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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田雪原的一封信(三)  

2010-08-10 12:10: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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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因为所使用的文档中可以调用的数字符号就以上10个,所以,抽取的问题也以此为限。不过,为充分利用资源,在不至于引起思维混乱的前提下,我们再提一个问题。第132-133页亦即这一部分最后一段话,您说:

 

1980年3-5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持召开的人口座谈会,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定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起到为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计划生育一锤定音的作用,这对后来人口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笔者亲历座谈会并担负《报告》的起草工作,平心而论,这不是如同有的文章或网上帖子所说的那样,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决定;相反,对“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必要性、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应对等,均作了当时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讨论,尽可能科学的分析。

 

老田,怎么我读了您的这一段不到两个页码的叙述,再看您这个结论,总感觉特别地别扭呢?第一,从您叙述的出席第一次会议人员包括国家计委、民委、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农业部、劳动总局、团中央、妇联等单位来看,这不都是当时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组成单位吗?(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式成为国务院组成单位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兼职委员荏苒是这些单位)这些单位这次参加会议和曾经召开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工作会议有多大的差别?另外,您说会议是中央书记处委托办公厅召开的,那为什么座谈会的报告要由陈慕华来负责,最后实际上是由她来收场的呢?

第二,您所说的“与会领导”,从您叙述的情况来揣摩,上述单位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可能很少有部委的一把手参加会议的,我只能看见您所说的“领导”就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但是,这就又有一个问题,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参加的会议,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持。您再从党的历史上找个先例,有以中央办公厅主任名义主持的会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或者国务院副总理参加的会议吗?党和国家可都是有规矩的啊。

第三,您虽然说第一次会议有医学等自然科学和人口、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各19人参加,但会议越开参加的人员越少,到第三次会议“社会科学界仅剩下几位同志、自然科学界也减少了一小半的样子,”第四次会议“人员减少到20来人”。即使这样,几次会议上您所说的参加“反复讨论”的专家学者,除了在一个地方提及“同时,宋健同志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但笔者(田雪原—引者注)知之有限,只知道他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等工作。”所谓专家学者除了几次会议您发挥了很大作用,以及这个地方提到宋健以外,怎么就没有第三位专家的名字,更没有看到这些专家起到什么作用。是不是那些所谓的专家是有关方面随意从大街上拉过来凑数的,或者是给您来当托的?怎么就没有看见他们任何人有什么发言,或者稍稍地露头露脸呢?也不知道那些无名的专家像您和宋健那样,每次会议都参加了呢,还是各次会议参加人员各有不同?您说“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但除了能看到您的作用和起草《汇报提纲》,宋健起草“公开信”以外,其他任何官员和专家学者就都看不到呢?另外,您不是说“知之有限”吗,怎么又知道“宋健同志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你们这个座谈会是怎么开的,还分开几个小组会吗?怎么您一会说一起参加会议的宋健“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一会又说“知之有限”?他发言特别挑选您不在的另外会场,还是专门在座谈会下面做贡献,或许他是在做有关会议后勤服务工作的,以至于您一定知道做了贡献但又不具体了解。还有,告党团员“公开信”应该是6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后的事情,怎么在3-5月的5次座谈会上由什么人就交给宋健去“起草”了?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布“公开信”究竟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后中央领导的决定,还是会议期间冯文彬的或者冯文彬手下的那个组长、科长的决定?根据胡乔木1980年7月10日给宋健回信中说“7月6日的信和告党团员书初稿都看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快”,推测应该是书记处会议后宋健才开始写起草文字的,否则,一份3、4千字的文章从3-5月座谈会期间写到7月6号,还有什么“文章写得很快”之说?你怎么把座谈会期间的宋健打发去起草“公开信”去了,难怪看不到他在会上发言。

说到这里有必要就“公开信”的所谓起草问题再讲几句话。根据我们党和国家几十年来的工作程序,党和国家具有全局性的文件、文献当然是直接出自于中央机关的。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具有部门工作性的文件和文献,除了完全来自中央机关以外,往往会由主管部门提供相关资料,然后由中央机关负责文件的起草;有时甚至于基本上由主管部门起草文件经中央机关把关修改后再通过一定的决定程序以中央的名义发出。首先从现在可以看到的198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人口和计划生育汇报会议的正式文件,没有提出该次会议形成过什么决议之类的决定,就连会议决定以党中央名义发布告党团员公开信之类的决议都没有。但是,推测“公开信”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产物。从“公开信”的文风来判断,它来自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之手。胡乔木文化大革命前曾任毛泽东政治和文字秘书20多年,被邓小平誉之为“一支笔”,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时候就启用他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胡耀邦任秘书长,胡为副秘书长。半年前,即您所说的1980年3-5月中央人口座谈会前一个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新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当选总书记,胡乔木为书记处的11位书记之一。根据胡乔木给宋健信中说宋健的文章是“初稿”。宋健自己将递交中央的那篇题为《为人民长远利益而少生优育》的文章是“为起草‘中共中央告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国人民书’所写的参考材料”。胡乔木对这篇文章的评价说:“这篇文章的缺点是不适宜于告党团员书这样的要求。说到材料不仅通俗(按对全国亿万人民说话的标准说)和切合当前主要课题,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解答不够,同时篇幅也长一些”。说明公布的“公开信”并不是宋健起草。同期刘铮也有一篇题为《向人口自然增长为零进军》的文章,从文风看也应该是为“公开信”做准备的。相传,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王连城等人也在为“公开信”做起草工作。所以,这一时期为中央起草“公开信”提供资料或初稿的人不只宋健一个人,按照惯例应该有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和中央办公厅组成的一个小组在为胡乔木最后完成的“公开信”做准备。

第四,包括您后面几个小节所叙述的您的观点认为,这已经是“当时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讨论,尽可能科学的分析”。就根据您所说的这5次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持召开的有你们2、30人参加的、绝大多数人还都没有发表意见的座谈会,就算是当时我们党内最大限度的民主讨论了?老田,不是吧?我简单讲两件事情,您对找一下什么叫民主讨论。

先说一件早一点的事情,毛泽东50年代起草的《宪法》。

1953年11、12月,先由陈伯达起草一个稿子。

第二年1、2月份由毛泽东带另一个起草小组在杭州西湖边上重新起草形成第二个稿子,有7、8次修改。其中毛泽东的西湖起草小组与北京的党中央有过几次互动读稿,比如2月28日到3月1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讨论从西湖传来的讨论稿,即中共中央宪法初稿的三读稿。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请了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位于稳固文。

3月9日,西湖起草小组提供了4读稿,刘少奇于12、13、15日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成立以陈伯达等八人宪法小组,负责宪法初稿修改;决定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并由李维汉为秘书长,主持办公室日常工作,在全国征求意见。

3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除毛泽东等党内6位委员外,党内外委员共计26名。毛泽东介绍说,这个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宪法初稿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1、20个稿子了。会议决定,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外,还要会同全国政协分组讨论,分发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展开讨论。

5月27日至31日,6月8日,刘少奇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共召开了5次讨论会,对修征稿进行讨论。

与此同时,政府在北京组织了17个讨论组,在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组织了58个讨论组,全国有8000多人参加了讨论,提出了5900多条意见。

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第7次会议讨论提出“修正稿”,准备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公布。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46名中央政府的政务委员参加了讨论,200多名政府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列席了会议,讨论通过了“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

随后两个月里,全国有1.5亿多的人参与了宪法草案的讨论。

9月8日,毛泽东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宪法草案做最后一次修改。

9月1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对第二天提交全国人大的宪法草案做最后审议。

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刘少奇受宪法起草委员会委托向大会作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

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老田,小结我国第一部宪法的产生,不算陈伯达准备工作,仅从毛泽东组织带领起草班子算起,历经一年零八个月。期间至少三次大讨论,第一次约2个月时间,至少8000人参加。第二次在全国范围讨论,也2个月时间。第三次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审议,都比您说的那个民主要充分多了吧?

 

再讲一件与您所说的同时期的,由邓小平领导的起草我党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过程。

1979年初春,有人在理论务虚会议上提出应该搞一个历史决议,把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见过30年等问题做个历史总结。邓小平等当时的中央认为“不应匆忙地进行”。

10月1日,叶剑英发表的国情讲话对30年、文化大革命和等问题的阐述得到社会好评。邓小平等中央常委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决定。

10月30日,胡乔木召集起草小组会议传达邓小平关于起草历史决议的指示。

1980年3月19日、4月1日,邓小平针对起草小组拿出的历史决议的“提纲草案”找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

5月23日,起草小组完成“决议提纲”。随后,写出“决议草稿”。

6月27日,邓小平发表谈话,“不行,要重新来。”

7月上旬前,中央书记处连续讨论邓小平的指示和历史决议相关问题。

8月初,起草小组写出一个接近完成的稿子;9月10日,拿出一个完整的稿子。

9月下旬,将9月10日稿子提交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

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组织全党4000多名高级干部(其实还应再加上期间正好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00名干部,实为5500人)讨论决议稿,形成“修改稿”。

11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稿”。

1981年3月3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讨论,并决定分发政治局、书记处和一些老同志,在大约40人的范围进行讨论。

5月15日,起草小组在40人讨论基础上,形成新的“修改稿”。

5月19日到2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分5个小组讨论。6月4日,根据讨论情况修改后再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6月11日,形成准备提交六中全会的“修改稿”。

6月15日至25日,六中全会用10天的时间讨论,仅会议期间又做了100多处修改,篇幅从67页增加到75页,增加了3000多字。27日,得到全会通过。

老田,邓小平的民主故事也比您说的宽泛多了吧?

 您看一看中央在邓小平-胡赵政治体制形成后第三个月就提出来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怎样产生的。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1981年9月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提出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可供选择的两个方案,一个是允许农民普遍生两个,第二个方案是生了一个女儿的家庭可以再生育一胎。书记局会议决定先征求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意见,然后到12月份中央会议期间再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承载现行生育政策的中共中央1982年11号文件就是经过这许多的程序才发出来的。

您说的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出面的那几个只有几十个甚至只有20几个当时的您以及宋健这样的层次的人参加的座谈会,并且座谈会越开人越少,最后似乎只剩下了您一个人了的会议,就决定了具有“国策”性质的大政方针,怎么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大限度”的民主与科学了呢?您也太低估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了吧?

第五,您根据您所叙述的5次座谈会制订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反驳人们的“草率”说和“不负责任”说,但是,根据您所叙述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这样大的事情中央竟然委托给办公厅副主任及其手下的组长、科长们主持召开的、仅仅听了一个当时连个中级职称都没有的、从行政单位调动到研究部门还不到一年的田雪原的一些貌似科学的意见就“定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让一个与全国9亿多人民生命生活相关的国计民生问题听命于一个社科院年轻干部的思想观点,听起来远比我论证的“一胎化”是一年前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在极短的时间里提出来并不分城乡地迅速在全国推行的更为“草率”和“不负责任”呢!您这样论述历史,其实是在贬低我们国家的决策制度。我们的决策制度很不合理,也不科学,但绝不是在您这如同儿戏般的运作下产生的。特别是在胡耀邦主政的时候,这个足以把全国人民搅得鸡犬不宁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竟然是在他委托给他的办公厅副主任召开的几次座谈会所作的决定。没有的事!

老田,您是否由于年龄大了,脑子有问题了?1980年2月您和宋健出场的时候,陈慕华提出的“本世纪末人口增长为零”的我国政府目标和方案,以及由此决定必须实行“一胎化”的人口政策,都已经在我们国家出现一年多了。您和宋健不过是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合作”的形式论证这些决策是“唯一正确的”。现在还可以检索出1980年2、3月份你们的3篇文章,都是要论证“全国妇女尽快实现‘一胎化’,那么到本世纪末我国自然增长率便可降低到零”。你们那个时期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方面扮演的角色,完全符合我们国家决策制度的特点,即政府首脑决策而由专家学者予以论证和诠释。我们国家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是这个模式,只不过“一胎化”生育政策有了你们的参与而更为经典一些罢了。所以,“一胎化”无论正确与否,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项重大决策都是决策者决定的。但是,你们必须承担你们因为投机而承担的极不负责任的角色所应负的责任。“一胎化”人口政策是一个在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没有实行过的一项政策,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将近10亿人口的大国,为何就是合理和应该的?您可以有您的观点。而且,无论您持什么观点,别人可以不同意,但无权指责。问题在于,您和宋健都是从事人口研究只有一年多点时间的研究人员,竟然把自己的东西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合作的形式向党和国家兜售,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这个据说世界最尖端的、世界科学界“公认”成果的名义向社会做宣传。把一个草率的东西当作成熟的研究成果,显然是违背学者的良知和科学家的品德,是很不道德的行为。从1980年开始到整个80年代,我对你们的批评(包括写信给宋健于景元的批评和对于景元当面的批评)都限于此。记得1988年10月初我们在大连参加“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理论研讨会”结束后一起乘飞机返回北京,在候机和机上我当面对您的批评(连您当时面对我的批评所呈现的尴尬和默然的表情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也都仅限于此。应该说,这都属于历史了。但是,几年来您却老糊涂了,连连制造出1980年3-5月中央5次座谈会决定人口大计的新闻。您想一想,你说的这个时间当时的党和国家高层的政治架构允许有重大政策出台吗?虽然一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陈云的实际领导地位,但是,华国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您所杜撰的中央座谈会召开的时候,中央书记处成立和胡耀邦当选总书记都还不到一个月。华国锋还是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军委主席。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让胡耀邦当选中央秘书长一年来的试探,到1980年2月设立中央书记处,是邓小平陈云从华国锋手上分权的战略刚刚起步。华国锋不会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局势。邓小平-胡赵体制还未曾确立。此时的中央那里还会有重大政策决策出台呢?在这样的背景下,胡耀邦和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只能以政治大局为重,暂时承认所有局部性的工作现状。所以,1980年6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陈慕华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汇报以及9月25日“公开信”的发表,都属当时政治斗争尚未明朗和结局的情况下的一种过渡性的安排。1980年 9月,某某在人大会议上接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党中央主席、邓小平当选中央军委主席,才表明邓小平-胡赵体制的完成。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就提出用允许农民生两个孩子和“女儿户”两种方案取代自1979年以来一直实行的“一胎化”政策的政治决策。一方面,您杜撰的那个时间段就不是可以做大事的时间。另一方面,您现在把您打扮成“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重大决策者,您决得了策吗?由于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阶段的限制和制约,无论人民和政府都还不习惯于公民批评政府,前些年有些人应该直接对政府的批评转移到您和宋健的头上,称你们是“一胎化”政策的“设计师”。您竟然真的担当起“设计”的重任来了。“一胎化”果真是您设计的?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陈慕华就提出“奖励生一胎”。4月,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倡生一个”。6月18日,华国锋在人大会议上提出“奖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27日,陈慕华在中央党校讲授计划生育课,7月6日人民日报曾以《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为题发表重要消息,其讲课稿里就有两处使用了“一胎化”这个词。那时,您从教育部行政岗位调动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手续办完了吗?您老也老矣,充那个大头干什么?您那时不就是一个刚刚进入经济学研究岗位的中青年研究人员么,能担当起您所叙述的那个重担吗?您说的您在1980年3-5月份以及9月份的“公开信”中起到那么重大的作用,据我所知,6月26日陈慕华给中央书记处汇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时,您从没有提到参加中央人口问题座谈会的刘铮和您虽然提到曾参加座谈会了却看不到您介绍其在会议上有任何重要发言的宋健,都列席了书记处的会议,为什么没有请您参加?“公开信”发表后不到半年即1981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的时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委员中有刘铮、宋健,为什么没有您?1988年计生委设立专家委员会,为什么还是没有您?这就是中国!您还以为您是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还是古罗马?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本来就不在政治决策的圈子里,也就起不到政治决策的作用,何必要编造历史担当重任呢?历史岂是杜撰和编造的!

老田,您大概可以发现,以上的问题是我从您的400个页码的大作里不到6个页码所记述的不到半年的历史的文字中初步提取的。而您写的是60年的历史,根据您这里反映出来的治学作风和写作态度,这本书中的问题一定少不了。容后再议。

                                              致

礼。

                                                                                                          梁中堂  201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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