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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报漏报是基层干部对付官僚主义的一种绝好办法(二)  

2011-04-16 15:48: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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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报漏报是基层干部对付官僚主义的一种绝好办法

——致 徐 雪 寒 先 生 的 两 封 信

梁中堂

按语

前篇粘贴我的旧作《人口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讲这个道理的。其实,人们没有从另外的思维看问题。如果细想一下,政府想做什么就可以实现什么,人类社会和历史将成为什么样子?就中国来说,如果政府可以做到心想事成,那社会早在商汤、桀纣之前很久就转过许多个弯儿了,既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一类雄才大略的皇帝份儿,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些远古且不去说,如果历史可以按照政府的主观意志发展,我们何必搞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计划经济不是很好嘛!传统的计划体制下,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家的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多好想法啊。不就是因为政府的这一套走不通,才寻求市场化改革的吗?我们所选择的这一改革按照许多聪明人的看法似乎就是倒退,因为说白了就是由原来的按照政府的意志调节改变为经过市场自发调节,从全社会自觉地生产倒退到盲目、自发的生产。但是,社会上的事情就这么怪。过去似乎很聪明的、自觉的生产连饭都吃不饱,现在“盲目”了,却普遍地富裕起来了。你说是过去的人聪明,还是今天的人聪明?

有持反对意见的聪明人反驳说:“如果人口过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梁先生关于人口的论述就是废话,因为当这个过程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那么你还研究他干什么呢?人口过程你干预不了,那么你还研究人口干什么,你写这些是为了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不应该只由我来回答。自然界当然是客观的,自然规律当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为什么科学家还要做研究呢?科学家说的是不是就是废话呢?我不是科学家,我无法回答这些需要科学家自己来回答的问题。我可以回答我写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我所写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废话。

1979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时候,我在山西省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两位专职干部的陪同下到几个县里调研。回到单位后,我又粗略地计算了“一胎化”发展下去的后果。因为我曾在乡镇(那时叫人民公社)领导岗位上工作过几年,知道农民很听话,认为这样的政策真的实现了的话,那将是我们国家的灾难。所以,在1979年到80年代中后期这一段时间里,总是害怕出现“一胎化”的后果。可以说,这是我在这一时期研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目的。出于这样心理,这个阶段也像最近一些年的年轻人那样,特别迫切,富有激情,寄希望于中央领导,给中央写了不少的信,要求改变计划生育政策。

80年代初中期以后,一个特别的现象改变了我的认识。这就是基层干部的瞒报漏报。说老实话,当发现并终于弄明白了隐含其中的巨大意义的时候,我不仅由衷地高兴,而且感到特别地兴奋。由于广大农民用自己的方式拒绝了“一胎化”,使得我们国家可以避免一种严重的后果。这一现象归结到哲学上来认识,当然可以说得上客观规律。但是,既然知道客观规律会避免“一胎化”那样的后果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研究人口和计划生育呢?这是因为这样的政策人为地把老百姓符合客观实际的行为当作“违犯政策和法律”,用法规强制制止客观必然出现的事物,政府和老百姓双方都必然地受到伤害。一方面,我是属于体制内的人,我是这一体制受益的人。所以,我有责任给党和政府讲述我所认识的事情的真相,以使政府早些改变政策。另一方面,我出身于农民家庭,我就是农民这一群体的一员。农民无缘无故地受到自己政府的侵害,而作为社会的底层又很难为自己的利益获得诉求机会。由于历史机遇,我好赖还披着一张人口学家的皮。一样的话由我说出来,总比一位农民有影响。所以,尽管因为人口学和计划生育特别没有内涵,我并不喜欢。但是,我还必须钉在这里。说实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我国人口学家和我所讲的许多道理早在80年代以前都由我讲过了,没有多少新意了。不过,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许多道理还必须讲下去。——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2006年春节前夕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北京的首席记者付毕德(Peter Ford)去翼城县采访,回来的路上问我说:“既然翼城县的实验那么成功,干部群众又都很拥护,为什么不在全国实行?”我回答说:“这世界上有许多看似极为简单的事情,解决起来却不简单。决定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因素往往不是什么道理或理由,而是权利和力量的对比。”简单的问题之所以解决起来却不那么简单,是因为足以推动其解决的力量还不够,也就是通常说的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未具备解决它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先行认识了的人就必须多进行宣传和等待,当社会比较地和充分地发展了的时候,当先行的认识成为社会的共识的时候,解决它的时候就来到了。我曾经想,不要说像我这样的庸人,即使对于发现了“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这样的先哲如果遇到现在我国那种“看得见的手”一直不愿意退出舞台并且顽固地要在那里表演的情况下,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在那里继续讲他的“看不见的手”的许多道理了。这就是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以来,在明白了“人口过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的以后,在知道和不再担心广大农民“一胎化”的道理以后,我还要继续研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理由。这些道理归结到一点,就是想减少点社会内耗、不想让政府和人民之间出现不必要的摩擦。

现在再来分析我所写的是不是废话。年纪大了,就有了回头检讨自己的资格和机会。回头翻检自己过去的文章,一篇一篇都还可以拿出来阅读,不感觉脸红。1979年12月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议大会上的发言,是把我推到人口学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它所揭示的许多道理譬如有关我国的人口老化、劳动力和兵源短缺、经济结构变异、四二一家庭等诸多社会问题,在我们国家都是第一次。“四二一”的命题就是在这篇文章里提出来的。那个时候像人口老化这样的概念不仅没有人与我们联系起来,就是听说过西方国家的人口老化的也都属于极少数。至于那个时代背景下说中国劳动力和兵员短缺,似乎更是匪夷所思。30年过去了,上述这些问题越来越逼近,因而现实性越来越强。我不是一个聪慧的人,我的东西不似象牙塔之类的高精尖,一点也不雅致。但是,它们都属于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十分现实和迫切的问题。人是历史的产物。我只是不回避矛盾,不完全选择政府所出的题目去从事自己的研究,敢于说出研究的结果。所以,是历史给予了我的那些文章一种厚重感。其实,真理都是简单的。生育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政府不应插手其中。这个问题无论在国外或者我们国家的过去,都不是问题。就是在我们国家的将来,我相信也不是问题。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最高层面扩展到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为此导致的政府和群中的矛盾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国家将这一不正常的制度和政策拖延得太久,从而使其成了一个历史阶段上的社会问题。对于一个希望不断探寻客观世界奥秘的人来说,不断重复自己已经明白的道理,那确实是废话。但是,对于社会来说,对于把这些话说给那些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来说,对于自己希望要争取解决问题的事业来说,这些话是必须要讲的道理,它不仅不是废话,而且是必须传播的真理。

张贴在下面的这两封信是我1987年写给老一辈经济学家徐雪寒先生的。1982年初春在北京西郊军分区宾馆里,因参加第三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我曾因孙敬之先生的介绍并在他的房间里与先生有过一面之交。记得当时老人似乎是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编辑部。可能不久后历史问题彻底平反,安排到他的老朋友薛暮桥担任主任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1985年5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问题研究中心三个机构合而为一,成立以马洪任主任的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老人的关系也转到发展研究中心。徐雪寒是他那一代革命家中有学识的人。但是,这一代的革命老人往往不把自己的学识看得比组织的信仰和服从更重要。所以,他是相信中国人口多得拖了四个现代化后腿,以至于担忧人口失控会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灾难的学者。与他同时相信宋健那一套的在他们中心还有一位马宾老人。在对立的学派中,雪寒老还是一位有品格的人,可以讨论问题。读者从信中可以发现,笔者不仅把老百姓的所谓盲目生育当作有规律的客观过程,而且认为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瞒报漏报是一件大好事情。这两封信最初发表于我的《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人口理论、发展战略和生育政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这次张贴没有做文字上的改动。

                                                                                                                      201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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