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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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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骂美元收买的美狗引出的陈年旧事(二)  

2011-06-09 20:20: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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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骂美元收买的美狗引出的陈年旧事

(二) 

要说吃人家的美元,无论就时间发生的先后还是具体的数量,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由计划生育部门开创了先例的。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后期,我国先后清还苏联和国内建设公债的债务以后,就向世界宣布成为既无外债有无内债的国家。一个穷国没有别的,似乎以此为志气,当时的国民也颇为自豪。以至于到了70年代,发展到受灾后也不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程度。1976年唐山大地震,国际社会根据震级和震源来自于一个规模不小的工业城市,就知道已经发生了何等惨烈的事件。即使如此,中央政府也没有接受任何国际社会的帮助。时间仅过了2年,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1988年改称为联合国人口基金)找到门上来,要给予中国的计划生育提供无偿援助。经过一系列的非正式接触后,19794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栗秀珍为组长、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何理良的国务院人口小组,负责与联合国人口基金谈判接受援助事宜。530日,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代表吉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口小组组长栗秀珍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联合国人口基金准备在人口普查、人口学训练和研究、人类生殖和计划生育科学研究、避孕药具生产和包装、计划生育有关活动和宣传教育及通讯等方面予以帮助。9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石林,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代表萨拉斯共同签署方案协定。1030日,共同签署了1980-1984年第一个周期5000万美金的援助计划即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有名的P01项目。应该说,5000万美元即使放在现在也是个大数。但在那个时候,对于中国的一般的政府部门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接近天文数字的大数目。因为从1970到1988年,我国进出口每年都属于入超,各年贸易逆差在几亿美元到150亿美元不等1978年,我国出口总额才97亿美元。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按照经济能力缴纳会费,仅为104万美元。中国现在已经被忽悠成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每年的会费也不过4000万美元。了解我们国家外汇管理制度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除了政府手里有美元以外,不允许企业和老百姓手里由外汇。而政府手里的外汇即美元也全是依靠出口商品换取的。每年贸易逆差,说明连政府手上也没有富裕的外汇。这就可以想象到5000万美元,在那个时候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但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与国务院人口小组正式接触后才发现,援助基金有一系列技术问题影响援助资金和援助项目的到位,即联合国基金不便于直接给中国政府,必须以援助民间组织的方式进行。为此,198045月,计划生育部门突击成立了北京计划生育宣教中心和上海、成都计划生育分中心,成立了隶属于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一直到县一级的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即现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北京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即现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技术研究所前身)、上海计划生育科技所,南京计划生育干部培训学院,以及教育部牵头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为人口研究中心和以复旦大学人口研究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室、吉林大学人口研究室、中山大学人口研究室、四川大学人口研究室和兰州大学人口研究室(到80年代初,这些研究室都改称为研究所)作为华东、华北、东北、华南、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人口研究中心,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前身)为全国社会科学研究系统的人口研究中心,等等。可以说,30年后的今天,我国计划生育部门所具有的规模和全国高校、研究单位中的人口学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是在那几个月形成的。在一定程度还可以说,现在的规模似乎比那时还萎缩了。以人口研究机构为例,我国从1952年院校调整取消了社会学,也取消了过去附设于其下的人口学。所以,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高校和研究单位基本上没有人口学研究或师资方面的专业人员。在本专业和所学学科里较有基础的专业人员由不愿意转行从事人口学研究,所以,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所力量稍强以外,绝大多数的所谓人口学研究机构都只有少量的几个专职人员,其他都属于挂名和兼职。即使如此,各类人口学研究机构成立后,联合国的援助很快就开始到位。1980年代还是一个封闭和物资困乏的年代,国内商店还根本看不到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传真机、复印机,以及轿车、商务车(那时统统都叫面包车)等等。学校见了这些援助物品,大都予以截留,至少都把汽车留到了校部,研究机构遇到外事活动之类的公务再向学校申请派车。此后,联合国人口基金还于1985-1989年援助了第二个周期(5000万美元)、1990-1994年第三个周期(5700万美元)、1998-2002年第四周期(2000万美元)、2003-2005年第五周期(1340万美元)、2006-2010年第六周期(2250万美元),以及正在进行的2011-2015年的第七个周期的援助。上述各个援助周期所注明的仅是核心援助的金额,除此之外,联合国人口基金在每个合作周期期间还会拉上联合国的其他机构比如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拉上一些国家的政府的政府比如日本政府、西班牙、英国等国家,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或企业譬如世界银行、亚洲银行等作为配套资金要求他们在此基础上再给予一些的资金支持。另外,从第三周期以后的各个合作周期的资金明显减少,是因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援助有着自己的资金分配原则,而中国的善于出统计数据的制度使得中国在接受了3个周期的援助后国内计划生育的许多项指标都迅速达到或者超过其资金分配的原则,相应的资金支持就得到了减少。如果检索印度受援助的情况,我们所受援助减少的时候,印度的相应援助周期的资金支持力度大多了。譬如人口基金支持印度的19972002年(第五周期 10000万美元)、20032007年(第六周期, 7500万美元)、20082012年(第七周期, 6500万美元)。80年代初中期,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第二、三个周期期间,一些高校和地方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又先后成立了一些人口学研究机构。根据签署的项目规定,上述研究机构都分配了多少不等的出国留学名额,或者派遣中青年教师去国外接受长短不一的人口学培训。我们敬爱的蒋委员长蒋正华、人口学界的常青藤田雪原,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的受惠者。另外,出国参观学习其他国家的节制生育活动,参加国际性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会议,也是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项目的议定内容。所以,早在80年后期开始的我国各级官员的“出国潮”之前很久,计划生育官员和人口学的大腕们用国际社会提供的美元出国,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直到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邬沧萍老先生在饭桌上谈及人口学最初被高校的传统学科看不起,不想做了人口学的老师以后,经常出国让包括学校那些领导在内的同事们都羡慕不已。邬先生是中国人口学界重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元老,70年代中期开始和刘铮一起为计划生育做宣传,780年代一直为计划生育部门服务,出国的机会当然很多。饭桌上除了先生以外,可能就是我也算作人口学界的老人了。邬先生对我说:“老梁也去了不少个国家吧?”我回答说,一个国家也没去过。邬先生似乎有点意外,连忙补充一句:“老梁是异军突起。”我自己当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异嘛,不仅确实地异了,有时甚至于还被看作是体制的另类。但是,至今却没有一支队伍,既谈不上“军”,也没有什么起色。但我理解他的“异军突起”也不是空穴来风。与主流的人口学和计划生育部门的理念和主张相比较而言,我不仅有与之相异的人口理论,有对人口过程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不同理解、不同解释,以及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人口生育政策都与当时主管的政府部门有着明确不同的主张,而且也许在大多数人看来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试点。山西省翼城县实行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试点是在我的争取下并且按照我的主张进行的,那是一个历经267年的一个人口实践,却是中国其他任何人口学家都不曾有过的。2005年春节前夕,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小汤山举办专家委员会。在一次饭桌上,人们说起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不到40岁就已经担任副省长的时候。张主任则对着我说:“那时你也年轻。”张在山西担任副省长时,我兼任他分管的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顾问。后来,他改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我又在其领导下的社科院任副院长。所以,一直都受其领导。听张主任这一说,我赶忙说:“那不一样,我们哪敢与张主任相比。”张主任则冲着我说:“怎么不一样,你也很早就有了自己的主张和体系的嘛!”邬先生和张主任,一个学界元老,一个政坛大员,都不需要恭维我,所说也算实情。   

中国的计划生育和人口学是在抢吃美元的情况下丰满、繁盛起来的认识,是我一贯的观点。90年代以后,联合国人口基金直接援助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项目基本结束后,人口学就显现出萧条和冷落。加上这一个时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明确生育政策以“女儿户”的现行生育政策为基准,结束了80年代不断改善生育政策的不稳定局面,计划生育部门需要人口学为其做事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人口学家普遍感觉到了寂寞和惶惑。2000年前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资助北京大学做振兴中国人口学的课题研究。2001年专家委员在北京天鸿科苑召开会议,听取张纯元教授关于如何振兴中国人口学的课题汇报。我发言说,在座的专家委员堪称我国最优秀的人口学家。但是,大家回顾一下所谓80年代的人口学繁荣除了竞吃美元而建立的研究机构外,在人口学学科建设上我们还作了什么?这些年我们大家除了做了一些计划生育方面的课题外,在我们自己所从事的人口学自身发展方面又做了多少事情?张维庆插话说:“我们就是一家嘛。”我回答说:“计划生育和人口学有联系,但又不是一回事。”张反问:“二者有什么不同?”我说:“计划生育是政府的一项具体管理工作,而人口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范畴和学科体系,这些都是需要从事人口学工作的人加以推动和发展的。”人口学依附于政府的一项具体工作,仅仅做主管部门交办的所谓研究任务,说有关方面希望说的一些话,则永远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当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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