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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上访人给中央领导写信不是政府的光彩  

2010-10-28 15:27: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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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上访人给中央领导写信不是政府的光彩

 

梁中堂

   

亲身经历了30年来改革开放的过程,眼见得国家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也感受着政府一方面适应社会需要不断地扩张,另一方面却身不由己地离开社会越来越远,对群众生活的诉求反应越来越迟钝,有时甚至于是冷漠。所以,近些年来一直在反省其中的许多道理。

新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依靠和带领人民群众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的新政权,一方面包括高层领导在内的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本来就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即使在新生政权中担任了一定领导职务,在一个时期内还保持着和底层群众的一些社会联系。另一方面,那时的中国还相当落后,经济社会发展的还不够,国家基本上还属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所以,除了极少的一些大城市以外,少而精干的党和国家机关往往就可以直接面对群众。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组织和为之服务的机构也越来越多。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监督和管理职能越来越重要,设立的职能部门也越来越多,政府自身管理也成为一种必要。这样,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职能和加上政府自身管理的需要而设置的机构,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了。随着政府机构的膨胀和扩张,国家机器就像一架庞大的装甲车适应车体的扩大低盘和甲板也越做越厚,整个车身离开地面和外界越来越远,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气息接触越来越少,对群众的诉求反应也就越来越迟钝。

胡耀邦在我国政府机构发生变化的早期对此就已经有了觉察。80年代初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但是,许多群众的诉求已经无法通过基层政府予以解决,上访信件和上访人次大幅度增加。信访部门按照传统的方式处理上访事件,绝大多数上访案件又批转到致使其发生的基层政府,而基层政府往往不是久拖不决,再就是根本不予理睬。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越级上访一直到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的事件也越来越多。1982年1月7日,胡耀邦在一封来信中批示说:“我们信访部门,我们做信访工作的同志,不能来人谈谈,来信看看,问题照转,落实不落实一概不管。现在有些上访人不信任上访部门,想方设法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光彩的,应该引起注意,切实改进。”[1]

处于事情发生的早期阶段,胡耀邦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上访人越过各级政府和信访部门设法向中央领导写信申诉情况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暴露出国家机关固有的官僚主义弊端,所以,胡耀邦说这对于向来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来说“并不是很光彩的”。但是,受当时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局限,他却不可能对这一现象的本质有更为深刻的分析。首先,胡耀邦对信访部门的批评是有失偏颇的。隶属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信访部门起源于建国之初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毛泽东原来由秘书田家英一人帮助处理来往信件因日益繁重而逐步增加人员,继而再设置信访科。但是,无论田家英一人的时候还是有了信访机构,在毛泽东那里都只限于帮助筛选信件和初步接待来访。自后,自上而下设置的信访部门也都只限于这样的功能,仅仅负责上传下达,并不具有直接的处置之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信访部门只好“来人谈谈,来信看看”。

其次,胡耀邦也未能分析为什么群众上访的现象越来越多(如果比起现在来,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没有法制而靠人治的国家,历代追求的政治清明和社会纯正就是寄希望于开明的君主和清官。新中国虽然与传统的时代有所区别,但是,无论党和政府,还是人民群众,都没有把建设一个法制国家当作自己的追求。在一个法制国家里,各级政府都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事,政府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机构有职有权、各司其职。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与政府打交道都是遇到了困难和问题,寻求解决的途径。所以,一般都是遇到什么问题找那些可以解决问题的政府机构,而不需要直接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我们受历史上清官明君思想的影响至深,无论老百姓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习惯于用传统的方式解决问题。各级领导,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领导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商,事无巨细,最终都要集中经一人决定、由一人意见定夺。而且,因为其他的途径往往不灵验,群众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和有效解决,最终都是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经中央领导批示后往往才可以解决。久而久之,党和国家体制朝着这一方向发展,长官负责,特别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功能越来越得到加强,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部门各司其职的职能越来越弱化。但是,可以起作用的长官毕竟人数有限、精力有限,有幸能够得到长官批示的也只是少数。这样,基层群众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越积越多,上访人次也越来越多。

再其次,胡耀邦也没有深入分析在我们这个十分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体制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于领导机关批转的信件本来是重视的(即使现在也不能说都不重视),为什么信访部门一度也曾灵验过的“照批照转”办法现在不灵了?其实,胡耀邦时代已经有人提出反思,呼吁结束人治建立法制国家。本来国家法制的原意是要规范政府行为的,但是,由于实行法制建设的主导力量在于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法制教育传统环境下形成的我国建制队伍的总体认识却是要实行法治建设,即制订法律予以管理人民。特别是基层政府的管理理念上的这种差别,在对待人民群众诉求的态度、处理相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方面也就都有了较大的区别,发生人民群众诉求的事件也越来越多了。

还有,我们的新生政权是经过长期的革命获得的,消灭私有制曾经是革命的奋斗目标和动员底层人民参加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革命成功后,没收官僚资本,平均分配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以及在政府的领导下实行合作社、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都属于否定财产权,特别是对于包括民族资本在内的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的轻视乃至于无视,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意识形态方面都给社会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包括国家公务人员在内的全体人民群众普遍地、有意无意地对于私有财产权的忽视,给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国家公权可以随意侵入公民私权领域,就是其后果之一。当然,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还是有差别的。在前30年里,政府对私有财产权的处置具有整体性,因而发生群众诉求的情况比较少。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的政府行为已经开始认可私人财产权了,但是,政府的一些做法还会有意无意地侵犯或伤害了群众的权益。加上我们的体制是上级机关基本上不直接处理具体的问题,引起群众诉求的大多数问题又都发生在基层,甚至于许多问题譬如拆迁、计划生育等问题都直接由基层政府的作为而引发,所以,上级信访部门批转给地方的信件往往就难以收到好的效果。

胡耀邦把信访人直接给中央领导写信诉求自己的问题当作政府的“不光彩”,反映了胡耀邦希望各级政府能够各司其职、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的一种政治追求。这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都是很难得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讲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国家目前的政权架构最初是照搬苏联来的,而无论上个世纪20年代的前苏联,还是50年代的中国,都只是一个以传统小农为主的经济基础。在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30年大规模的引进,现代化生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主导成分以后,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的情况了,如果继续按照传统的长官批示推动政府作为,就是有100位总书记、100位总理,也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诉求啊。

 

                                                                                                                         (2010年10月27日星期三)
 


 

[1] 自存档案资料,19840922,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关于印发〈全国计划生育信访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1984)国计生委字第252号,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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