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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的博客

 
 
 

日志

 
 

致胡耀邦信的附录:关于人口政策的报告和建议  

2011-05-27 10:07: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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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个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和建议是作为1986年2月22日給胡耀邦信件的附录随信一起递呈中央的。正如給胡耀邦的那封信的一开头所说,“这份报告是送书记处的,但我还是希望能经您亲自处理”。该文完成于1986年2月9日,几经踌躇与犹豫,最后才用这种方式处理。据我所知,这份报告和建议曾印刷为“书记处参阅文件”。

                                                                                                                 2011年5月27日

 

关于落实胡耀邦赵紫阳同志的批示精神按照晚婚晚育加间隔的

生育办法测算我国人口的情况报告和建议


书记处:
1984年春节,我曾将从1979年以来一直研究的晚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间隔的科研成果,写成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写信反映给胡耀邦同志,建议进一步修正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即在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原则上允许每个农民家庭生两个孩子,但第二个孩子的生育须以晚婚晚育和延长间隔为前提。中央将我的报告转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之后,该委的领导曾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讨论。在此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马瀛通、张晓彤同志又给中央写了“关于人口控制和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该报告除了批评我国人口控制指标过高,脱离了实际可能外,充分肯定和支持了我提出的办法。报告说:“我们认为,梁中堂同志在给胡耀邦同志的信中,提出的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是可行的”。赵紫阳同志看了该报告后批示说:“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指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接着,胡耀邦同志也对该文批示说:“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展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我主张按紫阳同志提出的,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为了落实耀邦、紫阳同志的批示精神,一年多来,我们重新对我国人口的发展进行了新的测算。与此同时,还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状况作了一些调查研究,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同意,在山西省翼城县按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进行了试验。先后参加这些研究工作的还有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广柱、翟胜明,山西经济管理学院马培生、张培军等同志。关于在山西省翼城县推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试点的情况,新华社以“人口学家梁中堂在翼城县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效果良好”为题,在1985年10月18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向中央作过反映。这次仅就对我国人口预测的结果和当前计划生育有关问题做如下报告和建议。


一、测算情况
对我国人口测算过程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检验过去的测算结果和对比各种方案的优缺点,我们按4种生育水平测算了本世纪末我国人口总数。其结果是:(l)平均每个妇女生1个孩子,2000年全国人口为10.6亿;(2)平均每个妇女生1.5个孩子,期末总人口11.6亿;(3)平均每个妇女生2个孩子,期末总人口12.4亿;(4)平均每个妇女生2.3个孩子,期末总人口12.8亿。


第二阶段,按照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方式测算本世纪人口。
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不同于以上任何生育办法,它是在7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晚稀少”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控制方案。我们测算的具体条件是:第一,城市基本维持一对夫妇只生1个孩子,农村有5%的家庭只生1个孩子;第二,妇女平均23岁初育;第三,第二个孩子在妇女的30岁时生育。经过计算,得到2000年我国总人口的理论数据11.8亿。


第三阶段,对第二阶段测算的结果进行分析和修正。
以上数字都仅仅是计算机显示的结果,它同实际还有很大的差距。第一,在运算过程中,从1982年起,电子计算机每见一位23岁妇女安排一个第一胎,每见一位30岁的妇女安排一个第二胎。但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该年几乎有40%不足23岁的妇女已经存活1个孩子,50%不足30岁的妇女有了2个孩子。另外,30岁以上的妇女中还有一些未生育或仅有1个孩子,电脑都按照已有2个孩子计算。经过冲销,计算机至少重复计算了2000万个孩子。第二,我国是一个自然条件与社会发展水平都很不平衡的国家,加之多民族并存,需要规划一定比例的多胎生育。如果以10%的多胎生育计算,2000年总人口为11.9亿;如果以20%多胎生育计算,期末总人口12.2亿。


此外,我们还计算过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以后,下一个世纪前50年的人口增长情况。进入下一个世纪以后,随着我国本世纪50年代以来出生的7亿人口进入高年龄层,提高了老年人的比例,死亡率将由现在6—7年逐渐上升到目前发达国家13‰左右的水平上,而那时每年进入婚龄的青年只有800万对左右,平均每个家庭生2个孩子,全社会自然增长率就会保持在3—5‰。到下一世纪30年代,当我国总人口达到13亿的时候,我国人口可能达到稳定状态。


分析以上测算情况,第一,计算所得的各个数据是可靠的。过去,人口学界有不少的测算,如宋健等同志1979年的计算:(1)妇女平均生育率β=1.0,2000年时的总人口10.5亿;(2)β=1.5,11.3亿;(3)β=2.0,12.2亿;(4)β=2.3,12.8亿。我们第一步测算的结果同这些数字基本一致。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既不同于β=1.5,又不同于β=2.0。因为计算了25%的独生子女家庭,加上几乎一代人推迟了生孩子的年龄,就使期末的总人口数减少3—5千万。第二步测算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理论数据11.8亿,低于平均生2个而接近于平均生1.5个孩子的数值。


第二,我们假设今后有25%左右的妇女生1个孩子,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指标。目前城市基本上做到了一对夫妇生1个孩子,今后,如果我们逐步把政策放宽到城市有20%的妇女可以生2个孩子,也仅仅占全国的4%左右。在计算中,农村只算了4—5%的一胎率。考虑到不婚、不育等因素,农村中做到5—10%的一胎率,是有可能的。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本世纪城市化过程和更多的农村青年转向城市,在实际控制中都会增加独生子女的比例。


第三,设计的晚婚晚育率也都是比较现实的。我们假设妇女在23岁初育,这是最近几年不号召晚婚都可以达到的标准。早在70年代,我国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就已经达到23岁,平均初育年龄超过了24岁。根据1982年普查资料,二十五六岁的妇女才平均1个孩子,比我们计算中23岁平均生1个孩子要高二三岁。


70年代,我们妇女平均生2胎的年龄是26.4岁,我们今后提高到30岁,实际是二十八九岁就可以给生育指标而不采取避孕措施了,比70年代曾达到的水平推迟了二三年,相信这是大多数家庭都可以做到的。


第四,多胎比率以20%计,是一个通过做工作可以达到的指标。因为这个数字相当于今后十几年逐渐进入婚龄的少数民族妇女和农村中所有连生2个女孩家庭的总和,希望生3胎的家庭,大致也就是这些家庭的工作难做一些。
总之,测算的情况表明,在我国推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是可行的。


二、农村现状迫切需要完善生育政策
目前,农村生育形势迫切要求完善生育政策,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早婚、早育、抢生、超生的现象严重。70年代,我国妇女初婚初育年龄都已经很高。从提出“只生一个”的办法以来,各级党组织不好再抓晚婚晚育了,早婚、早育、抢生、超生的现象普遍发生。从全国妇女生育率抽样调查得到的材料看,1979年到1982年上半年,不满20岁结婚的妇女占当年结婚总数的比例由11%上升到26%,晚婚率由52%下降到47%,妇女平均初婚年龄由23岁下降到22岁(现在又下降了近1岁),初育年龄由24岁下降到23岁(现在又下降了1岁)。由于抢生,妇女生育二胎间隔由过去的3年左右下降到不足2年。


第二,农民不仅普遍抢生2胎,而且多胎比率也都很高。为了了解目前人们的生育意愿,我对4000多名农村青年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希望生l个孩子的占9.4%,希望生2个孩子的占82.7%,希望生2个以上的占7.9%,平均希望理想子女数2.0个。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在陕西、河北、上海等2省1市的调查,目前没有存活子女或只有1个存活子女的理想子女数,上海市为1.16——1.65个,而陕西、河北二省为2.00—2.24个。说明生2个孩子是绝大多数农民的生育意愿,它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把生育指标定在不准生2胎上,不仅做不到,而且因为对立面太大,连多胎生育也管不了。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陕西、河北2省农村自1980年以来出生的孩子中,一、二胎各占45—38%,四分之一以上都是多胎,根本原因就是处罚2胎,致使生多胎的也不感到孤立。


第三,全国“独生子女”数停滞不动,农村独生子女率相对下降。独生子女本来是指不再生第二个孩子的家庭的子女,现在,实际上是把生了第一个孩子还没来得及生第二胎的都统计为独生子女。据抽样调查,1982年年中,这样的“独生子女”全国总计3300多万,到1985年年初,两年半里至少有2000万对青年结婚。同期,全国新出生的孩子至少也有4000多万,而“独生子女”家庭只增加了200多万,达到3500万。这个数字说明,除了大中城市“独生子女”绝对数增加之外,农村中独生子女率反而相对下降了。


第四,由于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压得各级弄虚作假。除上面所说把“头胎子女”改为“独生子女”统计外,各级上报的“一胎率”同实际上的差别,已经大致使统计数字到了毫无参考价值的程度。以陕西、河北、上海为例,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1982、1983、1984和1985年上半年,陕西省的独生子女率分别为63.5%、65.9%、66.5%和62.2%,而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同期出生的孩子中头胎子女仅为44.3%(城乡合计)。同期,河北省统计独生子女率分别为70.5%、78.4%、75.7%和71.3%,而实际上,该省的一胎率才46.8%。上海市分别统计为92.9%、96.6%、98.5%和98.6%,实际上只有80.6%。在多胎生育统计中,河北、陕西2省3年半里上报的都不超过10%,少时仅只有3—4%,实际上却都超过了25%。


第五,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近年虽有减少,但违法乱纪的现象经常发生,党群关系紧张的状况仍然存在。同1984年中央7号文件下达前比较,计划生育方面违法乱纪、侵犯群众利益的事减少了,党群关系有所缓和。但是,因为中央提出的“要进一步完善具体生育政策”的精神没有得到贯彻,广大农民并没有从高指标下面解脱出来。几年来,受罚的群众不仅没有减少,实际上每年仍以1000多万户的速度递增。


第六,生育政策不明确,基层干部无所措手足,农民群众人人自危。中央7号文件是纠正过去不合理的生育办法的开端,要求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但是,两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拿出一个足以替代过去“只准生一个”的高指标的生育政策的办法,以至干部群众现在无所措手足,老的办法被否定了,新的生育政策又没有,农村基层干部无法做管理工作,农民无法计划自己的家庭生育。目前,生2胎仍然是要受罚。尽管大多数农村因受罚面太大而使现行政策无法实行了,但广大农民还是因为“违反生育政策”而处于不安的状态中。


三、关于完善生育政策的几点建议
几年来,实践表明,关键性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允许不允许农民生2个孩子,农民正在那里生2个孩子,这几乎与我们的政策无关。同党的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关键性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敢不敢在计划生育领域里贯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原则。最近,民政部统计的材料表明,社会养老是个负担十分沉重的问题,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个包袱。到1985年,我国60岁以上城镇老人1720多万,无依无靠的老人虽然只占0.7%,仅35000人,每年国家就需拿出6000多万元和10000多工作人员来瞻养、照顾这些无依无靠的老人。我们不要说让一代人只生1个孩子,只要一代人中有30%的青年只生1个孩子,就会造成15%以上的老人无孩子照顾,这对社会将是个十分沉重的负担。所以,只生1个孩子的比例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留给后代的并不一定是幸福。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造成一个好的年龄结构,是很有道理的。从1979年以来,中央提出“提倡”生1个孩子,但各地在执行中实际上把“提倡”当做政策。具有直观和现实主义特征的我国农民,意识到解决养老问题还要靠自己的家庭。所以,尽管不少地区强制生1个孩子,但广大农民还是从切身利益出发平均生了2个孩子。从长远看,这并不是坏的事情。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我们也有条件允许农民生2个孩子,以满足大多数农民家庭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本世纪末将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水平,这是整个社会不实行晚婚晚育、平均生2个孩子就可以做到的。如果要求大部分城市青年只生1个,农村少数人只生1个,再加上晚婚晚育和延长2胎生育间隔,即使社会上仍有现在这么多的多胎生育,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水平,也是有把握的。为此,建议当前计划生育抓紧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在群众中普遍进行关于人口目标的教育
从1979年以来,为了让更多的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直到最近,我们仍然宣传说,只有至少一代人的“一胎化”,才能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和实现12亿的目标。这样,不少人认为,只有“一胎化”才能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经过一段实践以后,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做到“一胎化”,所以广大群众连实现党的12亿目标的信心也失去了。


现在,我们需要在全体人民中普遍地进行党的人口目标的教育,说明12亿的人口目标是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它不是建立在“一胎化”基础上的,而是平均每个妇女生2个孩子就可以实现的。只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的经济和自然条件差别很大,为了提高保险系数,才需要在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鼓励一部分家庭只生1个孩子。所以,这是接近我国大多数群众生育意愿的目标,是科学的。实现这样的目标是有条件的,从而提高干部群众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自觉性和完成本世纪末控制人口目标的信心。


(二)调整各地人口包干指标
目前,各地区的人口指标是在历年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过去,因为人口年龄性别构成不清,我们在分配指标时习惯于“鞭打快牛”、层层加码和“留有余地”,使各地的人口包干指标苦乐不均。现在,因为各级手上都要有余地,造成不少地区每个妇女只生1个孩子,也难以完成人口指标,人为地增加了紧张气氛。为了使各地的人口计划同实际情况更加吻合,需要在全国调整人口包干指标。调整的原则是根据我国人口地理分布和人口构成的特点,以全国人口的增长幅度为基准线,确定各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指标。一般地说,城市人口比重大、人口密度大、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小、年轻人比重小和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人口指标稍紧于全国的平均增长幅度(15%),相反,人口指标可以稍松一些。


(三)完善具体生育政策
在修订和调整各地人口指标的基础上,要尽快完善具体生育政策。因为,如上面所述,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生育政策,于控制人口的需要、于人民的日常生活都是极为不利的,应该尽快结束目前这种状况。在修定和完善具体生育政策时,全国的生育政策不宜统得过死,原则上要宽、要相对稳定,要扩大地方的权限。各地在保证完成调整后的人口包干指标的前提下,可以制定自己一定15年或更长时间的具体生育政策。


对于全国统一的生育政策,中央只需要制定出极少的几条具有原则性的意见,如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倡晚婚晚育;城镇居民原则上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除少数民族外,一般家庭不许可生3胎……。除此而外,中央主要审批各省(市、自治区)关于本世纪内人口发展规划,并监督其执行情况。


各省有权在不违背中央精神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包干指标和实际情况制定人口政策和人口规划。生育指标紧的地区和单位,可以通过制定出足以诱导较多青年自愿只生1个孩子的办法和措施,也可以通过提高晚婚年龄,延长2胎生育间隔的办法,适当增加生2胎的比例,以缓和人口指标同人们生育意愿的矛盾。生育指标松的地区和单位,则可以降低晚婚年龄和缩短2胎生育间隔,等等。总之,人口包干指标下达给各地后,相应地要扩大各地的权力,以使权责相适应。

 由于几年来执行我国绝大多数农民无法做到的只生1个的政策,致使目前每年成千上万的农民受罚,使计划生育成了与群众普遍对立的工作,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整个工作不协调,同12亿的人口目标不协调,同越来越好的形势不协调。我们已经赢得建国以来政治、经济等方面形势最好的时期。几年来,农民对我们各方面都满意,就是对计划生育有意见。所以,现在应该是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使千百万农民得到解脱的时候了。无数的事实都证明了,我国的农民群众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只要我们的政策合理,体现了群众的利益,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就可以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计划生育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梁中堂
1986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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