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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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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报漏报是基层干部对付官僚主义的一种绝好办法  

2011-04-16 16:42: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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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篇粘贴我的旧作《人口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讲这个道理的。其实,人们没有从另外的思维看问题。如果细想一下,政府想做什么就可以实现什么,人类社会和历史将成为什么样子?就中国来说,如果政府可以做到心想事成,那社会早在商汤、桀纣之前很久就转过许多个弯儿了,既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一类雄才大略的皇帝份儿,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些远古且不去说,如果历史可以按照政府的主观意志发展,我们何必搞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计划经济不是很好嘛!传统的计划体制下,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家的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多好想法啊。不就是因为政府的这一套走不通,才寻求市场化改革的吗?我们所选择的这一改革按照许多聪明人的看法似乎就是倒退,因为说白了就是由原来的按照政府的意志调节改变为经过市场自发调节,从全社会自觉地生产倒退到盲目、自发的生产。但是,社会上的事情就这么怪。过去似乎很聪明的、自觉的生产连饭都吃不饱,现在“盲目”了,却普遍地富裕起来了。你说是过去的人聪明,还是今天的人聪明?

有持反对意见的聪明人反驳说:“如果人口过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梁先生关于人口的论述就是废话,因为当这个过程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那么你还研究他干什么呢?人口过程你干预不了,那么你还研究人口干什么,你写这些是为了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不应该只由我来回答。自然界当然是客观的,自然规律当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为什么科学家还要做研究呢?科学家说的是不是就是废话呢?我不是科学家,我无法回答这些需要科学家自己来回答的问题。我可以回答我写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我所写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废话。

1979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时候,我在山西省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两位专职干部的陪同下到几个县里调研。回到单位后,我又粗略地计算了“一胎化”发展下去的后果。因为我曾在乡镇(那时叫人民公社)领导岗位上工作过几年,知道农民很听话,认为这样的政策真的实现了的话,那将是我们国家的灾难。所以,在1979年到80年代中后期这一段时间里,总是害怕出现“一胎化”的后果。可以说,这是我在这一时期研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目的。出于这样心理,这个阶段也像最近一些年的年轻人那样,特别迫切,富有激情,寄希望于中央领导,给中央写了不少的信,要求改变计划生育政策。

80年代初中期以后,一个特别的现象改变了我的认识。这就是基层干部的瞒报漏报。说老实话,当发现并终于弄明白了隐含其中的巨大意义的时候,我不仅由衷地高兴,而且感到特别地兴奋。由于广大农民用自己的方式拒绝了“一胎化”,使得我们国家可以避免一种严重的后果。这一现象归结到哲学上来认识,当然可以说得上客观规律。但是,既然知道客观规律会避免“一胎化”那样的后果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研究人口和计划生育呢?这是因为这样的政策人为地把老百姓符合客观实际的行为当作“违犯政策和法律”,用法规强制制止客观必然出现的事物,政府和老百姓双方都必然地受到伤害。一方面,我是属于体制内的人,我是这一体制受益的人。所以,我有责任给党和政府讲述我所认识的事情的真相,以使政府早些改变政策。另一方面,我出身于农民家庭,我就是农民这一群体的一员。农民无缘无故地受到自己政府的侵害,而作为社会的底层又很难为自己的利益获得诉求机会。由于历史机遇,我好赖还披着一张人口学家的皮。一样的话由我说出来,总比一位农民有影响。所以,尽管因为人口学和计划生育特别没有内涵,我并不喜欢。但是,我还必须钉在这里。说实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我国人口学家和我所讲的许多道理早在80年代以前都由我讲过了,没有多少新意了。不过,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许多道理还必须讲下去。——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2006年春节前夕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北京的首席记者付毕德(Peter Ford)去翼城县采访,回来的路上问我说:“既然翼城县的实验那么成功,干部群众又都很拥护,为什么不在全国实行?”我回答说:“这世界上有许多看似极为简单的事情,解决起来却不简单。决定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因素往往不是什么道理或理由,而是权利和力量的对比。”简单的问题之所以解决起来却不那么简单,是因为足以推动其解决的力量还不够,也就是通常说的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未具备解决它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先行认识了的人就必须多进行宣传和等待,当社会比较地和充分地发展了的时候,当先行的认识成为社会的共识的时候,解决它的时候就来到了。我曾经想,不要说像我这样的庸人,即使对于发现了“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这样的先哲如果遇到现在我国那种“看得见的手”一直不愿意退出舞台并且顽固地要在那里表演的情况下,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在那里继续讲他的“看不见的手”的许多道理了。这就是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以来,在明白了“人口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的以后,在知道和不再担心广大农民“一胎化”的道理以后,我还要继续研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理由。这些道理归结到一点,就是想减少点社会内耗、不想让政府和人民之间出现不必要的摩擦。

现在再来分析我所写的是不是废话。年纪大了,就有了回头检讨自己的资格和机会。回头翻检自己过去的文章,一篇一篇都还可以拿出来阅读,不感觉脸红。1979年12月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议大会上的发言,是把我推到人口学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它所揭示的许多道理譬如有关我国的人口老化、劳动力和兵源短缺、经济结构变异、四二一家庭等诸多社会问题,在我们国家都是第一次。“四二一”的命题就是在这篇文章里提出来的。那个时候像人口老化这样的概念不仅没有人与我们联系起来,就是听说过西方国家的人口老化的也都属于极少数。至于那个时代背景下说中国劳动力和兵员短缺,似乎更是匪夷所思。30年过去了,上述这些问题越来越逼近,因而现实性越来越强。我不是一个聪慧的人,我的东西不似象牙塔之类的高精尖,一点也不雅致。但是,它们都属于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十分现实和迫切的问题。人是历史的产物。我只是不回避矛盾,不完全选择政府所出的题目去从事自己的研究,敢于说出研究的结果。所以,是历史给予了我的那些文章一种厚重感。其实,真理都是简单的。生育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政府不应插手其中。这个问题无论在国外或者我们国家的过去,都不是问题。就是在我们国家的将来,我相信也不是问题。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最高层面扩展到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为此导致的政府和群中的矛盾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国家将这一不正常的制度和政策拖延得太久,从而使其成了一个历史阶段上的社会问题。对于一个希望不断探寻客观世界奥秘的人来说,不断重复自己已经明白的道理,那确实是废话。但是,对于社会来说,对于把这些话说给那些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来说,对于自己希望要争取解决问题的事业来说,这些话是必须要讲的道理,它不仅不是废话,而且是必须传播的真理。

张贴在下面的这两封信是我1987年写给老一辈经济学家徐雪寒先生的。1982年初春在北京西郊军分区宾馆里,因参加第三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我曾因孙敬之先生的介绍并在他的房间里与先生有过一面之交。记得当时老人似乎是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编辑部。可能不久后历史问题彻底平反,安排到他的老朋友薛暮桥担任主任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1985年5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问题研究中心三个机构合而为一,成立以马洪任主任的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老人的关系也转到发展研究中心。徐雪寒是他那一代革命家中有学识的人。但是,这一代的革命老人往往不把自己的学识看得比组织的信仰和服从更重要。所以,他是相信中国人口多得拖了四个现代化后腿,以至于担忧人口失控会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灾难的学者。与他同时相信宋健那一套的在他们中心还有一位马宾老人。在对立的学派中,雪寒老还是一位有品格的人,可以讨论问题。读者从信中可以发现,笔者不仅把老百姓的所谓盲目生育当作有规律的客观过程,而且认为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瞒报漏报是一件大好事情。这两封信最初发表于我的《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人口理论、发展战略和生育政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这次张贴没有做文字上的改动。

                                                                                                                      2011年4月15日

 

瞒报漏报是基层干部对付官僚主义的一种绝好办法

——致 徐 雪 寒 先 生 的 两 封 信

梁中堂

一、(1987年11月15日) 


雪寒老:

您好。
11月初我看了“贵州日报”办的“文摘”报摘自10月17日“信息日报”上的您关于“去年人口出生率为什么回升?”的文章,因为这是个文摘性报纸,不清楚报纸对您的观点反映得是否准确。经过多日查找,今天看到该天的“信息日报”,从行文看,这篇文章可能是该报记者对您的采访。
我认为,作为一位公民、一位学者,自由发表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完全正常并且应该受到尊重的。但是,您很明确地把去年人口回升的原因归结为“开了三个不应该开的‘小口子’”,并在文章中批评“国家计划生育部门对此采取了节节后退的方针”。我以为您对我国去年以来的人口回升原因的分析是不妥当的。所以,出于相同的理由,我认为有必要讲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首先,从1986年开始的我国人口回升是有其政策和工作以外的客观原因的,这就是我国育龄妇女总人数的急骤增加。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的许多次调查说明,我国妇女生育年龄主要集中在20—29岁。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多胎生育人数减少,以及早婚早育问题的严重,妇女生育峰值年龄由25—29岁前移到20—24岁。我们知道,婚育年龄的妇女变动基本上对本年度妇女生育状况无多大影响,当年生育往往反映前几年育龄妇女的变动情况。而正好以1983—1984年为界,我国刚进入生育旺盛年龄的妇女人数有很大的增长。据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1982年20—24岁妇女为3648万,1983年为4087万,1985年为4638万,1986年为5132万。1985年同1982年相比,仅20—24岁妇女就多了近1000万。即使前后都能够实现一对夫妇只准生1个孩子,不仅人口回升是难免的,而且回升的幅度也必将是很大的。
其次,您认为人口回升是“开了小口子”,即一些地方允许10—30%或50%农民生2个孩子。其实,多少年来,我们计划生育仅仅是把50年代平均每个妇女终生生5—6个,减少到3个以下,特别是农村妇女生第2个孩子的状况一直没有什么改变。据国家统计局1985年上半年对河北、陕西2省的抽样调查(这些状况应该说是反映1984年以前即还没有“开小口子”时的妇女生育行为),在该年的25—29岁妇女中,河北省43.7%生了2胎或多胎,陕西省54.7%生了2胎或多胎。在30—40岁妇女中,陕西省83.9%的妇女生了2个或2个以上的孩子,河北省79.7%的妇女生了2个或2个以上的孩子。如果考虑到这2个省的大、中城市相同年龄的妇女大都只生了1个孩子,那么,这些情况应该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绝大部分(农村)妇女都轮流生了第二个孩子,这是一个带有普遍规律的事情,而不在于我们的政策是否放在了允许农民生2个这一界限上。
还有,您认为人口回升是因为开了“小口子”,我还可以为您提供一些数据,说明事情并不一定是这样。据我对全国10个省的11个地或县的调查(这些地区大多数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这些地方的政府十分明智地把生育政策确定为:在提倡生一个的前提条件下,允许农民生2个。这样做的结果,1986年,这些地区总人口320万,出生人口5.7万,出生率为17.68‰,比全国平均出生率22.77‰小得多。山西翼城是您所说的三个“小口子”中的第三种即政策最宽的一种(它并不是您所说的生2个为100%,因为城镇人口仍然是只生l个,加上农民中还是提倡生l个,最多只有80%是生2个)的县,1986年出生率为13.3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84‰,比全国自然增长率14.08‰低得多。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我国人口生育动态在最近几年出现回升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合理的人口回升本来就应包括在我国由10亿到12亿的增长率之中,没有必要一提回升就害怕。另一方面,“开小口子”的地区也不一定就必然地出现回升,或者回升的幅度就一定比不开口子的地区高。当然,我们还要分析和解决那些不合理的回升问题,这个不合理的回升并不是农民生2胎造成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卡住过农民的2胎生育。我认为不合理的人口回升就是赵紫阳同志今年“7.22批示”中所说的两种原因,一是早婚早育,二是多胎生育。我们解决人口控制的任务主要地就是这两点。只要把早婚早育和多胎问题解决了,有些人口回升,也是正常的。
顺便说一点,从记者报道的倾向中似乎可以看出,您认为12亿的人口目标是建立在“只准生一个”的基础上,并把这称之为“总政策”。第一,无论根据人口学界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刘铮等同志,还是数学或控制论方面的比如说宋健于景元等同志,他们的计算都是如果每个妇女只生1个孩子,我国到2000年的总人口为10亿多,如果每个妇女平均生2个孩子,总人口12.3亿,即12亿左右。所以,应该说12亿的目标不是以“一胎化”为基础,而是以平均生2个为基础的。如果考虑到城市人口政策可以放在平均每个妇女1个多一点,加上普遍提倡晚婚晚育和间隔生育,人口政策完全可以更合理些,更宽容一些(我相信您也会同意在政策问题上应该有个适度,而不是越严越好)。此外,据我所知,我们党从来没有过“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总政策”,党中央只有一个“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我们不少的同志把党对群众发出的“倡议”和“号召”,当做政策和法规并要求所有的群众必须做到,是不可能不出问题的。
徐寒老,您当然知道,我国是一个10亿多人口的大国,各地区的地理和文化水平都不完全一样。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国家里实行计划生育,即使我们党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各地在贯彻时也必须注意摸索结合当地的许多特点的一些具体做法,更何况我们目前的计划生育水平还有点象五六十年代我国计划经济的水平,国家仅仅有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和12亿的人口目标,还缺少更详尽具体的政策、法规。这样,各地就必须试验、摸索一些既可以有效控制人口,又可以让大多数群众满意的办法。“小口子”是近几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和计划生育系统用来特指各地完善具体生育政策的一些试验和做法。总的来说,这些“小口子”开的都很小,除了“女儿户”外,试验的范围也不很大,所以它不可能会造成人口失控或人口回升。在实际中出现的一些人口失控或回升的现象,都是紫阳同志说的那两点,是由部分地区在计划生育方面的“放任自流”造成的。这是工作问题,而不是完善具体生育政策的问题。
从去年人口出现回升以来,不少的同志对中央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具体生育政策的做法表示怀疑,认为国家计划生育部门这几年把工作放松了,所以又希望把政策退到“一胎化”基础上。这是很不正确的。就是1980—1983年我们的弦绷得那么紧,农民仍然平均生2个以上的孩子。而那条影响党群关系的路是再也不能走了。所以,问题的出路只能是赵紫阳同志概括的,解决“早婚早育和多胎”问题,解决工作中的“放任自流”问题。这是对我国现行政策的高度概括,我们只要不折不扣地走这条路,才能控制好人口。可以预料,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我国人口达10.7亿的调查结果,还会有人把形势估计得很严重,不敢执行赵紫阳同志的“7.22批示”。我以为大可不必。根据调查结果,1987年7月1日比1982年7月1日多了7000万,加上抵销每年的死亡人口,这几年至少生了1亿人口。而在这1亿新出生人口中,有一部分属于20岁之前早婚早育,再加上20—29岁的1亿育龄妇女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妇女已经生了2个以上的孩子,即使全国都执行紫阳同志所强调的两点,现在到本世纪末完成12亿左右的目标,仍然是有把握的。危险性在于我们执行政策走过了头,结果多胎和早婚早育一点也管不了。如1980年以来的不少地方,好象执行了很严的生育政策,要求“一胎化”,其结果离群众的接受程度太大,脱离了群众,使不少希望生多胎的人也有了群众基础,达到他们的目的。
徐寒老,你们老一代学者有许多优秀品质,如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精神以及做为一个正直学者大胆发表自己意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等等,永远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也正是从这点出发,我很直率地谈了我的看法,我不认为这是对老一代学者的冒犯。相反,这是向前辈学习所应该这样做的。
我认为,您我之间的看法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际工作部门,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而这些分歧在很大程度来说又都是由于很少交换意见造成的。所以,我十分欢迎您对我的批评。我向来把学术界率直的和指名道姓的批评,看做是繁荣科学的杠杆和科学繁荣的标志。
请接受一个晚辈对您的祝福。

 

二、(1987年12月10日) 

雪寒老:
11月27日的信早已收到,知您正在病中,我把握不准是否该给您写信。因为,毫无疑问,您看信需要付出一定的精力,这是否是您目前的病以及身体素质所许可的。但另一方面,我不清楚在我这个年龄中的做学问的人所固有的那种通病是否会随年龄的变化而消长,即为追求某一种学术观点,总是希望不时地看到人们对其所做的评论,极希望经常地同各种意见做反复的磋商。我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一问题是正确的。所以,思想上斗争了好多天之后才确定下来,将一些基本思想向您谈一谈。
首先要感谢您以及您的夫人,写了一篇长信。您的信以及您寄的大作,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从中学到不少的东西。特别是这些文章帮助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您的思想和观点。此外,需要指出来的问题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大国里,提出“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如果可以称之为政策的话),是不正确的。过去(包括1980—1984年),我国任何一个较大面积的地方,都未实现过这一要求。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群众和它的各级干部,都适应了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并且都具有一整套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所以,从报表上看,也确有每年数千万的“独生子女”户的数字,但从累计总和看,全国却从来没有接近4000万的数字。如果知道我国每年有1000万妇女进入婚龄,就不难发现,这3000多万的“独生子女”,不过是农村和大中城市的初育妇女的总和。而在农村,间隔二三年后,90%以上的妇女却在轮流生2胎。我们一些生活在大城市的和国家机关的同志往往被表面的报表数字所陶醉,以为每年都有上千万的“独生子女”数被报上来,我们国家每年都出现了上千万的“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其实并非如此。前面的年轻妇女生了头胎,就暂叫“独生子女户”,接着后面达到一定间隔期的妇女照常生第二个,甚至第三个。这是我们农民和同情农民的基层干部对付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绝好办法,也是只有我国一定时期内才会出现的特有现象。
您已经看出,我不认为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好。这是我国纯朴的人民对付那种脱离实际的政策、法令的一种特殊做法,它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了客观过程的规律性。一些在自然科学上可能承认客观规律性的人,并不一定认为社会领域也有规律性。所以宋健等同志天真地认为,国家订上个“只生一个”的法或政策,我国就能按“只生一个”控制人口。我始终反对这一观点。我认为,平均生2个孩子是我国目前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生育标准。我们的政策应该以此为基础,让方针和政策在每个妇女生2个上下调节,即“提倡生1个,允许农村妇女生2个,照顾少数民族生3个”。具体点说,城市基本上生1个,争取农村有10%生1个,少数民族不超过3个,加上晚婚晚育,我们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绝大多数群众满意,社会必然安定,何乐而不为?
徐寒老,您也许现在能够知道,我就是极力反对宋健同志人口学观点的那位极为顽固的“年轻人”。从1982年早春2月的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理论讨论会上见面后,只是经常看到您写的一些经济学的文章,包括您整理的关于建国后人口争论方面的文章,却一直未能有机会再见到您,但在我的心目中一直留下一位精力充沛的老学者的形象。愿您寿比南山。
送上人口学方面的两本拙著,请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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