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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变和改革计划生育制度(六)  

2007-09-14 11:09: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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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变和改革计划生育制度(六)

 

梁中堂

   

4  我国计划生育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我国节制生育问题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的初期,首先是城市青年男女从自己的生活与工作需要提出来的。那时,中央政府也是从方便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愿望出发,督促卫生部改变对节制生育和人工流产的限制。1953年,我国开始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党和政府集中社会一切资源组织生产和安排人民生活。这种经济体制是无法适应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在计划体制下,国家必须安排城市青年的上学、就业和负担市民的生活,由政府包揽一切的经济体制很快在许多方面暴露出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弊端。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整个社会都还沉浸在新生政权建立的许多优越制度安排里面,不仅没有人从拓宽狭窄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于根本没有人怀疑过计划体制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站在计划经济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要求把人的生育也纳入到计划体制,让居民的生育也执行政府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沿着计划体制的轨道并经过20年努力,我国终于建成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未曾发生过的计划生育体制。

1956年1月形成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这是目前我们看到最早把生育和经济发展计划联系起来的一份重要文献。这个文献已经有了“有计划地生育”这样的表述:“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1] 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节制生育完全是居民的个人行为,这一时期中央所有文献都是从关心关怀人民生活为宗旨的一项“大政策”。而计划生育从一开始就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赋予居民生育的一种责任和义务,是政府从国家规划出发要求居民应该和必须做到的一种国家行为。

毛主席的关于“有计划地生育”的思想开始在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那里得到回应。同年1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阐述毛泽东的“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时说:“人民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是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农业合作化可以使我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复种面积。今年这么大的灾荒,我们的收成还是比去年增加的,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总是增加得慢。不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么容易。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我们的党和青年团要用一定的力量宣传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广大人民所需要的,首先是城市人民所需要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我觉得甚至提倡晚婚也是有好处的。”说明中央政府不仅从支持城市青年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方面提倡节制节育,而且开始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思考人民的生育以使其适应政府的计划。

全党都把生育问题提高到经济计划的高度予以认识,是1957年到1958年毛泽东主席连续许多次讲话和重要批示之后。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是继《论十大关系》之后,毛主席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建设理论的又一重要经济文献。当讲到第七个问题“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时,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主席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把,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2]表明毛主席关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生育思想已经成熟。

在经过3个半天的小组讨论之后,3月1日下午共有包括马寅初在内的16位各个方面的代表发言。由于有马寅初回应毛主席前次讲述计划生育的发言,毛主席在长达40多分钟的总结讲话中又谈到了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他说:“……现在每年增长1000多万。你要他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能够使他增加一点,有时候能够使他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

同年10月9日,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已经要求像经济那样对人口实行计划。他说:“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十年不搞,将来又增加到八亿。来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试点,再有三年推广,过去六年了,还剩下四年,就普遍推广。看可不可能?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3]说明1953年实行计划经济以后,对居民生活中的节制生育的关注已经转到国家人口总体增长过快的忧郁。

虽然最高领导层已经形成像经济计划那样由政府规划和推行计划生育的思想,但是,此后长达4、5年内,先是在全国推行“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群众运动,后是“三年困难”,中央政府仍然没有较大的精力予以具体管理。1962年,经济稍有好转,中央又开始强调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该年12月18日联合签发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说:“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地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认真地长期地实行这一政策,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教养后代,有利于男女职工在生产、工作、学习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有利于我国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因此,提倡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不仅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而且符合有计划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决不能把我国提倡节制生育,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混为一谈。鉴于最近几年来放松了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有必要向各级党委和政府重申重视和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4]由于国家计划体制的弊端,“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接连不断的党内斗争使得计划生育体制的发展又有所中断。[5]

70年代大多数年份仍然属于“文化大革命”和动荡的年代,那是一个极左盛行又没有从思想根源上给予清算的时代。随着大规模的党内公开斗争的基本结束,计划经济以及计划生育都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要求有所加强。计划生育制度恰好就形成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1970年6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讲话说:“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放在一起。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6]

也就是从这次讲话开始,老百姓的生育行为一步步被拉进了国家的计划体系。1971年2月27日,卫生部军管会会同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给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如同物资计划一样提出全国人口增长计划:“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毛主席‘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要有计划地增长’的指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一周之后,国务院即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1973年6月,国家计委《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把这一指标列入其中。这是人口生育指标第一次进入国民经济计划。1975年8月,国务院批转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同意卫生部关于“五五”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降到10‰左右,城市降到6‰左右”的规划。1978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计划生育很重要。……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7]这是我国计划生育指标第一次进入总理向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一次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标志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催促下的计划生育制度的完成。[8]



[1]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彭佩云《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页。这份发展纲要是1960年4月12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我们引述的文章是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作的“修订草案”。所以,这段关于计划生育的文字是1956年1月草案最初形成时就有的,还是1957年10月修订期间加上的,当存疑。

[2]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第512-513页。大家过去只是知道毛主席的这段讲话是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发表的,以为是在通常的“国务会议”讨论有关问题的讲话或发言。其实,这次“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是专门为毛主席演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召集的。有幸能够出席聆听毛主席这次挥洒自如,谈笑风生讲话的人员多达1800多人。

[3] 以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出《毛泽东传》外,其他均引自于彭佩云《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31、132和133-134页。

[4] 同上,第4页。

[5] 每当政治运动来临时,政府就顾及不到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证明了政治经济问题远比人的生育问题重要得多。顺便在这里指出,1957年之前,包括发表文章和谈话在内的我国所有官方文献都统一使用节制生育这一概念。毛泽东在该年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之后到上面引述的1962年这一文件期间,常常把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并提。这份文件之后,党的正式文献已经不再有节制生育而统一使用计划生育的提法。称谓的变化,反映了我国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制度的发展历史。

[6] 彭佩云《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136页。那时的人们自以为自己可以对经济做到有计划的发展,实践表明,即使真的人类将来需要并且也有能力对经济社会实行计划管理,但是,至少我们现在距离那样的时代还很远很远。所以,周总理的这句话现在可以倒过来说:你连物资生产计划都搞不了,还搞什么人口生育计划!

[7] 同上,第64、65、39页。

[8] 如果把生育制度理解为一个国家对其国民的生育所作的制度安排的话,那么,计划生育制度就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对国民生育实行的计划管理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其“计划管理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至少包括了政府的人口计划目标和生育指标,生育政策,以及政府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体系。正如大家可以看到的那样,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计划生育一样,任何别的国家也都没有计划生育制度。我国的计划生育制度是由相关人员自上而下地一步步推动形成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关的工作进入国民经济计划,对于管理部门来说其意义在于进入国家权力体系。所以,相关部门的官员会以极大的兴致沿着这条道路将其不断推向前进。

  

5  “一胎化”和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形成

如果说计划生育制度的形成标志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了极致,那么,“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的产生及推行则使我国计划生育制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5-1 “一胎化”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

“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产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紧接着由华国锋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是由动乱年代开始向大治转化的起点。我国新的历史时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但是,这一转折却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全部肯定和全盘继承为基础和前提的。所以,这一时代的许多事物也都具有以前那个时代的延续的特征。第一,在特殊的历史机遇里,华国锋以毛主席“钦定”的接班人的身份出现,集党政军于一身担任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国家军委主席。在以政治为中心和崇尚“个人迷信”的时期,华国锋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毛主席所具有的权威地位。第二,华国锋从稳定统治的需要出发,提出“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所谓“抓纲”就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治国”是指继续坚持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由于当时急于稳定政治形势和改变经济困难的局面,华国锋提出要在三年内即到1980年,“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的企业,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要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要基本实现机械化”。[34]第三,虽然宣布结束了政治运动,但极左思想和极左理论体系都还没有清理,脱离实际、盲目蛮干和宁左勿右的现象不仅很普遍而且可以说仍然是政府工作的主导。第四,那是一个不讲科学、没有法治的时代,在许多重大决策上继续是拍脑袋和“长官意志”。第五,70年代后期到整个80年代,是计划经济的鼎盛时期。不仅因为在此之前我国的经济规模小,而且主要是不停的政治运动干扰使得经济运行很难说是按照计划进行。这时不仅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而且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强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家制定的经济计划具有指令性,限令各级政府必须完成。1977年党的十一大之后,掀起国民经济的新跃进,重新修订“五五”国民经济计划和1975-1985年十年规划。经济建设方面的“洋跃进”和计划生育领域的“一胎化”同时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

从70年代初期开始,计划生育已经从城市逐步推向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的农村。那时的计划生育体制以在全国提倡“晚、稀、少”的意向性政策为特征。计划生育管理体制在此前也不很健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属于各个部委兼职,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才属于专职管理机构,具体工作由卫生部通过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卫生部门去做。各个省市和地方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和少数人员也都附设在各级政府的卫生厅(局),属卫生部门领导。1977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和计划生育科学研究会,实质上是计划生育领导部门向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表明政治态度的一次会议。这是当时背景下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个部委党组都进行过的一项重大政治活动。但是,这次会议的新意在于强调华国锋曾经担任过第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强调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制定的人口计划被纳入到国民经济计划。在新华社题为《在毛主席光辉思想指引下在华主席亲切关怀下全国逐步形成计划生育新风尚》的长篇报道中提出:“我国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它要求人口也必须有计划地增长。近几年来,我国在制定和落实物质生产和科学文化发展计划的同时,也层层制定和落实了人口发展规划,使我国的人口发展逐步纳入国家计划发展的轨道。”[35]

 

5-2 “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产生

在激进思潮的指导和影响下,随着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国家经济计划的重大修订,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也适应全国的气氛需要,再次拔高了原来的计划生育指标。1977年9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议认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提前实现“五五”人口规划。[36]根据12月3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的报告”,这一本来就被拔高的指标被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1978年降到11‰,1979年降到10‰,1980年降到10‰以下,争取提前一年实现‘五五’人口增长规划。‘六五’期间稳定在9‰以下”。[37] 1978年2月24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的报告”,确认了这一“力争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以下”的目标。[38]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39]

华国锋所开创的以政府工作报告的方式确认计划生育工作和计划生育指标,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1978年6月26-28日,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40]会议认为,争取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解决好领导方面存在的认识问题。新一届领导显然是把“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当作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主要政策和措施。根据10月26日以中共中央中发〔1978〕69号文件批发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这次会议第一次明确出现“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41]

1979年1月4-17日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是推动全国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是以中共中央1978年69号文件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学习和贯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提出的“最好一个”的精神的。这次会议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是讨论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的要求制定的计划生育条例草稿。[42]这一条例草稿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对公民生育行为实行规制的计划生育文献。根据这一条例草稿的基本精神,会议要求各个省、市、自治区制定相应的办法对于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龄夫妇给予表扬;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则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43]所以,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无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或者生育政策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过去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政府倡导性的活动,属于提倡或意向性的政策。凡响应政府号召者,也许有荣誉或者有限的一些奖励;没有按照政府倡导的那样去做的人,也不很难为他们。所以,那时还没有现在所具有的强制意义上的计划生育和生育政策。这次会议开创了用政府的明文规定规范和限制国民生育的先例。第二,这次会议以前,党和国家一直在宣传、提倡和帮助国民实行计划生育。这次会议之后,虽然继续保留“提倡”这一词句,但却是需要在别无选择和必须做到的意义上理解并实行的。第三,在两个月前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刚刚用“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替代此前的“晚、稀、少”,但是,这次会议就已经转变要求全国各地“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实际上变成“只准许生育一个”了。所以,这次会议标志着“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产生。

 

5-3 现行生育政策是对“一胎化”某种程度的纠正和妥协

全国不分城乡地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带来许多社会矛盾,特别是给农民造成了新的负担。1981年到1982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许多次会议,研究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重点解决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问题。1981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122次会议认为,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中央提出两种方案用以放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第一,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农民生两胎,杜绝三胎。第二,一般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如果有要求,可以批准生两胎。

根据大多数地方党委和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的意见,[44]1982年中共中央11号文件以第二方案为核心,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文中“……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是特指第一胎生育了女孩的农民家庭即“女儿户”。文件作这样的表述是采取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的建议和要求,认为党的文件直接表述“女儿户”会进一步助长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11号文件中这段关于生育政策的文字表述,已经概括了后来被称之为现行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是25年来各个省、市和民族自治区制定计划生育条例的依据,也是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依据。现行生育政策是一个比已经推行了3年多的“一胎化”有很大宽松的政策,特别是允许第一胎生育了女孩的农民生育2个孩子,一下子就解脱了占我国农民一半左右的人口,缓解了几年来农民与国家政策中最具有对抗性的一组矛盾。但是,由于现行生育政策仍然是站在计划经济体制上解决生育政策问题,即没有认识到、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一胎化”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相反,由于对“一胎化”造成的危害认识不足,文件中连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可以生育第二胎都没有用直接的语言表述。这样,大多数地方党委和政府在文件下发后很长时期里都没有把生育政策放宽到“女儿户”的条件上,不少的地方一直到90年代初期还停留在“一胎化”的政策上。由于政策表述的不明确,从1982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生,到90年代在全国基本推开(现在还有2省3市没有执行现行生育政策),大约用了10多年的时间。鉴于实践中地方党委和管理部门的强烈抵触,1984年1月和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计划生育工作和生育政策,对现行生育政策给予了重要诠释,指出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是一个奋斗目标,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我国的生育政策,一定要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党的政策不能脱离实际。中共中央[1984年]7号文件下达后,中央在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的一个内部通知中又说:“我们关于计划生育的实质,就是要逐步做到,除城市、城市郊区外,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要逐步做到允许第一胎生女孩的再生第二胎。这一点,只在实际工作中掌握,不公开宣传,并要有一个缓和渐变的过程。从长远看,如果能切实做到杜绝多胎,则允许生二胎并没有多大危险。……因此,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今后,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根据1987年1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精神,中央所说的“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具体就是指到20世纪末的“今后十几年”。[45]

 

( 作者通信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

邮编: 200020

E-mail:  LiangZT@VIP.Sohu.com )

 

 



 

[34]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35] 197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被引用的这一段话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央文件、领导讲话和报刊文章经常地、反复地引用的语言。笔者翻阅了1978年“一胎化”产生前后时期的人民日报,凡是这一时期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社论、中央领导讲话和新华社重大稿件,几乎都有这一文字的论述。可以说,“我国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它要求人口也必须有计划地增长”,是催促计划生育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依据。

[36]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栗秀真在一九七七年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00页。

[37] 《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38] 《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39] 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39页。这是计划生育指标第一次进入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不应该回避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对党的领袖的政治态度在国家和个人的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过程是先由政府的相关部门和地方提出,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平衡后上报中央审定后,提交并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所以,虽然华国锋在人大会议上讲的指标最初都是由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来的,但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的领袖地位决定由他讲出来却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

[40] 新华社:《国务院新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举行会议》,人民日报套黑的副标题和强调的重要话语是“着重研究了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这篇报道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到会讲了话。”“他代表华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感谢。他说,在计划生育方面,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是不小的,还有旧习惯势力的阻力,同志们坚决执行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的指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成绩的取得是不容易的。”“他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一年大抓几次计划生育工作,争取尽快实现华主席提出的三年内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要求。”这篇报道还说:“陈慕华副总理在讲话中说,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任务,并深刻阐明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我们要认真领会,坚决贯彻落实。”1978年7月9日人民日报。

[41] 197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的通知》即中发[1978]69号文件,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4页。从现在掌握的文献(包括陈慕华副总理在26日会议上的讲话)看,6月26-28日的会议并没有“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提法,反映这次会议精神的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书记挂帅,全党动手,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也没有这样的提法。所以,也许这一提法是1978年9月19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给中央的报告中才增加上去的。存疑。

[42] 《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86)》,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第644页。

[43] 新华社:《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讨论争取明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措施,研究了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经济政策》,人民日报1979年1月27日。

[44]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的汇报(即中办发[1982年]2号文件),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供选择的两个方案向地方党委征求意见,除了西藏、新疆和宁夏以外的26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明确的意见,其中同意第一方案的有6个地方党委,统一第二方案的有5个地方党委,还有5个省市党委要求坚持“一胎化”。参加省市自治权党委第一数据座谈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希望严格控制,没有人主张放宽政策。

[45]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1986年12月5日《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紫阳同志明确指出:现行的生育政策要稳定,今后十几年内不做改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教育司中共中央党校计划生育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计划生育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06页。

[46]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铮邬沧萍林富德《刘铮等同志提出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建议》,《人口研究》1980年第3期;梁中堂年1979年12月提交《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的几点意见》(曾在大会发言),第一次公开发表见梁中堂论文集《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980年2月13日新华社通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  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1980年2月14日《光明日报》),以及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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