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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不再神圣的时候[  

2007-04-05 21:28: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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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不再神圣的时候[1]

 

按照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的研究,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职业一词,是路德把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德文时,从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新词汇。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会在欧洲的势力很大,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实行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几乎人人都是天主教教徒。由于教义说每个人都必须通过教会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除了教士等教会神职人员以外,世俗的劳动是与上帝拯救无关从而是得不到认可的。所以,那时虽然人人也都需要做事和劳动,但却没有社会职业这个概念。路德的宗教改革提出信仰上帝的唯一原则是圣经。每个人只要按照圣经上的理解信仰上帝,就直接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宠,直接得到救赎。这种拯救属于信徒和上帝之间的事情,可以不需要教会,也毋须通过牧师等神职人员,甚至于去不去教堂都行。但每个人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用自己的劳动取悦上帝。在过去的圣经中并没有对应的一个词,于是路德从他的教义出发新创造出一个现在被称为“职业”的这个词汇,如果直接翻译还具有“天职”的含义。一方面是说你所做的事情是上帝的安排,另一方面是说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做好了,就是对神的一种“荣耀”,就能够取悦于上帝。正如洛克说的那样,任何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动力只在于内在的心灵里的确信,没有这种确信,信仰就不成其为信仰了。信仰是一种个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需要通过良心和灵魂才能感悟的事情。最初从那个一统的天主教分裂出来的新教徒,都是以一种虔诚地态度对待自己的职业和劳动,把做好职业当作可以将自己的灵魂拿来展示给上帝和能够与上帝沟通的一种途径,只在意自己的心地是否纯正,拼命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职业,并不怎么在乎职业的回报以及发财与否。但是,资本主义比较充分地发展了之后,人们却把其当成了发财、谋生的手段。韦伯曾引述巴克斯特的话并感叹地写道,对于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甩开的斗蓬,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蓬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

韦伯是一位社会学大师,他的分析当然是很深刻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形成之后,其生产方式像一只庞大的牢笼一般罩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无论哪一位劳动者都不可能像中世纪晚期的新教徒那样超脱,仅仅把劳动和职业当作神事而可以不在乎劳动报酬。相反,现在每个人都必须连续不断地出卖自己,才能不断地有收入,才有可能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确立,才使得人们出于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而远离了那个心灵中的上帝。但是,韦伯也还只是说对了一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任何人都难以靠一次劳动换取可以满足其终生的报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属于一种市场经济制度,人们必须反复地出卖自己的劳动,那他或者她就都必须靠诚实获取社会的信任,用经济学的话讲就是才有市场。长期的市场经济制度造就和形成了一种新的道德和伦理规范,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道德。所以,在那个心灵中的上帝离开人们的同时,市场作为人们心灵之外的上帝降落人间。而且,这位世俗的上帝在净化人们的心灵和塑造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的道德观念的作用方面,一点也不比那位曾经在人类心灵中呆了很久的上帝逊色。

以上是就现代职业长期在与其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制约下自然发展而言的。如果不是这样,当一种生产制度是从外面嵌入的话,即使科学研究这一高尚的职业也难以神圣起来。

本来,科学研究从其产生以来就一直是一种十分神圣的事业。首先,科学研究起源于教会。在其早期,大都是教会神职人员才有条件从事的一种活动。并且,教会神职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伟大。所以,虽然说处于教会襁褓中的科学本身不过是侍奉上帝的婢女,但并不掩盖起神圣的本色。其次,当科学发展到可以突破神学体系的时候,科学和科学研究立即就显示出一种十分神圣的独立精神。伽利略的“地球仍在转动”,标志着科学的发展和成长已经能够与教会分道扬镳。即使在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和经济比较充分的发展之后,社会可以承担比较多的人从事纯科学的研究和市场的激烈竞争迫使企业必须把较大比例的收入转化为资本而投入研究的情况下,科学研究仍然是一个神圣的事业。一方面由于科学研究往往属于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奥秘的最前沿和最新的成果,其知识的进展和传播都处于比较小的圈子,使得科学研究或多或少都呈现出一种神秘和伟大。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往往属于社会或者相关事物发展的难点和热点,其发现和探索大都决定社会或者相关事物发展的未来和方向,赋予科学研究本身无比重要和神圣。不仅科学研究事业和职业如此,与此相适应地也造就了作为一种特殊职业的科学家的品格和精神。科学家所具有的科学品格和精神即科学研究的伦理和职业操守,要求科学家具有独立精神和正直、诚实的品格,踏实、认真、勤奋和坚忍不拔,实事求是和忠实于自己的研究结果,崇尚独立的科学结论。但是,当科学研究离开一定的制度保障的时候,科学研究所具有的伦理道德就面临失衡的危险。

无论现代意义的职业或者科学研究,对于我国来说都属于泊来品。由于没有长期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熏陶和相应的制度约束,使得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诚信成为全社会的危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职业也同样地被亵渎了。科学研究变成公然剽窃,科学家可以不亲自实验和操作而由别人捉刀代笔。科学研究已经衰变为可以不是科学家直接从事的事业了,所以,我国几乎所有重大研究项目就都变成必须由政府官员牵头的事情了。在我国,科学研究已经失去其应有的神圣性。

笔者当然是在这里有感而发。1978年, 在当时中央高层普遍存在的那股急躁情绪的影响下,举国上下形成了一种新的极左思潮。为了争取“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央高层提出了一个以借贷国际资本发展中国经济的“洋跃进”。为了配合“洋跃进”的发展规划,各个部门各自提出相应的工作目标和相关政策、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主管计划生育的领导相继提出争取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目标,并且酝酿和提出一个“一胎化”的生育政策。正当人们为此提出很大疑义的时候,1980年初春,由“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对这一政策做了大力的论证和宣传。20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当然不应该由那几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负主要的责任,因为在“一胎化”政策出台的时候,他们毕竟还都没有进入决策层。但是,由于他们缺少一个科学家应有的良心和品德,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理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第一,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从1964年人口普查后已经连续18年在没有做过人口普查,特别是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人口基本数据缺失,已经不具备进行人口预测的条件。所谓“自然科学工作者”为首的是一批专业搞数学的“科学家”,不仅会做无米之炊,并且坚决要人们以断子绝孙为代价去符合他们的计算结果。第二,那个被称之为“宋健小组”的成员,全部是开始涉猎人口学不到两年的初学者,其主要的参加者可能至今仍然不懂人口学和人口预测,却敢于在一个涉及中华民族未来和前途的问题上以科学家的姿态吆喝说自己的计算结果是采用世界科学界“公认”的方法研究出来的,“一胎化”是中华民族唯一正确的选择。一方面,由于他们以科学的面貌出现在特殊的年代,才促成了“一胎化”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也还是由于他们千方百计的阻挠,使得80年代初中期中央纠正和完善生育的努力被付诸东流。20年来,我曾不止一次地设想,如果不是那个貌似科学的东西多次从中作梗,产生于“洋跃进”背景下的“一胎化”可能连同“洋跃进”一起早就被纠正了。第三,采取毫不诚实的态度和以断章取义的方法公布介绍计算结果,隐瞒实情、混淆视听和欺骗国人,为当权者的“一胎化”作伪证。(详细情况我在《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生育高峰期的探索》和《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研究》四本书中的许多篇文章中都有揭露,本栏目粘贴的几篇文章中也有所提及,此处不再赘述)第四,1980年初春,那几个数学家刚刚从发达国家的同行那里学习用计算机预测人口的时候,其老师们都已经使用那些方法搞了数10年。西方发达国家也都面临这样那样的人口问题,譬如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们都为自己的老百姓不愿意生孩子发愁。我们那几位可爱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们怎么都没有想一想,他们的老师为什么那么愚蠢以至于没有想到给自己的政府建议制定一个强制要求其公民必须生3个以上孩子的人口政策?稍有点西方文化知识的人都不难知道,数百年来的科学家们大都是品德和道德情操高尚的大家,几乎没有那一位不同时属于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具有宽厚慈善的人文情愫。但以我们那位后来做到国家首席科学家为首的所谓“研究小组”,竟然为了实现“一胎化”和电脑计算的百年后中国3亿人口的目标,不惜剥夺10亿人口的生育权和忍心对千百万农民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他们距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相差何其远耳!第五,当“自然”和“社会”“合作”的“研究小组”分道扬镳的时候(其实满打满算这帮人能够坐在一起的时间也不超过两年),当历史早已经走过了当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制订者和宣传者所说的“一代人的政策”的时候,当几乎所有“研究小组”成员都耻于再回首往事时,当那些当年写了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合作”的文章把中国人送往“一胎化”生育的不归路而现在连自己都羞于提及那些“不朽的成果”的时候,当政府官员和学者都不愿意对已经实施了“一代人”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效果做任何实证分析和总结的时候,当我们诺大的人口和经济大国“发展”到已经根本无法准确统计出人口基本状况的时候,大约还是那帮在20年前因这种“科学研究”捞到好处的人,竟然在新的世纪里又组织了一个规模更大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3年前,当闻知这一“总理基金”的课题时,我在一次会议上讲,我们连一个可信的分年龄性别结构的中国大陆人口的数据都没有,那些学数学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和课题牵头人竟敢做“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据说,那个没有准确人口数据也竟然能做得出来的研究早就“进入了”“国家发展规划”。用科学的名义在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里大张旗鼓地推行了20多年却可以不再做检验,做假的事情可以长期地和连续性地做下去,以至于能把官做到国家领导人一级的位置上,科学和科学研究如何还能神圣得起来?

粘贴在本栏目的10多篇文章是在一个被冠以“科学研究和职业操守”的文件夹里发现的。这个文件夹是2003年8月份建立的。那时,我大约用了两年时间研究我国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问题,刚刚完成《20世纪的中国大陆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研究》一文的写作。根据我国人口的构成和妇女生育水平等方面的实际状况,我国人口大约还有20多年的增长过程。但是,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人口普查登记结果,中国大陆人口总量竟然比1999年年底少1600多万,甚至于比1998年年底少350万。我国究竟有多少人口?那不仅涉及我国许多方面的基本估计问题,而且直接表明这一紧匝在全体国民头上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实际效果问题。反对“一胎化”和研究生育政策曾经耗费了我20多年的精力,那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个阶段。我希望弄清楚自己的研究究竟有多大的价值。这是我那次研究的直接动因。可能那个长篇论文完成后,意犹未尽。或者,又感于“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浩大工程的开始,于是有了这十多篇文章的辑录。

其实,20多年来,我曾时不时地想写一本有关学风问题的文章或专著。清楚地记得,1987年有此想法时,正好《人民日报》发表了万里委员长在中国软科学会议的讲话,也论及到学风和宽松的研究环境等问题,于是乎真的要拉开架势动笔写作了。由于骤然转变的计划生育和人口研究形式,写作又被耽搁下来。后来,虽然也有过许多次的冲动,却终于都没有结果。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每当准备动笔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反而发现在这方面讲任何话都是多余的。无论是政府或者学界,谁不知道营造一个优良的学术氛围的重要性!哪位学人又能不懂得如何才能做个有道德的学者?但道理归道理,每个人要怎么去做,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缺少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在这方面讲什么都显得十分苍白。所以,我以为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呼唤市场化的改革,仍是最根本的任务。

本栏目的文章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粘贴出来了。按照通常的做法,准备再写个序言之类的短文贴上去。不想这其间随手翻阅一本书,竟然把思绪引走,一个多月里竟然再也没有心思把这篇文章做下去。另外,翻检已经粘贴的文章时,发现漏掉了一篇题为《每当国家有了困难,倒是最先由农民付出牺性》的文章。那是1987年给宋健于景元的一封信,曾和本栏目里给徐雪寒老的两封信放在《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的一个单元内公开发表过。现在仍旧和徐老的文章放在一起。《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和宽松的研究环境》是1987年为中国人口学会召开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讨论会” 写的长篇论文《关于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及其有关问题》的最后两个部分。当时的情绪正是前面说的要写有关学风问题的文章时候,突然发生了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批示国家科委用不正当的手段送交的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研究报告的事件。根据胡启立“收回成命,取消试点”的批示和我当时的估计,我们国家似乎又回到1980年以前的时代,因而不再有做研究的环境和条件,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研究也就没有必要再做下去了。记得当时的思想放得比较开,话语讲得也比较透彻。那篇文章实际是对1979年以来的人口研究所做的总结,其中所说“有关问题”主要是指宽松的研究环境和学术风气问题。文章完成后,似乎还有许多话如梗在喉,一口气又写了《评宋健于景元的人口测算》,一并提交会议。后一篇文章在第二年出版《人口问题的“热点”》时,听从编辑的建议改为《对宋健于景元人口测算的述评》。可能在前次辑录时嫌篇幅过于长,只摘录了前一篇文章的结尾两段。可是,那两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当时有关科学研究的环境和学风问题的看法,从这方面说,有兴趣的读者还是应该读那两篇文章的原文(因为在前面的第9、10和6三个栏目已经张贴,本栏目从略)。但是,对于时间不是很充分的读者来说,只看一看人口发展战略那篇文章的最后两个部分就可以了。

                                  (2007-1-8)



[1] 本文是笔者为个人网站粘贴《科学研究和职业操守》一组文章时,所写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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