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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对翼城试点的支持和期许  

2013-05-21 11:50: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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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对翼城试点的支持和期许

 梁中堂


赵紫阳在计划生育问题上是和邓小平陈云思想基本一致的,认为控制人口关系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对四个现代化的前途有重大的影响;也关系到我们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不控制人口,中国四个现代化就会遭到绝大困难。可以这样说,我国四化建设的方针也好,政策也好,要真正能够取得好的效果,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控制人口。没有这样一个基本条件,其它再好的政策都很难收到满意的结果。按照赵紫阳的说话方式,我推测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这样的话,最早也都来自于赵紫阳之口。但是,由于赵紫阳从1949年任中共中央华南局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开始,包括后来任广东、内蒙古自治区和四川省的省委书记,主要精力都还是放在农村工作上,熟悉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对于农村“一胎化”政策却是一直有看法的。1979年计划生育部门在全国强制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时候,赵紫阳正在四川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的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很积极、热闹,主管部门也积极响应推动“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活动,有些地方还曾是全国的先进典型。不过,赵紫阳对此却持消极态度。他后来曾经说过:“我在四川从来没有提农村实行一胎化。”19809月,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后,对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总理陈慕华说,计划生育是个大政策。如果我们定政策定到一个不可能的基础上,最后会变成严重的自流,人口会泛滥。1981910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说:“……肯定不要开一胎化这个闸,农村里面要有一个合理的要求,要有一个比较坚定的长期的政策。如果农村政策严重脱离实际,即使一个地方,一个时候,搞出点东西来,不能搞久下去。”所以,他在会议上提出“普遍允许农民生两个”和“允许生了一个女儿的农民再生一个”两个方案供大家讨论。不过从他的话语中来看,他是希望实行第一个方案的。1982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以红头文件的方式肯定了“女儿户”的方案,也就是实行至今的所谓的“现行的生育政策”。

由于体制问题,赵紫阳的以上人口思想仅只在党内小范围有所了解,至少并不被人口学界和计划生育部门的一般干部所知道。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仅限于了解赵紫阳给马瀛通张晓彤的《人口控制和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一文的批示,觉得很有政治家的气魄。赵紫阳的批示说:“我认为此文由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以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指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这个批示发生在1984730日,其中“所提措施”即是我从1979年“一胎化”刚开始就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学术思想,所以就有了1985年我给中央的建议和该年7月份开始的山西省翼城县的计划生育试点。因为实行普遍允许人们生育两个孩子的数据已经包含在计算里边,所以,我要求试点的目的并不是要等待人口增长的结果,而主要是了解由当时的“一胎化”向允许人们生育两个孩子的转变过程中,是否会否定计划生育成绩、挫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以及是否会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一经试点工作的运行就一目了然的事情。19851018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以《人口学家梁中堂在翼城县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效果良好》为题,向党中央作了反映。接着,新华社又将该文刊登在“发至县团级”的《内部参考》上面,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从而也招来了一些反对的声音。

1986718日,由国务委员宋健兼任主任的国家科委签发了一份题为《关于我国人口增长趋势的报告》的文件,报送胡耀邦、赵紫阳“并报小平同志”。该报告提出:“近一、二年,由于政策的放松,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失控,妇女总和生育率又高上去了。”“建议中央要重申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一刻也不能放松,重新审查当前正在推行的多种口子’方案。看来,今后十年至十五年仍应坚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适当照顾特殊情况允许生两胎……”。该报告还以附录形式报送了马宾给赵紫阳的信,季宗权给邓小平的信,马宾于景元小组的《关于我国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报》,以及国家统计局《今年上半年人口有较大幅度增长》的文章。其中马宾的信中,直截了当地提出“收回成命,取消试点”。

该报告送出去10多天,都未得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反馈信息。于是,国家科委则通过媒体逼使中央表态。730日,国家科委在其所主管的报纸《中国科技报》上刊登《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将达十二亿,实行计划生育不可稍有懈怠》的通讯。同一天,人民日报以不同寻常地方式“转载”当天《中国科技报》的文章。与此同时,新华社播发了新闻稿。这样,中央果然有了反映。胡耀邦不知道在哪天阅读了该报告,只在呈报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赵紫阳在82日有一段批示:“请告计生委,对今年上半年人口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与原因作一分析。”应该说,胡耀邦、赵紫阳并未同意报告的观点。

国家科委的报告同时还“抄送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各同志”。当时的中央,有一个领导人批示文件的传阅制度。3日,赵紫阳前一天对国家科委报告的批示件以“传阅文件”形式,通过中办秘书局转给各领导。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在国家科委早报给他的“请启立同志阅知”的报告上具体批示说:“赞成这个报告的观点。上面开口子,哪怕是合理的,下面就刮风。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控’的问题,而不是‘放’的问题,应坚决停止各种‘开口子’的试点,坚决贯彻既定的计划生育方针。

当时的国家机关刚开始改变机要部门垂直发生关系的制度,实行各机关机要人员定时到机要部门领取机要文件,同时各横向部门也可以相互交换文件。国家科委利用交换机要文件的机会,将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处理国家科委报告的批示复印件广为散发至各中央机关。根据胡启立的批示,似乎计划生育政策将再回到1982年以前的“一胎化”时代。我当时也以为中央又要收紧政策,感到我们国家还是处在无法进行科学研究的阶段上。当是时,我正在准备中国人口学会11月份在湖北宜昌召开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的论文。我想,既然国家大环境仍然如此,那就不要在这些无谓的方向上过多地耗费自己有限的生命了。所以,我在为会议提交的《关于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若干个问题》长篇文章中,系统地总结了我和宋健所代表的人口学分歧。文章完成后,感到言犹未尽,遂又一气呵成《评宋健于景元的人口测算》,共同提交会议。

因为胡启立对国家科委批示给人们的假象,全国在计划生育政策走向上又陷入了混乱。198612月初,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会议。122日,赵紫阳在讲话中说:

 

这里顺便谈一个问题,人口理论界有些争论。就是“只生一个子女”和“晚、稀、少”。有一部分学者主张不仅在农村,也包括城市都只生两胎,只要晚婚、晚育、间隔生,人口增长的结果与“只生一个”的结果一样,这是一个流派。我认为这种意见现在也不能轻易加以否定,但是现在不敢就这样办,因为这个理论没有经过实践。我说不敢现在就推广,更不要动摇现行的生育政策。但是允许给一块地方进行试验,给个地盘,实践一下,因为这不是一、两年可以说明问题的。如果经过十年,证明了实行这种办法人口增长率并没有提高,那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政策。现在已经选了几个地方,山西翼城县已经搞了一年多。全国指定几个地方试验,不要宣传。但是我们还寄予希望。如果这几个地方最后实践的结果证明是好的,顺乎民心,合乎民心,又能控制人口,那当然好了,何乐而不为!但是现在没有把握。我对这些同志的意见讲过一些支持的话,我是觉得如果能论证一下,如果确实这样,那当然很好,那就是个很好的政策,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既不能对这部分同志的主张加以否定,也不能轻易地就拿来在全国推广,因为这个后果不清楚,所以允许试验。至于理论上的辩论、讨论,可以百家争鸣,但报纸上不必宣传这些东西。内部讨论,学术刊物上争论、辩论是可以的,允许在一些指定的地方试验。最后要看实践的结果怎么样。反正两种办法,全国绝大部分地方试行我刚才说的那个政策,个别地方实行这个政策,最后再作决定。

 

这是我所见到的赵紫阳第一次讲翼城试点。大约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也改变了对翼城县试点较为消极的态度,一度表现得比较积极起来。19879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还在翼城县召开了“全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讨论会”,10多个农村生育二胎的试点单位参加了会议,也算得到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认可。

但是,宋健并不甘心。198836日,光明日报“议事堂”发表专栏文章,介绍“宋健同志指导下的一个研究小组”的观点,“有关专家认为我国人口现状不容乐观,长官意志的干扰是出生率回升的重要原因”,再次把1985年开始的出生人口增加原因归结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政策方面。316日,全国两会期间,国家科委“人口-经济发展与对策”研究小组组长马宾、孔德勇、于景元签署《严格控制人口,迫在眉睫》,投寄给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前届期间贯彻人口基本国策的情况向大会反映,并希望得到大会代表的重视和讨论,及时解决目前人口失控的严重问题。”鉴于两会期间的混乱,3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第18次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提纲》。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重新回顾了80年代以来的生育政策的发展历史,明确提出现行的生育政策是党中央的政策,而不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政策,更不是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的政策。也是在这个会议上,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汇报说,从一些地方试点的情况看,采取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办法,如果工作抓得紧,抓得好,不论是原先计划生育工作先进的地方,像山西翼城县,或者原先后进的地方,像山西大同市新荣区,效果都是好的。因此,有些同志主张逐步扩大这种试点的面,是否同意扩大这种试点面?赵紫阳明确答复说,目前不宜扩大开二胎的试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在普遍开二胎以后能够把人口控制住,如果扩大试点,就会给人以一种要推广开二胎的印象,有可能引起波动,所以现在就是要稳定在现行政策上。但是,已经试点的少数几个地方,应该把这个实验坚持下去,认真搞好,总结经验。

计划生育政策从来就不简单是计划生育问题。现在回过头来再次阅读这些材料,发现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一步一步地后退,似乎可以些许领会到他政治处境的艰难。

198810月初,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在大连召开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的人口理论讨论会期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对我说:“翼城县我是一定要去的,这是总书记的交代。”说明赵紫阳就翼城县试点问题曾经向新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有过指示,也是对翼城工作的一种期许。

19891月,赵紫阳视察河北邯郸地区期间,在听取领导同志汇报到计划生育问题时说:河北计划生育怎么样?现在人口增长过猛是二胎问题还是多胎问题?赵紫阳同志说,山西翼城县这些年一直实行晚婚晚育间隔生育,效果不错。翼城的做法就是放小口堵大口。这是我所了解的赵紫阳最后关于翼城试验的谈话。几个月之后,赵紫阳因那场风波离开政治舞台。也就是在风波未定的时刻,中央派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到山西督查、巡视。因为李铁映在国务院分管文教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山西省副省长吴达才把翼城县计划生育试点当作山西的一个亮点向李汇报,不想刚起了个头,李即打断说:“翼城我知道,那是赵紫阳的试点。”从此,翼城和全国农民试验生育二胎的试点单位,就成了“赵紫阳的试点”。所以,除翼城县以外,其他生育二胎的试点很快都不了了之。

19901月,全国第五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我在提交会议的论文《新的生育高峰——中国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契机》中,直接抨击了那种试图借中央对赵紫阳的处理而反对完善人口政策和把历史拉向后转的社会思潮,指出1980-1984年的低出生率是1960年前后我国人口低出生率造成的,而不是1979-1984年的“一胎化”政策的结果;1985年以后的出生率上升也是由1962年以后连续10年左右的生育高峰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赵紫阳的“开小口堵大口”政策导致的结构。我在文章里还写道:“……最近半年来,宣传这一观点的人又把赵紫阳问题牵扯进去,使这一学术问题具有了政治色彩,使得问题更复杂化了。”在大会发言的时候,我还进一步批评说:“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是学术软弱和不自信的表现。”

19941月,我为全国第六次人口理论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关于翼城县试点情况的报告》,是第一次向社会介绍翼城县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和普遍允许农民生育二孩政策的实施情况。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翼城县实行宽松的政策其人口反而比全国、全省和所在的临汾地区平均增长幅度还低。此外,我在文章中设置一个章节谈“试点的由来与缘起”,介绍翼城县试点产生过程,反驳“赵紫阳试点”说。我在大会发言中说,晚婚晚育加间隔是我在1979年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提出来的学术思想,1985年在翼城县试行以后,赵紫阳讲过一些支持翼城试点的话,但不能由此就说它是“赵紫阳的试点”。赵紫阳同志作为曾经担任过国务院总理和党中央总书记的国家领导人,必然地决定和参与过许多国家大事,我们不能因为他在某些问题上的错误而否定他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事物。

2004年离开山西前,自行印制了3本书《我国生育政策研究》、《人口论疏》和《翼城县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试点资料汇编》,算是自己从事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20多年的总结。因为其中都有关于翼城试点的情况,所以,当8月份最后一本印制出来以后,我分别在3本书的扉页上写上“呈送无比敬仰的赵紫阳同志  梁中堂20048月”,大信封写上“北京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赵紫阳同志”,也算是给他的一个交代。

                               (写于2013117日赵紫阳忌日,52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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