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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生育法是它被通过的那天就已决定了的   

2012-07-11 20:23: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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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生育法是它被通过的那天就已决定了的

梁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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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该修订还是该废除,最近几天被吵得不亦乐乎。一些法学家不仅热衷修订,而且还庆幸中国有一个生育法,所以现在有个可以讨论修改的基础。听了这样的话,我真的后悔那天表扬我们的法学家了。下面几段文字是从2007年4月完成的《“一胎化”生育政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修订稿)》中抽取出来的,该文是为参加当时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撰写的。下面引述的几段文字中属于该文结束语部分中对“一胎化”生育政策的评论,其中宋体字是那篇文章的正文,华文仿宋是紧跟正文的脚注。

                                                                                                             2012711日星期三

 

 那是一个只有公权而没有私权的时代,国家公权可以随意进入属于个人权利的领域。那时只要从逻辑推理上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或者仅仅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要求国民做这做那,即使给国民带来极大的伤害或牺牲,也毫不影响政府堂而皇之地长久施行。

 

  一个文明的社会,稳定的社会,一个和谐和可以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法制健全和国民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这个社会必须设置一条底线,这就是每个人都应拥有的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或未来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社会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外一些人的利益,既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够补偿强加于另一些人的牺牲,也不支持以未来的名义而强制和侵犯另一部分人的现在的权益。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国家必须划分严格而清晰的界线,厘清国家公权和公民私权各自不同的领域,时刻警惕公权侵犯私权,坚决不能让公权跨越属于公民个人私权的领域。

 

 生育和生殖是人从大自然的永恒演变中获取的一种本能,是与生俱来的。生育权是人的生命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的生命权的一种自然延续,是和人的生命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属于人的一种自然权利。自然权利具有神圣的不可剥夺性。它不接受人的立法的约束,不能通过人的立法来调节。恩格斯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人为地破坏这种内部和谐,即使政府强制制定一个干预自然权利的法律,也无法使其贯彻执行。相反,不仅丧失法应有的严肃和权威,而且必然地导致社会不和谐。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如此健全,却压根没有一个我们意义上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法的根本原因。

 

  现代国家的法既是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的,又是她的保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不仅限于可以不断地为社会创造出可供人享受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而且更重要地体现在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更方便的自主选择的机会。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愿意,即使上帝也无权送他进天堂。如果社会发明了一个好的东西政府就制定法律强制人们必须接受它,那么,首先那些具有发明创造才干的人就该下地狱!

  我国计划生育法的产生除了上面我所指出的立法机构的人员构成方面的偶然性变化促成以外,也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式的聪明和狡黠。节制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即使如此,人们是否选择、何时选择以及如何选择,那都完全是每一个公民自己的事情。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也仅仅限于似是而非地或明或暗地意向和提倡,那些支持节制生育的国家的政府也主要从事一些宣传和倡导,个别旗帜鲜明的国家最多也是依靠半官方的组织为那些自愿选择节育行为的公民提供一些方便和服务。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政府的计划生育部门一下子把自己的主要工作职能定位在管理所有的国民一生都别无选择地必须实行节制生育的生活方式和要求每一个国民只许可生育一个或者两个孩子。这必然地就把计划生育管理系统置身于一种始终被动和艰难的工作状态之中。为了摆脱和扭转这一被动的工作局面,计划生育部门不是寻求如何使自己的工作转变以适应客观过程和顺乎民意,而是在寻求“红头文件”和要求“各级党委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同时,希望这一工作具有充分的法律地位。也许,还有包括当时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国民通过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而来的法制观念的觉醒的因素在内,总之,从1980年前后伴随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完善,计划生育部门也一直在努力寻求得到一个国家生育法。但是,由于在生育领域立法明显地破坏了渊源于罗马法以来的现代国家法所要求的“内部和谐一致”性原则,计划生育法长期受到立法部门的本能的抵制。在长达20多年的交涉过程中,可能是因为立法部门法理知识方面的脆弱,立法的分歧和障碍似乎集中在允许国民生育的数量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最终采取回避直接规定和授权地方制定法规的方式,获得了通过。但是,法理上的矛盾不过是实践中的重大冲突的反映。它是不能通过这一类的聪明和智慧得到消除的。节制生育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可以促进愈来愈多的家庭幸福。只是有一条原则必须遵循,即它是每一个公民的自愿选择,不能由政府强制实行。在现代国家法的体系中放置一个对国民生育问题规制的法极大地破坏了法的内部和谐一致性。我国国家生育法中固然没有具体规定国民生育的数量,但地方法规中的具体规定照样破坏了法的体系的内部和谐和一点也解决不了实践中本来就存在的普遍的冲突,计划生育部门也没有因此减少与群众对立的程度或者由此改变了工作的难度。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愈益深入广泛地走向世界,更多地引入和通过与市场规则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以及不可逆转的改革使得我们距离市场经济制度愈是接近,国家计划生育法和我国愈来愈为完善的现代国家法的体系就愈是显得不和谐。所以,从现代国家法的体系中把生育法剔除出去以保持“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是它被通过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的事情。

                      

                              ——选自梁中堂20074月自印本《“一胎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修订稿)》第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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