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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的博客

 
 
 

日志

 
 

艰难的历程:从“一胎化”到“女儿户”(续二)  

2014-06-20 22:25: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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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从1979-1992年生育率的变动看生育政策的效果

笔者曾把避孕和节制生育归结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创造的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随着工业现代化的发展,由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由传统转向现代,越来越多的人会自发地选择这一新的生活方式,而这又必然地造成了妇女生育率的下降。所以,从本源上来分析,现代人口过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变化是不以包括政府的政策在内的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1]读者从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1966年开始到1992年,一直处在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之中,特别是70年代末以前,我国从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以强制性为特征的计划生育,但是,这一时期生育率的下降速度不仅迅速,而且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波动。从70年代末开始,政府推行了以“一胎化”为基础的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的下降速度不仅明显慢了下来,而且还出现了几次大的波动。我们知道,1990年人口普查以后,我国生育率很快越过2.1-2.2的替代生育率,至此就再也没有回头过。所以,如果没有以1980年和1985年为谷底的两次波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10年多的生育率也会像70年代、90年代那样,是一条未经干扰的、几近直线的生育率下降曲线。

 

1  1966-1992年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变动曲线

 

 

 

 

 

 

 


资料来源:姚新武编:《中国生育资料数据集》表1-1,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年,第3

 

如果我们把1979-1992年特别抽取出来作具体分析(图2),就不难发现,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表现得特别顽强性。所谓说顽强,是说政府政策可以临时扰乱和打断生育率下降的自发过程,但随后它很快就会以补偿性的活动恢复到原来应有的位置。就是说,政策等人为地干扰可以造成个别波动,但生育率变动的客观趋势并不以生育政策和政策执行的强度所改变。如果不计起点和终点两头的话,图2所显示的10年共出现过两个谷底和两个高峰,其中1980年是一个谷底,由于从妊娠到生育大约有接近10个月的滞后期,这个低谷应该是1979年大力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造成的。但是,这个低谷很快就被198119821983年形成的小高峰弥合起来。1981-1983年之间的高峰,应该是对1980年低生育的一次补偿。以1985年为谷底的又一次低谷,则应该是19821983年钱信忠在全国推行大规模结扎、流产(引产)活动的结果。这次低谷又被198619871988乃至1989年持续4年的小高峰弥合起来。

 

2  1979-1992年全国妇女生育率变动曲线

 

 

 

 

 

 


资料来源,同图1

 

如果再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甚至于都可以分辨出两次低谷和两次补偿性生育的小高峰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造成这些不同表现的原因。前一个以1980年为谷底的波动表现出波动幅度较窄,如果具体解读就是来得快,恢复得也快。后一个以1985年为谷底表现出波动的幅度比较平缓,如果解读就是来得慢,恢复得也比较慢。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差别,是因为造成低谷的原因有所不同。19781979年进一步抓紧计划生育工作的时候,开始试行批准生育指标才可以生育,基层干部对于直接干预老百姓生孩子还不很适应,特别是强制性的、粗暴地人工流产手术相对还不是很多。大约从1972年开始到1978年,全国每年采取人工流产手术一直在4500万例。19781979年大跨越了一下,也只达到786万例。所以,19781979两年来的计划生育造成的生育低谷,主要还是以较多的人实行推迟结婚和推迟生育实现的。数百万人决定推迟婚育,很快就是一个谷底;过1年半载,或者12年,达到或者接近政府规定的婚育年龄,被推迟的生育行为很快发生了,谷底也就被填补其来了。1985年为谷底的那次波动则不同,它是靠1982年年底开始的人工流产实现的。1982年由前一年人工流产870万例猛然上升到1240多万例,一年就增加了将近400万例。[2]1983年,人工流产又高达1437万例。所以,以1985年谷底为低谷

 

3  1966-1978年我国妇女分孩次生育率变动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生育资料数据集》表3-4至表3-16,第161-173

 

的生育率波动是依靠此前几年7800万的人工流产实现的,不仅发生的时间分布在较长的时间段里,而且经过流产后妇女的身体恢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再怀孕就需要的时间更长一些。所以,以1985年为谷底的那次低谷的补偿性生育历经的时间较为漫长,曲线长而坡度平缓。总之,通过1979年到1992年生育率的变化表明,人口变动是一个客观、自发的过程,人为地干扰只会暂时破坏它的走势,引起一时的波动,但不会改变它的运动的总的趋势。

为什么出于改变生育行为的生育政策不一定能够起作用?这是因为,妇女生育率的下降也是有其规律性的。图3是我国妇女生育下降幅度最大的1966-1978年期间妇女胎次生育率变化曲线,读者可以发现,虽然在期间各孩次生育率都有所降低,但是,它主要是通过较高的孩次生育率即多孩率的下降实现的,孩次生育率越高,下降的速度越快。高孩次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是70年代我国妇女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或者说,妇女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通过较高胎次生育率的降低实现的。

然后我们再来检查80年代生育政策的作用。从1979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开始到19822月中央下达11号文件期间的3年多的时间里,全国不分城乡地推行“一胎化”政策。但是,根据1982年的普查资料,普查前一年生育的孩子中不仅有25.60%属于第二胎,而且3胎和3胎以上还占到27.15%[3]80年代初中期,虽然中央11号文件提出的以“女儿户”为核心内容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即使有条件地允许生育二胎即根据各地先后开放了共计约20个不同情况可以生两个的“小口子”,毕竟也比1981年以前的“一胎化”相对宽松了。1988331日中央常委会第18次会议以后,中央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女儿户”问题上取得了共识,生育政策更宽松了。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1989年生育的孩子中二孩占31.29%3胎和3胎以上占19.28%[4]对照1982年和199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资料,比较1981年和1989年生育胎次比例,普遍实行“女儿户”以后似乎并不直接要求“一胎化”了,但是,生育多胎的比例明显下降了。事情不仅如此,如果对照生育多胎的数量,1981年生育3胎及3胎以上的多胎共计5547645人,1989年则是4598439人,多胎的绝对数量也比“一胎化”时期明显地减少了。

不仅全国来说是这样,一个省份也是这样。譬如,江苏省和浙江省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走在全国前列的两个东部省份。先是70年代江苏省乡镇企业的发展走在前列,80年代后浙江民营企业拉动地方经济成为经济大省。用马克思的现代理论来解释,无论乡镇企业或者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所以,它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两个省份的妇女生育率持续下降。但是,分析两个省在1971-1990年期间20年里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图4),表明生育政策并不起多大的作用。

 

4 1971-1990年江苏省和浙江省总和生育率变动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生育资料数据集》表1-2、表1-3,第4-7页。

 

80年代初期以前,包括“一胎化”时期在内,两个省都实行相同的人口政策。但是,因为70年代江苏省的乡镇企业发展的好促进该省的经济发展走前一步,妇女生育率相对低一些。从80年代中期开始,浙江省在民营经济得到逐步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固守“一胎化”的政策,而是从金华地区等地方开始扩展实行了“女儿户”政策。比照两个省的妇女生育率变化,尽管江苏省一直到现在不分城乡地还在全省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其生育率却明显地高于浙江省。

人口的实际变动和人们的感觉并不一致,即使一个县那样小的区域也会给人带来许多错觉。20114月,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同期刊发两篇讨论生育政策的长篇通讯,比较贴切地传达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和转变所持的态度,是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相关题材中力度最大的一次报道。但是,从该刊刊发的一组文章中不难发现,无论基层干部还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领导、专家学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都一直乐道于一个基本的观点,即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时紧时松,人口出生也按照政策起伏忽高忽低。换句话说,政策紧了,出生的人口就少了;政策松了,出生的人口就多了。文章比较多地列举湖北省长阳县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道理:

 

各地就此纷纷“开小口”。当年7月湖北省提出“开小口、堵大口、杀歪口”的政策,9月长阳对“开小口”做出具体规定,1985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成立后,更是将二孩的生育政策放宽到了县内全部城乡居民。

……如此,从1985年开始,一些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几乎停摆。“一开始,计生助理员送一种写着‘可以生二孩’的纸条,催着赶快生,后来有没有纸条都可以生。”田文金回忆。截至1986年底,长阳全县出生人数由1984年的6597人上升到11429人。[5]

 

在第二篇文章里,记者继续叙述说:

 

1985年,随着全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短暂松动,长阳县允许城乡居民普遍生育二胎。1987年,国家计生委官员来该县检查工作时,认为民众抢怀、抢生现象普遍。长阳取消了其城镇地区的二孩生育政策。

 

长阳县的计划生育局的干部希望制订一个再婚后的家庭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并且把申请提交到省里。

 

不久,湖北省开了一次计生研讨会。长阳计生局提出思路后,荆州的一名代表首先发言:我国人口膨胀太快,长阳虽是土家族自治县,一旦放开,会产生80年代的人口大膨胀。

“大膨胀是说1984年成立土家族自治县后,长阳在生育上对城镇、农村全部放开,结果两年时间,每年出生的人口相当多,比现在每年新增人口多出几倍。”田文金解释。

专家、学者纷纷担忧“大膨胀”,主管部门湖北省计生委的代表也强烈质疑……[6]

 

根据这两篇文章,首先,包括专家学者在内对我国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时紧时松”的认识是错误的。1979年全国实行不加任何区分的“一胎化”以后,1982年中央11号文件开始各地放宽政策的尺度尽管相当有限,但毕竟相对于1979年的政策,80年代是越来越为宽松了。特别应该肯定的是,11号文件以后,虽然长期得不到执行,但毕竟没有走回头路。所以,从1980年前后的“一胎化”到1990年以后的“女儿户”,生育政策的走向是在在其间越来越宽松,根本就不存在“时紧时松”。

其次,如果说政策上没有“时紧时松”的话,人口出生方面更没有一个“随着政策的宽松而多出生”的问题。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我们并没有发现湖北长阳县因为1984年改为土家族民族自治县和政策放宽发生抢生和高出生的问题。特别有趣的是,对照长阳县10-14岁组(19861990年出生)和15-19岁组(19811985年出生)的人口,前一组男女合计40829人,每个年龄平均8166人。后一组男女合计32145人,每个年龄6430人,表明1985年以后每年比前一个年龄组平均多生1736人。[7]这一情况说明,1985年以后每年出生的人口虽然比1984年以前多,但绝对不会发生当地计划生育干部田文金所说“截至1986年底,长阳全县出生人数由1984年的6597人上升到11429人”那样恐怖的情况。

为了进一步验证长阳县的老百姓并没有因为设置民族自治县和生育政策的变动而发生抢生、多生,我还对比了与其北面相邻的秭归县和南面相邻的五峰县,其中五峰县与长阳县一样都是在1984年改为民族自治县的。秭归县1985年以前的5个年龄组平均每年仅出生5780人,而后5个年龄组每年出生8803人,平均每年多出生3623人。五峰县前5各年龄组平均每年出生3146人,后5年平均4241人,平均每年多出生1095人。长阳县前后5年比较,年平均增长27%,秭归县则增长63%,五峰县则增长35%。比照3个县在80年代人口变动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说,既不能把人口增长的原因归结到长阳县设立了民族自治县,也不能怪罪于他们自行放宽了生育政策。如果真的如记者所说,国家计生委的官员1987年在长阳县检查时,仅仅看到那里出生的孩子多了,就说那里的 “民众抢怀、抢生现象普遍”,那该是荒唐透顶了。

 

5  2000年长阳县和秭归县、五峰县0-24岁人口曲线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人口司编:《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表2(续2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第154-155页。

 

有意思的是,我们从图5不难发现,虽然3个县的人口总量不同,生育政策也有差异,但期间的人口出生变动的走势却几乎完全一致,说明长阳县当时的妇女生育率变化并没有明显与周围的秭归县、五峰县具有什么不同。这一情况说明,长阳县的人口走势是与自己的政策以及改设民族自治县等等来自于政府的各种特殊因素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人口学家们和计划生育部门此前此后对长阳县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出生变动关系的解释也都是错误的。

 

6  2000年湖北省和江苏省0-24岁县人口曲线

 

 

 

 

 

 

 

 


资料来源:《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表2(续12、续25),第126-127152-153页。

 

为了验证长阳县和秭归县、五峰县在1985年前后的生育情况属于正常,笔者还利用同一来源的资料描述了湖北省和当时所谓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执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不动摇的江苏省的0-24岁的各人口组的县人口曲线(图6),与三个县的曲线走势也基本一致。

还需要指出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时,湖北省的少数民族人口259.69万人,占总人口4.36%[8]江苏省仅25万人,占总人口0.17%[9]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少数民族实行可以生两个孩子或者更为宽松的政策。所以,除了其他相同条件以外,与江苏省不同的是,湖北省执行“女儿户”和比“女儿户”更宽松一些的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我们把湖北省和江苏省的人口年龄结构看作近似地一致的话,1979年到2000年期间(即年龄在21-0岁之间),一直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江苏省的妇女生育率并没有比1982年以后逐步放宽生育政策、80年代后期已经实行“女儿户”政策的湖北省更低。

结合生育率的变化分析生育政策的作用,说明政策在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的约束方面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它只是把客观上一定会发生的人口现象人为地划分为“符合政政策”和“不符合政策”两大类,并将没有按照政策规定怀孕的当作“计划外怀孕”,将没有按照政策规定出生的孩子当作“计划外超生”,分别“执行政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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