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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不是人口学家?   

2014-12-23 19:19: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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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不是人口学家?

梁中堂

最近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会上会下讨论了几个问题。

1.为什么我不是人口学家?

这个问题是由蔡泳博士提出来的。蔡泳进入人口学领域时间并不长,但勤奋、聪颖、悟性又好,很快成为我国人口学研究中很活跃、很有成就的一位新秀。他阅读我的博客,感悟到我常常不把我划归到人口学家的范畴中。这似乎是个矛盾。我做了30多年的人口研究,却不承认自己是人口学家。

人口学是一门描述学,是要把人口变动的情况如实地描述和记录下来。现代人口统计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具备了人口统计学的一般知识就能完成这项工作。一般来说,人口学就是人口统计学。当然,除此以外,还有更高深的人口学,那就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建模型,做运算。只是因为被分派要研究老百姓为什么都想要生孩子,以及怎样才能让他们不生或者少生孩子,才把我和人口学硬拉扯到一起。政府以为老百姓不懂得什么是幸福所以想让老百姓更幸福地生活才限制以至于强制不让他们生孩子或者少生孩子,许多人口学家以为老百姓不懂得科学所以才要替老百姓设想了各种各样的模式建议老百姓按照他们的办法更科学地生孩子、更科学地去生活。但是,我觉得似乎老百姓对于幸福和科学的理解和感受,都与政府和人口学家们有所不同。在老百姓那里,自由、祥和、稳定,不被人折腾就是幸福,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事情就很科学。也许世界上真的还有很复杂的人口学,但至少有关中国老百姓生孩子的人口学却不复杂,甚至可以说相当地简单。我做了30多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研究,前些年给博士生讲课还红着脸向他们说惭愧,因为我的研究一直都处在浅层次上,说一些大实话,甚至全是一些如同人必须吃饭一类的常识性的道理,竟然还没有本事让应该明白的人听明白。譬如从1979年开始说“一胎化”政策没有允许生二胎更宽松,老百姓更拥护。2000年前后,我才看到自由地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和间隔是各个家庭的权利,是自上个世纪50 、60年代以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系列国际公约中都明确规定的,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来得比较晚,但也在不少有这条规定的国际公约上签署批准同意。自由生育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走向世界的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制度都必须以保护国民基本人权为基础,——所有这些本来都是极简单的道理却讲了多年都未能让听到的人欣然接受,更不用说还写不出现代经济学和人口学要求的既有模型又有图表的那种又好看又漂亮的文章。所以,我不是人口学家。

人口学不属于国学,不是中国的传统学科。人口学是一种舶来品,是从国外引进的一门学科。现在国内搞人口研究的人,清一色海归,科班出身。特别是有成就、极鲜亮的人口学家,几乎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培养,取得博士学位,学有所成,才从海外归来的。几十年来,我都是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发现或者感觉到那里发生了问题,需要自己搞清楚,然后就搜集资料和学习相关的知识探索和研究它,直到有了一个自认为合理的解释,再把它写下来。我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只是土生土长在这个地方。我的研究都是我自以为有价值的、必须由我才可以做的事,既不在乎是否国家立项,也不大在乎能不能公开发表或允许出版。古时将文章刻在竹片或木板上,拿出来示人就是出版(板)。由于材料的艰难,那时的书都是一部两部的,藏于皇宫王府,能有几个人看?我很满足于现在的社会进步,也很不屑别人去审阅我的稿件,写好了就先粘贴在博客上,或者自行印制几十本、几百本,散发给愿意阅读的人。我很自诩的这种出版物,当然都不够海外刊物、国内核心期刊、国家出版物的级别,也拿不到现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对教授、科学家也要量化考核打分计价的国家级课题,以及动辄几十万元、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元的课题费。所以,我不是人口学家。

人口学家这个辉煌的称号,是从1979年北京大学遵从陈云的批示给马寅初平凡开始叫响的。几十年来,那些在我们国家能够得到人口学家浪名的,如马寅初、宋健、蒋正华流,据说都曾在国家发展中有过影响并取得重大建树,都是属于国字号的,官可以当到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政府委员、以赵紫阳为总理的国务院委员、以李鹏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是,如果让我来评价,无论是他们的所谓“新人口论”,还是“百年预测”、“国家发展战略”,都将中国发展的障碍归结到老百姓生孩子上面,是讲了一大套的歪道理。科学和人口学在他们那里如同游走江湖术士手上的招牌、幌子与道具,是巫婆神汉做场跳大神时要用的行头,他们严重玷污了人口学,糟蹋和败坏了人口学家的名声。所以,最好我还是我,我不是人口学家。

2.为什么我不再要求全国推广翼城试点经验?

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的计划生育试点是在计划生育体制下,为寻求一个较为宽松的政策而设置的。它同样是囿于计划经济要求计划生育思想。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计划生育是我国政府为解决心理上人口问题的阴影而做的一种制度安排。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老百姓的生育毫无关系。生育完全是各个家庭的私事,是国民的基本权利。计划生育不仅解决不了人口的多少问题,而且还给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制造了许多的麻烦,有的甚至是磨难或灾难。所以,现在已经不是在全国推广翼城县的经验普遍实行二孩,而是结束计划生育归还人民自由生育权的问题了。

3.优秀的人口学家也都在那里“假数真做(算)”。

几位做测算的学者分别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应该说,像郭志刚、王广州、乔晓春等几位教授都是我国人口学界做计量研究最出色和最优秀的专家。但是,因为我国的人口数据是有问题的,多年来我国已经没有真实的人口数,再优秀的人口学家也不可能用假数据做出不朽的成绩。

4.为什么说翟振武教授的测算只可算作是大中学生的练习或作业课?

(按:今年3月出版的《人口研究》发表了翟振武的《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测算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即普遍允许人们生育两个孩子,中国将有可能在一年内出生4995万人。现在我国每年仅出生1600万左右,允许人们生育两个孩子每年就可能出生接近5000万。假使我国社会正常的话,人民有了自由生育权,一年没准还不生出一个亿或者八千万的?这不呓人瞎话嘛!所以,这次会上不少学者就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翟振武教授即使不是欣然接受批评,倘能保持沉默,也都罢了。他竟然利用一个单元主持人的机会又做了10多分钟的讲解,声称他的研究是简单、清楚,合乎逻辑,以及无须置疑。这样,我必须针锋相对地对其提出评论和批评。本小节的文字以翟振武教授讲解后我的三点评论为主)

第一,人口学家应该具备科学家的品格。科学家做实验首先要鉴别实验的材料,人口学家搞预测所使用的人口资料就是科学实验的材料。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没有可靠的人口资料。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权威的数据来自于人口普查。可是,2000年人口普查计算的妇女生育率1.222010年普查的生育率1.18,政府从来不相信、不使用。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有关部门甚至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要绕开它、躲着它。根本不提这个数,至少可以解释认为它不可靠。那么,人口学家应该知道,在人口普查的一系列指标中,生育率是人口变动过程中一个相对稳定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指标。连续两次人口普查出来的生育率都不真实,意味着20多年来我国总体性的人口数据都是不可靠的。

翟振武教授使用的基本数据是国家统计局20051%人口抽样调查中所谓“独生子女数”和国家卫计委下属人发中心的“单独二孩”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需要明确的是,我国人口普查质量存在严重问题导致数据不准确,不属于技术性的原因,否则2000年发生的问题在2010年普查中就该得到了纠正和解决。如果承认普查不准确的根源来自于计划生育政策,那么,人口抽样调查是比普查级别低的调查活动,从而不可能比普查质量更可靠。至于评价卫计委人发中心几年前的调查,一个基本的判断,“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30多年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却拿不出一个全国的“独生子女数”。“单独”是独生子女的一部分,较之“独生子女”更复杂,“单独”家庭的调查更不可能准确了。第二个判断,从制度、体制和技术专业化方面来说,卫计委的调查质量一般都比不过全国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第三个判断,卫计委的人发中心几年前的调查活动结果至今不公布,意味着其质量存在极大的风险。

翟振武的计算使用的一个核心数据是国家统计局2005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的“独生子女”数据。如前所述,如果国家计生委拿不出“独生子女数”,那么,其他任何单位都不可能有这一准确数据了。我审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没有任何一项对“独生子女”的调查。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的所谓“独生子女数”,实际是调查登记时要求30岁以下人口申报“有几个兄弟姐妹”中“兄弟”、“姐妹”均填报为“0”者。国家统计局将调查中的“没有兄弟姐妹”改变为“独生子女”,是改变了调查项目的内容。这是违背调查原则的,——这且先不去说它了。另外,必须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再也得不到准确的人口数据?关键点就在这个项目的调查里!由于违犯政策出现的超计划生育可能遭遇到一系列严重后果,所以有了瞒报。而“独生子女”是现行计划生育制度的基本政策,现实中发生的瞒报漏报的绝大部分就都发生在这里。我相信无论持何种观点的人都会同意我的以下的认识,即瞒报漏报的最大部分就存在于本该是独生子女家庭却又有了新的生育,为了逃避处罚,非独生子女就要申报为“独生子女”。所以,大量实际有兄弟姐妹的人都会在这一项目中“兄弟”、“姐妹”下应填写的数量写上“0”。翟振武教授使用的“独生子女”数据,是一个被明显扩大了的数据。

需要强调的是,人口学家无疑应该是科学家。严密、严谨,都是科学家应该具有的基本作风和品格。科学家做实验都要选择质量上乘的实验材料。人口学家在做测算时首先必须鉴别和挑选材料,以保证使用上乘的数据。这是人口学家做研究时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在未完成这项工作程序以前,是不能向下延伸的。翟振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国家最高殿堂的教授不只是自己写文章、做课题没有这个必须的步骤,而且是带着两个研究生一起写出这篇文章。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第二,没有准确的人口数据,社会仍需照常发展。教授们在高校需要给学生传授知识和方法,在研究机构需要做一些相关方法学研究。但是,如同作为一个科学家做科学研究就该懂得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才可以做实验,知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假数据不影响教学,不影响学生做练习做作业,甚至可以申请项目研究方法。但是,如果谁要用这些材料做有关中国人口变动预测的研究,那么,在课题申请立项的起步阶段就注定它已经失败了。

第三,翟振武教授不但毫不批判地运用上述极不可靠的资料做测算,而且还要为政府决策站台做背书。翟振武教授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要为决策服务,今年7月还以这篇文章为依据,亲自在卫计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向社会介绍放开二胎将可能产生的风险。卫计委也就是用翟振武的数据为理由,说明现在还不能全面放开二胎(请读者注意,我是在陈述事实,并不表明我主张全面放开二胎。我还是强烈要求废止计划生育,归还人民的自由生育权)。你不要以为政府的决策是听从了你的意见,实际上是你在迎合与附和政府,给错误的政策披上一件“合理”的外衣。你现在是中国人口学界的number one。主管部门坚持现行的政策,又讲不出什么让人信服的道理来。现在有你出来用这些假数据说这些话,当然就可以说:你们看,连中国人口学的No.1的研究都证明了不能放,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做!对于不了解我国体制的人来说,当然不知道你的一号位置其实也是由卫计委决定的,所以还满以为这个“稳定政策”的决定蛮科学的呢!

5.关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的质量问题。

关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是因为它有几个与人口普查设计口径不一致的指标,特别是有个“独生子女”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做了30年的“独生子女”工作,没有一个准确的独生子女数,这儿反给我们提供出来了。既然使用它,那就得先评估,分析鉴别它是否准确,有什么限制条件,有什么局限性,等等。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一开始就遇到一个设计1300万而实际调查样本1705万的问题。有一个观点说在实施调查的过程中,一些省、市、自治区扩大了样本规模。即使是这样,因为抽样是按照等距、概率等原则设计的,各个省自行扩大的样本必然突破和破坏了抽样的科学与合理性,导致调查的质量发生问题。更何况,问题还不是这样。

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局在实施国家局调查任务的过程中搭顺车,自行扩大调查规模的做法,早在上个世纪80代各年度的1人口抽样调查中就发生了。从1982年人口普查为基础,国家统计局逐步建立起每10年一次普查,每5年一次1%抽样调查和每年一次1抽样调查的人口调查制度。普查好说,是对所有人的调查。抽样调查制度是国家进行的,抽样的设计也针对全国的,要照顾到东南西北中的地理空间,特别是城乡的分布,无论1%还是1,都尽可能地代表全国的整体性,调查结果出来后按原则也可以用百分比、千分比倒推全国的总体情况。所以,这些调查无论原则和技术要求,都只对全国有代表性,不能保证各个省的数据有各自地方的代表性。从上个世纪80 90年代开始,一些省区也在完成国家的调查时,增加了自己的一些调查样本。国家局在一开始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但是,统计局的双重领导体制,它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调查机构,人员编制属地方领导,地方政府也想知道每年的情况,自己在再增加点经费要做这么做,国家局也挡不住。但是,地方扩大的调查样本是不进入全国的统计的。——反过来思考,如果各个地方调查都汇入到全国,你插一下,他插一下,势必冲击和破坏了全国原来的抽查样本的数量与比例,搞乱了“分层等距、概率比例”整群抽样的原则和方法。这样的调查无疑就乱套了,变得不可控了。

我对比了一些省市的数据,表明单独发表20051%人口抽样调查的几个省份的调查样本和上报全国的数据,也是不相同的。譬如全国卷即《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山西省的调查户数131264,其中家庭户130427,集体户837,计444096人;山西省统计局编《2005年山西省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则调查227462户,其中家庭户226011,集体户1451769556人。国家卷中广西自治区182251户,其中家庭户180466,集体户1775616837人;广西自己发布调查了142080户,其中家庭户140696,集体户1384489903人。国家卷中重庆市130399户,其中家庭户129342,集体户,1057370367人;重庆市自己发布调查了138700户,其中家庭户137576,集体户1124393943人。3个省、市、区的调查数据国家卷和地方卷不一致,说明全国并不是各省、市、区的简单汇总。特别是广西自治区发布的自己数据比全国卷还小,则表明地方的1%人口抽样还不是对全国的简单扩大,而是用相同的原则和方法在本省重新做了抽样,其中与国家重合的部分则同时用于全国和地方,还有一部分则仅适用于全国而没有进入到“分层等距、概率比例”整群抽样的本省范围(同样的道理,即使全国的样本却不在本省去抽取的范围内,地方资料中也不会使用它们)。所以,在本省的抽样中,与全国并不重合的部分也就没有上报给国家统计局。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通知》,以及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拟定的“调查方案”,都明确说“这次调查的全国样本量共约1300多万人”,结果调查出了1705万。我们且先不说这样的差别是大还是小,先来确定初期的设计和实际调查无论耦合与否是不是会涉及调查的质量?譬如原来设计调查1300万,实际调查了1305万或者1299.5万,以及实际调查了1亿1300万,或者仅只在设计抽样的范围内找到了500人。多了或者少了1亿人,是不是都算是合格的调查?我认为这里面当然有个质量问题。否则,设计要调查1300万人口,结果在所抽样的范围内调查出了1个亿或者500个人都算成功调查,岂不荒唐?既然多了或者少了1亿人是失败的,那么在1个亿和达到1300万之间就有了程度不同的许多个质量调查。

然后再说原则和方法。20051%人口抽样调查是在我国人口普查制度的框架下的一个设计,逢零的年份实施人口普查以后,虽然每年都有1的抽样调查,毕竟样本量太小,不能保证把握全面的变动情况。5个或者6个、7个年头过去,则会有了更大的变化。那么,在第5个年头亦即两次普查的中间再安排一个较大样本的调查。也就是说,经过2000年普查后,2005年需要一个较大规模的调查。按照2000年普查和其他各年的1抽样做几次微小调整,国家统计局用所掌握的2004年的人口状况设计一个1%的样本量,这个人口状况并不是当时真实的和实际的,它要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调整或证实。

问题是实施调查以后,参加登记的不是1300万左右,而是1705万。主持调查的人不是用1705万推算全国的人口数,而是要保障他的设计绝对正确,所以再让调查登记的1705万同抽样调查前假设的13亿人口发生关系,得出“占全国人口的1.31%”的结论。这个关系式显然是错误的。明明是做全国1%抽样调查,应该是调查出来的数字乘以100得出全国总人口,而不是再倒回抽样设计时假设的人口,说占到假设总人口13亿的1.31%。如果调查前13亿人口是真实的,那还要更大样本量的调查干什么?按照调查统计原则,大样本的调查纠正小样本的偏差,人口普查纠正抽样调查的偏差。现在却反过来了,无论调查出多少人都要返回到抽样框去,用最初根据1‰的小抽样进行的设计纠正1%大样本的实际调查。

其实,仔细推敲这次调查的名称,“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当然是指被抽中参加调查的人口,他们占调查时点全国人口的1%。所以,1705万应该是调查时点的中国人口的1%。按照这个数据推算总人口,则是17亿500万人口。这与2000年的普查差别太大了,即使按照主持这次调查项目的人因为爱面子又将1705万的实际调查再返回去与抽样设计时假定的13亿人口发生关系,说“占全国人口的1.31%”,这次调查的数据也是不可用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部门自己认可计划生育报表的水分占30%。所以,不仅做人口研究的人不使用计划生育部门的数据,就连计划生育部门自己也不用自己的数据。设计调查全国1%的人口,实际执行下来登记出1.31%,超出了31%,一点都不比计划生育部门的报表差错率低,还好说是有质量的调查?

至于那个“独生子女”数仅只是这次调查的一个项目,其错误可以算作是技术性的,前已陈述,不再赘言了。

6.为政府决策做研究是否能与个人享乐结合起来?

我在《科学研究与科学决策》的演讲中提出:“现实中没有科学决策,科学研究不一定都要为了政府决策;科学研究目的、目标都可以多元化,甚至于纯粹为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这样的科学研究生涯才有幸福和享受,才可以告别郁闷与憋屈。”有的同志针锋相对,说为政府决策做研究与个人享受并不矛盾,也能够与个人享受结合起来。我当然同意这样的观点。传统时代的知识分子也为皇帝做事而幸福,而且他们的幸福人生确实也都是与皇室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身边和周围,有不少的人因为为政府服务而得到很高的社会地位,荣誉与生活待遇都得到很大的提升,过上了富裕优越的贵族生活。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我只是指出,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政府依靠首长批示运作的时代慢慢成了过去,法制、程序,都将是未来的基本特征。此外,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决定了从事于科学研究的人员越来越多,社会不能像传统时代将读书人赶到八股文和金榜题名的狭窄道路一样,也不能将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人员都驱赶到政府首长批示为判别标尺的路子上。

7.调整生育政策于“人口老化”趋势及“低生育陷阱”无补说明了什么?

原新教授在这次会上向人们证明了调整生育政策无助于解决我国人口老化的困境,沈可博士证明国外鼓励生育无助于解决“低生育陷阱”,表明限制或者鼓励生育的政策对于人口变动过程是没有影响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都是经济社会现代化作用的结果,本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事实上,这两种现象本质上是一个问题,持续的生育率下降必然造成人口老化。人口老化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生育率降低了,劳动力相对有时甚至是绝对地减少了。生育率高或者低,不是用政府的计划和强制可以调节的。全社会的合力实现的生育率背后有着怎样的因素构成,人类目前还未能搞明白。所以,各个国家都实行尊重国民自己决定和自由选择的原则。我们国家也该这么做。

8.根本就不存在“人口堆积”,也不会发生“人口冲击”。

社会现实中没有“人口堆积”的道理,是我1985年在翼城县实施“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试点中弄明白的。1985年以前,翼城县也是“一胎化”政策。1982年,翼城县还是山西省执行“一胎化”政策的红旗县。1985年实行农民可以生2个的时候,统计报表上还有5000多个高年龄的“独生子女”家庭。如果再加上当年达到生育二胎年龄的家庭,1986年开始就会有几年的生育大高峰。所以,我在实施的方案中制订了分两步走的方针。后几年的情况表明,根本就没有那回事。1987年,我在给徐雪寒先生的信中说,瞒报漏报是基层干部对付我们政府官僚主义的极好办法。所谓“人口堆积”都是报表上的,现实中并不存在。2004年保定会议上,我曾介绍过翼城县的这一情况。

因为政府制订了计划生育政策,基层单位就要按照政策要求填写人口变动情况。这样,从统计报表上看,会有很多的“独生子女”,如果放弃计划生育,大量“独生子女”家庭因为要生育二孩,一些家庭甚至还要生育多胎,从而将出现生育高峰。这是单纯看报表的结果。事实上,30多年来绝大多数家庭并没有按照政策生育。婚姻和生育都是人民的实际生活。绝大多数希望生育的孩子都已经生育了。我曾经测算过,如果按照过去30多年的政策要求,现在总人口应该不到11亿。但是,现在的总人口已经接近14亿。超过政策而出现的3亿多人口是什么?不就是人口报表上的“人口堆积”吗?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堆积”早已经出生了,难道还会再生一次!

我们政府的有些官员和学者都很天真,以为政府有什么政策,老百姓就会怎么做,老百姓的生育是完全可控的。政府想做什么就都可以得到什么,那何必要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完全由政府控制,那不是很好嘛!客观过程是不依包括政府政策在内的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我国民众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5年前后,上海市等一些地方允许“双独户”生二胎,也曾预计会有“生育堆积”带来的生育高峰,结果并没有发生。老百姓早都已经不愿意生孩子了,有些人却还是在那里害怕出现生育高峰,以为我国还有高生育的时代,那就等着吧。

                                                                                      201412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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