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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报漏报是基层干部对付官僚主义的一种绝好办法(三)  

2011-04-16 15:50: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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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报漏报是基层干部对付官僚主义的一种绝好办法

——致 徐 雪 寒 先 生 的 两 封 信

梁中堂

一、(1987年11月15日) 


雪寒老:

您好。
11月初我看了“贵州日报”办的“文摘”报摘自10月17日“信息日报”上的您关于“去年人口出生率为什么回升?”的文章,因为这是个文摘性报纸,不清楚报纸对您的观点反映得是否准确。经过多日查找,今天看到该天的“信息日报”,从行文看,这篇文章可能是该报记者对您的采访。
我认为,作为一位公民、一位学者,自由发表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完全正常并且应该受到尊重的。但是,您很明确地把去年人口回升的原因归结为“开了三个不应该开的‘小口子’”,并在文章中批评“国家计划生育部门对此采取了节节后退的方针”。我以为您对我国去年以来的人口回升原因的分析是不妥当的。所以,出于相同的理由,我认为有必要讲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首先,从1986年开始的我国人口回升是有其政策和工作以外的客观原因的,这就是我国育龄妇女总人数的急骤增加。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的许多次调查说明,我国妇女生育年龄主要集中在20—29岁。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多胎生育人数减少,以及早婚早育问题的严重,妇女生育峰值年龄由25—29岁前移到20—24岁。我们知道,婚育年龄的妇女变动基本上对本年度妇女生育状况无多大影响,当年生育往往反映前几年育龄妇女的变动情况。而正好以1983—1984年为界,我国刚进入生育旺盛年龄的妇女人数有很大的增长。据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1982年20—24岁妇女为3648万,1983年为4087万,1985年为4638万,1986年为5132万。1985年同1982年相比,仅20—24岁妇女就多了近1000万。即使前后都能够实现一对夫妇只准生1个孩子,不仅人口回升是难免的,而且回升的幅度也必将是很大的。
其次,您认为人口回升是“开了小口子”,即一些地方允许10—30%或50%农民生2个孩子。其实,多少年来,我们计划生育仅仅是把50年代平均每个妇女终生生5—6个,减少到3个以下,特别是农村妇女生第2个孩子的状况一直没有什么改变。据国家统计局1985年上半年对河北、陕西2省的抽样调查(这些状况应该说是反映1984年以前即还没有“开小口子”时的妇女生育行为),在该年的25—29岁妇女中,河北省43.7%生了2胎或多胎,陕西省54.7%生了2胎或多胎。在30—40岁妇女中,陕西省83.9%的妇女生了2个或2个以上的孩子,河北省79.7%的妇女生了2个或2个以上的孩子。如果考虑到这2个省的大、中城市相同年龄的妇女大都只生了1个孩子,那么,这些情况应该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绝大部分(农村)妇女都轮流生了第二个孩子,这是一个带有普遍规律的事情,而不在于我们的政策是否放在了允许农民生2个这一界限上。
还有,您认为人口回升是因为开了“小口子”,我还可以为您提供一些数据,说明事情并不一定是这样。据我对全国10个省的11个地或县的调查(这些地区大多数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这些地方的政府十分明智地把生育政策确定为:在提倡生一个的前提条件下,允许农民生2个。这样做的结果,1986年,这些地区总人口320万,出生人口5.7万,出生率为17.68‰,比全国平均出生率22.77‰小得多。山西翼城是您所说的三个“小口子”中的第三种即政策最宽的一种(它并不是您所说的生2个为100%,因为城镇人口仍然是只生l个,加上农民中还是提倡生l个,最多只有80%是生2个)的县,1986年出生率为13.3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84‰,比全国自然增长率14.08‰低得多。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我国人口生育动态在最近几年出现回升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合理的人口回升本来就应包括在我国由10亿到12亿的增长率之中,没有必要一提回升就害怕。另一方面,“开小口子”的地区也不一定就必然地出现回升,或者回升的幅度就一定比不开口子的地区高。当然,我们还要分析和解决那些不合理的回升问题,这个不合理的回升并不是农民生2胎造成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卡住过农民的2胎生育。我认为不合理的人口回升就是赵紫阳同志今年“7.22批示”中所说的两种原因,一是早婚早育,二是多胎生育。我们解决人口控制的任务主要地就是这两点。只要把早婚早育和多胎问题解决了,有些人口回升,也是正常的。
顺便说一点,从记者报道的倾向中似乎可以看出,您认为12亿的人口目标是建立在“只准生一个”的基础上,并把这称之为“总政策”。第一,无论根据人口学界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刘铮等同志,还是数学或控制论方面的比如说宋健于景元等同志,他们的计算都是如果每个妇女只生1个孩子,我国到2000年的总人口为10亿多,如果每个妇女平均生2个孩子,总人口12.3亿,即12亿左右。所以,应该说12亿的目标不是以“一胎化”为基础,而是以平均生2个为基础的。如果考虑到城市人口政策可以放在平均每个妇女1个多一点,加上普遍提倡晚婚晚育和间隔生育,人口政策完全可以更合理些,更宽容一些(我相信您也会同意在政策问题上应该有个适度,而不是越严越好)。此外,据我所知,我们党从来没有过“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总政策”,党中央只有一个“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我们不少的同志把党对群众发出的“倡议”和“号召”,当做政策和法规并要求所有的群众必须做到,是不可能不出问题的。
徐寒老,您当然知道,我国是一个10亿多人口的大国,各地区的地理和文化水平都不完全一样。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国家里实行计划生育,即使我们党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各地在贯彻时也必须注意摸索结合当地的许多特点的一些具体做法,更何况我们目前的计划生育水平还有点象五六十年代我国计划经济的水平,国家仅仅有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和12亿的人口目标,还缺少更详尽具体的政策、法规。这样,各地就必须试验、摸索一些既可以有效控制人口,又可以让大多数群众满意的办法。“小口子”是近几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和计划生育系统用来特指各地完善具体生育政策的一些试验和做法。总的来说,这些“小口子”开的都很小,除了“女儿户”外,试验的范围也不很大,所以它不可能会造成人口失控或人口回升。在实际中出现的一些人口失控或回升的现象,都是紫阳同志说的那两点,是由部分地区在计划生育方面的“放任自流”造成的。这是工作问题,而不是完善具体生育政策的问题。
从去年人口出现回升以来,不少的同志对中央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具体生育政策的做法表示怀疑,认为国家计划生育部门这几年把工作放松了,所以又希望把政策退到“一胎化”基础上。这是很不正确的。就是1980—1983年我们的弦绷得那么紧,农民仍然平均生2个以上的孩子。而那条影响党群关系的路是再也不能走了。所以,问题的出路只能是赵紫阳同志概括的,解决“早婚早育和多胎”问题,解决工作中的“放任自流”问题。这是对我国现行政策的高度概括,我们只要不折不扣地走这条路,才能控制好人口。可以预料,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我国人口达10.7亿的调查结果,还会有人把形势估计得很严重,不敢执行赵紫阳同志的“7.22批示”。我以为大可不必。根据调查结果,1987年7月1日比1982年7月1日多了7000万,加上抵销每年的死亡人口,这几年至少生了1亿人口。而在这1亿新出生人口中,有一部分属于20岁之前早婚早育,再加上20—29岁的1亿育龄妇女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妇女已经生了2个以上的孩子,即使全国都执行紫阳同志所强调的两点,现在到本世纪末完成12亿左右的目标,仍然是有把握的。危险性在于我们执行政策走过了头,结果多胎和早婚早育一点也管不了。如1980年以来的不少地方,好象执行了很严的生育政策,要求“一胎化”,其结果离群众的接受程度太大,脱离了群众,使不少希望生多胎的人也有了群众基础,达到他们的目的。
徐寒老,你们老一代学者有许多优秀品质,如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精神以及做为一个正直学者大胆发表自己意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等等,永远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也正是从这点出发,我很直率地谈了我的看法,我不认为这是对老一代学者的冒犯。相反,这是向前辈学习所应该这样做的。
我认为,您我之间的看法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际工作部门,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而这些分歧在很大程度来说又都是由于很少交换意见造成的。所以,我十分欢迎您对我的批评。我向来把学术界率直的和指名道姓的批评,看做是繁荣科学的杠杆和科学繁荣的标志。
请接受一个晚辈对您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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