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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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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十五:生育政策总是伤害老百姓,早就该停止了   

2012-08-21 21:16: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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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总是伤害老百姓,早就该停止了

 ——半岛电视台Steve Nettleton的采访

2011125日)

1.  中国当下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哪些益处和危害?

我国当前的生育政策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它也是由政府决定和分配给居民生育指标的一种生育制度。这种很反常态的人类制度是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很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因为这一政策和群众的生育意愿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反差,政府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强制性为特征的国家机制用来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国家强制性的政策和群众的实际生育产生了大量的社会摩擦。我曾经用一些简单的数据来显现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社会摩擦。从1979年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以来,30多年来实际生育大约6亿人口,其中违犯生育政策和超计划生育指标生育的人口少说也有23亿。我这里用“违犯生育政策和超计划生育指标”,是因为计划生育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常常是用政策和指标双重标准进行管理的。有的家庭按照政策可以发放生育指标,但因为该地区或单位的生育计划严紧就无法得到生育指标;有的地区或单位计划比较宽松,本来可以给希望生育的家庭发放生育指标,但因不符合生育政策的要求,同样得不到生育指标。这样,30多年来应该处罚的人口就特别多,既多于单纯按照计划管理的人口,也多于违反政策的人口。您莫小看这23亿被处罚的人口,这背后还大有文章。首先,因为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基层对于超计划生育是极为重视的。在各个基层单位,有条件生育的妇女怀孕是无法瞒过干部的。当发现计划外怀孕,干部会三番五次地上门做工作动员其流产。所以,我们国家一直都有很高的人工流产率。1980年代的人流率最高的时期曾接近于11,即每生育一个孩子的背后还会有一个孩子被人工流产处理掉了。即使用10.5的比率,过去30年生育6亿左右的人口至少也会有3亿左右的人工流产。考虑到超计划生育怀孕会得到干部和群众的多次博弈,23亿违反政策和超计划出生的人口就会有更高的流产比率。基层干部工作愈是认真,流产率就愈高。很可能这23亿人口是通过23亿次的人工流产得到的。其次,如果按照每个家庭4口人计算,23亿违犯政策出生的人口该是8亿人口了。国家是把一个8亿人口的群体推到了对立面去了。再其次,为了维护政策的严肃性,超生之后接下来就要接受处罚。因为处罚轻了,就变相成了交钱生孩子了。所以,计划生育的处罚政策故意制订的有一个具有很大伸缩性的幅度,由基层干部根据各个家庭的实际经济状况具体决定,其目的就是要让违犯政策的家庭拿出的罚款几乎拿不出来,能拿出来的也会心痛。这样,干部上门收取罚款也不是一次两次可以结束的。要知道,包括动员怀孕妇女流产和征收罚款,这都是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摩擦。还有,我们国家是一个需要许许多多的证才可以过正常生活的社会。而办各种证件的基础性证件就是户口,超生就意味着没有户口。超生家庭为了孩子有正常的生活,从办户口开始又是没完没了地跑基层政府官员的家里和机关。这都是社会摩擦。

想一想,一个社会23亿的出生人口,牵涉8亿以上的人群,总不能说这么多的群众是错误的。一项把民众正常生活人为地列之为非法,从而造成民众和政府的摩擦。摩擦是一种社会内耗。内耗,是不发达状态下的一种常见社会现象。特别是由政府引起的内耗,更是落后的表现。

至于您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益处。我一开始是也是站在计划体制内认识和研究计划生育的,对计划生育持肯定的态度,现在则完全否定它了。计划生育的本意似乎是为了控制人口,说经济要发展,人口就要减少。即使是这样,也没有必要由政府来操作。我把避孕和节制生育总结为工业和现代化创造的一种符合人性的新的生活方式,随着经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生育率自然就得到降低,而无需要政府插手期间。我国的妇女生育率由1969-1970年的6.8下降到70年代末的3.0以下,10年的时间妇女平均少生育了3个孩子。泰国在1980-2002年妇女生育率由3.5下降到1.8,比同期我国由2.5下降到1.9的幅度还要快。当然不只是中国和泰国,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生育率下降,其中有些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已经很低很低,譬如日本达到1.2,发达国家生育率比较高的如美国也仅只有2.0左右,英国、法国都在1.9以下,欧洲大多数国家比这都还要低。总之,除了我们国家以外的几乎全世界都说明,即使需要放缓人口增长的幅度,那也不需要政府插手期间。

如果往深层里分析,制造所谓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减少人口的荒谬理论,是社会上有钱人对穷人的一种恐惧。人类社会的进步限制了富有者阶层的生育。在传统社会里,有钱人可以有许多个妻妾为他生孩子。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夫一妻制度断绝了富有者阶层的这一特权。因为接受教育和较高层的社会职位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个人时间,这都与较高的生育率发生冲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穷人似乎有较高的生育率,富有者往往害怕穷人无节制的生育毁掉了人类的未来。他们总以为穷人不会计划自己的生活,不知道通过奋斗寻求幸福。这一现象扩展到国际社会,就是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落后国家人民的歧视。其实,穷人和富人的差别仅仅在于拥有的资源和遇到的机遇不平等,而在利用资源为自己和他的家庭、他的孩子谋求自由和幸福的能力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别。把穷人想象为只会生孩子的动物,以为人类会被穷人的生育給毁灭掉,是富有者们的一种偏见。

毛泽东有一句至理名言,说人是世界上第一可宝贵的资源。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只有在不合理的制度下才会沦落为社会的包袱或负担。无论富人或者穷人都不是生孩子的机器,那么,在历史上,当社会还未能产生节制生育的手段的时候,人们别无选择地生育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在现代,当社会为人们提供了选择的条件的时候,每一个出生的孩子就都是家长们的理性选择。

 

2.计划生育与性别比偏高、老龄化社会、与抚养率增高、与劳动力缺乏之间有什么关系?

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妇女生育率出现持续下降,这就必然地产生一定程度的人口老化和负担指数的提高、劳动力短缺等问题。道理很简单,就是生孩子少了。生产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现代化是不同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时代的。仅仅从形式上来考察,现代社会有这样3个特点,一是把劳动力从各个家庭吸引到社会,二是劳动力经受培训的时间越来越长,三是男女性别差异在劳动职位上的表现越来越微弱。这三个方面的重大改变给人类生育行为带来的直接的后果就是劳动社会化、妇女走向社会、婚姻推迟,以及避孕、节制生育和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这是人类应对现代化的直接、本能的一种反映。因为作为人类走向现代的时间还不很长,特别是走在前面的发达国家自身的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一直有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补充,而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又都是最近340年的事情,所以,作为全人类的生育率下降给社会带来的后果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劳动力短缺将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困难。

以上是就一般问题来讲的。我国的问题还有一些特别之处,这就是政府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除了我们国家以外,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没有直接干预居民家庭的生育行为。也就是说,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生育率下降是一种自发过程。我们国家最近30多年由政府作为强大推手,一方面使得老龄化过程加快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出生性别比的失衡。

 

2.  是否需要调整?应该如何调整?

现行的生育政策不是该不该调整和应该如何调整的问题,而是早就该放弃了。因为,避孕和节制生育虽然是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它是居民自发的行为,而不是政府刻意追求的目标。现行生育政策不断地伤害老百姓,早就该停止了。

 

3.  某些地方(如广东)曾经尝试放宽生育政策,可行么?会得到上级领导部门同意么?

前年开始曾经吹出一阵风说开放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生二”,那可能是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个工作思路。但是,我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现行的计划生育有百害而无一利,本不是什么试点和试验的问题,早就该坚定地放弃的。但是,即使这样,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又停了。生育政策是国家最高层决定的,去年传出话说“十二五”期间不作调整,那就不可能在近期有大的变化。至于说国家领导人是怎么想的,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4.  您曾经说计划生育违反人权,为什么?

所谓人权是人生而具有的、与生命紧密相连从而不可剥夺的权利。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述,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成见的时候,它才是一个可以得到广泛理解的法权概念。因为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前苏联就不愿意承认这个概念。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时候,前苏联率领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投了弃权票。我国长期受斯大林思想的影响,对这个理念也是持否定态度的。现在还有不少的人对温家宝总理说人权等观念的普世价值表示不同的意见,写文章说世界上没有普世价值。恩格斯说,人权就是超越国界的平等和自由权。毫无疑问,因为每个人拥有的经济、社会和自然条件的不平等,人类在发展的现阶段也还没有实现全面的、所有人的自由平等权。但是,这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局限性,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克服和扩大的问题,而不是应该否定的理由。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其实是人类社会发展以来就被尊重的事实。由于存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人类才得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规则的社会组织。联合国人权宣言以后,许多国际公约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明确约定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生育孩子的数量和间隔都是各个家庭的基本权利。我们国家正在走向世界。我们不可能要求国际社会修改一系列国际公约来迎合我们政府的价值观念。相反,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就必须遵守承诺,服从国际公约。生育权归结为基本人权,那就意味着这不是思想或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法权实践。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必须认可和尊重人权。对别人基本权利的尊重,是现代社会自己基本权利保障的前提。对于政府来说,必须无条件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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