,特别加强了国家卫计委的背景,所以引起网上竞相转载与热评。我想,这是新京报远没有达到的社会效果。公正地说,这也是新京报始料不及的。

但是,我仍旧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倒是有不少的朋友愤愤不平。29日晚,我是在2016分至26分接受新京报的电话采访的,我的学生王永华博士正在给我电脑加载软件。他第二天给我发来邮件说:

 

梁老师,您好,昨天在您那里听到新京报采访,今天看到他们报道:

梁中堂认为,目前仍不适宜取消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还是基本国策,实施‘普遍二胎’并不等同于普遍放开,所以生育权仍旧受到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超生行为必须有强制性处罚措施,以维护国策的严肃性”。我印象里您并不是这样的观点,应该说这是政府的观点。您可以看一下原文,看是否有出入。

 

31日,杨子实先生再给我发来信息:“梁老,我已要求新京报编辑重新核对采访您的录音。”还有人告诉我,易富贤先生已经发出微博,严重抗议记者歪曲我的观点。还有几位媒体的记者和编辑联系我,提出要将我的本意在他们的媒体做另外的反映。更多的朋友,甚至包括海外的几位朋友都打来电话,鼓动我抗议和控告新京报记者。从他们的话语中了解到,这篇文章将我推到风口浪尖,招致了不少的谩骂。因为我没有微博账号,也没有去看网上的评论,不知道究竟有多严重。不过,我倒是反过来劝他们不必那么在心。现在的记者都是年轻人,做这份职业很不容易。如果我们向该报提出抗议和诉讼,且不说结果如何,首先是单位领导会认为记者给他们增添了麻烦,同事们也知道当事人惹了事,这会给年轻人造成很大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再说啦,我自己其实是没有损失的。了解我的人一看那些报道,就都知道是误解和歪曲了我的思想。朋友们愤愤不平,就是因为知道那不是我的观点。易富贤博士和许多人根本没有和我通话,就立即抗议、纠正和反驳,都是证明。另一方面,对于不了解我的人来说,之所以阅读后大骂不已,那是把我当作御用专家委员,他们所谩骂的是“卫计委专家委员梁中堂”,民众仇恨与谩骂的是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而不是我。相反,这一现象充分证明了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即人民群众与计划生育制度的矛盾是不可能通过放开二孩而解决的。

原以为短信、邮件和电话接触的人我都一一解释过,致意并感谢过了,所以直到杨支柱先生给我发来文章并建议我将其粘贴在我的博客上以前,仍然没有准备写文章。昨晚(31日晚上)处理好杨支柱先生文章后,翻阅博客上前一篇文章中的留言,这才发现几天来一些朋友通过这个渠道向我表达他们的意见与态度。为回应这部分朋友,写了以上这么长的话。

同时,也借此机会向几天来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许多关心、关怀和关注我的朋友们致以谢意,真的不该耽误大家那么多宝贵时间,这件事真的不那么复杂、也不那么重要。其实,就是新京报记者的一个小错误,然后被网络“标题党”放大,造成了较大的轰动,让那么多的网友大动肝火,对“卫计委专家委员梁中堂”大加讨伐,谩骂有加。如果冷静一点来分析,那才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不识一家人”。围绕《卫计委专家委员梁中堂:社会抚养费应继续征收》一文相互攻讦开战的两个方面,无论反对和谩骂“卫计委专家委员梁中堂”的一方还是维护梁中堂的一方,都是反对计划生育制度的朋友和战友。所不同的是,唾骂“卫计委专家委员梁中堂”的一方原来并不熟悉梁中堂,不知道他的真实观点和立场。明白了放开二胎后仍然实行计划生育制度继续征收社会抚养费和执行“一票否决制”,莫名怒火一股脑撒在了这位“卫计委专家委员”的身上,其根源盖出于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反感、厌恶与仇恨。这部分朋友所唾骂的其实是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而不是梁中堂,即使“卫计委专家委员梁中堂”也不过是代人受过,也无需心生委屈。另一方都是熟悉梁中堂的人,他们知道文章歪曲了梁中堂的观点和立场,看到有人谩骂和中伤,知道梁中堂本不该被人侮辱,出于正义,急于保护他。而我能够坦然面对,是因为它证实了我的基本判断:网上“铺天盖地”唾骂“卫计委专家委员梁中堂”,充分说明普遍放开二胎解决不了人民群众与计划生育制度的冲突和矛盾。

另外,就事论事,这一场风波都是由新京报记者和某网站编辑的不严密、不严谨造,甚至是不严肃成的,从他们的职业要求来说,无疑是有问题的,错误的,但还不能由此就判定人家是“不良记者”。因为整个事情经过并没有发现卫计委的身影,也就不能说是卫计委要“抹黑”梁中堂。所以,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各位朋友都该回归正常了。

                                                                                            201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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