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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农民不该是共产党的政策——致胡耀邦(一)  

2011-04-27 09:41: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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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粘贴20多年前给徐雪寒和胡耀邦的几封信,是《人口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之后,为回答“如果人口过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梁先生关于人口的论述就是废话,因为当这个过程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那么你还研究他干什么呢?人口过程你干预不了,那么你还研究人口干什么,你写这些是为了什么呢?”的诘难的。給徐雪寒先生的信《瞒报漏报是基层干部对付官僚主义的一个绝好办法》取自信中的一句话,这个题目也同样是取自給胡耀邦信中的话。30多年前刚出现“一胎化”政策时,因害怕真的发生那样的结局,将給国家带来灾难,才真的用心做上了并不喜欢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研究。知道了人口过程的客观性以后,知道农民并不会都“一胎化”,却又因政府强制老百姓实行节制生育,既损害了党和政府,也伤害了老百姓,所以还是放不下它。可能还是由于局限于自己所属的体制,认为党和政府的宗旨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凡是与老百姓过意不去而处罚老百姓的政策,都不该是党的政策。但是,即使从我给胡耀邦这封信提出这个观点算起,也都过去了26年了。不属于党的政策何以又能维系这么长久呢?可见,不仅仅人口和经济这些基础性的因素具有客观规律性,包括政策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其实也都是有其客观规律性的,哪一类的政策属于哪个政府不属于哪个政府,都不是先验地决定的。

                                                                                                                                                 2011年4月27日

处罚农民不该是共产党的政策

——致 胡 耀 邦 (一)

梁中堂

 

耀邦同志:

最近几年的形势发展很快,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充分显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无比正确的。现在,唯一令人感到不协调的是计划生育工作。

1979年,当时的计划生育部门极不慎重地在一个自然和历史条件都有重大差别的十亿人口的大国里,提出了“一胎化”生育的要求。1980年,中央没有用“一胎化”这种不妥当的提法,而是说要“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是,在我们这个法制还不健全的国家里,这样的提法反而成了“只准生一个”的法律依据。所以,前几年基层干部普遍出现了强迫命令和严重违法乱纪的现象。王伟同志主持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以来,特别是贯彻中央书记处108次会议精神以来,费了很大的劲,使作风粗暴的现象大为减少了。但是,我们在计划生育工作上的被动局面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是因为,计划生育工作仍然没有从“一胎化”上扭转过来,虽然上边不让强迫命令,但又要执行“只准生一个”的政策,不强制不行。

目前,在广大农村,尽管普遍要求只准生一个孩子,但年轻力壮的妇女总是想法要生两个甚至三个和四个。不同的是,前几年那种集体绝育和人流的野蛮做法不多见了。每到了一定的时候,往往是到了“计划生育月”的时候,凡出生了第二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只要缴纳一定的罚金就行了。至于那些缴付不起罚金的困难户,则要用粮食之类的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代替。这些年来,除各级计划生育委员会或党委抓的少数典型单位外,占全国95%以上地区的农民并没有实行“一胎化”。这样,实际上无异于我们在实行一种完全新式的税收——“生育税”。每个家庭都“超计划生育”(实际上是超“一胎化”),每个家庭都需要缴付一定的罚金。过去,我们常常讥笑土耳其人,那里的法律规定要人们到政府登记结婚,然后,才肯承认他们孩子的合法。但是,居民们并不在乎政府的结婚证书,而通常仍然是去教堂举行结婚仪式。按说这样家庭的孩子是没有公民权的,但首先却是国家做出让步:每过五六年就由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宣布没有经过政府许可结婚而生育的孩子为合法。实际上,土耳其的那一张不经国家许可不得结婚、生育的法律,成了一张徒有其名的空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把政策定在根本无法达到的指标上,让千百万人去争取那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一胎化”。

在城市,由于这几年生育孩子的大部是70年代后期回城取得公职的青年,慑于罚款、停发奖金、降级和开除公职,往住都不敢生第二个孩子,好象实现了“一胎化”。但是,展望前景也很不妙,随着城市经济改革和时间的推移,在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中就业的青年越来越多。当这一代青年人涌入结婚、生育年龄的时候,城市也将可能出现目前农村中那种无法驾驭的局面。

当然,最迫切的事情还是在农村,那里普遍出现了实际生育同我们的要求不一致,广大农民受罚的现象。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并且大凡正确的政策,又都是能够交给群众,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处处受到农民的抵制,说明是需要我们认真地考虑修正生育政策的时候了。

人们普遍地对“一胎化”政策不满意,主要的还不是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而是十分现实的生活问题。毫无疑问,我们这几年领导农民走致富的道路,速度是快的,而且今后还会更快。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只能一步一步地走,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如同小平同志所说的,2000年我们也只能达到“小康”,2020年之后,才争取能有较大的发展。“小康”是以“人丁兴旺”为主要特征的。我们现在要求大多数农民只生一个孩子,二三十年后,这一代农民老了,半数的老年人膝边无自己儿女和得不到自己孩子的照顾,让这些老人怎么生活?更何况,我们大多数农村的自然地理条件都很差,几十年内也难以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服人们,说他们晚年时即令没有孩子照顾,也能过上好日子呢?更何况,我们共产党人的历来理论都是,造成社会问题的原因主要地并不在于人们生孩子多少,而是由社会性质、社会政策、社会的各种体制所决定的。拿解放前后对照来说,解放后的人口比解放前翻了一番,但生活却提高了数十倍。就是我们掌权之后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70年代我们八九亿人口,生活很紧张,升学、就业等问题都严重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尽管成了10亿多人口,反而比前几年的日子好过多了。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人口问题的症结归结为老百姓生了过多的孩子,以至于冒同广大农民对抗、让老百姓骂娘的风险,去执行“只准生一个”的政策,从而抵消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好不容易才在群众中重新树立起来的威望。

当然,我绝对不是主张人口盲目增殖。过去没有想到人口发展同经济发展都要有计划,吃了不少苦头,今后让人口继续盲目增长是不可取的。但也绝对不是说,孩子越少就越好。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限度。在生育方面控制人口增长,最好把生育水平订在农民可以接受的低水平上。目前,发达国家也平均每个家庭有两个左右的孩子,我们城乡大多数人也认为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最好。实际上,计划生育部门这几年嘴上喊“只准生一个”,但实际上认为达到1.7就很不错了。这就是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以争取全国有30%左右的家庭只生一个孩子,就算是很高的指标了。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完全应该修改和完善过去的提法,在“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前面,再加上两句话,变为“原则上允许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但第二个孩子必须在妇女的30岁左右生育,在此基础上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样,我们就能够把计划生育工作从当前被动的局面中解脱出来。其次,以农村妇女20岁为初婚和初次生育,到三十岁生第二个孩子,中间有10年的间隔,实际上就是这么多年的“一胎化”,等于推迟了一代人的生育年龄。到2000年之后,我国将同目前发达国家一样,因高年龄人口比重迅速提高,每年死亡人口要比现在多,人口增长率将会被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最后,我们还是要在全国大力提倡只生一个孩子,特别是在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比如在人口密度350—400人以上的地区,主要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因为,城市和人口密度大的地区,经济和文化都要发达一些,生育率本来也就低一些。

    根据我多年来的研究和计算,如果能够实行这样的人口政策,我国总人口就可以维持在12亿左右。第一,不论妇女在二十几岁开始做母亲,只要第二个孩子在30岁生育,我们在实行这种政策的最初10年里,就都是一孩家庭。假使从1985年开始,那么,到1994年,平均每年生1100万,死亡700万,增长400万人口,10年才净增4000万。第二,如果在这10年里能够加强科学规划,争取全社会有30%的家庭生一个孩子,1995年到2000年的6年里,每年也仅仅出生1800万人口,死七八百万,6年净增6000万。目前,我国总人口数约10.4亿,加上16年净增的l亿人口,也仅11.4亿。最后,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不论制定什么样的生育法,都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人超越法律允许的范围,从而可能出现各种特殊的、意外的超计划生育,16年怎么也不会比6000万更多。总之,把我国人口维持在12亿左右,还是很有把握的。

当然,执行这样的人口政策也是有不少困难的。比如,第二个孩子放在妇女30岁以上生育晚了点。不过,这总比不让生要好接受一些。何况,30岁正是过去我国妇女生育中间子女的年龄,也是那些受过较高教育的妇女的初婚和初育的年龄。所以,真的实行起来,估计也不会有很大的阻力。或者,把生育年龄再适当提前二三年,即同意妇女在二十八九岁生第二个孩子,差别也不会很大,最主要的是,这样做就赢得了群众的拥护,使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一致起来了。

计划生育政策做这样的变动,也不致于引起社会动荡。几年来,全国妇女生育率大约为2,如果能够实行新的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妇女生育率将降到1.7左右,比现在出生率还要低些。虽然说提法上有“原则上允许”生两个孩子,但那将是女同志30岁时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家庭即令跃跃欲试,要生第二个孩子,也只能做几年之后的规划。何况,其中仍有“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内容,并不是对前几年的计划生育工作的全盘否定。相反,纠正了每年处罚一大片的做法,肯定有利于社会安定。

总书记,去年4月份我给您上书提出这种方案之后,经国家计生委的同志和人口学界不少学者的讨论,认为这种办法是可行的。特别是国家计生委的张晓彤和马瀛通进一步肯定了我所提措施,经过您和紫阳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参阅文件[1984]21号”批示后,更增强了我的看法。从去年8月份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在祖国的西南成都、华南广州、东北丹东、华北几省做了不少的调查,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大家都认为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宜再实行了。前几天,我又到山西南部的家乡做了一次调查,接触了一些小时的同学、朋友,这些来自农村、来自基层的同志,对计划生育都抱有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我中学时的一位同学,现在担任一个乡的乡长,很有感叹地说:“计划生育是我最头疼的工作,最大的难题和负担。”他说:“每年这个时候(春节前)我都要被农民骂娘、骂祖宗。”我还看到了几个公社(乡)刚没收的农民的财产,其中有缝纫机、自行车、箱子、木料、农具。在一个人数仅2万左右的小乡里,这些财产被堆放了2间屋子。这都是那些缴不起罚款的农民被基层干部看上家里值钱的东西,作价而没收的。几位基层的同志说,他们这些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志常常在把被折价的财物拉走的时候,农民们忍气吞声、无可奈何的表情,痛哭流涕、悲痛欲绝的吵骂情景,都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情况并不仅仅是我的家乡的事情。几年来,全国普遍如此,而且据我的乡亲们说,我的家乡还是比较稳妥、比较温和的。我的那位当乡长的同学说,他那里对怀二胎的孕妇罚200元,三胎300元,四胎400元。生了两个孩子后,第一年罚200元,之后每年50元,一直罚到孩子7岁时停止。每年的罚款都要现金,如果没有现金,则要根据各个家庭的具体情况,由生活、生产资料顶替。这些被顶替的财物拍卖后,连同被罚的现金由乡和村两级分配使用,如支付由乡和村抽调执行罚款的劳动力即“计划生育宣传员”的工资,支付计划生育的其他费用,等等。几天的调查,我对我们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很痛心。这样的政策不是我们共产党的政策,纠正这种做法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当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小平同志和您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修正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把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生育指标,改得比较切实可行一些,是这几年我们党反复申明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是顺乎历史发展趋势、顺乎民心的。

以上所言,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

送上拙著《人口学》,望指正。顺颂

安康。

梁中堂

1985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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