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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公平和公正意味着什么?  

2012-07-25 13:02: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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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公平和公正意味着什么?

——关于“农民工”问题

梁中堂

 

        前几天在有关生育法的讨论中,讲到了农民工问题。这是当前历史阶段中我国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暴露出我们国家制度缺少公平、公正和正义,是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既然提出来了,就不该只停留在“愤青”的层面上,接着再具体分析一下不公正对待农民的一些后果。

20023月全国两会期间,我在政协小组会议上就“三农”问题建言,说人类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工业现代化过渡,就是一个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国家应该制订政策,以积极的态度欢迎农村人口城市化。一位做过市长、市委书记的政治局常委听了我的发言后回应说:“你们学者讲这样的话很容易,如果一下子农民都进来,我这个当市长、市委书记的就受不了。”这位领导的观点,反映了党和政府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贯的思维。计划体制一旦形成,其弊端也就显现。一方面,政府试图包揽一切,企图解决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政府又没有能力满足社会的需要。但是,它不允许人们“另起炉灶”。既不允许自行投资、创业,又不许可自谋职业或私自就业,一切都必须经过政府的计划安排。城里安排不了,就动员到乡下去。各级市长、市委书记只接受自己“计划”的城市人口规模,使得我国出现了20多年的“逆城市化”。第一阶段,是由1957年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开始,要求城市中没有经过政府安排就业的人都回到农村去。12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返回原籍。第二阶段,严格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同时,压缩城市人口,动员已经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一些城市人口也回到农村去。根据中央的要求,196163年被后来通称为“六二压”的城市压缩人口达到2000多万。第三步,从60年代初中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中,逐步形成制度,动员城市中新成长的青年下乡当农民。据估计,全国总计有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农民。

服从于市长、市委书记的计划还是尊重公民自由平等权,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执政理念,体现了两种不同社会体制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乡下人到城里找到工作,有了收入,能够正常生活下去了,就自然成了那里的居民。城市接纳农村人的过程,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体现了市场体制应有的平等和正义。在计划体制下,不允许农民进城寻找工作以及把城市新成长的劳动力疏散到乡下,让所有的人都服从政府的计划,压制个人的积极性,则是有悖于公平、公正的原则的。政府不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当然首先是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但是,难道仅仅是农民受到了损害?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传统农业相对于新兴的工业和服务行业是一个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部门,农民由传统农业进入工业或者服务行业,其实是选择一种有较高生产效率的职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获得职业,一方面改变了经济结构,另一方面是用同一个劳动力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30多年前,政府把90%以上的人口都限制在农村,让几亿劳动力挤在早已饱和的传统农业领域里磨洋工,还能有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后,不仅原来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都回城就业,而且还有几亿的农民进城获得职业。今天网上有一篇署名任理轩的文章,把现在的发展成就归结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这无疑还是传统思维,与文化大革命中讲成绩就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胜利”如出一辙。在那几十年里,人民日报整天宣传的“形势大好”中当然也包括了不许农民进城和千百万城市青年下乡当农民。其实,真理都很简单,没有所说的这理论那代表的那么复杂。我们如何有了最近30年的大发展?仅仅对比几个数字就可以明白。过去农民以外的从业人员只有几千万人,几亿人口的劳动力都拥挤在传统农业部门找饭吃,现在有将近5亿的人口都在效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从业,巨大的财富还能不喷发出来!所以,对照前后两个30年,就简单化为政府是否允许农民进城打工。前30年不允许农民进城,几亿人口的劳动力没有实现它的价值都被浪费了;后30年将近3亿人口的劳动力找到了发挥作用的劳动岗位,实现了劳动力应有的价值,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推动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问题的本质就这么简单。

但是,虽然现在允许农民进城了,却不能说对农民公平、公正了。实际上,政府不仅没有转变理念,而且将农民身份制度化了。所以,比较而言,现在有违正义的原则,实际上对农民更不公平了。50年代以前,甚至于旧中国,农民进城当了工人,自然就是城市人口了。现在却不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农民在城里辛勤劳作了几十年,仍然是个“农民工”,一个进城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农村人口。如果说30年前是“计划”暂时把农民挡在了城市之外的话,那么,现在是制度把农民永远地排斥在现代社会之外。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按照绝大多数人认可的数,我国有2-3亿农民工。如果每个农民工家庭平均按照2.5-3个人计算,涉及的总人口有多少?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新现象。农民工,意味着离开了农村到城里寻求幸福的农民却因为制度上的障碍得不到正常的、与其付出的劳动相一致的报酬,得不到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待遇,过不上城里人的生活,最终使得他还必须回到他农村的家里去。

这当然是对农民的不公正。但是,社会因此也承担着沉重的代价。

首先,因为农民工的存在,压低了全社会所有靠工薪收入的劳动者报酬。“农民工”即意味着无论一个人从事于城里的工作有多长的时间,雇主都是把他当作离开农村不太久的人。一个出身于农村的人,标志着接受教育或训练的时间短,不那么正规,成长的成本低,所以工资待遇也比较低。当我们国家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时候,无论政府职员或者社会其他企业的雇员都不会得到与他付出的劳动应有的工资收入。这既是近20年来国家税收很高而中国的企业还能得到较高的利润的秘密,也是中国获得“世界工场”的根本原因。尽管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在城里也得到了乡下得不到的收入。但是,农民工的收入长期被压低则是不争的事实。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理想也仅仅是用打工所积攒的收入改善自己农村的住房,而不是完成由农村向城市的跨越。对于其他工薪收入者来说,也仅仅获得一份可以应付日常生活开支的报酬,很少有通过工资收入达到中产阶级的理想抱负。在美国,一个管道工可以和教育部副部长做邻居,因为他们有接近的收入水平。在中国,这可能是天方夜谭。

其次,因为农民工的存在,我们得到了一个扭曲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说:“……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所以,消费直接决定着生产,即消费的状况引导或决定了包括结构和规模在内的经济状况。读者可以设想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里,我国目前23亿的所谓农民工都会和他们的家人一起生活在城市里,那样,我们国家就是一个接近10亿城市人口再加上34亿农村人口的国家。同样是134亿人口,其中一个10亿城市人口、3亿多农村人口的国家和一个10亿农村人口、3亿多城市人口的国家,所形成的经济结构当然是不同的。更何况,包括城市人口中的工薪阶层在内的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还都是被压缩在很低的水平,经济构成中生产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就必然是扭曲的。大约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经济学家和政府管理层基本达成共识即普遍认为我国经济病在于消费不足,提出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按照蹩脚的经济学家的建议,消费不足应由政府投资或者改善收入分配的方式以刺激消费。岂知由人民生活消费循环形成的经济结构和政府扩大投资项目刺激获得的结果如何相同?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是一种可以安居立业、丰衣足食和有安全感的安逸生活,这样形成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以人民生活消费需要为特征的经济类型,而在政府工程刺激下的经济是一个以生产资料建设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前一种经济是人民的生活,后一种则是政绩。人类无限发展的历史是由一个个生命有限的个体连绵不断的延续实现的。人类历史永远处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中,每个生命也都是处在某个阶段上,这个阶段相对于过去可能因为发展而进步了,但相对于未来还处在较低的水平。对于每一个人生来说,相对于过去则是享受人类已经创造的文明,相对于未来则在于追求更明媚的明天。所以,每一个具体的人生都有权、也可以和能够享受幸福生活。但是,由政府主导的生产和人民消费引导的生产目的是不一样的。在政府主导的体制下,每个人都需要牺牲今天以换取所谓的明天的社会发展。所有国民都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与生命,而被政府动员起来,被政府经济动员、绑架或挟裹着,成为政府经济的一部分。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前期,我们就曾讨论和反省过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至今却仍在惟经济而经济、为生产而生产的怪圈中。至于改革收入分配的意见,也属一种隔靴挠痒的方案。分配从来都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是受经济制度制约的。既然社会上存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农民工市场,那么,无论你怎样分割各种收入比例,工薪阶层的劳动报酬都不会有根本性的突破。不变革社会,不解放农民和农民工,我们永远无法改变扭曲的经济结构,永远无法从传统的生产方式里走出来。

第三,因为农民工的存在,我们只能获得一个扭曲的社会构成。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基本构成是九亿人口,八亿农民。现在,按照统计数据13亿多人口中城乡大约各占一半。但是,这是变换了统计口径,以所谓“常住人口”统计的结果。所谓常住人口,是指在统计居住地已经居住了半年以上的人口。这样,23亿的农民工也就成了“城市人口”。但是,农民工即已经在城市里的农民毕竟还不是城市市民。因为农民工,我们实际上是把历史发展完全可以融合到市民社会的数亿人口,人为地排斥在城市市民之外,使他们和那些未曾离乡离土的农民一起成为我国社会构成中最底层的人。这是占据我国总人口80%以上一大块人群,但是,因为主导我们社会的体制不容纳他们,使得我们的社会成为一种扭曲了的社会构成和关系。一方面,一个国家农业发展所游离出来的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充分显示出它的发展水平和所达到的高度。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吸纳的这2、3亿劳动力是经济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历史的发展明明已经达到城市可以接纳和融合2、3亿原来的农民劳动力及其他们的家庭的程度,社会却把计划体制下沿革的做法制度化,排斥他们,把这样大比例的一个群体游离于城市社会主导的体制以外,人为地把我们分裂成为一种有深深裂痕的社会。

美国总统林肯在南北战争前警告人们说:“一间房屋分裂成两半要倒塌,我要说,如果一个社会分裂成两半,它的政府也不会长久。”林肯这里指的是解放奴隶,而不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化。如前已述,在传统农业人口向现代转变过程中,除了我们以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是无障碍地逐步转变的。所以,至少发达国家没有发生堆积成一个如目前我国所具有的庞大的农民和农民工人口。林肯说的是黑人的解放。我们知道,美国是经过南北战争解放黑人的。但是,在“分离但平等”的种族主义理念和制度下,黑人在自后的100多年里仍然是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黑人已经达到2000万。这是足以左右两党政治的社会力量。美国总统开始介入种族隔离制度,甚至于不惜动用空降师来保护黑人青年与白人同校的权利。正是因为大批的黑人自此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从而涌入了主流社会。政府公务员、政治家、大学教授、律师、艺术家、体育明星等等,都开始有了黑人的身影。如果说半个世纪前美国还有一个游离于社会主流以外的黑人种族从而使得美国实际上成为分裂的社会的话,那么,自从黑人与白人有了一样的接受教育的权利以后,美国开始有了黑人议员、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陆军司令、四星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州长以至于美国总统。现在,美国底层仍有黑人。但是,美国已经没有了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种族。美国给了黑人以公平、公正的待遇,用提升数百年来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种群地位的办法挽救了社会的分裂,同时也成就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美国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马克思论述历史发展动因问题时往往反对诉诸道德。但是,这并不表明道德规范不重要。这要具体分析。个别人的道德也许不重要。但一个政府的道德即决定和制约政府公共政策的政治准则、政治哲学,却至关重要。说到底,这是社会的正义和政府的良心。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公平、公正涉及社会正义,是一个能否給公民寻找或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平等权的问题。从表面看,它是政府給老百姓的。但是,它又不是单向的。政府对某一个人或某个人群的公平、公正的问题,同时也必然地涉及到社会、国家和政府自身。一个政府保障了国民追求幸福的自由平等权,国民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了幸福生活,这同时就是社会的效率、国家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一个政府只能通过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来证明它的合法性。所以,政府给国民公平、公正和自由平等权,实际上也是在向社会展示自己存在的理由。

                                                                                              201272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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