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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变和改革计划生育制度(九)  

2007-09-14 10:44: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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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变和改革计划生育制度(九)

 

 梁中堂

  

 

8         现行生育政策违背了现代国家法律体系和谐一致的原则

 

8-1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高度民主和法制的现代国家

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法制的国家,摆脱贫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和跻身于先进国家的行列,是100年乃至150年以来我国所有先进分子和志士仁人流血牺牲予以奋斗和梦寐以求的理想。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工人农民两大劳动阶级的翻身解放,为全面实现这一崇高理想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刚刚从一个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转变过来,缺少自由、民主和法制的传统,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从外部“移植”或“嵌入”法律和制度,而当时的国际环境又不具备这种条件;另一方面,5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都极大地妨碍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所以,我们曾经迷茫过,一度把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简单理解为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予以摈弃。1980年前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再次强调民主法制,我国的制度建设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才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最近的两届的总理关于人权和法治问题的谈话,特别是温家宝总理关于“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的理念和对我国未来发展与民主建设关系的讲话,集中体现了我们在自由、民主、平等及人权等观念认识上的巨大进步,对于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74]展望未来,按照邓小平为我们设计的战略步骤,到本世纪中期将把我国建设成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国家。那不仅是一个拥有先进生产力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高度民主和法制的国家。

 

8-2 和谐一致是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基本要求

现代民主法制国家是以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提就是遵循市场运行规则。我们正在履行承诺,按照市场规则的要求建立一个可以与世界接轨的经济制度和法律框架。和谐一致是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恩格斯说:“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的矛盾而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75]自产生“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以来的近30年里,不少的人都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即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一个像我们政府那样要求国民生育几个孩子的政策或法律。印度政府仅仅宣布了一个1979年1月为节制生育月,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除此之外并没有很多的实际步骤,也竟然成了国大党失去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没有人口问题吗?当然不是。但是,除了我国以外所有的国家都没有想到要通过制定政策和颁布法律来规制国民的生育,就是因为公民的生育行为是一个比财产所有权更为隐私的法律问题。而体现市场基本经济关系准则的自由、平等和人权等道德与法的一些重要范畴,又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和法权规范的基础。所以,现代国家法律体系从根本上就排斥我们国家“一胎化”和现行生育政策之类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生育法。

 

8-3 人权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内容

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国家法律体系是西方历史上长期通行的商品生产关系发展的结果,是高度发展了的市场经济规则的体现和经验总结。应该指明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现代国家法律体系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平等观念首先是由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中推导出来的;[76]而20世纪之后才逐渐被国际社会广为关注的人权观念和人权理论,首先是恩格斯从自古希腊和罗马开始至18世纪的欧洲及美国的历史发展和历史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予以揭示的。马克思分析了建立在同一性质的一般人类劳动基础上的商品关系,由此导出了构建现代国家法律制度基础的现代平等观念。恩格斯由马克思的平等观念理论出发,从西方历史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中揭示出人权这一现代国家法权规范赖以围绕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范畴。恩格斯指出,当商品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时候,行会和等级制度、地方特权、级差关税、地方保护等等封建不平等制度就都阻挡着经济发展的道路。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恩格斯说:“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77]所以,人权是近代社会和现代国家通行的商品交换所体现的人类同质性劳动的要求,是人的自由和平等权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权利规范。

人权作为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它所诉求的是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权观念也不断得到发展。但是,人权作为一种人的自然权利,是强调人凭借其自然能力而拥有的权利,它不是凭借其所能进入的任何特殊制度或者要遵循某种法律制度才拥有的,它所要求维护的那些权力,是需要在法律上明确得到承认和保护的权利,以便使每一个人能在其生存需要和个性、精神、道德等各个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与最自由的发展。所以,人权观念的基本诉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相一致的。譬如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论述,在《资本论》中多次论述的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自由及全面发展的思想、人类历史是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思想,等等。[78]所以,自由、平等和人权理念是马克思恩格斯予以科学阐释和科学说明的人类历史上的一组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我们正确理解当代社会的发展和处理当前国内外许多重大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

 

8-4 现代人权体系是现代国家法律的基础和一系列有法律约束的国际条约

正如恩格斯阐述的那样,从18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普遍要求相互平等交往的权利在那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一些国家相继得到了确认。“表明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79]建立在承认和确保人权基础上的国家不仅具有普遍的社会号召力,而且以保护人权为前提的现代国家法律体系有力地维护了可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商品经济关系和市场运行规则。所以,受美国影响,继1789年法国《人与公民的权利宣言》之后,瑞典、西班牙、挪威、比利时、普鲁士等许多欧洲国家在18世纪上半叶就都迅速通过了维护基本人权的宪法,建立以保护人权为宗旨的现代国家法律体系。

人权不仅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概念,而且经过200多年世界各个国家的推动,现代人权体系已经是基于一系列有法律约束的国际条约。特别是人类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悲剧和目睹了法西斯严重蔑视人权的野蛮行径之后,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80]开始,国际社会的许多活动和开展都充分体现了尊重人权和推动人权在更大范围的实现,半个多世界以来形成的具有生命力和约束力的大多数国际公约或条约都充分体现了人权观念的进步和人权理念的发展。一个国家对人权观念的接受和理解,也就成为衡量其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极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

我们是从传统的以个体农业为主的社会走过来,没有经过长期商品经济的熏陶,缺少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制传统,社会意识的进步也还没有发展到像马克思所说“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阶段。恩格斯曾经说过:“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81]自由、平等和人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我国没有历经这样的阶段,我们无法跳跃历史。但是,实行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正是适应历史发展客观要求的伟大举措。此外,过去我们从苏联接受的不同程度与平等、自由和人权等观念所抵触的经济体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都在一个时期妨碍了我们正确接受并充分运用人权理念这一工具融入国际社会。现在,我们要走向世界,无论就建立一个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现代国家法律体系来说,还是随着我国经济能力的提高希望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人权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我们不仅要接受它,并且要从这里开始按照历史进程推进我们的平等要求,推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8-5 生育权是自然法赋予的一项基本人权

人权作为一种源于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的观念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人从大自然的和谐运动中获得一种公正或正义秩序的启示,用以思考希腊城邦、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考有关法的理性和有效性,思考变化和正在变化的各种具体的法是否具有永恒性的问题。这样,大自然的规则、秩序、和谐以及不可抗拒,基于人的本性而产生的人的自然权利,都成为哲人思考人类社会问题的思想源泉。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自然法作为正义、永恒的组成部分,被认为与多变的、有时是暴虐的和非正义的人定法相对立。自然法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一种猜想、一种假设。但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范围的扩大,这一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的有关人的自然权利的观念逐渐演变成为欧洲各民族的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在欧洲上空历经了数千年,成为欧洲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优秀思想。拥护自然法是最高法的主流思想认为,只有通过自然法,才能实际衡量实在法的有效性。所以,自然法成为评判市民法的标准。它不仅是罗马法的理论基础,而且是2000 多年的欧洲历史演进中修改和纠正人定法的基本原则,成为推动欧美国家制度进步和完善法律体系的思想武器。[82]

人类的生育和繁衍行为是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一直被法学家归结为人的自然权利,属于自然法赋予的一项基本人权。公元6世纪罗马皇帝优士丁尼修订和颁布的《法学阶梯》就开宗明义地宣布:“自然法是自然教授给所有动物的法律。事实上,这一法律不是人类专有的,而是所有诞生在天空、陆地或海洋的动物的。由它产生了我们叫作婚姻的男女的结合,由它产生了生殖和养育子女。”[83]所以,从罗马法以来,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人定法都不对人口生育作任何规定。因为,如果对人的生育行为给予法律规范,就从法理上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和谐一致的”的要求,人为地制造出许多社会矛盾。一方面,由于我国没有以商品经济关系为基础的法律体系,近几年引入反映市场规则的一些法律因为国内市场发育不完善还没有充分起到法律规范的作用。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国民尚不具备应有的法律意识。所以,现行生育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整个趋势的矛盾表现得似乎还不那么充分,与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要求的“内部和谐一致”的特征体现得似乎也不那么突出。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清醒地及时纠正这一历史的错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平等观念逐渐“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国民同这些生育法规的矛盾和冲突势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

 

 

 

 

( 作者通信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

邮编: 200020

E-mail:  LiangZT@VIP.Sohu.com )

 

 

[74] “……人权问题。我想这也是在座很多记者想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所有跟我们中国领导人会见的外宾,很少有不谈人权问题的,好像不谈中国的人权问题回去就不好交待。因此,这个问题在我向他们重复了这么多遍以后,今天实在不想再讲了。我只想讲一桩事情,就是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说:‘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我说我们在人权的观点上很多是一致的,我在中学学习时就念了法国卢梭写的《社会契约论》、《爱弥尔》、《忏悔录》。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我早就知道。我们接受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就是为民主、科学而斗争,所以后来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直是进行着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反动政权侵犯人权的斗争,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反过来去压制人权?而且只有我们才知道在中国如何才能够实现保障人权。当然,我们在人权问题上并不是没有缺点,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因为中国几千年是封建社会,还有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50年,50年怎么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但是我们愿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取我国人民群众的意见。我们天天都在看人民来信,研究怎样满足他们的愿望,实现他们的要求。我们也愿意听取国际友人的意见,因此我们有很多对话的渠道。我们同美国、欧盟、澳大利亚都有人权方面的对话渠道。我们在人权方面的工作每天都有进步。刚刚闭幕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我们国务院也在立法,国务院立的法叫行政法规。我们天天在努力健全我国的法制,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我们会继续做下去。” 《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朱镕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回答记者提问》,1999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就是要实行依法治国,完善法制,建设法治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都还不足。我们愿意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走中国式的民主道路。……社会主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要实现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两大任务就是: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两大改革是:一是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2007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75]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88页。引语中的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

[76] “这样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导出现代的平等观念,是首先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45页脚注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一章A(3)推导出凝结在商品中等同的人类劳动后说:“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同等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4—75页。

[77]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45页。引语中的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

[7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73页。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1845年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26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5-537、649页;《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927页。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7、488-489、520页;《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8-219页。

[79]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45-146页。如果不是就文本的本质,而是从文字上看,早于《美国宪法》5年前产生的《独立宣言》更充满了人权精神:“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主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j.艾捷尔:《美国赖以立过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6页。本文这段中文译文引自“人的安全网络”组织编写的《人权教育手册》中文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4-25页。

[80] 1948年联合国48个成员国投票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时,只有苏联等8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南非投了弃权票,表明当时以苏联为首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误读或理解偏差。

[81]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47页。

[82] 有关自然法或人的自然权利的观念在西方传统究竟有多强大,从法学和政治哲学等领域的学者都几乎从不做说明地予以直接运用可以得到说明。即使说只是经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之后才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对平等以及反映这一现代经济关系的人权本质予以了科学说明,但是,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却无视马克思主义的成就。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政治哲学并没有理睬马克思的科学分析,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充分推动现代人权体系发展的国际社会也不在乎马克思。更有甚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都没有注意马克思的这一贡献。因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于并不在乎马克思的思维逻辑是如何沟通资本主义和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毫无疑问,这两个范畴在马克思那里本来是举足轻重的。否则,如果没有平等和人权在现代社会的充分发展,人类如何“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文末马克思的话引自《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49页。

[83] [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生殖权在现代人权体系的发展中被赋予中心地位。联合国1994年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行动纲领》明确把生殖权利列为一项基本人权。“这些权利的基础在于承认所有夫妇和个人均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生育次数、生育间隔和时间、并获得这样做的信息和方法的基本权利,以及实现性和生殖健康方面最高标准的权利。”联合国人口基金最近的一份文件就此所做的进一步解释说:“生殖权利是人权,尤其是妇女人权的核心。生殖权利源自承认所有个人和夫妇的基本人权,即不受歧视、强迫或暴力作出关于生育的决定。这些包括最高标准的健康权利和决定孩子个数、生育时间和间隔的权利。它们还包括安全生育的权利,以及所有的人有保护自己不受艾滋病毒和其它性传播疾病感染的权利。”“国际人权体系不断强调生殖权利的中心地位。生殖权利被认为不仅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对能否享有其他基本权利起到关键的作用。”国际社会把自由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和时间看作是一项基本人权,包括自愿实行节制生育,被放在促进妇女人权的活动的核心位置。“这是不同于早期只关注限制人口快速增长,有些时候以牺牲妇女权利为代价的一种全新模式。”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2005世界人口状况:保障平等——性别平等,生殖健康与千年目标》,第5、24、40-41页。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除了我们国家以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制订一项生育政策或者确立一部生育法?就是因为在生育问题上限制公民的自由是与自罗马法形成以来的近3000年法学传统相矛盾的,是与现代国家法的体系发生严重冲突、违背绝大多数国家宪法的。二是为什么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社会批评和指责我国计划生育是侵犯人权的说法不绝于耳?就是因为在生育方面确立法律是与20世纪以来的国际社会确立的现代人权体系直接发生冲突。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生育属于个人的基本人权,是与生俱来和不言而喻的。西方人看我们在生育方面立法限制和处罚国民,就如同一个文明人见识封建家长运用家规家法约束和惩治家庭成员一样。

[84] “全部人权是为每一个人的”,这句话是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的口号。人权的概念被认为具有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人权是从每一个人的尊严开始,其含义是适用于任何地方和任何个人,即使获得当事人的同意,也不能剥夺其人权。

[85] 我们不需要列举过去反复出现、现在仍然继续重复出现的由计划生育管理引发的群发性和恶性案件,而只需要从逻辑上推论就可以认识到只要继续让政府参与决定公民的生育,哪怕把生育数量的限制放宽到90%的人都不会与生育政策或法律有冲突的程度,但只要部分国民的生育还受到相关法规的限制,就毫无疑问地会与政府发生冲突。因为,即使是本来不准备再生育的妇女也会意外怀孕。如果这个本来不准备再生育的妇女意外怀孕后不适合做人工流产,或者不愿意做流产,或者又改变主意希望生育……,都可能与政府的政策或法律产生冲突。接下来的博弈会发生什么结果?莫要说对抗持续下去,假使怀孕已经超过24周的妇女想通了不愿做一个“违法生育”的公民,她同意去做流产,那必然又是一次胎儿性别清晰可鉴、生命有所体现的大月份引产。即使基层干部在做工作时没有出现过强制,但事实是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把这位妇女推到手术台上去的。这样的事情在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是绝对不许可发生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不远将来某一天,随着现在被各级政府限制和封锁的这类事件被曝光,人们会发现这都是不可容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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