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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老逝世十四周年祭(附录一)  

2012-05-26 10:12: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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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王文《求索集》写给读者的几点说明
梁 中 堂
(一)
这是一段很沉重的文字。
下午5点钟,电话里传来关秀芳同志很沉痛的声音。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事情是发生在东北,是车祸。因为本月13号,晚上11时许,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人口学会的会议时,给他家里去电话,他的儿子小耿告我说早上出发去东北了。早在3月份参加政协会议时,我去看他,告我说今年的旅行计划是东北。不想我的电话晚打了一天,竟将再见一次的机会永远地失去了。
我的电话所以晚打,是因为除了如何印制这本集子的两件事外,再没有别的事情。而在2个月前,我们才在一起交谈过,隔一天,他又约我一块去看望了张乐群老。而印制书又只能等
我回太原以后再定,所以,我才没有象过去那样一到北京即和他联系。
捧在读者手中的这本集子是1992年前后,由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他,要他将10年来的有关计划生育的调查报告及相关文章,汇集出版的。虽然这本集子里的所有文章的主题都是有关农村生育政策的,但即使在那时,我们也不认为这本集子会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有什么帮助。我只是认为这本集子表明在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特别重要的80年代里,曾经有一位老同志,一位极普通的公民,为计划生育政策更合理些,为计划生育工作更顺利地开展,更为广大农民能够有一个安宁的生活,在苦苦地求索,在顽强地奋争。所以,这本书仅仅是记述了一段历史。因为在这一个时期里,这方面形成文字的历史不多,我才认为有汇集这个集子的必要。199510月,他又一次骑自行车赴山西调查时,在太原校对了书的清样。但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正式出版是相当困难的。今年3月份在北京的时候,我向他谈了我的意见,即无需正式出版,只印制若干本,由他分发友好,权做纪念。回太原后,我又请谭克俭君继马培生君之后,再就书样校对了一次,印制前,又有两个问题需征得他的同意,恰于51114日我要在北京开会,准备与他面谈。一是书名问题。因为一开始是这本文集由我编辑出版,我曾将书名定为《王文同志文集》。现在由他自己印制,这个书名就不能用了。我想了两个书名,“求索集”或“思索集”,都不很满意,想同他商量。二是他一直想让我写个序,所以,他写了一个“后记”。他是我人生中最敬重的人,我总觉得我不配为他作序,一直不敢动笔。既然以个人名义印制,他个人作序更合适,我将他的“后记”改成现在这个“序言”,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我当时的想法亦然是全书都是他的东西,我不敢置一字。
513日晚,小耿告我他早上出发去东北了。不用说,他是骑自行车去的了。70多岁的老人,差不多每年都骑自行车,自费出去调查。去年4月份骑了一个月的自行车,由北京去了广州。回来告诉我,沿途所见,中国这20年是发展很快。虽然不少人都有牢骚,但生活的确好多了。社会很安定,有希望,没有什么危险。这本文集中的许多调查报告,都是他骑自行车去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同农民,同县里、乡里的干部交谈后写成的。我从北京回来才半个月,所以,关秀芳从广州打电话告我噩耗,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是那该死的车祸。要不,他身子还很硬棒,还能做很多事。就是今年3月份在北京的时候,他还向我谈了有关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新思考。经济理论是他长期关注和思索的领域,早在80年代,我们在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还常常就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交换一些看法。在我们最后一次交谈时,关于经济理论的看法,主要是他谈,我听。据他讲,在推出由他执笔的“刘仁传”的写作任务之后,他集中了一段时间在思考剩余价值理论问题。很显然,他思考的很深。我向他推荐,等他有一个成熟的大纲时,介绍他和河北大学的刘永佶教授讨论。不想,经这该死的车祸,使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成为不可能了。
 
()
我第一次听说王文这个人的名字,是19848月在重庆。当时,我应四川省人口学会的邀请,参加“农村人口发展战略讨论会”。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规划处处长的李宏规同志向我介绍说,除了我主张农民普遍生育2个孩子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离休干部王文同志,亦持这种意见。早在这年的春节,我向中央上书,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允许农民家庭生2个孩子,以取代当时的“一胎化”。李宏规同志没有向我透露我的报告批转到国家计生委,又由马瀛通君和张晓彤君向中央建议,实行我提出的 办法,这一意见在该年7月底到8月初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肯定,意在全国实施。我是在10月份得知这一消息的。在实际部门不愿执行中央负责同志批示的情况下,1985年春节,我又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在山西省选择一、二个县,试行由我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经过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周伯萍、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和山西省副省长张维庆的批示同意,19857月份开始在山西省翼城县试行,同年1018日新华社记者杨玉良在给中央领导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对翼城县的试点情况做了专题报道。1986年春节前,王文同志先去翼城县进行了调查,返京途经太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之后,我们就成了“忘年交”。
虽然说是“忘年交”,但因为他人格上的魅力,却始终未能使我像对其他朋友那么随便。即使说我们的追求相同,在生育政策和人口形势的看法上也都一致,但我是一位职业研究人员,他是一位离休的老人;我出差乘飞机坐卧铺,他总是骑自行车自费搞调查,即使坐车,也坐硬板车,挤长途汽车。这其中的境界上的差异,哪有可能让我在他面前随意得起来?由于敬重,我对他的身世了解不多。在10多年的交往中,我从来不敢问及他的过去,他也从来不向我述及过去。我只知道他早年在北平上大学时参加了革命,曾是刘仁领导下的“城工部”的成员。解放后在北京市委和中央机关工作过,后来被错划了右派,下放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文革”中受他连累,任北京一家工厂的党委书记的妻子“自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右派问题得到甄别,安排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没有几年,就办理了离休手续。本文集的这些文字,基本上都是离休后写的。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和我10多年可以称为至交的密切关系中,我没有听到过一句他对自己命运坎坷的议论,对党和国家有丝毫艾怨的情绪。越是这样,我越是不敢探问他的过去,因为他个人的过去主要地是由伤痛铸成的,我不愿再让伤痛回到他的身边;因为他的过去有了太多太多的不愉快,我不愿再让他回忆那些不愉快。我们在一起只是谈国家,谈民族,谈社会,谈今天,谈明天。我对我最敬重的朋友知道的就这么多。然而,即使是一位比我知之更少的人,在读了这本文集之后,不是也会和我一样了解了一位具有崇高品格的老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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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人格的崇高,我说过,我不配给他写序或跋。因为他的突然离去,我才写了这篇“写给读者的几点说明”。书中的照片是我的主意,并同小耿商议后加上的。手迹的影印件亦是我加上的。我知道,老人家在世是一定不会同意的。10多年了,我就做一件有违他意的事罢。
还需说明的是,本文集的所有文章在写作时并没有准备出版或发表。老人的写作习惯是先用铅笔打个草稿,然后再用钢笔誊写一份寄出。所以,正式给中央或有关部门写的一些文字和这里印制的还会有差别。因为这里是根据草稿录制的,有不少文字没有准确的年月日。我再说一次,这本文集不是专家学者的专业书,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一位普通的党员写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告诉了我们,怎样做才够得上是一位高尚的人。

                                                    199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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