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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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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堂:我的自述(续三)  

2009-08-22 23:59: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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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翼城县试点县的缘由

翼城县的试验是在完善农村生育政策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的一次新的突破和机遇。我元月14日给胡启立郝建秀同志的信由中央信访局212日转给王伟同志。信访局在致王伟的公函中很客观地说梁中堂“就落实耀邦同志和紫阳同志对张晓彤的‘人口控制和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批示提出三条建议,现将原信送上,请阅酌”。王伟同志在接到批件后,于225日仅批示“请周、季、政研阅”。周、季即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周伯萍、季宗权二同志。“政研”显然是指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研究处。不清楚周伯萍同志是什么时候看到王伟同志的批件,季宗权同志是225日看了的,未表态。3 7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梁济民向在家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周伯萍同志请示说:“关于梁中堂同志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试点问题,建议让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邀请梁中堂同志共同研究方案,在山西省进行试点。”周伯萍同意并批示通知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5311日通知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321日又通知我的。在给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公函中说:

 

“特转去梁中堂同志给胡启立、郝建秀同志的信和我委副主任周伯萍同志的批示,请你们研究后,将试点安排告诉我处。”

 

给我的公函则稍长一些:

 

梁中堂同志:

您好!

您在今年元月十四日致胡启立、郝建秀同志的信,于二月底转到我委。委里梁济民同志(办公厅主任)批示建议山西省计生委请您一同在山西省就您提出的方案设想找一、两个县进行试点,委员会(副)主任周伯萍同志同意此意见。我们于一周前已将您的信和周(副)主任的批示寄山西计生委。请您直接与山西省计生委联系。

礼!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规划处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在接到这封公函的同时,收到张晓彤同志给我的信。实际上,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给山西省计生委和我的公函,都是由他起草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联系。他在信中的一开头就对我说:“自看过您的《人口学》就想与您建立联系,前些日子又看到您今年元月给胡启立、郝建秀的信……。我们看后,即转送办公厅主任梁济民同志,他作了批示希望能看到山西省有这样二胎间隔的试点出现。现在全国还没有采取这个方式的试点县,多是生了一个女孩允许再生一个的,故现在若能打开这个突破口,在全国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是3月下旬从香港回到太原的。大约4月上旬我和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几位领导在一起研究了几次试点的选择、准备等问题。那时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均由省政府顾问赵军同志兼任。赵军同志在此之前曾是山西省副省长,分管教科文卫和计划生育工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肖玉英、冀永裕、李俊喜等都很支持。尤其是担任党组副书记的肖玉英,对此很热心。因为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这个班子是和我担任其顾问同时由省委省政府任命组建的,我们在一起很随便。我在会上谈了我的指导思想以及选择试点县的几个条件。

    因为我所研究的人口生育政策属于全国性的,其最终的决策是要由中央决定的,我具体生活、工作在一个小省的省会里,为了使我的具体生活、工作环境能有利于我的研究,我过去的原则一直是对省的具体工作尽可能少地发表意见,除个别县以外,总的说,我对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不很了解,所以,并没有框框,或者一定要定那个县。我当时想,既然是试点县,那么,一定要有代表性,唯此才有说服力。我在和计划生育党组确定试点县的原则时,提出选点的四个条件:第一,经济文化上都要有代表性。经济上应该中等偏上,文化方面主要交通比较便利。总的讲,是要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这在我国北方是极为普遍的。经济上又不要很贫困是因为搞试点要求日常必须的开支可以支撑。有些县很穷,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实际上因为经费奇缺而没有办法工作。这样,如果试验效果不理想,届时无法说清是因为实行我提出的新的办法还是因为工作不力所致。第二,交通便利。是想试点开始后,难免要经常去指导工作,来去方便一点。第三,因为我提出的这种办法是要各地基层和人民群众自愿接受的,靠当地干部和民众去工作,所以,要求试点县的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工作能力强,人口状况的底子比较清楚,对试点有积极性。第四,县里的干部同省级机关有一定的私人关系,对我们不说假话和官话,我们能了解真实情况。

    最初讨论试点问题时,赵军同志正在北京,根据肖玉英同志的意见,希望把试点放在晋城市的高平县。总的来说,过去晋东南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比其它地市都要好一些。80年代中期,晋东南地区一分为二,行政区划变动为长治市和晋城市。肖玉英同志原来是省教育厅副厅长,1983年机构改革没有留在教育口,到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后,抓晋城市较多一些,这次又倾向把试点放在工作基础较好的高平县。因为我对晚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间隔的办法很自负,认为除了工作不认真的地方——在那里任何政策都推行不开——无论那个县,都会收到好效果。所以,我当时已原则上同意放在高平县。并且已代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起草好向省委省政府请示在高平市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办法的请示报告,只等我去高平调查符合我提出的试点县的四个条件,文件即行发出。就在这时,赵军同志从北京回到太原。肖玉英向赵汇报后,赵的意见是放到临汾地区的翼城县。翼城县在80年代初是山西省计划生育战线的先进县。但和高平县一样,我也未去过翼城县。实际上,关于这两个县的具体地理位置,我都需要借助地图才能找得到。所以,我对此并无任何框框。肖玉英同志的意见是既然赵军同志提出翼城县,请我先去翼城县调查,如果翼城县符合我的条件,我在翼城县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把我原来计划在高平县试点的请示报告改为翼城,立即报告省委省政府。

    4月底,我和社科院张广柱同志先到临汾。张广柱同志与我同年出生,也有相同的经历。他是1980年考入社科院经济研究室,后对人口学有兴趣。1984年省委让我在社科院筹备人口学研究所时,因为张广柱同志在此时正协助我编写《山西经济》,我们在各方面都很合得来,所以提出愿意到人口所工作。从去翼城县的调查到试点全面舖开,张广柱同志一直协助我工作。

临汾地区是我较为熟悉的地方。70年代之前,临汾地区和运城地区还没有分开,同属晋南地区,行政公署就设在临汾城里。我下去调查时,和地委副书记王耕溪、组织部长赵文斌、宣传部长陈焕章,都有过一定程度的交往。王耕溪在山西日报社工作过,1983年从《人口学》出版后,我曾一度变成了新闻人物,所以新闻出版界有不少朋友。陈焕章同志“文革”前是临汾地委办公室主任,“四清”和“文革”时还有个“学毛箸办公室”,他仍是主任。临汾地区和运城地区分开时,他到运城地委,曾任地委秘书长,那时我正在永济工作,有过接触。赵文斌同志是从省委党校出去的,曾陪同王守贤从永济把我调来。所以,到临汾后,王耕溪、赵文斌、赵焕章等,凡地委在家的领导几乎都出面来见我。王耕溪同志手里拿着前几天省委办公厅编的《政务信息》对我说,这上边已经介绍了您关于晚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间隔以及胡耀邦、赵紫阳的批示,这种办法很好,一定会受到农民的欢迎。他首先代表地委和行署向我表示,希望我能把试点放在翼城县。

    尤其是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同志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伯生原来是地区妇联会的主任,80年代初改做计划生育工作。1983年中国人口学会委托北京大学在山东潍坊市召开农村人口问题讨论会时,王伯生同志、张广柱同志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王伯生和张广柱在会上曾有过更多的接触。副主任李英、杨焕雄等,王伯生几乎把机关的所有同志都带领上,陪同我去翼城县调查。李英同志是一位老干部,50年代被划成右派后,曾下放到农村生活了20多年,他在了解了我提出的办法之后,立即领会了精神实质,说这才是“中国式的计划生育道路”。

从临汾行车一个多小时到达翼城县。该县位于临汾市东南端,由侯马到晋东南的必经之地,山地、丘陵、平川兼而有之。从地域上说,翼城县和晋东南的长治市、晋城市连接在一起,都是抗日战争时的革命根据地。我们到达翼城县时,县委书记武伯琴在临汾开会,县长李殿臣、县委副书记杨俊莲、副县长程发聩及计生委主任安斗生接待了我们。按照我的指导原则,首先希望见到县委书记和县长,听一听他们的意见,摸清他们的态度。因为尚不能确定是否在这里搞实验,所以说是来作调查。县长见我后听说要调查计划生育工作,并且涉及政策问题,态度一下子就变了,嗫嚅而语:“可不敢去做什么调查,下面政策刚稳定,农民听说调查就乱了,让我们没法工作。”我想,这样的干部状态,如何能够担当试点单位的重任?但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伯生、县委副书记杨俊莲、副县长程发聩等都坚持让我等一等武伯琴。两天后,可能是县里派人去临汾市向武伯琴做了汇报,据武见我时说,是听到我的情况后,急忙赶回来的。

    武伯琴约模五十一、二岁,精明强干。没有听我介绍完,就立即表态说:“翼城县做这方面的试点,是为摸索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做贡献,别说试验成功了对我们县有好处,即使试验失败了,农村现在大多数农民就是生二个孩子,除了干部好做工作,对翼城县的农民来说,能有什么损害?请您带调查组在我们县先做几天调查,如果基本条件能符合您的要求,我代表县委欢迎您选择翼城县做实验。”

在之后的几天里,我们先后在该县的隆化镇、北橄乡、武池乡和乡镇干部、村干部及农民进行了多次座谈,参观了乡镇、村一级的计划生育档案,听到基层干部和群众异口齐声地认为只有农村放开生二个孩子,才好管理的呼声。除了乡镇及村里的计划生育信息管理、基层干部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熟悉等条件外,通过几天的接触,令我感到兴奋地是安斗生等几位计划生育专干的业务素质和对工作的投入精神。我当时想,翼城县计划生育工作基本条件至少不是较差的,如果在这样的县里由我亲自指导试验还不能有明显的效果,我提出的办法在全国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和张广柱谈了我的想法,然后又同武伯琴谈了一次话,确定试点在该县进行。5 3号或者4号,我在翼城县打电话告诉在太原等待消息的肖玉英同志,请他以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名义向省委省政府请示在翼城县试行“晚婚晚育和延长间隔”的生育办法。

 

()铺设实验

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要求翼城县试行由我提出的“晚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间隔”的报告,是19855月初送给省委省政府的,7月上旬,才由省委书记李立功、分管文教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副省长张维庆批示同意。省委领导迟迟不予批示,可能还有点吃不准。因为计划生育在1980年推行“一胎化”之后,已经变成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不少的领导同志是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惹麻烦的。关于试行“晚婚晚育和加间隔”生育的好处,我曾向李立功同志谈过,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意我在山西试点的情况,立功同志也清楚。所以,在报告上去之后,我不愿意催促它,而是让省委领导自己权衡这个事情。实际上可能还有别的原因,这就是省委领导在此问题上不一致。因为在翼城县推行试点后,大约1988年夏,有两次在北京的景山西街5号,即山西省驻京办事处,立功同志当着我的面向省长王森浩同志谈及我在翼城试点的情况,提出在山西扩大推行,省长却“王顾左右而言他”。1989年我下翼城县挂职锻炼后,分管文化教育的副省长吴达才去临汾视察,在霍县招待所吃饭时,他向其他同志介绍我的情况,又一次说,梁中堂的主张是控制人口的好办法,可惜省政府的意见不统一,现在只好通过允许农民生了一个女孩可以再生一个的政策。从这些情况推测,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可能有不同的认识。还有一个基本估计,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肖玉英在试点的问题上也是非常积极的。肖玉英曾经是团省委的干部,在李立功书记手下工作过,有可能给立功书记做了一些正面的工作。

7月中旬,我和张广柱再赴翼城。县委研究同意后,开始推行实验。试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生育规定。在此之前,县里并没有自己的有关计划生育的合乎法律程序和规范化的规定,主要是执行省里的计划生育条例和“有关政策”。通常,问题就出在执行政策上。政策都是原则性的,而在下面执行时就有许多具体的、不同的做法。这些具体做法都全凭不同时期的不同条件而决定。为了严肃及合乎法律程序,我向县委及县政府提议,由县人大通过一个类似于省人大的计划生育条例,而不是由县委或县政府来发文件。那时的县人大主任是李玉保同志。李主任告诉我县级人大没有立法权,只可以制定一些类似于规定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就为之起草了《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按照我的设计,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文件。在此基础上,再以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名义拟定一个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文件——《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实施细则》。前一个文件由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后一个由县委县政府名义转发。

在申请搞试点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观点,即我提出的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间隔的办法是在中国农村普遍适用的,这些农村是在没有我直接参与下就可以推行的。所以,我不愿意自己过多的介入。我相信这样一个观点,即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赢得物质力量。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群众会有更多的创造来弥补提出者的不足使之日臻完善。但是在翼城县试点开始的日子里,我参与的却很多,有些还是很具体。比如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和“实施细则”几乎一字一句都是由我起草的,县委常委会、县政府以及县人大在讨论时都很少有什么变动。我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的形势和试点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我的这一办法从提出就引起很大的争议,要求试点是因为在面上无法推动的情况下,希望在对方严密的防线中打开一个缺口,或者有如在封闭体上撕开一个裂缝,让光线和清新的空气透进来。但那时的指责也很多,说如果发生政策变动就会引起社会动荡,挫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形成抢生局面,出现生育率上升和人口失控,等等。这实际是反对完善生育政策的一些托词。如果我们总体设计不好,真的出现一些混乱,就有人会不加分析地把这一做法扼杀。此外,翼城县在全国这盘棋中是试点,但就本县来说,它是政策上的转变,这也有一个政策的衔接问题。我们必须使其在前后工作中稳妥地进行。我曾经想,类似这样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行为,把握它是一门艺术。所以,我很乐意在这一工作上多付出一些辛勤劳动。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723日开始,县里开办了一期骨于培训班,乡镇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乡镇长、计划生育助理员、村委会分管计划生育的村干部,集中培训了三天。在此之前,县直机关曾召开了一个大会,各部、委、局及县直各单位的领导参加,把试点的情况向大家作过通报。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也都通报过了。两次会议我都讲了话,每次回都很成功,赢得了大家的拥护。

培训班由副书记杨俊莲、副县长程发聩主持,主讲的有我、张广柱及地区计生委主任王伯生。在这次活动中,尤令我感动的是王伯生同志。那时正是晋南酷暑季节,她已是50多岁的妇女了,培训会议一结束,和我、安斗生挤在吉普车内,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跑,检查乡镇主要干部对实行“晚婚晚育和延长二胎生育间隔”认识和理解的情况,看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有无问题。那时的翼城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不象现在这样,县城和乡镇的交通上都是土路,有不少纯粹是乡间小道,最艰难的是中午饭后接着去另一个乡镇,烈日热毒,吉普车内闷热得无法忍受。我当时只有三十六、七岁的年纪,经受这样的磨难,吃这样的苦总还能够承受,而王伯生那样的年纪,也和我们一起奔波,着实令我感动。

试点工作从19857月份培训工作开始,发展的一直很健康,符合最初的设想。我觉得,事情能够顺利进展,除了这一办法深深地获得翼城县干部群众的拥护外,一大批对试点工作抱支持态度的干部是至关重要的。县委书记武伯琴、副书记杨俊莲,对试点工作每取得的一个进步,都寄予了极大的关注。副县长程发聩同志是整个试点工作的核心,许多工作都是通过他实施的。在后来的日子里,程发聩常常形象地比喻说:“翼城县生育试点时,梁中堂是设计师,我是工程师。”永远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以安斗生为首的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批专干们。我从试点工作一开始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即以安斗生为主的县计生委的一批干部,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专家。我在调查的时候提出了计划生育工作粗放、批评那种脱离基层人口状况,如妇女生育状况而层层下达人口指标的传统式的计划生育体制,提出了一个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制定生育计划的思路。很快,他们就沿着我的这一思路在实际中改革了计划生育指标形成和下达办法。在此基础上,接着还搞了乡镇和村级的具体管理办法如“四表一笺”、“一薄一卡”等。198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来翼城时,对此法极为赞赏,要参加会议的单位学习。1988年,他们又进一步为解决农村无人常年抓计划生育工作的难题,支持南唐乡北史村实行计划生育工作“承包制”,并在全县推广。在工作中能够发现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这是翼城县计划生育干部素质高的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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