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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信”的几个细节问题(续)  

2010-07-18 16:26: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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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信”的几个细节问题(续)

梁中堂

 

 

三、“公开信”的作者是谁?

按说,“公开信”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它已经成为党的文献,属于集体的结晶,原来的文字作者是谁已经不很重要。何况,党的文件往往经过许多个领导的审阅和批改,最后形成的文字都与起草文字有了较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几十年来有关部门把“公开信”拔高到不适当的位置,人口学界也就常常有人炒作这个问题。

说到这里有必要就我们党和国家几十年来的重要文献产生的一般工作程序做一些交代。通常,党和国家具有全局性的文件、文献当然是直接出自于中央机关的。譬如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政治局会议上的文件、文献,以及相关的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一般都是来自于中央机关或者相关的领导人组织的专门的起草班子。而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具有部门工作性质的文件和文献,以及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具有部门性质的会议产生的文献或文件,除了完全来自中央机关以外,往往会由主管部门提供相关资料,然后由中央机关负责文件的起草;有时甚至于基本上由主管部门起草文件经中央机关把关修改后再通过一定的决定程序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就中央和部门的关系来说,实际工作部门往往愿意先由自己起草相关的文件,可以把本部门的一些基本诉求通过中央的口说出来。对于类似中央书记处听取人口和计划生育汇报会之类的中央会议所产生的文件,如果是会议前拟定要做出的决议或决定,而且时间和其他条件许可,往往都是由相关部门和中央机关联合起来在会议前起草好的。

了解了一般情况下的中央文献的可能产生方式以后,再来讨论“公开信”是谁起草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公开信”不是会议前就有准备的。因为,它不是通常的会议已成决定了的决议案或者重大决定。相反,它可能出自会议期间或者会议即将结束时某领导人(很可能是胡乔木或者胡耀邦)的临时性的动议。由于属于临时性动议,会前不可能有准备,而会后的起草工作落在谁的头上就有了极大的偶然性。不管怎样,文本总得有一个或者一个为主的起草者。

我们既不清楚会议上是如何提出发布“公开信”,也不知道怎样落实和交代起草者的。但是,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至少宋健和刘铮都有过一个初稿。宋健会后不久就给胡乔木一份“告党团原书初稿”,题目为《为人民长远利益而少生优育》,约6000多字。根据胡乔木6月10日给宋健回信说:“这篇文章的缺点是不适宜于告党团员书这样的要求。说到材料不尽通俗(按对全国亿万人民说话的标准说)和切合当前主要课题,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解答不够,同时篇幅也长一些”。宋健后来对自己这篇文章注释说,“本文是作者于1980年7月为起草‘中共中央告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国人民书’所写的参考材料”。[15]至少说明公布的“公开信”不是宋健起草的。

《刘铮人口论文选》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向人口自然增长为零进军》,全文约10000字,其文体也像起草的“公开信”,注明发表于1980年第3期《四川大学学报》。[16]笔者初读文章时即判断,如果该学报当时属于双月刊,那么,从时间上来说就不是为“公开信”做准备;如果属于季刊,则应该是。经最近查对,该刊当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季刊,该期发稿时间为1980年8月份。由此判断,这也是一篇被否决了的“公开信”初稿。由于胡乔木给宋健回信中已经说“全文最好能不超过5000字 ”,刘铮的文章竟然比宋健文还要长,说明起草时间不是在宋健被否决以后转而寻找刘铮,而可能是刘铮、宋健同时领缨。

相传,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王连城等人也在为“公开信”做起草工作。近日,张敏才同志递交南京召开的中国人口学会的会议上的一篇文章说在当时的陈慕华和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栗秀珍的领导下,有一个由王连城具体执笔的写作班子,[17]当有较大的可信度。因为,按照常规,这样的文件起草工作本来就应该是主管部门的事情。现在,宋健、刘铮的稿件都不可用,就自然落在了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头上。相关部门为中央起草文件,部门的领导负责把关是其应有的职责。至于多少人参与和谁参与了该项工作,也需要具体鉴定参与这一词的内涵。为写作组服务的驾驶员、勤务员和厨师等后勤人员也都应该说是参与了其事。好在当事人健在,这么大的事情,一定留有底稿,拿出自己写作或者参与写作并保存的上缴中央的最后一个稿件,是最强有力的证明。不过我认为,发表的“公开信”也不是由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起草的,至少是与其有很大区别,以至于像刘铮、宋健曾参与了“公开信”的起草却不是其作者一样,起草小组也不是它的作者。

最好的办法是,就是将保存在中央档案部门的这一文献的底稿拿出来作鉴定。如果这一条路走不通,那么,鉴定文稿的作者有似文物一样,不是依据许多确凿的证据而全凭鉴定者悟性来判断。文章读多了,特别是出自于大家的手笔,即使第一次阅读也会有似曾相似的感觉。所以,由文风来看,“公开信”应出自于胡乔木之手。胡乔木文化大革命前曾任毛泽东政治和文字秘书20多年,具有诗人气质,笔下极富文采,是毛泽东时代的党内极有才华的“秀才”之一。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时候曾启用他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负责一些大的材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胡耀邦任秘书长,胡乔木和姚依林为副秘书长。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新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当选总书记,胡乔木为书记处的11位书记之一,负责材料、分管意识形态。邓小平曾称其为“一支笔”。如果说胡乔木在此前常常为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捉刀代笔,即使已经习惯于模拟领导人的口吻和心态写文章,但毕竟是为别人写东西,需要揣摩被代笔者的意图和模拟别人的心态进而推敲和选择适当的文字。这样的文章,文笔再好也不属从心而发或自然流淌。现在上升为国家领导人,像“公开信”这一类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文献基本上由他来决定取舍,捉刀、把关逐为一统,其文也炉火纯青,渐进佳境了。

 

四、“公开信”为什么于1980年9月25日发表?

这一个问题是“胡乔木是‘公开信’的作者”这一问题的继续论证和深入讨论。

文风是通过文章的具体内容来体现的。笔者判断胡乔木是“公开信”的作者,就是因为该文在具体处理胡乔木给宋健回信中所提起草告党团员书应通俗、解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和篇幅不要太长等各项基本要求时,把各个问题解决得恰到好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宋健、刘铮为“公开信”起草的文章,排除了他们是文本的作者。现在需要在胡乔木和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组织的起草班子之间进行选择。根据文章分析,可以排除选用后者稿件的可能性。第一,文章一开始就说:“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把“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说成是国务院的号召,不是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的语言。我们知道,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计划生育部门已经推行了一年多的一项重要政策。即使该项政策首先由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并在全国实施,一年来也及时地得到党中央、国务院从华国锋到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等主要领导的认可和支持。文章仅仅把其当作国务院而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共同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并且,这一提法成为整个文章的基调之一,它不仅不会来自于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写作班子的笔下,甚至于都排除了胡乔木是在前者的稿件上改动和修改的可能。

第二,虽然“公开信”发布以后有关部门又把其当作中央认可的一份重要文件而把“一胎化”当作完全合理合法的政策在全国予以强制推行,但是,我们仔细研读全文就可以发现,该文却完全是站在“鼓励”、“提倡”的本来的词义上写就的。原本意义上的鼓励和提倡,不仅是和当时的实际部门所执行的政策有着原则区别的,也是和全国正在发生的现实有着明显反差的。整篇文章浸透着这样的气息,只能出自于对现实不很了解的、具有文人品格的胡乔木之手,而不会来自于对现状有清楚地了解的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的起草小组。

第三,上文曾经交代,以中央的名义发布具有部门工作性质的文件,有关部门有强烈的积极性在于起草稿可以反映相关部门的诉求,可以把主管领导的意图和观点写进中央的文件。一年多来,陈慕华为推行“一胎化”提出许多的理论观点,有不少还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提出来的,比如对超计划生育给予经济限制、[18]世纪末实现零增长的人口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发展方案、[19]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20]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孩子是1979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和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战略任务,[21]等等。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陈慕华此前已经提出了“一胎化”和世纪末12亿人口目标。她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只有逐步做到城市百分之九十五、农村百分之九十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够控制在十二亿左右。”[22]12亿人口目标是自此以后是中央接受的计划生育部门反复强调的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但是,以上许多重要信息在“公开信”中都没有得到反映,这是来自下面的起草文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第四,“公开信”所持的政策理念仍然是1979年以前甚至于是70年代以前党提出来的并且坚决要求遵循的原则,比如“计划生育涉及到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一定要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坚持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每个同志都要积极地耐心地向周围的群众做工作,每个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都要成为宣传员,帮助群众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并且坚决不干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事,也劝说别人不干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事,以便正确地实现国务院的号召,促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由于主管部门深切地了解到“一胎化”政策的实际执行,这一类的原则在该政策出台后已经不再在相关的文件中去强调了。

第五,“公开信”中反映出不少自从“一胎化”生育政策出现以后不再提或者已经很少再提的一些信息,譬如晚婚晚育、移风易俗等词汇,都是新政策出台以后已经很少出现的词汇,熟悉当时的背景可以阅读出来的感觉。以上几条都符合文化大革命赋闲和超脱于计划生育实际工作部门的胡乔木的身份。

还有,“公开信”以回答群众疑问口吻回答的一些人口专业方面如人口老化、劳动力资源和四二一等问题,这都是由笔者在1979年12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首先提出来的。在此之前,除了陈慕华曾在几个场合口头上予以回应以外,宋健田雪原按照陈慕华的口径在几篇文章里也有过答复和反驳。1980年春、夏约半年的时间里,我曾经有过5篇论文与之交锋。[23]“公开信”中对我提出的“一胎化”会迅速导致我国人口老化、劳动力资源和兵员短缺、人口和家庭四二一结构畸形等问题,都分别予以了回应。虽然该文的内容仍都是陈慕华和宋健田雪原文章中的,但语气和缓,口吻与前者绝然不同。

还有,我讲到的文风,这是一种素养。“公开信”朴实无华、语气平和,完全是早期党的宣传干部向干部群众做宣传、鼓动工作所修炼出来的一种特有文风,即使对于像笔者这样作为对立观点的人抛开具体的思想认识来阅读,也感觉到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权力部门熏陶下新成长的一代宣传理论干部无法写出来的。

除此之外,从时间上来推测,胡乔木也有条件成为“公开信”的作者。

我们不知道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是怎样决定要发布“公开信”,以及怎样布置起草工作的。因为中央有关该次会议的通知、通报文件没有反映会议决议和决定。所以,推测起草“公开信”的动议从一开始就不太符合常规和规范。起草“公开信”的任务一开始既没有决定交给中央办公厅机关工作人员,也没有让主管部门即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来负责。从现在看,起草工作最先由宋健和刘铮承担。宋健当时是七机部二院的副院长,控制论专家。刘铮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所长,人口学家。按照一般情况来判断,在由主管部门承担起草工作的情况下,主管部门以外系统的人要么被主管部门吸收参加由该部门领导的起草班子,一般不会被中央机关安排与主管部门并行的写作任务。所以,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起草“公开信”的工作应该是宋健和刘铮被否决以后的事情。鉴于胡乔木给宋健的信中否定其“初稿”同时又说,“告党团员书请您另写一个稿子”,估计这时候的宋健不会自行提出不再写了,而是主管计划生育的领导借机提出由计划生育办公室组织写作班子,停止了宋健和刘铮单独的起草工作。计划生育部门开始工作,时间该是胡乔木1980年7月10日给宋健复信以后,距离“公开信”发表经长达两个半月。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可以推测,期间的稿件一直不能令胡乔木满意。但是,胡自己又没有过多时间与起草小组磨合,更没有具体时间投入修改或重写。

胡乔木除了应对日常工作外,从1979年10月底开始,在邓小平领导下主持一个规模很大的写作班子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5月23日,起草小组曾拿出一个草稿。6月27日,即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陈慕华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汇报会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胡乔木等谈看过的意见,明确说:“不行,要重新来。”所以,中央书记处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汇报会以后,胡乔木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由邓小平交办的更为重要的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上去了。经过几次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以后,从7月上旬开始,胡乔木连续召开起草小组会议座谈讨论“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7月22日,胡乔木给邓小平信说:“我和邓力群已经开始重写”。8月初,印出一个接近完成的稿子。又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功夫,9月10日,才修改出一个较完整的稿子。自后,修改稿征求各个方面意见,包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虽然仍牵扯胡乔木很大精力,但是,与执笔写作相比较,征求意见期间毕竟有了相对宽裕的时间。很有可能的是,胡乔木就是在9月10日的历史决议未定稿完成后,开始阅读包括宋健、刘铮和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起草稿在内的相关材料,写出“公开信”的。[24]

为什么选择9月25日发表?根据我的推测,发布“公开信”的动议是由胡乔木提出来的,而书记处会议后长时间写不出满意的稿子。9月26日是书记处会议后将满3个月的日子。如果胡乔木的稿子是在9月10日之后从容写出来的,选择在此之前发表,以示纪念;如果没有从容的时间,他也必须以此为限,赶在此前一天完成和发表。

                                                                                                         

                                                                                                                                              (写于2010年7月12日)





[15] 宋健:《世纪之鸪》,原子能出版社,2002年,第339、331页。

[16] 《刘铮人口论文选》,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

[17] 张敏才邓垚《〈公开信〉发表前后的回顾与思考——纪念〈公开信〉发表30周年》,未刊稿。

[18] 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人民日报,1979年1月27日,第一版。

[19] 陈慕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人民日报,1979年8月11日,第二版。

[20] 新华社:《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人民日报,1979年7月6日,第一版。

[21] 新华社:《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3日,第一版。

[22] 人民日报,1980年2月3日,第一版。

[23] 连同提交1979年12月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论文一起,后都收入笔者论文集《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24] 本节资料主要取自于程中原《难忘这八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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