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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的博客

 
 
 

日志

 
 

影响当前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几个模糊认识问题——致胡耀邦(四)  

2011-06-02 14:30: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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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签署的日期是1986年10月8日。和前面几封给胡耀邦的信不同的是,这个题目是原来就有的。我手上返回胡耀邦圈阅的复印件表明,这篇文章是让我正在党校学习的同学李建民抄写的。另外,那个时代的交通就是靠邮局,我想最早应该是9日寄出去的。胡耀邦是在13日处理这份报告的。他在这份报告上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已阅读。在所画的圈旁批注说:“既然他已另送了紫阳同志一份,这份就转給王伟同志参阅。”

                                                                                                                                    2011年6月2日

 

影响当前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几个模糊认识问题

——致 胡 耀 邦 (四)

 


耀邦、紫阳同志:
从1984年7号文件和你们对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马瀛通张晓彤所推荐我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办法的报告批示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同时,由于我们不少同志在思想上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又直接影响着我们进一步完善具体生育政策和人口控制工作。这些模糊认识是:


一、把完善生育政策同12亿的目标对立起来
人口学界几年来的测算表明,党的12大提出在本世纪末将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的目标是正确的、合理的。所谓正确与合理,是因为这个目标在今后20年里平均每对夫妇生2个孩子就可以达到目标,而这样的生育指标是比较接近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的。如果城市能继续维持在平均1.2或1.3个,少数民族以及农民中还可以有一部分生3个。这样的结果不仅被我的测算所证实(我的计算结果今年3月份已向党中央书记处报告,每个妇女生2个孩子,届时12.4亿),而且宋健于景元等同志的几次计算都是如此。国家科委今年7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的最新测算结果,也大致如此。这次他们的测算是让前9年每个妇女平均生2.5个孩子,后9年平均1.5个,本世纪末总人口达12.5亿(前9年逐年进入婚龄的妇女比后10年多一些)。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倘能在80年代就实现每个农村妇女生2个孩子,城市妇女生1个多孩子,12亿的人口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还不太长,具体生育办法需要完善的方面也很多。但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因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农民对不让生第二个孩子有意见。完善生育政策,其焦点就在于能不能让农民生第二个孩子。既然各种测算的结果可以满足农民生2个的要求,那么,把完善生育政策同12亿的目标对立起来,一听说妇女生了2胎,一提完善生育政策,就怀疑12亿保不住的观点,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科学而合理的人口目标也应该是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因为,就当前的生产水平来说,我们无法担负农民的养老问题,独生子女家庭少一点,对我们国家是有利的。


二、把12亿的人口目标同10.5亿的人口指标混淆在一起
根据我们和宋健等同志的分别测算,如果每个妇女生1个孩子,2000年我国总人口10.5亿;如果平均生2个孩子,届时总人口12.3亿。这就是说,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别,要求城市的生育指标较紧一些,城乡妇女生孩子尽可能晚一些,允许农村妇女生2个孩子、少数民族妇女生3个孩子,12亿目标是无多大问题的。但是,从1980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执行一条只准农民生1个的办法。这个生育政策是1979年我们党还没有提出12亿的目标的时候,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为了实现我国总人口到2000年“不增不减”提出来的。因为年龄结构上的原因,即使到本世纪末实现了“一胎化”,也不可能达到人口不增长。12亿的人口目标提出来之后,我们的宣传和具体生育办法仍然停留在只准生1个上(我这里是讲实际生育办法,因为尽管中央是说“提倡生一个”,但基层和计划生育部门是执行“只准生一个”)。从测算的结果看,平均生1个是10.5亿,生2个(包括城市)是12亿。就是说,只准生1个的办法是实现10.5亿的指标,允许生2个的指标才是实现12亿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12亿,但至今90%以上的地区仍然是使用10.5亿的指标,这是造成计划生育工作紧张、上下干部疲于奔命、农民群众怨声载道的根本原因。这多少有点象1958年,那时我们仅仅有生产300万吨钢的能力,给果提出一个“1070”来,弄得举国上下不得安宁。


同时,这一目标和指标上的错误组合配搭,是形成计划生育部门盲目急躁和灰心丧气两种极端倾向的重要原因。对于一少部分人来说,根据长期的宣传,实现12亿是以城乡“一胎化”为前提的,见现在农民中不少在生2胎,急躁情绪又有所抬头,要恢复前几年的严厉作法。另一部分同志相信,目标是以“一胎化”为前提的,只准生一胎的办法在农村是行不通的,所以又认为党的12亿目标“保不住了”,对计划生育失去了信心。我们只有明确了12亿同“一胎化”的办法并无必然联系的时候,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生育办法,纠正我们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以上两种十分有害的思想情绪。


三、把控制人口增长同限制每个妇女终身生育简单地等同起来
一些同志近些年从国外人口学家那里拿来一些现成的人口公式(他们天真地认为全世界会有一个“公认的”公式或方法),把我国的人口数字往里一代,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出我国的人口前景和人口政策。实际上,我国的计划生育有许多方面是国外人口统计指标无法概括的。从1983年以来,我国的人口学专家和计划生育部门逐渐发现西方的人口统计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的计划生育实际,比如国家科委今年8月份给中央的报告中所用的“总和生育率”,是同我国的实际生育状况是极不相同的东西。这些同志错误地认为,总和生育率就是妇女平均终身生孩子数目,只要把这个数字压下来,控制人口的目的就达到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有头脑的计划生育干部用不少事实说明,总和生育率下去了,不一定孩子少生了。而孩子少生了,总和生育率则不一定下降,这些都说明人口现象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弄清它需要许多人口学专门知识,从国外搬来的人口公式和人口预测方法并不能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
除了减少每个妇女终身生育孩子数目外,晚婚晚育也是减少妇女生育水平的一

个基本途径,它甚至是历史上调节妇女生育水平的传统方法。古代统治者为了达到鼓励增殖的目的,大都是采取鼓励早婚的办法。国外一些学者近几年也开始醒悟这一点。比如我们在最初刚提出只准生一个的办法的时候,是得到美国的科学界及舆论界的支持的。去年有一位美国人口学家 在同我交流中就说,美国人口理事会的研究人员开始计算说,只要中国妇女能推迟在25岁生育,即使生2个孩子也可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位人口学家对我说:“美国的学者开始提出支持您的观点的见解。”说明国外在有关我国人口控制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认识。科委报告说航天部的同志用“世界公认的科学方法”,是很轻率的。


从社会控制论的角度说,推迟生育往往是同减少妇女终身生育数目的作用是相同的。如果我们象推骨牌一样让每个年龄组的妇女头胎和2胎都分别推迟2—3年,这就等于2000年内有四五千万妇女少生了1个孩子,但对每个家庭来说这没有多大损失。所以,农民是乐于接受的。上面说过,12亿是城乡妇女平均生2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如果能在此基础上晚婚晚育,再加上提倡一对夫妇生1个孩子(城市有70—80%,农村有6—7%的妇女只生1个),即使因管理及少数民族等因素部分生3胎,也完全能实现12亿。所以,我们不能和农民一样把眼睛死盯在2胎上,他千方百计地要生,我们拼命地要堵,必然形成很大的对立。如果变成让农民晚婚晚育和延长2胎间隔,不但每年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了,而且计划生育的事情也好办了。


四、把控制人口和开口子绝然对立起来
从中央书记处108次会议和中央1984年7号文件提出“开小口、堵大口”以来,计划生育在向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方向上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今年以来,有些同志看到各地人口出生率有些回升,就立即惊慌失措,这是大可不必的。


这几年的“开小口”仅仅是指允许部分农民生2胎。即使全部农民生2胎,也都是在12亿目标之内的,没有什么可怕的。怕也没用。根据我国的条件,绝大多数的农民都非要生2胎不可。几年来为不让农民生2胎,各地把能使的法子都使尽了,也挡不住。“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里面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辩证法思想,是我们几年来没有悟出来的,结果在“一胎化”的3个“副产品”上吃了大亏。


一是当实际工作部门提出“一胎化”,并且说2000年以内政策不变。农民认为既然这样,等待几年以后生2胎也是受罚,所以,不如让孩子早结婚早生育。农村妇女往往不到20岁就结婚,一结婚就生孩子。当然,早婚的原因很多,但同70年代相比,现在的早婚早育是同我们只准生一个的政策相联系的。一是你只让人家生一个,他说我迟生早生一个样,反正是一个,第一个生的都很早。二是我们把工作的全部精力放在堵人人想生的第二胎之上,没有精力管人家早婚。早婚成了“一胎化”的第一个“副产品”。


还有,现在我国大多数农村的计划生育就是县或乡镇医生每年给育龄妇女做一次透视、上环或人工流产。因为只准生一个,七八年以来,我们的医生只给妇女上环而不负责取环(一取环就怀孕),而妇女自己又无法取出,所以,想生育的妇女最怕你给她上环。刚结婚一年的妇女就生了1个孩子,抢在你农闲时医务队进村前就要怀上第二胎。所以,现在农村妇女二十二三岁就连生2个孩子,结婚年龄、初育年龄以及生2胎的间隔都比而年代初下降了2岁左右。早育成了“一胎化”生育办法的第二个“副产品”。


还有第三个“副产品”,这就是多胎。因为只准生1个,所以希望生第二胎的就成了我们做工作的对象。农村几乎人人需要做工作,精力上顾不过来。此外,因为生2胎的就成了违犯政策,生3胎、4胎的也就同生2胎的性质一样了。生多胎的不孤立,反而受人们的同情。这是几年来多胎率一直得不到降低的根本原因。


现在反过来,开小口子,允许农民生2胎,但不准生多胎,必须晚婚晚育,大多数农民就不同我们对立了。工作面小了,既有利于推迟生育,又有利于堵多胎,控制人口的目的就容易达到了。这就是“控”和“放”的辩证法。我国古代有“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说法,是指在政治生活中处理“紧”和“松”、“宽”和“严”的关系。当前我们计划生育也有一个控和放的问题。过去我们紧的失了度,现在只有放才能控。如果再紧下去,控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


中央领导同志,近几年在完善生育政策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而今后的10年因为60年代到7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陆续进入婚育期成为我国人口发展上的关键。正确的抉择只能是沿着1984年7号文件和今年的13号文件前进。到2000年之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上的真正危险不是农民生不生2胎,而是有多少农民生了多胎,但要有效制止农民生多胎,就必须痛痛快快地允许生2胎,目前这样犹犹豫豫是不行的。倒退到“一胎化”上更是没有出路的。象目前这样犹犹豫豫是不行的,倒退到“一胎化”上是更没有出路的。国家科委以及马宾等同志关于控制我国人口的愿望是值得赞赏的。但他们的人口学知识不足,并不真正懂得自己的数字的含义以及社会学和人口学的一系列关系。比如马宾不长的文章中连人口学基本范畴都不知如何用,说明他仅有一个为人口增长而焦急的情绪,但并不懂得人口本身的辩证法。再比如,于景元的几次测算都表明平均生两个孩子就可以实现12亿,而他们几年来一直在讲只有生一个才不致于突破人口指标。如果他这次的报告公布出去,更是会让外国人笑掉牙的。他和宋健作为在我国控制论领域中有影响的人,不知怎么算的帐,竟能说我国从1980年到1986年里少生了1亿多人口。而事实是,70年代末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就控制到2000万以下,进入80年代后,平均每年进入婚育年龄的妇女比70年代末的人数要少100多万。即使这几年继续保持六、七十年代最高年头的生育水平即每年出生人口二千七八百万人,6年总共也不过出生一亿多人口。当然,这种情况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这样,即在自己熟悉或精通的领城里,是个内行或里手,而到了别的领域里就难说有多大把握了。但中央的决策如果受了这些影响,被贻误的将是我国己经取得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计划生育工作。


    我国计划生育从本质上来说是受人民群众欢迎的,现在这样被动,完全是人为的。基层干部早已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和出路,但因为没有主动权,还是得沿着错误的方向滑。今年5月份,我在山西省临汾地区调查研究,地委和行署的主要领导同志都一致认为现行政策不仅无法完成十二亿的任务,并且一直在起着败坏党的声誉的作用。地委书记杜五安同志是一位很有头脑,很有魄力的领导干部,他和专员王民等同志在座谈会上说:“如果上级给我们自主权,让我们按照我们临汾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人口规划,我们地委和行署敢立军令状,保证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人口包干指标。如果发生什么问题,首先处分我们俩。”基层领导同志出于维护党在农村中的威望所说的话和对目前生育政策踏步不前的焦急心情,使我很受感动。但由于体制问题,主管职能部门个别人的反对,致使该地委和行署向上级汇报的愿望都无法实现。如果我们在计划生育问题上也同经济工作一样明智一些,象万里同志讲的,中央将指标放给下面,然后给地方一些主动权,这项工作也不致于如此被动和艰难。倘不足信,请你们特许临汾地区一试,如何?


    顺送紫阳同志《山西经济》一册(耀邦同志已送过),该书是在省政府领导下,由我主持编写的。
                          
                                                                                                                  梁中堂
                                                                                                  1986年10月8日
(此件分送耀邦、紫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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