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梁中堂的博客

 
 
 

日志

 
 

我和翼城农民的二孩试验(续一)  

2013-04-22 10:30: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我和翼城农民的二孩试验(续一)

 

(五)写作和出版《人口学》

197912月底开始的半年里,我除写了上面这些文章外,还写了几篇关于马尔萨斯和“两种生产”的理论文章。即使如此,我仍感到有用不完的精力。因为许多文章不能发表,同时又觉得许多人口学方面的道理那么简单,却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解说。所以,我越来越认为有必要写一个理论性的东西,系统阐述人口学的一些基础原理。导致写作《人口学》专著的直接冲动是读了一篇有关苏联学者阐述“人口科学体系”的通讯。这是一篇翻译动态的文章。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人口研究中心Д.И·瓦连捷伊教授主编的《人口学体系》,由中国人民大学的侯文若翻译,1981年出版。在此之前,我曾读过瓦连捷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总的说,对这些东西都不满足。198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在读中国社会科学院1979年第2期《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上刊登的 “关于人口学的知识体系”这篇文章时,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与其截然不同的人口科学体系。那时我爱人的工作还未从永济调来,在机关食堂吃完午饭后躺在办公室的床上看到这篇文章,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有关人口学体系的框架,我急忙翻身把脑子里的东西记下来,随后基本上就按这个结构开始了《人口学》的写作。

我的人口学理论结构是依照黑格尔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的原则建构的。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历史从那里开始,认识也应该从那里开始。所以,我从学说史出发,然后展开到基本理论,再到用基本理论阐述现实问题。整个理论体系可以看作是一部认识史和本学科的学说史。因为当时产生写这样一部书的动机就是中国缺少一本基本理论著作,是为现实需要写作的。所以,在过了10年后再看这本书,免不了许多幼稚的地方。但我引以为自豪的除了其独特的体系外,关于近代人口思想史,尤其是关于马尔萨斯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以及当代人口论争即对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模型》的批判,都是支撑我这一本书的最成功部分。由于内心产生的激情和冲动,我从六、七月份开始,到1981年春节前就把书稿送到了出版社。当我在2月底第三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请七机部二院的张正卿同志用毛笔在几张大纸上把篇章目录抄出,征求订户时,在大会上曾形成一个不小的轰动。有次吃饭时和于景元坐在一起,由他主动谈起罗马俱乐部,劝我对梅多斯的批判持慎重态度。我回答说,对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所做的数学模型我不置可否,因为数学是我的短处。但我是批判它的理论基础,批判它的哲学基础,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谈到出版,我至今仍然由衷地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李之爱、余大中和姚文锦同志。19806月份的一天,我拿着打印好的《人口学》(最初定名为《人口学概论》),章节目录,找到余大中同志。余当时是政治读物编辑室主任,因为同是我们永济人,过去曾经见过面。余大中告诉我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过一本人口学的东西,受到联合国的好评。所以,他说人口学的选题好。看了我的篇章目录后,他评价说很活泼,有文学风采,愿意帮助列入出版选题,要我抓紧时间写。大约十月份,我在电话中得知已列入来年的出版计划。

现在我们喊出书难。那时其实也很难。在一定程度上说,那时比现在更难。现在出版社多了,每年出的书也多。而且,现在只要有钱,书总可以出。那时每个省就一家出版社,每年仅出几十本书。不存在有钱可以出书的事。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一辈子能出一本书就很不容易了,即使自己出点钱也愿意。所以,余大中答应我,争取列入选题,我就很高兴。从6月中旬开始,我投入到紧张的写书工作中。那时人口学方面的资料很少,国内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现在仍能看出来,我的书几乎全是由各个学科提炼而成的。大约春节前,我就把几位学生帮我抄好的书稿交给了余大中。余回答我说,估计次年45月份即可出版。

实际问题却不那么简单。大约45月份,出版社约我去。余大中将李之爱同志介绍给我,说这是你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他看了你的稿子,让他和你谈。李之爱刚从部队转业,在部队曾在北京军区的《战友报》任过记者,是一位很热心的人。现在可以说,这本书如果不是他多次从中周旋,《人口学》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因为初次见面,话也不多。大意是说他粗略地读过,每一章题目下还有一段引文作题记,这没有必要;引用的注也太多,过于繁;等等。要我根据他的意思再改一遍。回来后,我依他的意见作了处理,请打字员把稿子打印出来,大约在910月份,二次送去。这次李之爱几乎没放置,就送给了余大中。余大中同志是个体育爱好者,尤喜打乒乓球。隔三差五我去出版社催,他总说没看完。直到1982年夏,书的上部才送到副总编姚文锦的手里。这时,我才真正懂得了出版社的三审制度。

姚文锦同志是个工作十分认真的人。后来的几年里,我同他交往很多,所以有很切身的体会。他整天看书稿,看的也很细。有几次和我一起出差,坐在火车上,住在宾馆里,他都是在看稿子。他看过的稿子总能具体地提出第几页第几行有什么问题。到这时我才知道,出版社的三审制的一审、二审并不认真看稿子,工作全推到终审即主审那里。这已是出版社不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不说破罢了。所以,我在后来的关于出版问题的一篇文章里指出,要改革现在出版制度,现在的主审,其实仍是一审;另一个问题是,出版社编辑一般是杂家,或者至多通一门二门,要审专家学者的东西,除了政治上把关外,专业上不可能提出什么中肯的意见。但他必须提出许多问题要作者修改,以表示他读过稿子,也懂行。编辑代表出版社审查稿子,只有他们有出版权,作者对编辑的意见就不能不听。编辑控制作者,这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弊端。书稿到姚文锦那里大约又接近一年,才通过付排。在这之前,姚曾多次问过我,这本书的特点是什么?我回答说,我的书的理论结构和框架是别人没有的,其次这本书是我国第一本由学者个人独立撰写的人口学专箸。1983年出版后,因为在社会上引起哄动,省委书记李立功召集我和出版社的同志座谈。出来后,姚文锦送我回党校。他在车上对我无不歉意地说:“这本书我还是认识迟了。”我笑着对他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个过程。”就在这本书送印刷厂前,姚文锦对《人口学概论》不满意。叫什么名字好?一天晚上李之爱送我上电车回家时,我突然说:“就叫《人口学》好了。”李之爱连声说这个书名好,《人口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应该说,从初审到终审,包括后来书稿进印刷厂,工作人员都从本意上愿意让这本书出版,但仍历经了三年多的时间。一本书我仅写了半年,却在出版社呆了三年。出版制度确实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六)请缨试验

1980925,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之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来,根据主管部门的意见,他们积极向中央做工作,希望制定一个《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中央文件。因为许多领导同志对“只生一个”表示怀疑,还有不少持反对态度,这样的文件很难通过。那时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任总书记,对科学技术和教育很重视,常组织书记处和中央领导听科学技术之类的报告。因为中央不少人对实行“一胎化”持怀疑态度,主张“一胎化”的人就建议请领导同志听一听控制论和用控制论预测的中国人口发展的前景。那时的中国人别说对控制论和系统工程的了解,就连听这几个字都很神秘。加上反对和怀疑的老同志都不可能说出许多人口学的道理来(说真的,那时连人口学家也谈不出许多人口学知识来),只是就感情上认为“一胎化”应慎重推行。这样,中央才以“倡议书”的形式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是,在中国这块法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全国各地都有不分城乡地推行“一胎化”,把“倡议书”当作中央文件和生育政策去执行。

我不愿在这里重述1980年前后农民深受“一胎化”折磨的情景。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传统文化决定的生育方式等方面看,农民生两个孩子是必然要发生的,这对国家和农民个人来说,都是有益的。但农民生了两个孩子就受处罚。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农民在经济上正处于因为重新分到土地而生产热情焕发,生活出现转机的时候。但每到年末却又因生了二胎而接受处罚。

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关系,80年代初,我也处在工作极度热情和精神旺盛的状态中。那时也不很懂得生活节奏及身体的保养,同时经济力量也未达到能够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身体素质差,常常处于感冒状态。1984年春节前,我连续几天躺在床上,想着农民无辜地受人折腾,而国家并不因此而能达到预想的目的,我们实际上是处在一个怪圈之中,这种情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了。我突然萌发了给中央写信的念头。春节时,写出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呈给总书记胡耀邦。这篇文章主要是利用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并分析我国人口的年龄构成特征,揭示出我国人口在本世纪最后20年死亡率和死亡人数将有所增长,持续10多年的高出生率和大约2000年后开始人口低增长的历史。由此,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水平,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

这篇报告被中央批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该委曾在有关干部中进行过讨论。从197912月份的人口科学讨论会议之后,我的学术观点被当作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代表,在人口学界及计划生育系统是很熟悉的。所以,这篇报告理所当然地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否决了。但当时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研究处工作的张晓彤同志却对此很赞同。张晓彤是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儿子,从内蒙古自治区插队回城不久,对中国农村的情况很熟悉。他也不相信“一胎化”在农村能够行得通。张将我的报告的复印件送给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让他按照我提出的办法重新计算。马瀛通刚从美国东西方中心学习回来,人口统计学的造诣很深,计算机技术相当好。经过具体测算后,他们同意我的看法。于是以他们2人的名义,又给国务院写了题为《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批判形而上学对待2000年人口指标的同时,还进一步建议说:“我们认为,梁中堂同志在给胡耀邦同志的信中,提出的晚育加间隔的办法是可行的。他的推算不准,提出的间隔810年也很难行通。但如果允许农村在24岁生育第一胎之后,隔四五年再生一个,则有利于人口控制,又较易为农民所接受。这个做法,会在多数群众拥护、支持下把多胎降下来,使生育高峰趋向平缓,还可使几个年龄组的生育移至2000年后,增加完成本世纪末人口控制指标的可能性。初步推算,采用这个办法,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可在12亿3千万左右。如果能以《计划生育法》来公布这个办法,可以减少群众对政策稳定性的怀疑。2000年以后,城乡都可以采用这个办法。

730,国务总理赵紫阳对该文批示说:

 

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指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

 

该文和赵紫阳的批示一并作为“中央书记处会议参阅文件[198421号”印刷。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又批示说:

 

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我主张按紫阳同志提出的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在很长时间里,马、张的报告和中央领导的批示情况,我并不知道,所有的过程都是在北京的极小的圈子里进行的。19848月份,中国人口学会委托四川省人口学会召开了一次中国农村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的学术讨论会。我受邀请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遇见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研究处处长李宏规。李是从部队转业到国家机关的,过去,没有见过面。李告诉我:“你的有关农村妇女生二胎的观点中央很熟悉,胡耀邦、赵紫阳等领导同志都知道。”在谈话中,他还告诉我,持这样观点的还有一些同志。因为几乎我一直“孤军作战”,所以,很希望了解与我相同观点的同志。他说,譬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王文同志。这是位老同志,已经离休了。这是第一次听说王文老。没想到后来同王文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忘年交”。

了解到胡耀邦赵紫阳等领导同志对我学术观点的具体意见是19841112月份之后。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张乐群老先生在一次给我的信中提到马、张二同志对我学术观点的支持以及胡耀邦赵紫阳对马、张文章的批示,进而,我了解了批示的具体情况,以及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胡耀邦赵紫阳批示所持的消极态度。

如果按照胡耀邦赵紫阳的批示来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应很快做两件事,一是组织人员按照我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进行测算工作,二是起草文件,准备在人口生育政策方面实行转变。但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总是拖着不动。为了推动事情的进展,我于1985年春节又书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郝建秀同志,提出落实胡耀邦赵紫阳批示精神的3点建议,一是组织人口学专家及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参与组织人口测算工作,二是准许研究人员下农村调查,三是希望同意让我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在一、二个县进行试验。中央这次又是把我的报告批转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张晓彤在接到报告后,请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成员、分管政策研究的办公厅主任梁济民同志,批示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意由我在山西选择一、二个县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可能当时不在北京,副主任周伯萍同意梁济民的意见,让政策研究处分别通知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和我本人,要求我尽快制定办法和选择试点。

 

  评论这张
 
阅读(1587)| 评论(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