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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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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田雪原的一封信(二)  

2010-08-10 12:14: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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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第131-133页,您用不到两个页码的文字来叙述只有您参加和只有您知道的确定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大计的5次中央座谈会。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怎么30年来无论官方或者民间都从未曾有记载或传说呢?譬如孙沐寒1987年出版的《中国计划生育史稿》,史成礼1988年的《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92年的《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彭珮云1997年主编的《中国计划生育全书》,杨魁孚梁济民张凡2001年的《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由路遇承担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建议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以及从1986年开始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机关一年编写一本的《中国计划生育年鉴》,等等。这可都是很有权威性的作者和著述,其中涉及30年来的我国计划生育部门所有的主要领导,譬如钱信忠(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卫生部部长、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栗秀珍(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季宗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周伯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常崇煊(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彭珮云(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杨魁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宏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一大批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中层干部。这几部大著作中,除了惶惶正文应该记述您所说的那5次座谈会以外,都还有“大事记”之类的记述,他们怎么可能全得了遗忘症,一概都对您所记述的事件遗漏了呢?特别是钱信忠(时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卫生部部长,从1979年开始一直支持和拥护陈慕华提出的“一胎化”政策,1982年接替陈慕华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和栗秀珍(时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置后又改任副主任、顾问),都是在您所说的这段历史期间远比您更为重要的人物,这一类的座谈会要末就根本没有发生,而只要有这样重要的会议,中央机关可以不通知您参加,但一定会通知他们参加的。但是,在这2、30年的历史中,他们有的是机会讲述这段历史却从未曾提及过。您参加的座谈会是国家机密,您可以决定解密的时间和机遇?

其次,您没有用任何文字交代30年后第一次撰写这方面的情况的依据是什么。历史档案,您的笔记,还是根据您的记忆?如果是历史档案,是当时的会议记录,还是会议期间的简报或者其他文献,现在存放在那里,卷宗编号?如果是您的笔记和记录,与历史档案对照了吗,您的笔记和记录吻合吗,准确吗?如果根据现在的记忆,您核对过历史档案了吗,准确与可靠的程度有多大?

再其次,您说的中央5次座谈会除了有关部委负责人以外,从事神经、妇产、泌尿、遗传、避孕和控制论等方面自然科学家19人,从事人口、经济、社会等来自社科院、高校和部委研究部门的社会科学家19人,共63人。我怎么觉得与《李先念传》里的一段话有点接近呢?这段叙述同一时期的话说:

 

国务院于三月三十日至二十四日,在京召开了长期计划座谈会。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主管计划的负责人,以及四十多名社会科学专家和自然科学专家参加了会议。

 

是不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那帮秀才们,把应该写进您的著作里的材料写到他们的书中去了?另外,可能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您这一个层次的大佬知道,在自然科学和现代医学里还有一门“避孕”学。但中央机关他们怎么懂得这些?谁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座谈会请到的这一学科的专家是谁?

即使如此,按照您所写的文字阅读,也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第一,您以为可以视为中央召开的座谈会的依据就是您介绍的第一、二次会议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主持。那么,其他3次会议的主持人是谁?按照通常理解,您能介绍第一、二次会议主持人,而后面不再介绍,是因为主持人的级别太低,不够档次,不值得介绍吧。如果这样,后三次会议可能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太忙,因故不能参加,由他手下的组长、科长主持的吧(那时的行政机构还没有像现在膨胀和等级森严,办公厅下也还没有设置那么多的局——笔者注)。

第二,有关中国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大事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持的会议决定?除了您这里说的以外,您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还能找到第二例来吗?

第三,所有的会议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各次座谈会什么时间召开,分别召开了多长时间,2个小时、5个小时,还是半天、一天,拟或是10天、半个月?

第四,参加各次会议的人都是谁,做过哪些具体的发言?

第五,每次会议的主题和议程都是什么?就沿袭第一次会议的话题漫谈到底?那是座谈会还是神仙会?

第六,根据您的说法这几次会议是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召开的座谈会,按照通常的理解,中央办公厅要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会议结果。但是,在您的笔下,座谈会开着开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就又变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慕华向中央书记处的汇报?可我们查阅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转述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这次会议的概括和称谓,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陈慕华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汇报”,可不是您说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座谈会”的汇报。国家机关对于中央会议的传达和转述可不会向您那样随意,文件的名称和文件内容文字的表述要求都必须十分准确,一点不得含糊的。所以,您所说5次中央座谈会究竟是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召开的为陈慕华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做准备的座谈会,还是“中央座谈会”(即使中央办公厅的会议也不可称之为“中央会议”的)?

第七,即使如您所说是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座谈会,那为什么把座谈会会议结果给中央报告的“起草任务”“压到”您的头上?中央办公厅连整理座谈会的情况的人才都没有?您起草的“《报告》”的全名称是什么?

第八,“5月初,陈慕华同志办公室将准备5月12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的《人口问题汇报提纲》(草稿,以下简称《汇报提纲》),通过内部交换寄给笔者,此后再没有做过其他改动。”陈慕华的《人口问题汇报提纲》和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的人口座谈会是什么关系?《汇报提纲》是陈慕华个人的还是代表什么单位或者这次座谈会的,它的全名称是什么?如果是陈慕华个人或者代表她主管的部门,那她为什么要把《汇报提纲》通过交换寄给您?如果我没有搞错,她是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般研究人员,她为什么要把给中央的《汇报提纲》提前寄给您?要您替她修改、把关?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慕华,有一个班子为她服务,都找不出一个可以胜任起草报告的人?此外,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也有一大摊人马,经常写宣传文章和起草人民日报等党报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社论,都没有可以给中央起草报告和可以替陈慕华修改文件的人?另外,根据文献得知中央书记处听取陈慕华汇报是6月26日,从5月初给您的《汇报提纲》(草稿)到实际上会汇报将近两个月时的时间,又不是您起草的,您怎么知道“此后再没有做过其他改动”?事后陈慕华向您传达得知还是您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并获得给中央书记处的文件了?陈慕华将别人起草的文件通过内部交换寄给您,是要您修改、把关吧,您是文件起草小组的组长或者负责人?顺便再问一句,您还有一个内部交换系统?党和国家机关内部交换制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建立起来的,它的前身是国家机关的内部机要制度和机构。以前的机要属于垂直关系,只是上下级之间发生联系,之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家机关横向之间定时可以相互传递相关文件的制度,即您所说的“交换”。1980年的时候交换制度尚未曾建立,您只能从社科院的机要室得到国务院发送过来的文件,您哪里可能“通过内部交换”直接得到?充什么大头啊!

第九,您还给陈慕华起草了一个“准备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稿”。据我们国家的体制,人大会议上只有国务院总理、国家计委主任、财政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的报告,一般没有副总理的报告。即使陈慕华让您给她准备了什么,也不是给人大会议的报告吧?不好意思,提了这么多的问题,实在是由于您举重若轻,惜字如金,把我们这些一般的人看来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叙述的过于简单和简约,使得诸多事情留有太多的悬念,令人颇费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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