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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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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是“人口问题”阴影的制度安排  

2014-12-08 22:14: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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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是“人口问题”阴影的制度安排

——《现行生育政策的决策体制与机制研究》的结束语

梁中堂

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其不可动摇的纪律准则。特别是在涉及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关系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方面,历来都是由党中央直接制订出详细、具体的政策,要求全党或者相关的党组织不折不扣地予以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有“传达不过夜,执行不走样”的说法,其实对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也都莫不是如此。现在虽然不大这样说了,但是,这句话所体现的精髓还是各级党委必须遵循的组织原则。否则,仍会授人以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把柄。计划生育从党中央提出的那天开始,就一直强调它的无比重要性。19553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的报告批示说:“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62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说:“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19829月,党的十二大会议上,则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重大政策性”、“既定的政策”、“基本国策”,都说明计划生育在中央心目中的重要位置。所以,由中央制订和颁布政策,全党予以执行的基本范式,也应该适合计划生育。

㈡但是,我们已经看到,1982年中央11号文件所颁布的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却到90年代初期才得以在全国贯彻和执行。一项由党中央国务院制订的有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一项被党中央提到基本国策高度的重要政策,从出台到真正与干部群众见面,前后历经约10年的时间,这无论在中国共产党90年还是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㈢具体分析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生育政策的变动,陈慕华1978年的“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79年的“一胎化”,钱信中198210月争取到的中办37号文件、1983年实际推行的“大结扎”,19847号文件批转王伟的“情况报告”将生育二胎的照顾面逐步扩大到10%,以及198912月国家计生委坚持稳定政策,都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动提出最终得到中央同意的。从党的政策产生的规律来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甚至政策产生于下一级组织或基层工作的经验,这在党的历史中都经常发生的。还有,在党的工作实践和历史上,在下级提出不同意见之后中央最终同意下级的建议而改变已定政策的事情,也曾有发生,似乎也都不值得奇怪。

但是,上述的情况毕竟还是不同于已往。首先,政策来自于基层和下级经验,甚至像1982年中央11号文件是经中央委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代为起草,那都是由中央制订或者代中央起草,与党的政策产生和形成的范式不悖。但是,我们讨论的这些情况不是这样,它们都是由主管部门主动提出来的,有的甚至是在中央已有政策的情况下由主管部门另行提出政策建议而得到中央同意的。计划生育部门在中央未予授权的情况下自行提出新政策,这是不同于党的范式的。在现代,无论政党或者政府决策,一般都离不开职能部门。有的时候,中央甚至授权或委托职能部门代为起草文件或拟订方案,那都是现代国家中央政府决策的一种形式。但职能部门总是主动另行提出新的政策建议,甚至是在否定中央颁布的政策的情况下提出新政策,则是改变了现代国家的决策范式。其次,像解放战争中粟裕不同意毛泽东的军事命令并据理力争改变了毛泽东的战略,被当作党史军史上的光辉案例。但是,那是中央权衡中央和下级提出的两种方案而做出的改变和取舍的决定。1982年中央11号文件在整个80年代一再搁浅和延宕,并不是中央认为“女儿户”的错误以至否定或撤销了这一政策,它是在受到职能部门的抵制无法实施的情况下中央暂时搁置已定的政策,这是中央对下级党组织采取的忍让和妥协。中央提出的政策得不到执行,只有主管部门提出的方案才可以贯彻,这显然是改变了中央决策的范式。最后,上述与党内关系范式截然不同的情况不是仅发生了一件二件,而是在10多年里屡屡发生以至形成了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中央同意以产生新政策的特殊范式。

如果接着分析,发现还有更为离奇的事情。首先,在党的所有各项工作中,无一例外地要求政策具有一定稳定性,绝不允许因部门或者地方领导的变动而导致政策的变化。这是党的又一项重要组织纪律和工作准则。但是,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却因管理部门负责人的改变而频繁变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每次换人即换政策,历经4届主任,实际推行了不下6种具体生育政策,达到一人一策,甚至一人两策。

其次,因为计划生育是由中央自上而下提出来的,所以,其政策从来都是由中央制订的。但是,陈慕华打破了令出中央的惯例,1978 10月中央刚批转了她的“一个正好两个多了”,仅半年多的时间,1979年年中就又提出“一胎化”,开创了计划生育管理部门自己提出政策经中央同意的行为模式的先例。

再其次,1982年中央11号文件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的,这在我党我国历史上从来都属于最高级别的文件。钱信忠不仅能够让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暂不执行中央既定的政策,并且还谋得另外一份中央文件实际否定和取代早先下发的文件。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政策尚未与群众见面就遭到了主管部门的抵制与否定,中央不是用党的纪律约束下级而是采取迁就与妥协的做法,是极不正常的。

再其次,笔者过去曾以为,在80年代特殊的领导组合下,胡耀邦赵紫阳不具备中央应有的权威而致使他们无法推开自己制订的政策。1983年突然罢免钱信忠,足以体现中央的权威。至少,当时的中央权威还是足以支持他们希望推行的这一类工作的。但是,钱信忠离任后,中央本可以重申和强调执行1982年中央11号文件,却以19847号文件批准新一届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继续行走在钱信忠的老路上。至少说明中央虽然制订有自己的政策,却没有那么强烈要求贯彻执行的兴致与愿望。

最后,在我们所关注的10多年里,1988331日中共中央第18次常委会至1989年夏天约一年多,是唯一符合党内组织关系范式的一小段时间,即中央明确提出政策要求,以及党的职能部门努力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当那场政治风波不仅打破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人事组成的格局,而且也粉碎了计划生育领域中短暂出现的这一党内关系范式的时候,扭转这一事态的又不是如党的历史上往往出现的那样,由中央出面拨乱反正和反潮流,向全党发出警告并重申必须严格执行因受社会动荡的影响而危及到的中央政策。与此不同,它是由主管部门的党组织向中央讲述一大套道理以使党中央国务院相信并同意经赵紫阳提出的“女儿户”不是赵紫阳的而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

㈤由于本文是探讨现行生育政策产生过程中的体制与机制问题,这该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今30多年的历史。所以,从一般逻辑上来说,也许仅讨论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间10年多的政策变化,还是不够的。但是,如果知道19891212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给国务院的那次汇报会确定“计划生育政策要稳定”以来,特别是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被固化以后,20多年来的生育政策没有大的变化或者基本上没有变化,那么,我们就只能从上述10多年政策频仍变动中提取应有的认识。除此之外,笔者认为,20年来唯一的一次变化,也恰好验证了笔者所提炼的范式。201311月以来实行的“单独生二”的政策,最早是李斌在2008年至2011年第一轮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期间提出并准备启动的。2011年,实施方案已经呈报中央和国务院审定,却随着2011年至2013年李斌离任而搁置。20133月,李斌任职大部制改革后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11月中央即同意实施“单独生二”的政策。所以,至少从形式上来看,这次生育政策的变化与上个世纪80年代并没有什么不同。

㈥在对80年代前后计划生育政策变动的历史做过系统研究以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来讨论现行生育政策产生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了。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体制和机制是两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不过,在社会学和现代政治哲学上,它们却是相当难以阐述的两个概念。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人言必称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度(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等。不过,那时还没有体制这个词(在国外社会学和政治学上,至今也没有这个词汇)。马克思说,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生的诡辩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已经发展到必须实行改革和改变的时候了。但是,传统和主流的意识形态却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制度,不仅改不得,甚至连怀疑它存有一小点缺点都是罪恶。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张改变现状的改革派有了一个可视之为伟大的发明,创造了体制这个词汇。——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甚至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不好,而是国营经济的管理体制有一点点问题,需要改变和改革过于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其实,管理权从属于占有权,这无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其他西方经济学都没有异议的。所以,经济管理体制也就是经济管理制度,哪里去找管理制度以外的管理体制或者管理体制以外的管理制度啊?它就是由所有权所决定的管理制度嘛!体制和制度这两个词的内涵和外延本来都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那个时代里,有了这个新词汇,改革就减少了非议,至少不大受攻击了。197812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使用过这一词汇以后,各种“体制”便日渐传播开来。

所以,真正要理解体制的含义,我们还需要转回到制度上去。但是,在国人的脑际中十分重要和神圣的制度这一概念,不仅西方国家很少有一个对应的词汇,而且还是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一个难题。它在科学上从未有一个简短而明晰的定义,似乎只是被看作是一种与结构及其功能有关的组织或者某种行为模式。至于机制,我则将它当作一定组织结构及其必然产生的功能主义的行为模式(范式)和过程。两者的区别,就是制度相当于静态的组织结构,机制是这一制度的动态形式或表现。现在将这两个词汇套用到我们的问题上,就是中央为推行和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而设置的政府机关即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及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生育政策的变化所得出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即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仅仅是由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而是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经中央同意的。——中央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这是现行生育政策的决策体制(制度);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政策性意见或建议,经党中央同意和认可,也就是现行生育政策的决策机制。

㈦如果按照命题作文来说,文章至此就该算完成了。在现代国家,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不同的仅仅是,在法制国家里,执政党根据国家法律制订自己的相应政策;在我国,执政党先行制订政策,立法机构再依据执政党的政策出台相应的法律。无论政党的政策还是国家法,都是该阶级或政党的意志,具有集体属性的范畴。同时,它们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个人意志的体现。虽然80年代生育政策都得到了中央的同意,所以完全可以说它们也都体现了包括领导人个人在内的党和阶级的意志。但是,它毕竟还是显著地首先体现了计划生育部门领导人而不是突出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意志,特别是由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提出的“女儿户”政策屡屡受到抵制和延宕,毋宁说是明显抑制或压抑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如果读者知道赵紫阳在80年代曾经屡屡走到前台讲述“女儿户”和“开小口、堵大口”的策略,就该知道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还是因为自己提出的政策得不到贯彻而郁闷。为什么会是这样?

首先,从现代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规律和规则来考察,计划生育是由中央自上而下交给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一项任务,它不属于现代国家政府内在性和自发性产生的公共事务,具有外部嵌入的性质。196212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这一工作列为议事日程之一,定期地进行讨论和检查。卫生、商业、化工、民政、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和妇联、共青团、工会等团体,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做好宣传教育、技术指导、药物生产、供应和科学研究等项工作。”从这时起,计划生育工作虽然被正式列入到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日程,甚至要求将其当作党政“一把手”的主要工作,强调是“一把手工程”,要求“书记挂帅、全党动手”。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不少地方还将承包责任制引入党委和政府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中,上下级党委政府之间就每个年度应该达到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签订责任状,未能完成任务者将被追究一定责任。另外,到了基层比如县以下级别的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农村的乡镇、城市的街道,以及工厂、学校等企事业基层单位,则都会受到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约束。一个单位只要发生一例超计划生育,除了超生夫妇接受开除出党、开除公职和处以巨额罚款以外,整个单位都将受到牵连,不能评为“文明单位”,扣发全体人员相当于第13个月工资的奖金,领导不得评奖、不得晋升职务,等等。

但是,毕竟它不属于政府公共事务内在性和自发性产生的工作,很难真正进入党委和政府领导的日程,绝大多数地方都是中央或者上级党委提醒之后才抓一下。按说,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可在实际的工作中,党委和政府领导抓其他工作都有极大的积极性、主动性,抓计划生育则又是一种表现,上面推一下动一下,不推了往往就不动了。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对待计划生育工作的消极态度,当然不该从领导干部的个人好恶或兴趣方面来解释,其根源在于它的外部嵌入性而不具有并且不符合现代国家政府内在性的公共事务工作的特点。

其次,从计划生育的效果来分析。毛泽东最初提出计划生育这个概念,就是出于人口快速增长的现实而要抑制它的增长。“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少生一些就好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被设置以来,也总是以减少人口为己任。最近几年,还有计划生育减少4亿人之说。笔者向来不同意这个说法。倒不是对具体减少了多少人数有分歧,而是认为这个命题本身就有问题。它如同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讨论把猪牵到市场上的究竟是绳子还是手?”一样荒唐。欧洲人习惯用绳子牵着猪,中国的农民从不用绳子也一样可以把它带到想要去的地方。我把节制生育定义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创造的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只要由传统向现代发展,人们就会自愿实行避孕和节制生育,与传统时代相比较,妇女生育率也就自然下降了。从70年代以来,我国大踏步地走向现代,谁不想让生育率大幅度降低也都难。看看国外,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我们这样的计划生育,其妇女生育率也都降下来了。特别引起国际社会广泛注意的是,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中国家里,譬如泰国、伊朗,最近30年比中国的生育率降得还要快、还要低。所以,您说计划生育使我国减少了4亿人,那别的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政府机构、没有这样的政策,其生育率是如何下降的,人口又是如何减少的?

所以,如果讨论计划生育的效果,那就不能用计划生育少生了4亿人”这一类本就属于模糊不清的事情证明自己十分明晰的主题。因为即使计划生育的确少生了人口(我们且先不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真的应该减少人口),但它与经济社会的进步必然带来生育率下降混淆在一起,如同把猪带到市场上的究竟是绳子还是手一样无法说得清楚。我们知道,政策本来就是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任务和目标而制订的行动路线与准则,政策实施后的结果就是它的效果。早在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形成的时期,1980年前后,人们依据政策幅度做了许多种预测,譬如如果按照“一胎化”的政策,相当于要求妇女生育率维持在1.0的水平上,那么2000年的中国人口应该是10.50亿,201510.25亿;如果实行“女儿户”,则相当于1.5(因为有城镇人口,“女儿户”政策实际上要比1.5的水平低多了),2000年应该是11.30亿,201511.70亿。过去30多年中,实际执行的政策是,90年代以前的10多年里是“一胎化”,90年代以后为“女儿户”。如果按照实际的政策来计算,2000年的总人口应该控制在11亿以内,2014年稍稍超过11亿。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2000年普查时我国总人口12.6亿,现在是14亿左右。20年差了约2亿,30年差了约3亿,这意味着每年约1000万人口超出了政策预测的人口数。要知道,实际超过按照政策规定预测的人口数和违反政策出生的人口数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违反政策的人口数要比其大多了。即使以每年1000万不符合政策的人数计算,几乎占据了出生人口的一半都不符合政策规定,还能说政策效果好?

最后,我们再从中央层面来分析。自始以来,中央都十分强调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30年前,它更被提高到基本国策的高度。但是,在中央政府的工作日程上,如果按照党务、军事、外交、经济(财政、计划和发展)、卫生、教育、科技、文化、民政,以及就业、医保、养老、扶贫等等来划分,计划生育工作究竟比上面哪一项更重要,或者比哪一项更多地占用中央政府的资源和领导人的精力,从而可以当之无愧地算是“基本国策”了?计划生育能不能排在最前面,成为中央政府列入的最重要的工作?如果不能,那么既然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了,排在它的前面的该叫什么“策”?还有,邓小平理论是我党我国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也是坚持计划生育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邓小平有许多次有关计划生育的谈话,还有一些支持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谈话,以及对于美国国会和国际社会上反对我国计划生育的言论予以批驳的谈话。但是,在邓小平亲自审定的几本《邓小平文选》中,一篇有关计划生育内容的文章都没有,有个别收入的文章在当时明明讲述了计划生育,该文在被收入文选时还特意把有关计划生育的话也删掉了。计划生育在邓小平治国思想中,占据着“基本国策”的位置吗?特别是反省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竟然同意将党中央国务院刚刚颁布的重大政策搁置起来而向主管部门妥协的做法,还不是因为计划生育工作既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吗?如果真的事关全局,中央会取这个态度吗?所以,计划生育不仅在地方党委政府中,而且在中央这一个层面,也都不过是说起来重要,实际上并不重要。

㈧但是,重要的是,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确实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发展。对比共和国60多年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特别是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现实已经让那种认为人口增长阻碍了经济发展的理论观点彻底破产。1950年到1980年,我国人口由5.5亿增长到9.9亿,30年增加了4亿多人口。当时的人们普遍吃不饱饭,物资困乏,不用说几亿农民应该随着我国工业化建设逐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那时连城镇新成长的青年都无法就业而被赶到了农村。改革开放以来,1984年到2014年,人口由10亿增长到接近14亿,30年又是增加了4亿,现在几乎听不到有人吃不饱饭,商品极大丰富甚至有点过剩以至于厂商发愁产品卖不出去了,青壮年农民受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几乎全都进了城,面对89亿人口的劳动力资源,用人单位仍在喊叫劳动力紧张和招工难。我过去常从国家大势来说30年的巨大变化,现在从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明。30多年前笔者是年轻的国家干部,收入虽然不高但总不是生活水平最差的。现在从教授职务上退下来,靠退休金生活,生活水平当然算不上最好的。但是,自己与自己比照,不至于像梁漱溟说的“九天九地”,但提高的程度无论如何也是30多年前想象不到的。前30年后30年的变化之根本,还不是国家一点点地离开了计划经济制度和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您说,社会的进步究竟与老百姓的生育有什么关系?

所以,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实际工作中都未能将计划生育当作基本国策,但我认为这不仅没有错,而且恰恰是党和政府的明智之处。现代国家是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的,政府的政务活动也有它自身的规律,即使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个规律的存在可并不意味着没有遵循客观规律。正如现代世界其他国家所表现的那样,政府公共事务中没有计划生育工作,尽管我们将它提高到基本国策的位置上,但是,因为其先天不具有现代国家政府内在性公共事务的性质,决定了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就都缺乏自觉地而把它当作一项日常工作。这就是遵循了客观规律。读者不难设想另外的一种情况,在极个别情况下和极个别的干部真的相信并认真落实基本国策,譬如陈慕华时代的一胎化、钱信忠1983年全国大结扎,以及局部地方偶尔大搞的计划生育活动,哪次不是搞得鸡飞狗跳墙的?谁如果希望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以及社会各种关系紧张,那就真的从中央到地方一年360日每天都去国策吧。读者无须过多地设想,只要将每年超出生育政策要求的1000多万都围堵到基本符合政策,那还不是一个民不聊生、国无宁日的社会!

㈨现在我们再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殊决策范式是何以形成的。社会各界人士第一次聆听毛泽东讲出计划生育这个词汇,已经是1957年春天的事情了。事实上,1956年至1957年的一些内部场合,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经分别讲过许多次了。那是一个充满理想和幻想的时代,城乡不断掀起社会主义新高潮的时代。早从1954年开始,一些苏联援建项目陆续投产。到1955年至1956年,完工投产的大项目已是捷报频传。中国从一个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的落后国家一跃发展到初步拥有了现代矿山、冶金、机器制造、化工等基础重工业和一系列轻纺工业的现代国家。从未接触过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不懂得,资本主义是由资本统治整个生产过程的一种先进生产方式,其基本特点就是在具备生产条件的环境下,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将一笔似乎观念上的货币魔术般转变成滚滚而来的物资财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像中国50年代很快拥有一批现代工业的经济现象,在亚、非、拉一系列落后地区都重复上演过。旧中国的落后在于一是缺乏资本金,二是不具有吸引资本投资的社会环境。当一个统一的新中国从斯大林那里得到庞大的无息和低息贷款以后,其实就是将苏联的一些生产企业和技术购买过来,安装在中国的土地上。其实,890年代的中国几乎是50年代的重复,不同的是第一次倒向苏联,第二次面向西方。无论苏联或西方,都是资本主义扩张,是资本主义向外扩张,属于资本的本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是,那时的国人都以为我们正在跨越资本主义,从事一项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事业,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发挥的巨大效力,从而将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大工厂归功于刚刚从苏联学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是计划经济的无所不能。受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伟大成就的激励而被焕发出来的理想和想象、幻想和空想,以及敢想、敢说、敢干,都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那是一个狂热时代的前夜。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学习苏联实行所谓的计划经济制度,在按照计划发展政府经济和扩张政府权力的同时,歧视甚至于仇视非政府成份,不断限制、排斥,甚至打击政府以外的经济因素和社会成份,从而极大地窒息了经济发展的活力,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越来越缓慢。但是,在“舆论一律”的严格管制和引导下,从中央领导到一般干部群众,都没有意识到计划经济制度的弊端,而是把政府计划不能有效解决的,以及甚至是由于计划经济造成的社会困难,都归结为“中国人太多了”。这样,共产党曾经在前门批判的马尔萨斯主义又从后门被迎了进来。当中国人口众多的因素又被转变成为困难的时候,还沉浸在计划经济迅速地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亢奋情绪中的毛泽东,想象通过计划改变老百姓的盲目生育。“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这样,计划生育就在具有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的头脑里形成了。

当毛泽东将他的计划生育设想在党内外宣讲而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时候,他却在修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演讲记录稿的过程中把所有有关计划生育的文字删除了。也许,毛泽东发现了将人口当作社会包袱的观点是和他在战争年代接受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直接冲突的。在此以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既不允许公开发表自己许多次有关计划生育的讲话,也未曾设置管理计划生育的政府机关。但是,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为何不能解决政府计划面临的一系列困难,是一直到晚年困扰毛泽东而未能解决的问题。这样,毛泽东既没有公开放弃和纠正自己的计划生育思想,也未曾制止从而也是默许他的那些同样崇尚计划经济的伙伴们推进计划生育工作。

毛泽东是不再提与政府生产计划相联系的计划生育了,但他的计划经济要求计划生育的思想已经广泛深入人心,特别是深入到坚信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那些人们的心底里。毛泽东逝世以后,恢复和发展经济,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国上下最为一致的呼声。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以前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干部重新走到各级领导岗位,他们都是计划经济的骨干与中坚。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央政府的人员构成,在1979年的16位国务院副总理,有11位是文革前的副总理或者各经济部的部长。另外,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的36位部长的绝大多数也都是文革前国务院各部的部长或副部长、局长。那时,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架构还在继续,在国务院任职的领导人大也都是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历史非常诡异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是我国实践上开始告别计划经济的时代,却在中央营造出一个计划思想氛围最强烈、实行计划经济态度最坚决的政治堡垒。人们越是对计划经济的炽灼信仰,也就越坚定地相信人口因素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沉重包袱。特别是19793月陈云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中国10亿人口8亿是农民的讲话,以及同年12月邓小平对日本首相提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思想以后,中央政府心理上的“人口危机”的阴影越是被放大,试图通过计划生育尽快减少人口的观念也越强烈。

但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计划生育从外部嵌入到政府工作之中去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地方党委政府不可能积极主动地对待计划生育,特别是经济文化因素主导国民生育行为的规律又导致了生育政策无效果。这样,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中央政府设置的主管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的机关,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往往会提出过高的目标要求。如万里所说:“因为工作的难度大,你们在工作中,有一点这样那样的毛病,中央是谅解的。任务那么重,农村的面又大,旧的传统思想影响很深,经济、科学、技术又落后,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这个任务,……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因为是中央设置的机关,中央终归是要体谅计划生育部门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生育计划所要完成的人口目标不过是满足中央心理上的未来人口危机的阴影,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利益冲突,这都决定了中央能够以迁就、妥协,甚至一定程度上用牺牲个人意志和权威为代价迎合主管机关的意见。

总之,人口问题的虚幻性质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外部性特点,共同构造了现行生育政策的特殊决策范式。

㈩为解决一个虚幻的阴影而设置出一个计划生育制度,几十年来深切地知道它危害于民,与党的宗旨不符,与现代国家政府职能相悖,与党内范式抵牾,民怨极大,却仍然坚持而不思改变,表明我们国家还处在极为落后的阶段上。最近有个流行语叫“土豪”,我们国家何尝不是一个土豪。不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社会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那仅只是叨光于共和国新成长的78亿廉价劳动力和引进的生产技术,在应该重视的软件建设方面,诸如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制,以及转变观念对一系列现代观念和理念的吸收以改变传统的意识形态等方面,不仅少有进步,而且常常透露出排斥和反对。不用说生育行为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在所有法制国家里政府不干预家庭的私事,就是在那些具有现代理念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也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譬如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一次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都强烈谴责国际社会广泛使用的“控制人口”,认为它是具有侮辱性的语言,属于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至此以后,人口控制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已经禁用了40多年的词汇。我国政府当年也派遣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40年来,人口控制已经成为我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虽然最近一些年我们也常说“以人为本”,但并不理解其现代含义。特别是在许多行为上,明显是回到了农耕时代,显露出对人的麻木,竟一点也不曾意识到控制人口和实行的计划生育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侵犯,是对人的一种侮辱和伤害。所以,不用说与发达国家比较了,比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的理念之落后,何其乃尔!

也许用家暴的例子来比喻,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在传统时代里,农民可以任意打骂自己的老婆孩子。在更早的时代里,家长甚至可以随意处死妻妾和儿女。但那不是家暴,也不叫虐待,而是自然经济赋予农村家长的特权。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由于文明光辉的照耀,社会终于才发现了妇女儿童也是人。当妇女不仅只是农民家长的老婆而且是国家的公民、儿女不仅只是农民家长的儿女而且是国家的公民的时候,当妇女儿童终于自己也发现自己是人、是公民,从而也具有公民自由权和终于可以生活得有尊严的时候,历史上才出现了作为文明时代才有的家暴这一概念。自此以后,昔日的妇女和儿童也就生活得鲜亮起来了。所以,也只有当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时候,当我国社会终于发现了人,当国民自己也发现了自己是人的时候,无论政府或国民都才会感受到干预老百姓生孩子如同文明社会里那些实行家暴的行为是多么羞耻和荒唐的事情。

                                                                                                                                                 201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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