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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权与基本人权  

2008-02-09 16:37: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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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这篇文章是另一篇长文中的一部分,鉴于其中有一些国人较少接触的国际公约的一些条文,故单独节录出来。

生育权与基本人权


    人权作为一种源于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的观念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人从大自然的和谐运动中获得一种公正或正义秩序的启示,用以思考希腊城邦、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考有关法的理性和有效性,思考变化和正在变化的各种具体的法是否具有永恒性的问题。这样,大自然的规则、秩序、和谐以及不可抗拒,基于人的本性而产生的人的自然权利,都成为哲人思考人类社会问题的思想源泉。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自然法作为正义、永恒的组成部分,被认为与多变的、有时是暴虐的和非正义的人定法相对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范围的扩大,这一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的关于自然法或人的自然权利的观念逐渐演变成为欧洲各民族的主流意识和价值观。拥护自然法是最高法的主流思想认为,只有通过自然法,才能实际衡量实在法的有效性。所以,自然法成为评判市民法的标准。它不仅是罗马法的理论基础,而且是2000 多年的欧洲历史演进中修改和纠正人定法的基本原则,成为推动欧美国家制度进步和完善法律体系的思想武器。


    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的法学就一直把生育和繁衍归结为人的自然权利,属于自然法赋予的一项基本人权。公元6世纪罗马皇帝优士丁尼修订和颁布的《法学阶梯》开宗明义地宣布:“自然法是自然教授给所有动物的法律。事实上,这一法律不是人类专有的,而是所有诞生在天空、陆地或海洋的动物的。由它产生了我们叫作婚姻的男女的结合,由它产生了生殖和养育子女。” 从罗马时代以来,生育自由属于天赋人权,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人定法都不曾涉及人口生育。相反,法学家认为,如果对人的生育行为给予法律规范,就从法理上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和谐一致的”的要求,人为地制造出许多社会矛盾。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生殖权在现代人权体系的发展中被赋予中心地位。现代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十分明确地把生殖权利列为一项基本人权,在一系列国际公约中都对生育属于基本人权的原则予以不断地申明。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217A(Ⅲ)号决议通过、后又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得到重申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不得对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任意干涉。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攻击……。”生育究竟是个人或家庭的私事,拟或是国家和政府的公事?每个人应该生育几个孩子,以及家庭的规模究竟应有多大?1966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211(ⅩⅩⅰ)号决议规定:“……各国在行使制定和推行它们自己的人口政策的主权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家庭的大小应该由每个家庭自由地决定这一原则。”1968年5月13日,在德黑兰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第16条规定:“父母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第二年,即1969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进步和发展宣言》充分肯定了这一原则。该宣言第4条几乎重新叙述了这一条文:“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目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1974年8月19-30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口大会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第14(f)段规定:“所有夫妻和个人都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以及获得这种决定所需的信息、教育和方法的基本权利……。”197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34/180号决议通过、1981年9月3日生效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6(1)、(e)条重申:“缔约国……应保障妇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有相同的权利和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并有机会获得行使这种权力的知识、教育和方法。”1994年6月联合国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关于国际与人口发展行动纲领》进一步明确把生殖权利列为一项基本人权:“这些权利的基础在于承认所有夫妇和个人均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生育次数、生育间隔和时间、并获得这样做的信息和方法的基本权利,以及实现性和生殖健康方面最高标准的权利。”联合国人口基金最近的一份文件就此所做的进一步解释说:“生殖权利是人权,尤其是妇女人权的核心。生殖权利源自承认所有个人和夫妇的基本人权,即不受歧视、强迫或暴力作出关于生育的决定。这些包括最高标准的健康权利和决定孩子个数、生育时间和间隔的权利。它们还包括安全生育的权利,以及所有的人有保护自己不受艾滋病毒和其它性传播疾病感染的权利。”“国际人权体系不断强调生殖权利的中心地位。生殖权利被认为不仅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对能否享有其他基本权利起到关键的作用。”国际社会把自由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和时间看作是一项基本人权,包括自愿实行节制生育,被放在促进妇女人权的活动的核心位置。“这是不同于早期只关注限制人口快速增长,有些时候以牺牲妇女权利为代价的一种全新模式。”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除了我国以外的世界各个国家都没有制订一项生育政策或者确立一部管理公民生育的法律。30年来,我国坚持有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的改革取向,赢得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我们正在由一个封闭的国家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现代国际关系是建立在意现代人权理念为基础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和章程基础上的。我国历来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国在包括上述一系列的国际公约上签字,不仅表达了一般性地同意公约的内容,而且包括承诺遵守和履行公约的规定。一方面,由于我国没有以商品经济关系为基础的法律体系,近几年引入反映市场规则的一些法律因为国内市场发育不完善还没有充分起到法律规范的作用。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国民尚不具备应有的法律意识。所以,现行生育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整个趋势的矛盾表现得似乎还不那么充分,与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要求的“内部和谐一致”的特征体现得似乎也不那么特别明显地突出。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清醒地、自觉地和及时地纠正这一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平等观念逐渐“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国民同这些生育法规的矛盾和冲突势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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