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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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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马克思遗著出版和研究工作的建议  

2011-03-10 09:45: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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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在近些年流行“工程”,与这工程那工程相联系的是不少的人都发了财。所以,连那些搞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也搞起工程来了。好像就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程。但是,据我的所知,有关方面连国际上代表马克思研究最高成就的国际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都不愿意翻译给国内的读者。因为博客上已经集中了几篇有关马克思的东西,这就又想起前些年写的一个建议翻译出版马克思遗著的报告,文中提供一些有关马克思遗著整理出版的信息,供有兴趣的网友阅读。

 

关于加强马克思遗著出版和研究工作的建议

梁中堂

 

如果把柏林墙倒塌看作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苏东剧变已经快20年了。剧变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但是,根本的原因是列宁以后的前苏联共产党教条式地学习马克思理论,没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不重视马克思理论遗产的学习与研究。毛主席在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领导全党所反对的王明教条主义,就代表了斯大林和苏共领导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方法。我在这里仅介绍有关列宁和斯大林及之后的苏共领导,分别对待马克思理论遗产的一些情况。

马克思的遗著相当丰厚,涉及的内容也十分宽泛。除生前发表的论著之外,仅从保存下来的书信和读书笔记来看,马克思阅读并摘抄了从古希腊哲学、文学和古罗马法学、历史学到他那个时代的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优秀文化典籍,包括18世纪晚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后的100多年期间欧洲国家几乎所有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著作家的论著。马克思不仅密切关注工业现代化在工农业生产、世界贸易和社会各个领域的进展,而且研究并跟踪物理、化学、地质学、矿物学、数学等科学技术领域的新发展及其在生产方面的采用情况。根据目前掌握的马恩的各种文字遗产,如全部出版可达到170卷左右,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已发表的论著约占十分之一,列宁在世时已整理出版的也仅有五分之一左右。所以,列宁十分重视对马克思理论遗产的抢救、搜集和出版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地研究马克思全部遗产。十月革命后,当饥饿还在俄国蔓延的时候,列宁给梁赞诺夫拨付了大批黄金到欧洲收集包括著作、书信、笔记和手稿在内的所有马克思遗著。1918年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之际,苏共成立了有列宁参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委员会。1920年8月,列宁明确提出“科学地研究全部遗著”和“选择重要的东西,使广大工人都能理解它”的两项出版方针。列宁逝世前还叮嘱“必须推进”马克思遗著的出版工作,在写给有关人员的便条中特意把“必须进行到底”六个字打上着重号。1924年1月列宁逝世,5月召开的苏共代表大会按照列宁的遗愿做出决定,同时编辑出版供一般读者阅读的俄文普及版和供研究考证使用的原文学术版两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提供苏联学者研究使用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但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历届苏共领导是不重视这项工作的。斯大林下令解除职务并逮捕了梁赞诺夫,不少的编译人员在肃反时都受到牵连甚至直接遭到迫害。历史考证版的马恩全集仅出版了13卷册,马恩文库在二战前也只出版了5卷。1946年,俄文版的马恩全集仅出到29卷就结束了。面对大批未曾出版过的马克思遗著,直到1955年苏共决定编译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时也只计划出版30卷,后扩展为39卷,拖延到70年代末才决定50卷(包括德文版在内的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马恩全集都是依据这个版本编译的)。195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提议由苏德两党联合出版新考证版的马恩全集,遭到苏共的拒绝。1964年,赫鲁晓夫勉强同意联合出版新考证版,但要求与正在出版的俄文第二版相匹配。经多次磋商,60年代末才确定了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新国际版。在苏共领导这种思想状态下,俄文第二版的马恩全集直到80年代初才出齐。苏东剧变前,新国际版的马恩全集仅出版了43卷,约占原计划130卷的三分之一。梁赞诺夫70年前搜集的马克思遗产的4300多份原件和55000多页照相复制品的绝大部分,继续沉睡在苏共马列研究院的档案库里。

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毋庸置言,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又是贯穿于全部遗著之中的。一方面,我党是目前世界上人数最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切胜利和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有义务为马克思遗著的全部出版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我们正在从事一项前人没有经历过的伟大事业,新的时代和新的形势呼唤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国际共运史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列宁提出的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遗产。为此,提几点建议。

(一)积极、主动参与新国际版的马恩全集编辑出版工作。苏东剧变后,新国际版曾一度陷入绝境。90年代初,由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院(该院在二战爆发前购买并接收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拥有的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两个国际等大量文献资料在内的约40000页档案)、马克思故居以及前苏德两党的出版编辑单位等共同发起成立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后为“促进马恩全集出版协会”)主持出版工作。调整后的新国际版拟121卷(册),现已出版50多卷(90年代后出版的10多卷大都是苏东剧变前编辑的),占原计划的一半左右。但是,因为后面基本上属于从未发表过因而需要细致整理的卷次,编辑难度大,出版期将长一些。其次,随着社会发展,出版成本相对降低,可能会增加出版的卷次以致把马克思的文献全部出版。另外,由于已出版的50多卷基本上是在俄文第二版的影响下编辑的(俄德方参与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俄文版的编、译人员),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30年代到80年代前苏共领导对马克思的教条式的诠释和意识形态,再加上因时代发展编辑理念的变化和对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深入,会越来越多地发现已出版卷次上的问题(实际已发现不少错误并出现一些有强烈争议的卷次),现在的新国际版很可能是一个过渡性的版本(日本已经酝酿编辑新的国际考证版)。总之,整理出版马克思理论遗产将是一项艰巨的和长期性的工作。除此之外,马克思的笔迹本来就难以辨认,而他的大量手稿又不是为了出版和给别人看的,其中不少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符号、缩语。恩格斯也把马克思的手稿喻为“天书”,挑选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带在身边并指导他们辨认马克思的手迹。无疑,我们党的马克思理论研究队伍和专门人才中也需要有一批能够识别马克思手稿的人,这都需要直接参与新国际版的工作。

90年代后,新国际版提出国际化、非政治化和学术化的方针。除原来参与的俄罗斯、德国、荷兰等国家外,欧盟,日本、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丹麦等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也都已经加入。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机遇。首先,积极参与基金会的工作。新国际版的主要困难还是一个资金问题。鉴于苏东剧变前编辑出版的主体单位苏德两党的中央马列研究院已经解体,我们暂时先不由直属中央的研究机构切入,以利于中央较为超脱地处理一些问题。建议选择一些具有经济实力和有较大研究规模的地方研究机构,由地方财政专项拨付资金让研究单位以法人的身份分别、逐步参与。同时,还可以鼓励民间组织和民营企业赞助或直接参与。其次,支持新国际版在中国设立的工作站。国际版在全世界不同地区设立工作站的做法是上个世纪20年代旧国际版实行的一种工作方法,中央和地方都应主动支持他们的工作,鼓励研究机构和高校与他们的交流和联系。第三,有计划地培养和选派专门人才参加新国际版的编辑出版工作。新国际版实行开放的编辑方针,欢迎不同背景的人员加入。可以由中央编译局接洽,更鼓励研究机构和高校直接与新国际版接洽,选派专业人员进入新国际版实习和工作;也请国际版的专家来华交流、教授和培训。第四,新国际版和其他拥有马克思文字遗产的机构都欢迎人们使用马克思遗产,可以由中央编译局主持,也鼓励研究单位和高校,或者由出版社组织,请国际版的专家指导试编一些不同于新国际版的马克思手稿或笔记、札记之类的版本,以提高我们辨认和整理马克思遗著的编译水平。

(二)组织翻译出版两个国际考证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80年代中期,前苏共编辑的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刚出齐,我党中央就决定独立编辑出版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是十分正确的。第二版直接依据马克思原著文字编译,不仅可以避免第一版从俄文转译带来的一些误译问题,而且对于纠正俄文第二版不可避免地接受前苏共教条式的诠释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具有直接意义的。第二版是继第一版之后的又一个“供广大读者阅读的”普及性版本,容量也比以前更大一些,相信随着中央编译局推出的卷次的增加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即使如此,国际考证版的意义和作用仍然是各种普及性版本无法替代的。考证版是按原文原汁原味地再现著作者意图的一种整理历史典籍的最具有权威性的版本形式。马克思主要用德文写作,但也有约百分之四十的法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俄文,以及拉丁文、希腊文等不同语言文字的文著或文句。马克思在写作一部论著时往往阅读和摘录大量相关的资料,撰写有多份手稿。历史考证版每卷都分正文卷和附卷两册,其中正文卷收录马克思的所有文字,包括提纲和全部手稿、笔记、札记、评论等等;附卷收入相关资料,除注释、各种索引外还有异文表,从手稿到成文的过程介绍,经过作者审定或修改的版本以及流转情况,等等。由于考证版各卷容纳的信息量要比普通版本大得多,就为研究人员考证著作者的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完整地、准确地研究和理解文本思想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梁赞诺夫编辑的国际考证版第一版虽然只有13个卷册,但它是在列宁的影响下产生的,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应该编译中文版。新国际版拥有权威的识别和辨认马克思手稿的各个学科的专家,只有它才能把马克思的遗著以接近原本意义的文本展示出来。此外,不仅该版本提供了全面、详尽的资料,而且由于处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位置,往往反映了相关文本研究的前沿性的成果,其重要性是其他任何版本所无法替代的。目前,我国每年仅翻译版权图书就有10000多册,而对于我们党最富有政治价值、最具有经济社会效益的国际版马恩全集却长期未能编译出版,不能不说是件令人痛惜的事情。

与50多年前依据俄文第二版编译马恩全集中文版时相比,我国翻译出版事业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为了较快地和高质量的翻译出版好两个国际版的马恩全集工作,建议采取企业化运作的方式,由有较强经济实力和出版能力,同时具有广泛编译出版人际脉络的地方出版集团负责,财政不予补贴。我国出版业推向市场的改革已经20多年了,但起步不大。通过这次较大的编译工程,放手让出版企业学习国外同行业的运作方式,对于推动我国出版业走向世界也是一次促进和机遇。

(三)创办马克思理论遗著编译出版方面的理论刊物。二战后,随着马克思的部分手稿问世,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依据新的文献反思苏共所理解的马克思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著作出版活动都十分活跃。但是,我们一直缺少一份持续反映国外马克思文本研究和出版情况的刊物。1978-1989年,中央编译局作为内部资料编辑过《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改名《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每年6期或4期。1996-2006年,又以“内部刊物准印证号”印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每年4期。据说,两次都因“经费紧张”停刊。我们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大党,马克思的理论是支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社会不仅对马克思著作有需求,而且也需要一些反映世界各地编译和研究马克思文本情况的刊物。

新时期以来,社会流行一种对马克思理论困惑和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说法,其实是人们对前苏共片面地和教条式地理解的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反思。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共领导对马克思理论遗产有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指由马克思自己出版和发表的那些论著,出版全部遗著仅只是满足一种学术需要。他们既不懂这是全面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也不了解学术研究是推进基础理论的前提。更何况,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科学,是一门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如何认识现时代和怎样看待当前形势的全民性的学问。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者。马克思的全部论著,特别是他的大量笔记和手稿显示出作者一生的刻苦和勤奋、认真和严谨。马克思的这种精神和品质,是古今中外任何其他学者和科学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对于绝大多数群众来说,无须阅读很多,只要看到保存下来的大量笔记和书稿就足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的理论科学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独自具有的人格魅力所在。所以,尽快出版和编译马克思的全部遗著,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信仰和增强社会主义的信念,都是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的。

                                                                                                                                          (写于200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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